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平：袁庚突发奇想，打开封闭国门——胡耀邦和袁庚传奇（之一）

本文为怀念袁庚逝世8周年和纪念蛇口工业区批准成立45周年而作。

新时期是从1976年10月6日拉开了序幕，1978年底的三中全会奏响了新时期改革开放的序曲。时代创造传奇，改革开放大时代洪流中的人们谱写着传奇的故事。传奇的抗战老兵袁庚开创了蛇口工业区和蛇口模式，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被国家评为改革先锋；时任总书记胡耀邦呵护改革传奇袁庚和蛇口特区，推动边缘革命推动中国的发展。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笔者曾随同友人一起拜访过蛇口创办初期的袁庚，在西苑那个僻静院落的灰楼里，几个向往深圳改革的青年人在袁庚的家中，与他畅谈蛇口和中国改革的未来。从此，蛇口在我心中成为改革的圣地，念兹在兹。

一、袁庚建言创办蛇口工业区

创办蛇口工业区是袁庚后半生事业的顶峰，蛇口是深圳特区的光辉代表。蛇口在建立工业区以前，只是广东宝安县的一个公社，蛇口工业区建立的地方，以前是一片荒滩，路面坑坑洼洼。深圳特区的前身也只是宝安县一块荒芜的地方。

1978年下半年，时任交通部外事局负责人的袁庚被派到香港，当时隶属于交通部的香港招商局，已经陷入困顿。袁庚用了两个月时间，作了充分的调查研究后，向交通部提交了一份报告《关于充分利用香港招商局问题的请示》，随后，袁庚被任命为交通部香港招商局常务副董事长，负责招商局全面工作。

10月9日，袁庚起草的《关于充分利用香港招商局问题的请示》上报中共中央、国务院，提出了“适应国际市场的特点，走出门去搞调查，做买卖”的对外开放建议，提出“冲破束缚、放手大干”的方案。仅仅3天后，10月12日，中央（华、叶、邓、李、汪）5位主要领导人全部圈阅同意，形成“立足港澳，依靠国内，面向海外，多种经营，工商结合，买卖结合”的方针。

10月23日，广东省向国务院上报了《关于宝安、珠海两县外贸基地和市政建设规划设想的报告》，提出要在三五年内把宝安地区建成具有相当水平的工农业相结合的出口商品生产基地，并成为吸引港澳游客的游览区，发展对外贸易，巩固祖国南大门。11月10日至12月中旬，中央工作会议在京召开。时任广东省委书记习仲勋在中南组做了题为《广东的建设如何大干快上》的工作汇报。他说：“希望中央能给广东更大的支持，同时多给地方处理问题的机动余地。如果中央允许我们吸收港澳、华侨资金，从香港引进一批先进设备和技术，购进电力、进口部分饲料，就可以一方面先把国营农场、畜牧场、淡水养殖场等武装起来，作为示范，培养人才，取得经验。凡是来料加工、补偿贸易等方面的经济业务，授权广东决断处理，以减少不必要的层次和手续。”

由于香港地价太高，工人工资不低，袁庚提出的方案落实起来困难很大，他萌生了在香港对面的宝安县建出口加工基地的想法，起初被纳入考虑的三个地点是宝安县东部的沙头角、大鹏以及西部的蛇口。

12月，香港招商局派出考察团调研，最后经过招商局决定，计划将工业区建在距离香港27海里的蛇口，因为这里靠近电网方便用电；同时港口条件优越，可以建设深水港；而且这里占用农田少，距蛇口镇较近，方便职工日常生活。

袁庚的想法得到了广东省委的支持。与此同时，1978年11月中旬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时期，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在会见外宾时表示，外商可以出资金、设备来华建厂，我们用产品偿还，还可以考虑合股经营工厂。12月15日，外贸部部长李强宣布，取消不许外商在中国投资的禁令。这对袁庚创办蛇口工业区的设想也是个有力支持。与此同时，广东省委同意交通部香港招商局在深圳蛇口投资建立工业区。

1979年1月6日，广东省、交通部联合向国务院报送《关于我驻香港商局在广东宝安建立工业区的报告》。报告说：先念副总理并国务院：为了贯彻党中央对交通部《关于充分利用香港招商局问题的请示》的批示：“立足港澳，依靠国内，面向海外，多种经营，工商结合，买卖结合”的方针，我驻香港招商局要求在广东宝安县邻近的香港沿海地带，建立一批与交通航运有关的工业企业。经我们共同研究，一致同意招商局在广东宝安境内邻近香港地区的地方建立工业区。这样既能利用国内较廉价的土地和劳动力，又便于利用国外的资金、先进技术和原材料，把两者现有的有利条件充分利用并结合起来，对实现我国交通航运现代化和促进宝安边防城市工业建设，以及对广东省的建设都将起到积极作用。”蛇口工业区的建设项目为：货箱（集装箱）制造厂、钢丝绳厂、玻璃纤维厂、拆船厂和氧气厂，共占地约300亩，产品以出口为主，计划1980年上半年建成投产。1月23日，广东省决定将宝安县改为深圳市，珠海县改为珠海市，成立两市市委。

据《李先念年谱》披露：直到1 月29 日，大年初二，李先念接到交通部长叶飞来信。叶飞在信中说：我去年12月出访欧洲3国结束后，在香港听取了招商局的工作汇报。他们的工作正在开展，局面已开始打开，正如你的批示所说，确实大有可为，大有希望。袁庚同志现已由香港回京度春节并汇报招商局工作情况，知道您对香港招商局工作很关心，希望您能抽出一个空，听取袁庚同志汇报并给予指示。我由香港回国经广州时，已与广东省商妥在广东宝安地区建立一个招商局的工业区，我部已和广东省革委会联名写了一个报告呈国务院，请您审核，若可行，望即批示，就可动手干了。交通部和广东省向李先念并国务院报送的《关于我驻香港招商局在广东宝安建立工业区的报告》，已经报送了20多天还没有音信，叶部长着急了。

1月31日上午，李先念、谷牧等领导人听取袁庚和交通部副部长彭德清的工作汇报，研究招商局在宝安建立工业区的问题，这不仅是涉及几平方公里土地的问题，而且是寻找改革开放突破口，牵动着沿海地区发展的大问题。李先念在谈话中说：现在就是要把香港有利条件（资金、技术）和国内的有利条件（土地、劳动力）结合起来，把香港外汇和国内外汇结合起来用，不仅要结合广东，而且要和福建、上海等连起来考虑。建工业区，可以给你们一块地，给个半岛（指蛇口以南的半岛面积达50平方公里，当场用红铅笔画出，但袁庚未敢要，只要了9平方公里）（1），要赚取外汇，要向国家纳税。交通部要同香港结合起来，搞好国内外的结合，把生意做大一些，可以创造外汇，要把远洋船队管理好，要为外贸服务。我想不给你们买船、建港，你们自己去解决，你们自己去奋斗。李先念还详细谈到利用外资的情况和经验。谈话结束后，李先念当场即在1月6日交通部和广东省送来的《 关于我驻香港招商局在广东宝安建立工业区的报告》 上批示：拟同意。请谷牧召集有关同志议一下，就照此办理。此后，蛇口工业区据此作为批准成立纪念日。（注：据蛇口工业区创办者之一和著名的蛇口模式研究者周为民指出：李先念说，把这个半岛给你吧，30多平方公里！袁庚只要了两三个平方公里的地方。）

2月2日上午，谷牧召集国家计委、建委、外贸部、人民银行、财政部、交通部等部委有关负责同志，研究落实李先念的批示和袁庚的报告问题。会上，袁庚对香港招商局107年的历史作了对比，指出我们曾错过了大好时机。袁庚感慨地说：目前香港中区地价之贵，仅次于东京银座，一平方英尺要1.5万元港币，郊区工业用地每平方英尺也要500元以上。加上银行利息高，劳动工资高，招商局要完成中央领导在《关于充分利用香港招商局问题的请示》上的批示所赋予的任务有不少困难。我们在反复分析和研究了香港的经济情况后，向有关方面作了汇报，并与广东省委交换了意见，认识到要充分利用广东省毗邻港澳的土地和劳力，利用香港及外国的资金、技术、图纸、资料、专利、全套设备，将两者结合起来。这样我们就同时有了内地和香港两方面的有利因素，排除了在香港办厂的不利因素，这是任何香港财团都不能和我们竞争的。

袁庚汇报说：土地、行政、企业主权全是国家的，广东省派行政管理人员。工厂的管理完全用香港的办法办，由招商局管理。产品从香港出口，偿还外债和外商投资；劳动力由广东省解决。工人工资，原则上参照香港，照顾国内，不超过200元人民币。这个工业区的建成，不用财政部、银行一个钱，要求财政部免税10—15年，以后全部交给国家。我们第一期上马的有拆船厂、钢丝绳厂、集装箱厂、油漆厂、无线电导航仪装配厂及玻璃钢厂等。目前用地300亩，在960万平方公里国土上，这是微不足道的。

会议当天，谷牧致信李先念，报告召集会议情况。3日，李先念批示：拟可照办。之后，广东省革委会在招商局蛇口工业区的土地、交通、税收、劳动力、供电、供水、粮食供应等问题上，制定了一系列的优惠政策。蛇口工业区建成后，被誉为“蛇口模式”，成为我国对外开放和改革的第一块“试验田”。这也是我国被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科斯教授称为“边缘革命”或被吴敬琏等有关经济学家称为“增量改革”的第一声啼鸣。

二、传奇身世

袁庚早年就学于广州广雅中学，之后进入黄埔军校分校——广东燕塘军校，毕业后回到故乡大鹏担任区第一小学校长，同时担任地方自卫组织的教官。抗日战争时期，袁庚参加共产党，担任东江纵队情报处处长，负责对日军的情报工作，并于1945年向抗日盟军提供过一个重要的军事情报，即日军在汕头及东山岛等地驻有重兵防守，盟军据此情报修改了作战计划，放弃在广东东部沿海登陆。抗战胜利后，袁庚曾任东江纵队驻香港办事处的第一任主任，负责与港英当局沟通。后东江纵队主力北撤山东，并入三野序列。1949年，袁庚指挥1个炮兵团，解放了深圳蛇口地区。1979年创办蛇口工业区时，当年支前的老船工还认识他，说老团长回来了。

建国后，袁庚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雅加达领事，从事外交工作，直到1959年回国到中央调查部任职。1968年4月，康生亲自下令，将时任廖承志工作助手的袁庚，以“美国特务”罪名打入“秦城”诏狱；1973年9月，经周恩来批准，袁庚出狱，但没有彻底平反，无法回中调部工作，经廖承志推荐，次年任交通部外事局副局长。1978年10月，交通部部长叶飞任命，就任香港招商局常务副董事长，成为“第29代掌门人”。

1978年10月18日，袁庚以交通部香港招商局常务副董事长身份开始筹办深圳蛇口工业开发区时，身上仍笼罩着文革中强加的“美国特务”的嫌疑阴影，无法轻装上阵。

1979年1月25日，袁庚突然接到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卸任不到1个月前中组部部长胡耀邦的秘书的一封信，信中说：

袁庚同志：

据中央组织部编的《康生在文化大革命中点名诬陷的人名册》中有你的名字，耀邦同志着我摘抄给你。原文如下：

（康生）1968年3月28日在调查部业务领导小组报告上的批示“此人问题极为严重，立即逮捕与曾生案一并审讯”。调查部报告上要求“停职接受审查”。

                 敬礼

             元月20日

这封信简洁明了，明白告知袁庚：你的问题是“康生在文化大革命中点名诬陷”而成。

在此之前，袁庚一直不知自己文革中蒙冤秦城的真正原因。此时接到胡耀邦秘书的通报，始知是康生为了整周恩来而株连于己。而康生的罪恶当时已有定论，袁庚立即给刚接任中组部长的宋任穷写信说明情况，结果迅速彻底平反。袁庚从此历史清白，信心倍增，全力以赴投身蛇口改革。

《康生在文化大革命中点名诬陷的人名册》是胡耀邦担任中央党校副校长和中组部部长期间，安排中央组织部同志，根据康生在文化大革命中诬陷党和国家领导人及社会各阶层人士的实际情况，认真编制而成，是平反冤假错案的重要证据材料。据张黎群等著《胡耀邦传》记述，陈云同志在1978年11月12日中央工作会议上要求为一批案件和一批领导同志平反冤案，落实政策，依据的证据材料就是这份《康生在文化大革命中点名诬陷的人名册》。

有袁庚研究者认为：胡耀邦此前与袁庚素不相识，又没有直接的工作关系，为何突然要秘书给袁庚写信通报冤案症结？也许胡耀邦在1978年任中央组织部长时，在平反“冤假错案”时调看过袁庚档案，对袁庚产生好感；也许胡耀邦此时已知袁庚在1979年1月6日以“广东省委、交通部”名义呈报李先念与国务院的“开发蛇口工业开发区”报告，对改革先锋袁庚深表支持？如果胡耀邦不及时提醒袁庚抓住康生“点名诬陷”彻底平反，袁庚后来能否获得足够的信任全权负责蛇口改革，是很难说的。袁庚一直不便询问胡耀邦，此事内幕永成历史之谜。（2）

注释：

 （1）见《李先念年谱》。

（2） 参见朱健国《胡耀邦七保“蛇口政改”》。

来源：胡耀邦史料信息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