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宝祥：胡耀邦因势利导大力反“左” ——兼叙从反“极右”到反“左”的历史进程

先从本人经历的事讲起。

1981年2月21日，是星期六，那时还是一周六天工作制，我下班回家后，约六点多钟，接到理论研究室主任吴江打来的电话。他说，（冯）文彬同志来电话，耀邦同志要我们为《人民日报》写一篇社论，题目是《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整顿党风》，着重讲清理“左”的思想。这篇文章就由你来写，要尽快写出来。我记得很清楚，那时，家里还没有电话，是在楼道里接的电话。

我原定星期日带孩子坐党校班车，进城逛街。那时，党校每逢星期日，都开班车送教职工和学员进城，十多辆大轿车，很壮观。我决定，还是按计划带孩子进城。我一边逛街，一边思考。

当时，我们对拨乱反正的形势有所了解，对“左”的问题也思考议论较多，所以，很快就动笔撰写。2月24日上午就写出了初稿，文稿题目是：《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搞好党风》。我将初稿送吴江审阅。吴作了一点修改，很快将稿退给我，促我尽快排清样，我即送印刷厂。26日，秘书陈维仁将文稿报送耀邦同志，并给耀邦身边的秘书梁金泉写了一张便条：

金泉同志：

此稿是耀邦同志布置让写的。他要亲自修改后给《人民日报》作社论用。动态组的同志提出，可否先在“动态”上登一下，时间可安排在三月五日（二月二十八日的已定稿）？另外，有的同志建议把题目改为《把学习的重点放到清理“左”的思想影响上来》？当否？请耀邦同志定。

维仁

2.26

陈写的这段话表明，胡耀邦在布置写作任务时就说，他要“亲自修改”。

耀邦同志在26日当天就审阅修改退回，可见他对这篇文稿的重视程度。他先用红铅笔修改了一次，后又用灰铅笔修改了一次。他的修改主要是将文稿原题《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搞好党风》，改为：《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清理“左”的思想》。在文章内容上，胡耀邦删去了一段比较尖锐的话，对有些提法改得缓和些。

这篇文稿从21日下达任务，到26日定稿，只用了短短的四五天时间，也说明胡耀邦和理论动态组的工作效率是比较高的。

 
胡耀邦修改定稿

《理论动态》第263期（1981年3月5日）刊登了这篇文章。

这篇文章强调，“左”的思想和错误，不只是突出地表现在经济方面，而且影响到各个方面，表现在各条战线的工作上，是全局性的问题。

文章引耀邦的话指出：二十多年来，“左”的思想和错误影响全党。由于经常在“左”的指导思想下工作和生活，一般说来，我们每个同志尤其是领导干部，“左”的东西只有多少之分，深浅之分，觉悟迟早之分，而没有有无之分。文章要求领导干部自觉清理“左”的思想。

文章说：中国革命主要是在克服了“左”的错误后才取得胜利的。我们的四个现代化建设，也只有在认真清理纠正了“左”的错误后，才能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

《人民日报》于1981年3月10日，在头版头条位置作为社论，发表了这篇文章，通栏大标题是。这是以《人民日报》社论的庄重形式，鲜明提出反“左”。

新华社全文转发了这篇社论。第二天，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报纸，都在第一版与《人民日报》相似的版面，转载这篇社论。

《人民日报》将《理论动态》的文章作为社论发表

粉碎“四人帮”以后，从反“极右”转变为反“左”，是一个艰难的认知过程，也是实践标准同“两个凡是”较量的一个焦点。

长期的“左”，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打着反右的旗号，不断反右。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反右倾保守，到反右派，反右倾，到反形“左”实右，到反极右。在不断的反右中，“左”也发展到极“左”。

1971年“9﹒13”林彪事件后，周恩来总理提出批判极“左”，遭到毛泽东的反对。他说，林彪不是“左”，是右，右到不能再右了，是极右。从此，反对极右，成为基调。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仍然坚持反对极右。1977年8月党的“十一大”认为，“四人帮”是“推行一条极右的修正主义路线”。“十一大”提出：要“大打一场深入揭批‘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及其在各方面表现的人民战争”。

拨乱反正，是拨右的乱，还是拨“左”的乱？这是一个关键问题。

邓小平在粉碎“四人帮”以后的各次谈话，不论是反对“两个凡是”，讲教育科学问题、知识分子问题，还是讲其他问题，都贯穿了反“左”的思想，实际上都是纠正“左”的错误，但他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不明提“左”。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作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著名讲话，后来实际上成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主题报告。在这个讲话中，他着重提出要解决思想僵化、半僵化的问题，但也没有明确点出“左”的问题。陈云等其他老一辈革命家，基本上也是这样。

直到1980年8月，邓小平在答意大利记者问的时候，才公开说毛泽东晚年有些不健康的思想，“主要是一些‘左’的思想”。（《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45页）这时，离粉碎“四人帮”已经快四年了。

胡耀邦对“左”的认识比较早。1977年7月15日，胡耀邦创办的《理论动态》第1期，就提出要反“左”。

1979年初，胡耀邦主持召开的理论工作务虚会，集中地突出地提出反“左”。

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许多同志发言中摆出大量事实指出，三大改造完成以后，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存在着一条“左”的路线。
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发言者评“左”，大多直指毛泽东的名字，而不像此前那样，往往把“左”归结为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这表明了拨乱反正的深入发展。

反“左”，胡耀邦主持召开的理论工作务虚会，是一个突破。

1980年12月，党中央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明确地提出反“左”。

在这个会上，陈云发言说：必须指出，开国以来经济建设方面的主要错误是“左”的错误。一九五七年以前一般情况比较好些，一九五八年以后“左”的错误就严重起来了。这是主体方面的错误。⑤

陈云明确指出：开国以来经济建设方面的错误是“左”而不是右；这种“左”的错误不是局部的而是主体方面的错误；“左”的错误付出的代价是重大的；实践上“左”的错误来源于“左”的指导思想。这些分析是精辟的。陈云的判断得到与会者的一致赞同。这次中央工作会议是反“左”的一个里程碑式的标志。

胡耀邦抓住这个机遇，大力推进反“左”。他在1981年1月29、30日，用两个半天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讲话。在这个讲话中，他着重讲了反“左”的问题。

胡耀邦的讲话旗帜鲜明，份量也很重。他说：中央下决心纠正（“左”）的时候，不少的同志，包括中央部门和地方有些同志，不坚决，有的同志甚至有抵触。所以，严肃地提出这个问题，严肃地指出这个问题，并且在全党大声疾呼，就是要动员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大家来克服经济工作中的“左”的思想，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起来监督这个事情。

胡耀邦的这篇讲话，经整理后，印发到全党，作为学习中央工作会议精神的辅导读物。

时至1981年初，着重提出反“左”，条件已经基本具备。胡耀邦抓住了贯彻中央工作会议精神的机遇，大力反“左”。

怎样来克服“左”的思想呢？必须大声疾呼。胡耀邦决定由《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就是撰写和发表那篇文章的背景。

以《人民日报》社论的形式提出清理“左”的思想，影响非同一般。《人民日报》的社论发表以后，北京和各地报刊组织发表了一系列剖析“左”的文章，形成了较浓的清“左”氛围，清“左”的势头很好。

 
各报转载《人民日报》社论

但是，有一些人的注意力还集中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他们主要的兴趣和精力在反右。有的人则是一贯搞“左”的一套，认为主要应当反右，对反“左”很抵触。他们对《人民日报》社论感到突然，难以接受。

有一位同志就到邓小平那里去议论这篇文章，实际是告状，指责这篇文章有严重的片面性，全篇只说防“左”，有二十几处，却一处反右也不讲。

邓小平为此召集有关人员谈话。

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向我们通报了有关情况。

4月7日下午，理论研究室副主任孟凡和我两人一起去人民日报社。我们到胡绩伟办公室后，他向我们讲了事情的大致经过。

3月26日，邓小平找了《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等几位同志谈这篇社论。邓小平认为“这篇社论没有大错”，作为领导思想来讲，“左”右都不好但重点克服“左”，但他也表示同意有“左”反“左”，有右反右的提法，并讲了为什么要反右的道理。他还提出，文章大的问题没有，但要弥补一下，不必再写社论，可以用文章形式。

胡绩伟告诉我们，胡乔木、邓力群要将邓小平的这个谈话作为通报往下发。他们还写了一段文字，批评《人民日报》的这篇社论，实际上是批评胡耀邦，同时冲淡反“左”。胡绩伟得知这个情况后，于4月4日给这两位同志写信，认为这样做不妥，并说，小平同志还有着重讲反“左”的谈话，要发小平同志的讲话，应当将这几次讲话一起发，才全面。胡绩伟明确提出，“要维护耀邦同志”（1980年底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已作了决定，建议即将召开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选举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主席）。那两位同志在胡绩伟的信上写了“完全同意”。这个通报才没有发出。胡绩伟还将这封信给我们看。信是打印的，信上有那两位同志写的答复和表态的话，“完全同意”四个字我的印象较深。当时我想，胡绩伟将问题挑明了，迫使对方不得不表态，这个办法好。

我反复思考，如果在文中加写了也要反右的内容，某些人是否就会自觉反“左”了。我想，他们还是会有话说的。

《人民日报》社论发表以后，耀邦同志要我们继续写反“左”的文章。

我观察清“左”的形势发展，发现思想障碍很多。一个主要的思想障碍就是，长期以来，人们认为“左”只是方法问题，右是立场问题。我就写了一篇《评“左”比右好》的文稿。

耀邦同志用了很大功夫修改这篇文稿。他加写了如下一大段，作为文章的第二段：

为了说清这个问题，我们先在这段引言中划清如下两个概念：第一，我们指的“左”和右，是指党内政治方针、政策上的指导思想偏向性的东西，而不是指具体工作中这样那样的一种小的偏差、缺点。因此不能拿“左”和右到处贴标签。第二，我们在本文讲的，主要是想解剖党内较长期占领导地位的思想偏向而不是指当前社会上的一种怀疑和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极错误思潮。党内指导思想同社会上的思潮必须适当加以区别，否则，谈不清问题。

这段话，有针对性地谈了耀邦对反倾向问题的看法。对文稿本身，他只作了几处文字修改。

胡耀邦修改的《评“左”比右好》一文

这篇文章发表在1981年4月15日出刊的《理论动态》第271期。此文进一步揭示了“左”的实质和危害性。

5月27日，《人民日报》将《评“左”比右好》一文作为本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发表。新华社全文转发，北京和各地的许多报纸转载。这篇文章进一步阐述了清“左”的问题，也弥补了前文的缺憾，体现了邓小平提出的“弥补一下”的要求。

胡耀邦倡导的清理“左”的思想的学习，对清除多年来“左”的影响是一次有力的推动。

清除长期存在的“左”，是十分艰巨的任务，也要作长期的努力。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指出，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这个谈话，总结了历史经验，是更有力的反“左”。时至今日，清除“左”的影响，仍然是摆在我们面前的艰巨任务。

2023年2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