怀念耀邦

聂卫平:胡耀邦,他将多年积雪化为春水

发布时间:2023-11-20 16:23 作者:聂卫平 浏览:151次

“我深深地感到他就是那种“进亦忧,退亦忧”“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人,我对他的人格佩服得五体投地。”

▲ 耀邦叔叔生前(来源:聂卫平微博)

1989年的春节前夕,我正在上海比赛,这时接到胡耀邦的秘书从南宁打来的电话,约我去他那儿过春节。第四届擂台赛失利后,胡耀邦曾约过我,因去美国比赛没有成行,这次我是一定要去的。

谁知正要动身,宋世雄突然给我打来电话,说希望我能参加春节晚会。我说我从来没参加过,再说这种场合也不适合我。他说,不,他代表十二亿中国人希望我参加。我说宋老师,你说得这么重叫我怎么办呀?我只能参加了。我把这事告诉了胡耀邦,然后赶到北京。

我参加的这个节目和我们家有关。我家的小保姆得了血癌,我姐姐帮她治病,我们家还给她捐了钱。这事传出去后也得到社会的捐助。这次中央电视台把那个小保姆、我姐姐和我请到了直播现场,并由韦唯演唱了《爱的奉献》,当时场上场下哭成一片,非常感人。我也很激动,但忍住没有掉泪。

第二天大年初一,不知为什么全国飞机停飞,没办法,只能定初二的票,可南宁机场在修,不能降落,我只好先飞桂林,住了一晚,初三才坐火车赶到南宁。好在小孔已经带着孩子先去了,没有跟着折腾。

一见到耀邦叔叔,他就说春节晚会他看了,很感人,并叫我和他一起去参加广西军区为他举办的酒会。他说酒会本来早就要办,为了等我才推到现在。他的意思是酒会上那些军区领导肯定要向他敬酒,他本来喝得就很少,那时医生也不让他喝,我去了就可以帮他挡酒。我能喝酒耀邦叔叔是知道的,他还送过我很多好酒。在车上他对我说,你不仅是棋圣,还是酒仙,你今天一定能挡住他们。我果然不负耀邦叔叔的“重托”,顶住了那些司令政委们的“轮番轰炸”,没有倒下,无愧于“酒仙”的称号。

那段时间耀邦叔叔很少说话,我也不知道他想些什么,但我看得出来,他的情绪不太好。我总想找点什么事让他开心一下,非常巧,我在报上看到姜昆来南宁演出的消息,我就找到他,跟他说,姜昆,你不是个笑星吗?今天把你毕生的本事都拿出来,把耀邦的情绪提高起来。姜昆真不错,把耀邦叔叔说得哈哈大笑。我觉得姜昆底下说的笑话比台上说的相声更有意思。

在离开南宁前,耀邦叔叔和我郑重其事地谈了一次话。他说,我们两个是忘年之交,关系很不错。你现在是越来越忙了,我呢,今后可能会不做什么工作,越来越闲了。今后你不要再花很多时间来陪我了。他讲这话时我的眼泪都快出来了。

我对耀邦叔叔好并不是因为他是中央首长,其实我和他的来往在他不当总书记时比当总书记时多得多。他当总书记时我只有两次到北戴河和他一起度假,而他不当总书记后我跟他去了很多次,时间也长得多。谁知这次谈话竟成了我们的诀别,没过多久他就去世了,至今想起来仍令人感慨不已。这又使我想起和耀邦叔叔交往的另外几件事来。

1985年,在范曾的介绍下,我加入了民盟。当时任总书记的胡耀邦从《人民日报》上看到了这条消息,这才知道我不是共产党员。

他马上打电话把我叫了去,一见面就问我,你怎么不入党而入民盟呢?我说我以前写过入党申请书,可没人理我;而民盟对我非常热情主动。胡耀邦没再说什么。回去后,我很快就入了党。按照党章的规定,加入民盟的同时也可以加入共产党。

还有一年财政部和国家体委联合发了一个文件,把运动员的伙食标准分为一、二、三级,我们围棋队被降到最低一级。在他们看来下围棋体力消耗最小。其实他们不懂。上海科研所做过调查,一场围棋比赛一般需要七八个小时,所消耗的能量比踢一场足球大得多,所以围棋运动员要吃得很好才行。他们那个标准不知根据什么制定的。

在一次中央电视台的直播节目中,记者问我,你最讨厌的人是谁?我毫不犹豫地说,我最讨厌的是那些不懂装懂瞎指挥的领导。记者又问你能举个例子吗?我说可以,就把财政部和国家体委联合发的那个文件说了。我为什么敢那么说呢?因为我问过胡耀邦,他说乱弹琴!谁降你们的伙食标准,就先降他们的。后经我们的抵制,伙食标准才没有降下来。

我是全国政协常委,在一次政协会上,我提出在全国中小学开设围棋课的议案。这其实是陈老总的遗愿。陈老总生前不止一次跟我讲过,中国有四大文化遗产,琴、棋、书、画。琴,小学有音乐课。书,有大字课。画,有美术课。就棋没有,小学应该有这么个棋课。为此事我专门找过胡耀邦。他说你的建议非常非常好,中国早晚有一天要实现,但现在条件还不成熟。比如贵州,有二十万小学老师参加考核,但大部分是民办教师,根本谈不上普及围棋课,你先得普及师资,这才是最重要的。耀邦的这番话给我的印象极深,也使我知道贵州很穷。

还有一件事使我对胡耀邦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被称为中国足球史上最惨痛的“五一九”那天,正是个星期日,下午三点我去人民大会堂和邓小平打桥牌,同时参加的还有胡耀邦、万里、王大明、王汉斌、丁关根等人。我和胡耀邦搭档,在发牌过程中,胡耀邦忽然很随便地问我,你对今天晚上的足球有什么看法?我也很直率地回答说,晚上的足球没有什么实际意义,我们比香港水平高得多,而且是打平就可以出线,我估计最少赢两个球。

胡耀邦一听警觉起来,又追问了我一句,有你这样想法的人在体委有多少?我不假思索地说,我估计所有的体委负责同志都是这种想法。胡耀邦连声说,不行,这样不行!他放下牌,把秘书叫来,让他马上给当时的体委负责人打电话,说这场球不见得肯定能赢,要做好输球的准备,特别要防止群众闹事,并要她和北京市公安局联系。秘书全都用笔记了下来。

我当时就在旁边,耳闻目睹,心里却很不以为然。我想你不是总讲实事求是、外行不能领导内行吗?你今天可就有点外行了,这球还能输吗?你怎么能让人做这种准备?当然我没敢说出来。

晚饭后,胡耀邦提议不打了,回去看球。大家也都很关心这场球,特别是邓老爷子也是个足球迷,于是就散了。

回到围棋队,我就打开电视机,等裁判结束的哨音一响,我马上想到胡耀邦是高,在全国大多数人的脑袋都在发热时,他却保持着高度的冷静。当时我还没想到真的会闹事,可事实证明当天晚上就有群众上街闹事,还放火烧了汽车。

事后胡耀邦跟我说,他的秘书打电话告诉李梦华后,李梦华马上让秘书给几位副主任打了电话,传达了总书记的指示。只是不知哪个环节出了疏忽,并没有和北京市公安局联系,结果事件发生后,由于事先安排的警力不够,搞得非常被动。

这件事使我对胡耀邦更加敬佩了,他不仅预测到在那种过热的情况下有可能输球,而且看到由于当时物价上涨等原因,社会产生了不安定因素,很有可能会有人借着输球发泄心中的不满情绪。果然这些都被他不幸言中。他不愧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有着超越一般人的思维和胆识。

“五一九”之后,曾雪麟(时任国足主教练——编者注)讲过,他当时心理压力非常大,打平了都无法答谢国人,非得大胜不可,还要打得好看才行。我想,如果当时国家体委能够把胡耀邦的指示及时传达给教练组,传达给曾雪麟(从时间上讲是完全可以的,胡耀邦是下午讲的),给他们降降温,卸下包袱,那么比赛的结果会是另外一种情况了。

由于我经常和胡耀邦接触,胡耀邦对国家体委的好多指示是由我转达过去的;另外有人为了向中央反映情况也来找我,必要时我也如实转达。我起的作用不过如此。可是有位记者在《兵败汉城》一文中说,一个围棋国手和中央领导人打桥牌时说了什么,结果把女篮主教练给弄了下来。文章没有直接点名,但显然指的是我。这是不属实的。

胡耀邦多次批评过国家女篮,说女篮基本功不行,教练有问题,要多练基本功。说了很多次后没有效果,特别是输给韩国好几十分后,耀邦说要换教练,但没说要撤职。这话确实是我转达给体委的,总书记托我,我不能不转达,并不是我向胡耀邦说了什么“坏话”,致使胡耀邦做出这个指示的。

我是一有机会就尽量沟通中央领导和运动员的关系。我曾带华以刚和邓小平打桥牌,并让他替我向老爷子敬酒。我也向邓小平推荐刘小光,所以邓小平专门请他吃饭。

还有一次我去西安参加被授予体育十佳的活动,第二天中午我和郎平、韩健坐一架班机返京。因为事先已经和胡耀邦约好去他那里打牌,他们就派了一辆车来接我,正好也把郎平和韩健拉上。既然一起到了中南海,他们也希望能见见中央领导。我就和胡耀邦联系,说他们也是最佳运动员,为国争过光,能不能接见一下。当时万里也在,他们愉快地接见了郎平和韩健,并表扬了他们一番。

1986年12月31日,我又去人民大会堂打牌,当时有邓小平、胡耀邦、万里和邓朴方。吃饭的时候,大家一起闲聊,很热乎,这时邓朴方突然对胡耀邦说:“耀邦叔叔,什么事情都不重要,只有身体是最重要的,要多保重身体。”胡耀邦回答说:“我没什么,我这个人乐观得很,身体没有问题。”我当时很奇怪,他们怎么突然冒出这么两句话来,但也没多想。

两天之后,我和曹大元等人去哈尔滨参加一个活动,晚上出席了一个宴会,黑龙江省的很多领导也参加了。在宴会进行中突然从广播中收听到胡耀邦辞职的消息,我当时就愣在那儿了。这时我想起两天前邓朴方和胡耀邦的谈话,估计他们可能是已经知道了,但我从表面上一点也没看出来。当时黑龙江省一些领导立刻就表态,紧跟中央,并对胡耀邦说了些不负责任的话。我听后说,你们对胡耀邦了解得不够深刻,我不赞成。我认为胡耀邦即使犯了错误,也是枝节的,他的主流是好的。当时就我一个人替胡耀邦说话,事实证明我讲的是对的。

在和耀邦长期接触中,我深深地感到他就是那种“进亦忧,退亦忧”“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人,我对他的人格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去世后,有一部分骨灰埋在江西的共青城。我每次去江西,都要到他的墓地去看看,给他送个花圈,以寄托我对他不尽的哀思。

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胡耀邦的这组数据,将永远被历史记住:

1978年改正45万名“右派”,为其中失去公职的27万人恢复公职,重新安排工作或安置生活。同时,对划为“中右分子”和“反社会主义分子”的31.5万人及其亲属也落实了政策。

为“土改”以来的“四类分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一律摘掉帽子,其子女不再视为地、富、反、坏家庭出身。这意味着全国数千万公民以及他们的上亿亲属不再贬为“贱民”,打入另册。仅在农村,就有440多万人被摘掉地主、富农帽子。

为全国71万名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等恢复“劳动者”身份,不再视为资产阶级工商业者。

为资本家发还被查抄的存款,恢复并补发被减扣的高薪,归还被占用的私房,原工商业者在政治上与干部、工人一视同仁。

为40万国民党起义人员、投诚人员落实政策,宽大释放国民党县团以下党政军特人员,为去台人员大陆家属落实政策。

为“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昭雪,为乌兰夫、“内人党”等“地方民族主义分子”摘帽,为藏族领袖崔科·顿珠才仁、桑颇·才旺仁增、江措林·土登格桑、邦达多吉等平反,宽大处理1959年西藏“参叛”人员,恢复公民权,政治上不受歧视。

对“文革”中以“反革命罪”判处死刑的10402人,以及因其他重案被处死的人组织复查,发现冤杀错杀情况相当严重,予以纠正、改判和平反。

据不完全统计,从1978年至1982年底,全国共平反了300多万名干部的冤假错案,47万多名共产党员恢复了党籍,数以千万计无辜受株连的干部和群众得到了解脱。

如此大规模的拨乱反正和平反冤假错案,与社会各界实现历史性的和解,把江山社稷的社会基础几乎重新打造了一遍。这种声势,这种气氛,像春天解冻一样,把建国以来积累起来的冰雪化为春水。

在这些令人惊讶的数字中,有人质疑胡耀邦改正得太多。对此,胡耀邦当即反问道:当初抓的时候,为什么不嫌太多?

正是胡耀邦的这种道德、勇气和历史担当,在短短的几年之间,才有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这是一项走向文明的壮举,这是人性回归善良的开端,这是开启人人可以自由呼吸、扬眉吐气的日子。

来源:近现代史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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