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平：胡耀邦的富民思想

11月20日是胡耀邦诞辰108周年，谨以本文纪念敬爱的耀邦同志。

一、

富民思想是胡耀邦经济思想的核心内容。耀邦同志在《保护和大力发展农村商品经济》（《胡耀邦文选》第530页）一文中，第一次明确提出富民思想这个重要的经济思想。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耀邦同志在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审议《中共中央关于一九八四年农村工作的通知》时，有一个讲话，在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辑出版《胡耀邦文选》时，这个讲话被标以《保护和大力发展农村商品经济》的题目。耀邦同志说：我国农业生产连年丰收，前景还是方兴未艾，说明我们的政策对头了，路子走对了。只要按照这个路子走下去，农业形势不仅八十年代好，九十年代也会好。农业起色很大，但是对农村面貌的改变不能估计过高。总的来说还是刚刚解决一个温饱问题，农村的落后面貌还没有扭转。就粮食来讲，也没有过关。全党要重视农业，把农业看成是一个很大的课题，不要忘记这个课题，不能有丝毫放松。

耀邦同志在讲话中还指出：今年初，邓小平同志讲，衡量是非最主要的标准是看人民是不是富起来了。管子讲“治国之道，必先富民”，后来司马迁的《史记》把这句话改为“治国之道，富民为始”。这个战略思想是对的。

1983年底、1984年初，耀邦同志视察四川、贵州，在穷乡僻壤的贵州，耀邦同志再次明确提出富民政策的思想。中国西部广大的山区、荒原区和偏远地区，有不少十分贫困的县、乡，几千万农民终年处于饥寒境地。耀邦同志着重考察这些地方，几次在中央汇报贫困地区的实际情况，提出了“老少边穷”的概念。他不避讳社会主义优越性的问题，认为必须严肃正视几千万人民处于贫困境地的现实，研究制订相应的政策措施。

“治国之道，必先富民”。这是改革开放的目的，也是耀邦同志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耀邦同志突破旧经济模式的束缚，主张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都要以富民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最终目的就是要实现人民富裕和国家富强。

二、

1983年12月30日，耀邦同志从四川南部的泸州过长江，沿着纳溪到大方很少有人走的山区公路，向贵州西北部高寒的乌蒙山区进发，一定要亲自到毕节去看望贫困山民。当时天寒地冻，冬季的贵州山区，要么毛毛雨在公路上结冰，形成一层“桐油凌”，要么大雪封山，汽车很难前行。中央办公厅要他坐直升飞机，他执意不肯；坐火车，他也不肯，说那样就看不到沿途的“干人”了。

“干人”，是贵州土话，意思是，干巴巴一贫如洗的穷人。1935年中央红军入贵州，最流行的民谣就是“红军到，干人笑”，说的就是一贫如洗的穷人欢迎红军的到来。耀邦同志当年长征路过贵州，深知贵州人民之苦。王震多次对他讲：毕节太穷、太落后了，他一直惦记在心，所以这次特意要坐汽车走毕节。他深情地说：“交朋友莫忘交穷朋友，走亲戚莫忘走穷亲戚。”

12月31日，前往贵州毕节途中，车队冒风顶雨。快到雪山关时，车轮套上铁链，沿着盘山公路缓缓前行。山上风雨交加，气候恶劣，行至雪山关前，耀邦同志发着高烧，抱病指示随行的胡启立、倪志福，团中央书记刘延东，全国妇联书记处第一书记张帼英，不要省地县同志陪同，四人分为两组，就近访问几家农户，了解农民的温饱。不久，胡启立等冒着风雨回来汇报。访问的几家农户有粮食、有腊肉、有火烤，衣被还可以。据这几家人讲，川黔边农民的温饱基本能解决。耀邦同志说：很好嘛，高寒山区农民吃得饱、有火烤，我就放心了！看来，联产承包责任制是解决农民温饱问题的好办法哟，是行之有效的呀！

1984年元旦，耀邦同志又抱病乘车从毕节到贵阳。路过大方县老鹰岩地段，路面封冻，老百姓形容那路“凌得像玻璃板亮晶晶。”最滑地段要靠铺碎石，车子才能艰难地开过去。

三、

1月4日、5日两天，耀邦同志在花溪碧云窝宾馆与贵州省委负责同志座谈，云南安平生、四川杨汝岱、重庆廖伯康以及昆明军区张铚秀等也参加座谈。4日早晨，朱厚泽、王朝文、苏钢、张玉环等同志也赶到花溪碧云窝宾馆参加座谈。耀邦同志仔细地看地图，边看边问话。池必卿同志在座，他先期陪耀邦同志从毕节一路过来。

耀邦同志在讲话中强调：小平讲判断一切工作对不对，标准是使人民富起来。治国之道富民始，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我们共产党就不懂这道理？不解决这问题，有些争论就没完没了。

要算大帐，解决几个大问题。这几年中央就解决几项大政策，责任制，现在抓专业户，是和责任制同样重要的大政策，专业户不要理解窄了。专业户发展起来，就避免大起大落了。人类三次大分工，专业户是社会进步。这也是衡量总目标思想明确不明确。

1月5日，继续座谈。耀邦同志讲话指出：关心人民生活这个观念，始终不要放松。至少有三件事情注意下：第一，一定不要加重群众负担。下面的摊派，特别你们西南群众并不富裕，基层、县、社队随便搞苛捐杂税，查出来一个，要批评一个。第二条，每年老百姓有收入，想买什么东西就让他买什么东西，基层社搞什么爱国储蓄，还是几年前老口号。要刺激消费。现在存款达到1100亿了，而许多东西卖不出去，布积压51亿米。不要过分提倡节衣缩食，不符合“没有消费就没有生产”马克思的话。第三，昨天我看了三户家庭，老百姓说现在好了，比过去强十倍。我为什么从毕节过，因为那里最穷，我看衣着不错了。王震同志同我说过，贵州穷得不像话，我估计家里空空的，床也没有好多，昨天看了三家，有一家中上，一家中等，一家偏下的。贵阳虽然生活比较好，总有一部分人家里没有设备。南方冬天没有棉衣，夏天没有帐子。困难户，一个棉絮，一个帐子，仓里压那么多，棉花压三十五万担，前年二十万担。南方人没有被子，我们家乡农民八斤重、十斤重，十二斤的。北方的被子没有用三斤的，请你们考虑考虑这个问题。你棉花放仓库，还要保管费，还要利息，我分年给农村赊销一部分布，一部分棉絮，还有帐子，农民把有限的钱买生产资料，缓两年，今天三十五周年，分两年还，在秋收以后，估计有0.5%、1%的还不了，要有这种精神准备，不会太多，1%怕什么（农村信贷7%收不回）肯定农村有的先盖房子，先买化肥，帐子、棉絮又不压库，又不交利息，农民高兴，绝大部分会还，可以刺激生产。

当汇报到不发达地区问题时，耀邦同志说：

现在要把不发达地区开发问题提到全国战略地位。72%土地，52%人口，产值只占34%。中国为什么不发达，是因为一半地区不发达。世界各国都要把不发达提到议事日程，美国对西部开发，日本对北海道，苏联对西伯利亚。他对全国制约作用很大。

1月7日下午，耀邦同志在贵州省干部大会上讲话，对贵州的发展做出了重要指示。“贵州省人均倒数第一，是全国最末一位。所以，贵州还没有最后摆脱干人的地位。”耀邦同志在具体分析贵州的优、劣势之后，鼓励大家要看到贵州远景，从现在起下决心开创贵州的新局面。

围绕如何开创新局面，耀邦同志提出六条基本要求。其中第四条是：一切有利于促进人民勤劳致富的措施都要敢于探索，敢于试验，成功的要积极推广。“治国之道，富民为始”，在对这一条做详细阐述时，耀邦同志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富民政策”，提出“党的一切政策归根到底都是富民政策”的观点。他说：

一切有利于促进人民劳动致富的措施、办法，都要敢于探索，敢于实践。去年一月份，小平同志找我们几个人谈话，小平同志提出，是否使人民更快地富起来，是评论我们一切工作做得对与不对的标准。我们共产党是干什么的？是领导人民翻身求解放的。第一步是求解放，第二步是富裕起来，这是我们共产党人的根本立场和观念。人民富了，我们国家的许多事情就好办了。把我们解放以来所有的政策归结为一句话，就叫富民政策。

有些同志总把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对立起来，这是不对的，从根本上说，国家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共产党人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为人民谋利益。损害人民的利益是同共产党的根本目标相违背的。当然，要通过劳动致富，发展生产致富，而不是损害他人和整体的利益。共产党历来是嫌富爱贫，杀富济贫，这在取得政权以前可以，搞经济建设不能这样办。

我们党章规定了一条，共产党人任何时候不能脱离群众，要为人民谋利益。损害人民利益，是同共产党的根本宗旨相违背的。违背人民利益，损害人民利益，是犯了党法最大的一条。

如何看待富民的问题，耀邦同志指出：历史的经验很值得注意。春秋末期，封建地主阶级上升的时候，有个管子，山东人，就讲“治国之道，必先富民”。后来，司马迁在《史记》上又说，“治国之道，富民为始"。当然，历来讲“富民”，各有自己的具体历史内容，但是富民才能富国这条道理，是有普遍性的。难道封建阶级一些人物都懂的道理，我们反而不懂?毛主席过去很懂，他在延安时就尖锐批评过“竭泽而渔”的政策，后来他又批评斯大林“竭泽而渔”。他还经常教导我们的党员不要脱离人民，不要损害人民利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就是他亲自制订的。

为什么耀邦同志在贵州第一次公开明确提出富民政策？关心农村的贫困问题，关怀老少边穷地区的发展问题，是耀邦同志担任中央领导人期间工作的一大特点。耀邦同志提出富民政策，首先是针对广大农村和老少边穷地区。

时任贵州省委领导的朱厚泽事后曾回忆说，那次视察，耀邦同志响亮地提出：什么是我们的总政策？在夺取全国政权以后，我们党的全部政策，可以简单地归结为一句话，就叫“富民政策”。国家要富强，首先人民要富裕。能否尽快地使人民富裕起来？这是党内评论是非的一条重要标准，是检查各地区、各部门工作对与不对、做得好与不好的最重要的一条标准。

1984年1月15日，《贵州日报》整版报道了中共贵州省委召开的全省电话会议，会议由省委书记池必卿同志主持并讲话，朱厚泽同志传达了省委的部署和要求。会议强调要执行耀邦同志提出的富民政策，并全心全意使贵州人民群众尽快富裕起来。

3月29日,《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我们的政策是富民政策》明确表达了要毫不动摇地贯彻执行富民政策的观点。文章指出：旗帜鲜明地实行富民政策，是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全部工作的突出特点。富民政策，合国情、顺民意，是真正的富国之路。在今后长远的岁月里，我们党在这条康庄大道上只会走得更加坚定、更加有力，决不会动摇，更不会倒退。我们对此应当有清醒的认识，坚决克服一切不正确的观念，使自己的思想统一到党中央的这一基本政策上来。

四、

耀邦同志在《保护和大力发展农村商品经济》和1984年1月初在贵州的多次谈话中提出来几个重要的思想观点。

1、为了保持和发展农村改革的势头，耀邦同志明确提出发展商品经济的战略思想。

耀邦同志在讲话中说：我们要把农民的收入分成两个部分：一个叫自给部分，一个叫商品部分。我们必须解决一个问题，就是我国的自然经济要转到商品经济上来。他说：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商品，要大力帮助农民发展商品经济。如果我们做党的工作、做经济工作、做财经工作的同志，没有帮助、扶持农民大力发展商品经济的概念，农民就富不起来。这就是新事物，这就是新问题。三年以前，农民的温饱问题还没有解决，我们不可能提出大力发展商品经济这个口号，现在应该响亮地把这个口号提出来。要向我们的同志灌输这个指导思想。

1984年1月1日 ，《中共中央关于一九八四年农村工作的通知》根据中央书记处会议的讨论和耀邦同志的讲话，又作了进一步修改：“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普遍实行，带来了生产力的解放和商品生产的发展。由自给半自给经济向较大规模商品生产发展，是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农村经济不可逾越的必然过程。只有发展商品生产，才能进一步促进社会分工，把生产力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才能使我们的干部学会利用商品货币关系，利用价值规律，为计划经济服务，才能加速实现我国社会主义农业的现代化。”经耀邦同志最后审定，《通知》作为“中发（一九八四）第一号”文件下发，是为第三个“一号文件”。

商品经济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必经阶段这个重要思想，后来为《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奠定了理论基础。

2、要发展商品经济，必须发展多种经营、发展专业户

耀邦同志在书记处会议讲话中开宗明义指出：农业责任制五年见了效，还要坚持下去的话，发展专业户、发展小城镇是继农业责任制之后的又一个大政策，是农业持续发展的又一个大政策，是生产力的又一个大解放。耀邦同志说，不能把眼光只放在十八亿或者二十亿亩土地上，只把眼光放在粮食上。必须要逐渐从耕地的狭小范围内一步一步地、积极地冲出来，离土不离乡。冲出来从事什么事业呢？耀邦同志强调说，第一是各种各样的养殖业，第二是开发业，第三是山林业，第四是加工业，特别是饲料工业、食品工业，第五是运输业，第六是服务业，第七是建筑业，第八是采矿业。门路不是一项二项，要一步一步地做到本世纪末或者下世纪初从事种植业的人达到三亿左右，占百分之三十的样子。耀邦同志指出：要保护专业户，支持专业户，发展专业户。这是我们根据新形势制定的新政策、新方针，即使在实际工作中出了一些毛病，也不要紧，纠正它就是了。但是这个方向不能动摇，动摇就办不成事。当然，保护和发展农村专业户，不能只满足于停留在现有水平上，要不断地完善我们的政策，依靠政策的威力，使专业户不断发展，不断提高。要认识到，农业的分工愈发展，农民的富裕就愈快，商品经济的发展就愈快。

耀邦同志1984年初在贵州视察时说：“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不改变‘全体农民搞饭吃’的局面，农民是富裕不起来的，国家也是富强不了的。必须以重点户、专业户带动农村商品生产的发展。农村重点户、专业户是当前农村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是广大农民共同富裕起来的先行者，我们必须敢于肯定、保护和支持。”关于社会分工，说到专业户的问题上时，耀邦同志强调：“我们对于专业户这个概念的理解，应该更开阔一些。不仅有种植专业户，养殖专业户，还要有加工专业户、储存专业户、运输专业户、销售专业户，等等……从生产到流通，交换、消费的全过程，都应当有专业户，都会有专业户出现，我们的认识必须走在前头。”在这里，实际上耀邦同志是在发展专业户的概念下提出了全面发展民营经济的想法，这种认识在当时是走在前头的。

2009年，当年陪同耀邦同志考察贵州并亲耳聆听了耀邦同志讲话的贵州省委书记朱厚泽说，胡耀邦富民政策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发展农村专业户。他认为，在当时条件下，农村专业户就是农村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是广大农民共同富裕起来的先行者。必须敢于肯定、敢于保护、敢于扶持。这是继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我党又一个重大突破。扶持方法不当的要改进，但方向不能动摇。不要老是坚持过去那种嫌富爱贫的思想，老害“红眼病”。

朱厚泽说，胡耀邦所说的农村专业户，不只是种植业的专业户、养殖业的专业户，不限于农业范畴，他特别指出，要在经济运行的全过程中发展专业户，发展运输专业户、发展销售专业户、发展储存专业户。实际上是在发展专业户的概念下，全面发展商品经济，民营经济，这些都是很重要的思想他在当时都提了出来。他同时指出，国有垄断市场的情况必须改变，再也不能继续下去，流通领域决不允许搞独家经营，而应当全民、集体、个体一起上。

朱厚泽2008年在一个座谈会上还讲过：胡耀邦在贵州讲话里面还说，要发展专业户，是我党继农村承包责任制之后的又一大政策。耀邦所讲的发展专业户，不仅要发展种植、养殖专业户，而且要在发展经济发展的全过程，发展交通运输、储存、加工、流通等领域的专业户。这实际上是在发展专业户的说法下，全面发展民营经济的宣言书，当时都提了出来。

（注：截至2016年3月底，个体户从1978年的14万户发展到接近5503.4万户，私营企业从1978年的数量极少发展到1991.5万户。非公有制经济就业人数2.87亿人，

2014年国有企业就业人数约为2000万人。目前全国非公有制经济每年贡献70%的GDP，70%的税收，80%的出口，90%的就业。中国人均GDP也从1977年的183美元增长到2014年的8400美元。

工商总局：全国个体工商户突破5500万户

中央政府门户网站 2016-05-12 16:55 来源：新华社

新华社济南5月12日电（记者 周科）国家工商总局副局长王江平11日在山东省菏泽市说，我国个体工商户已突破5500万户，私营企业达1990余万户，从业人员近3亿人。

王江平在中国个体劳动者协会第四届理事会第五次会议上致辞时说，自商事制度改革以来，全国每天新登记企业1万多户。截至今年3月底，全国个体工商户接近5503.4万户，私营企业1991.5万户，农民专业合作社159.7万户，个私从业人员达2.87亿人。

王江平说，如此众多且不断增长的市场主体，在稳定增长、促进创新、增加就业、改善民生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3、大力发展疏通流通渠道，就是发展商品市场，是对市场经济的重要认识。

耀邦同志在书记处讲话中指出：为了保护和大力发展农村商品经济，要通过三个环节：第一个环节是保护和发展专业户，第二个环节是大力疏通流通渠道，国家集体个人一起上，天上地上水上一起来。产品是靠流通变成商品的，如果取消了流通环节，或者流通环节不灵，商品流通不了，产品就叫非商品。所以商品和流通是姊妹关系，是一对双胞胎。要发展商品经济，就必须重视疏通流通渠道。（这实际上是强调市场的作用，没有市场，生产的产品就变不成商品。）

4、正确认识生产和消费的关系，提倡适当消费，促进生产

耀邦同志认为：第三个环节是帮助农民正确解决生产和消费的关系。储蓄要适当提倡，但是不能提倡得过分，过分了对发展生产不利。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生产同消费是相互促进的，过分地压缩消费，对发展生产不利。

耀邦同志在贵州考察时指出：基层搞什么爱国储蓄，还是几年前老口号。要刺激消费。现在存款达到1100亿了，而许多东西卖不出去，布积压51亿米。不要过分提倡节衣缩食，不符合“没有消费就没有生产”的马克思的话。

5、三个有利于是判断是非的标准

耀邦同志在1983年1月20日《四化建设和改革问题》讲话中明确指出：总之，要以是否有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否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是否有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和人民的富裕幸福，作为衡量我们各项改革对或不对的标志。（见《胡耀邦文选》第477页）

三个有利于标准是粉碎“四人帮”后一代中央领导的共识，他们认为迅速提高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是他们这一代共产党人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邓小平有这个说法，万里也有这个说法，耀邦同志多次谈到这个问题。三个有利于实际上就是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的实践标准，是判断是非的唯一标准。

1980年5月28日，《西藏日报》报道：耀邦同志与万里等中央代表团同志，几天来通过汇报会、座谈会和个别交谈等多种形式，广泛听取意见，调查研究，与自治区各级领导干部共同商讨贯彻落实党中央对西藏工作的指示，研究制订使西藏人民比较快地富裕起来的具体政策和措施。他们在听取汇报时说：要使西藏尽快兴旺发达、繁荣富裕起来，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地制订出符合西藏实际情况的各项政策和措施。西藏一切工作的着眼点和出发点，都要有利于经济的发展，有利于人民生活的提高。要使农牧民有个休养生息的时间，才能更快地改变面貌。

1983年1月12日，邓小平与胡耀邦等人谈话。同年12月22日上午，在中央书记处讨论《中共中央关于一九八四年农村工作的通知》时，耀邦同志讲：今年初，小平同志讲，衡量是非最主要的标准是看人民是不是富起来了。后来我们整理记录的时候修改了一下，改成“要以是否有助于人民生活的改善，是否有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作为衡量我们各项工作对或不对的标准”。修改后的说法小平同志也同意。

《邓小平年谱》1983年1月12日条记述，邓小平在谈到如何看待目前出现的一些新事物时说：农村、城市都要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勤劳致富是正当的。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是大家都拥护的新办法，新办法比老办法好。农业搞承包大户我赞成，现在放得还不够。总之，各项工作都要有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都要以是否有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是否有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作为衡量做得对或不对的标准。

1983年2月23日，耀邦同志出席湖北领导干部会议并讲话。他说：所有的领导干部都要注意想大事、干实事。全党全国的大事中最主要的，就是实现十二大提出的奋斗纲领。他说：想大事、抓大事，要有个总的指导思想。是否有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否有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是否有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要以此作为衡量我们各项工作对或不对的标准。所以，有利于国家和人民兴旺发达的事，我们就干；不利的，我们就改过来。

关于三个有利于孰先孰后、孰轻孰重的判断问题，胡德平曾有两段文字说明耀邦同志的价值观态度：

他（耀邦同志）1983年就说了“三个有利于”，但非最早。他说，“要以是否有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否有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是否有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作为衡量我们各项改革对或不对的标志。”这是他的价值观。《论语》里，子贡问孔子如何为政，孔子说，“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又问，“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孔子说，“去兵。”我也开个玩笑吧，如问我父亲，“必不得已，三个有利于，只能保留两个，你保留什么？”胡耀邦的讲话中有，“国家富，人民富。”三个里面他取了这两个，如又让他在这两个里面选最重要的一个，他说过，“就是怎么让人民富起来。”这是子贡问政的一个现代版啊。（《父亲的一生很值》，发表于《南方人物周刊》2011年第14期。收入《改革放言录》）

《论语·颜渊》中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 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如果仿子贡问政，耀邦同志则是在问“三个有利于”必不得已而“留”，于斯三者何先?耀邦同志认为，国富、民富当先，“要注意教育我们的干部和党员，我们搞社会主义，脑子里一定要有两个富：国家富、人民富。……离开这一条，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若再不得已而“留”，又于斯二者何先?耀邦同志则毫不犹豫地回答：民富。（《胡耀邦的治国理念是富民为先》，发表于2011年5月26日《人民论坛政论双周刊（总第328期）》。收入《改革放言录》）

6、党在建国以后整个政策用一句话归纳，就是富民政策

     耀邦同志在中央书记处1983年12月22日讲话中首次指出：今年初，邓小平同志讲，衡量是非最主要的标准是看人民是不是富起来了。管子讲：“治国之道，必先富民”，后来司马迁的《史记》把这句话改为“治国之道，富民为始”。这个战略思想是对的。苏联为什么几十年富不起来？就是因为苏联领导层脑子里没有老百姓，光搞钢铁，扩充军备，争霸世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什么大得人心？根本之点就在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引导人民用智慧和劳动的双手富裕起来。国家强大了，就能立于不败之地。（见《胡耀邦文选》第532页）

  1984年3月29日，《人民日报》根据耀邦同志的讲话发表了评论员评论《我们的政策是富民政策》。评论指出：

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一个直接效果，就是一部分人（主要是农民）先富裕起来了。尽管这只是很少一部分人，多数人还只是生活有所改善，还谈不上富裕，但是他们也看到了逐步富裕的前景。这样的路线、方针、政策究竟对不对？符合不符合马克思主义？我们肯定地说，这是对的，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人民希望我们共产党干什么？第一是领导他们翻身求解放，第二是领导他们富裕起来。引导人民靠勤劳尽快地富裕起来，是我们共产党人的一个根本观念、根本立场，决不是什么“权宜之计”。我们决不能看到一些地方、一些人致富，就不舒服。我们是执政党，党的工作的结果如果不是使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得到不断的改善，党的领导就不是成功的，就不会得到人民的拥护。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有过多年的教训，耽误了很多时间。现在，人民谅解我们，给我们时间，我们不能一误再误，不能在这个根本观念、根本立场上再动摇，不能好了疮疤忘了疼，经济形势稍有好转又走回头路。

评论最后指出：

旗帜鲜明地实行富民政策，是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全部工作的突出特点。富民政策，合国情、顺民意，是真正的富国之路。在今后长远的岁月里，我们党在这条康庄大道上只会走得更加坚定、更加有力，决不会动摇，更不会倒退。我们对此应当有清醒的认识，坚决克服一切不正确的观念，使自己的思想统一到党中央的这一基本政策上来。

1984年4月11日，耀邦同志视察湖北，在武汉听取湖北省委的整党工作汇报。他说：

社会主义最根本的目的，就是要使物质极大地丰富起来，使国家和人民尽快地富裕起来。如果那个社会主义穷得要命，谁干社会主义？我们搞社会主义搞了几十年，在这个问题上并没有弄得很清楚。所以，我们想问题，不能总是抓些次要的东西，细微末节，扯过来，扯过去，犹豫过来，犹豫过去；总在那里顾虑，“这是不是修正主义呀！”“是不是右倾呀！”不去想根本问题，那怎么行呢？我们必须十分明确，搞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就是要使我们的国家和人民比较快地富强起来，富裕起来，兴旺发达起来，在这个问题上，要打通思想，要做好说服教育工作。他说：我们农业的着眼点，应该是放在使农民尽快地富裕起来，农民富裕了，我们的江山就稳定了，我们的经济工作就有了很好的基础了。

4月13日，耀邦同志在武昌会见湖北省和武汉地区党政军领导时指出：我们工作的着眼点，应放在尽快使农民富起来。农民富了，人民的江山就稳定了。不要怕富，富是波浪式前进的，不是两极分化。人民政府为人民，只有帮助人民找出生产门路的义务，没有限制群众搞生产的权利。

据于光远回忆：1984年6月30日，邓小平在会见第二次中日民间人士会议日方委员会代表团伊东正义等人时发表了很重要的谈话。谈话的一部分后来整理成《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这次谈话中邓小平讲：“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不是完全清醒的。”在这次谈话中，邓小平强调“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的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强调“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邓小平的谈话是对耀邦同志的富民思想投了赞成票。

7、推动《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的制定

耀邦同志的富民思想是他亲自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的宗旨和核心思想。1984年3月以后，耀邦同志的一部分精力贯注到制定经济体制改革决定上来。七、八月间，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开会。在耀邦同志的主持下，《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起草小组对提纲讨论了两次。耀邦同志对提纲不满意。他强调，这是个历史性文件，一定要写好，提出要写进发展多种经济成分。10月19日上午，耀邦同志出席中共中央召开的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负责人，无党派民主人士和其他知名人士座谈会。这个座谈会是为第二天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召开的。耀邦同志在会上说：更快更好地使国家和人民富起来，是中国共产党想事情、办事情的最核心的问题。

10月20日，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10月22日，《人民日报》在头版用大字标题报道了10月19日的座谈会：《胡耀邦谈党想事情、办事情的最核心问题 更快更好地使国家和人民富起来》。这个报道和耀邦同志的这个谈话，对经济体制改革决定作了最好的注脚：决定的实质就是让人民尽快富裕起来。耀邦同志1983年底、1984年初提出的富民政策，落实在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之中。经济体制改革决定强调了商品经济的不可逾越性，而发展商品经济的政策恰恰是富民政策的核心。

《决定》指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社会生产力，就是要使社会财富越来越多地涌现出来，不断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不能把贫穷当作社会主义。

8、特殊的过渡办法，就是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探索

耀邦同志在讲话中指出：列宁讲，小农国家搞社会主义，要经过一系列特殊的过渡办法。现在有些同志把这些“特殊的过渡办法”当作资本主义的东西，这是不行的。我主张要研究，要虚心一点，要把马克思主义研究透，懂得我们是落后的小农经济。衡量我们各项工作对或不对的最主要的标准，要看是否有利于人民生活的改善，是否有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

我们原来认为我们采取的办法，是列宁强调的特殊办法，后来发展认识到这是一个阶段问题。这为后来探索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打开了思想上的认识之门，寻找到改革开放的合法性基础（历史的合法性和马克思主义的合法性），从此我国已经进入共产主义大厦的说法就站不住脚了。

耀邦同志说：不要以为现在的党中央是在搞右倾。没有这回事，中央是想把事情办好。列宁讲，小农国家搞社会主义，要经过一系列特殊的过渡办法。现在有些同志把这些“特殊的过渡办法”当作资本主义的东西，这是不行的。我主张要研究，要虚心一点，要把马克思主义研究透，懂得我们是落后的小农经济。

耀邦同志认识到商品经济是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这也为他在即将开始的制定经济体制改革决定的工作铺垫了理论基础。经过一段时间的探索，耀邦同志把这个特殊的过渡办法称之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为摒弃长期的左的干扰、为我国步入长期和平发展，夯实了理论基础。

来源：胡耀邦史料信息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