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梅荪： 天降斯人为民呼：追思胡耀邦、李昭夫妇

超前改革 “百日维新”

1964年11月，胡耀邦赴任西北局第二书记兼陕西省委第一书记，该省原本贫困，在农村“四清”运动中又大搞极左，大批干部群众被当成敌对分子，被诬为有政治经济问题而逮捕6470人，拘留5000人，整死六七百人，几近人人自危。不少农村无法正常生产，耀邦紧急叫停，设法解救被关押的人们。

《1965：耀邦早春行》封面

他奔走乡里，顶着巨大压力，平反各种冤假错案；向周总理反映困难，把陕西的粮食征购任务从17亿斤减为14亿斤，拨给化肥3万吨，拨款建化肥厂；为吃不饱饭的广大农民分别减轻征购负担，……他努力解决了很多原本应该解决，却又没人敢于解决的极左问题。他风尘仆仆三个月，体恤民艰，兴利除弊，扶贫帮困……

胡耀邦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做报告

可谁知道，正当成效初显之际，1965年初，开始“以阶级斗争为纲，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因此，耀邦的政绩被视为所谓右倾路线错误，遭到全盘否定和围攻。耀邦被揭发批判四个月，直至重病住院。甚至病未痊愈也不放过。后被叶剑英和张爱萍获悉，执意把耀邦带上专机而返回北京治病。之后，执行耀邦新政的省委第二书记赵守一、省长李启明、省委副秘书长林牧等均陷牢狱之灾，林牧陷冤狱8年，祸及许多基层干部群众挨整。

胡耀邦提出的“解放思想、解放人，放宽政策，搞活经济”，惠民政策，还权于民，顺应民意，直接导致陕西省1965年工农业总产值大幅增长24.96。其中，耀邦曾八天跑了七个县的安康地区，粮食产量达10.68亿斤，比1964年6.99亿斤增长了52.8%，改变当地人均口粮每月20斤以下，断粮人口达3.6万人（饿死12人）的贫困局面。张爱萍将军见到陕西境内的庄稼比邻省的长势喜人而感慨：“陕西肥了，耀邦瘦了！”之后，耀邦在陕西的超前改革之举，被民间称为“百日维新”。

1976年至1980年间，我国改革的萌芽期间，四川和安徽流行民谣“要吃粮，找ziyang”和“要吃米，找万里”，这与11年前，耀邦在陕西的超前改革，解放生产力，一脉相承！

1980年9月，胡耀邦支持“试行包产到户”，耀邦和万里连续五年主持制定了五个“中央一号文件”，推动农村改革不断深入。

1969至1971年河南省黄湖农场，胡耀邦在水田里插秧。

平反冤案 为民昭雪

1957年，耀邦从苏联回国，途经新疆时，得知团中央机关竟有50多人刚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分子”，近百人被打成“中右分子”，仅中国青年报社就有17人。他大吃一惊，要求立即刹车。赶回京的耀邦虽无力回天，仍竭力保护了不少人。他为被发配农村劳动改造的“右派分子”送行时说：“同志们：我坚信咱们还有共事的机会，你们回来时，我给你们开欢迎会。”之后数年，耀邦一直设法善待他们。

1977年起，胡耀邦先后出任中央党校副校长、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央宣传部部长。他拨乱反正，力排众议，组织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为历次政治运动所造成的370万件冤假错案平反昭雪，把积重难返的社会矛盾降到最低，为随之而来的改革开放打下思想和组织的基础。

面对积案如山的艰难局面，耀邦竭尽全力，甚至还在家中热情接待上门喊冤的各地访民，如赶上吃饭时间，则留访民和自己一起吃便饭。

李昭积极协助耀邦接待上访人员，李昭对找到她办公室或尾随她进家的上访人员总是热情接待，从不嫌烦，以致她所在的北京纺织局被民间称为“第二信访站”

耀邦努力突破“两个凡是”的禁区，他指示：“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样情况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级组织、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只要是错了，就要纠正！”

耀邦下达“死命令”，对相关省委书记单独谈话，告诫“如不完成任务，拿你是问！”

在耀邦的积极推动下，我国绝大多数冤假错案在短期内得以全面纠正，无时效的限制，无对象的限制，从“文革”上溯到中共早期的陈独秀、瞿秋白等冤案，人不分级别高下，从刘少奇、彭德怀、张闻天等党政军领导人，上百万党内外的各级干部，上百万知识分子，直至40多万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数十万资本家和工商业者及华侨和台胞，18万“现行反革命”，数千万“地富反坏右”及其“黑五类”子女的贱民身份等等，都被陆续纠正。

尤其是1978年为纠正震惊中外的“六十一人叛徒集团”冤案，耀邦排除种种障碍，顶住层层压力，最终取得见证人于光远和曾彦修提供的铁证，为该案彻底平反。

又如，葛佩琦和陈奉孝这两起冤案是当年最高领袖钦定而震惊全国的特大案件，纠正的阻力之大自不待言。耀邦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原则，以“我不下油锅，谁下油锅”的大无畏精神，力排众议，为不计其数的冤民讨回公道，挽救了共产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

田纪云题词悼念李昭

1976至1979年，我在北京清河毛纺厂当工人，李昭时任北京市纺织局党组书记而常来我厂检查工作，我曾见过。对一些老大难冤案，李昭亲自接待来信来访，认真听取申诉，对有争议的案件亲自调查核实，妥善处理，使一大批纺织系统的干部、技术人员和知识分子重新走上工作岗位。其中有被清华和北工在1957年开除的“右派”学生，已在我厂监督劳动已20年，被及时落实政策，率先于全国的反右派受难者而走上科研岗位。他们中的一些人是我熟悉的师傅叔叔，我看着他们从被监督劳改的壮工贱民转而成为正常公民，其专长得以积极发挥而又成了时代精英，进而谈恋爱，结婚生子，如今安度晚年。

1984年，耀邦要求：“对改正的‘右派分子’不能留尾巴，不能歧视，要使其心情舒畅地投入工作，国家建设急需他们。”1979年，不少所谓问题严重的“右派分子”虽被改正，但却仍留下“曾犯错误”的尾巴，又被第二次改正而割去尾巴，彻底恢复政治名誉。

85岁高勇（耀邦秘书）前往胡家李昭灵堂悼念

解放思想，冲破禁锢

1977年7月，耀邦为打破政治禁锢，把颠倒的理论和是非观念再颠倒过来，创办党校内刊《理论动态》。理论动态组成员曾在耀邦家（富强胡同6号）开会十多次，在耀邦的直接领导下，写出呼唤思想解放的一系列重要文章。

耀邦亲手修改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终于定稿，4天后在《理论动态》第60期刊载，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头版发表，全国百家报社转载。一石激起千层浪，引发举国上下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冲破十年“文革”乃至1949年以来“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禁锢，对推动社会发展产生深远影响。有人提醒“理论问题要慎重”，耀邦反驳“理论问题要勇敢！

左起：刘瑛（最早知青）、马玫丽（中国青年报）、罗玉清（团中央）、黄天祥李蓉夫妇（团中央）、胡德华、李铭光（团中央），后排俞梅荪。

田纪云题词怀念耀邦

壮志未酬，情怀永驻

耀邦为蒙冤21年的全国55万“右派分子”平反，他竭尽全力，冲破各种阻力。后因邓小平（当年中央“反右派”运动领导小组组长）坚持“反右派运动没有错，只是扩大化了。” 故只给一纸《改正通知》，只恢复基本名誉，未能给予彻底平反和经济补偿，累计21年的工资未能发还。

1989年4月5日，耀邦向李锐谈起此事，深感遗憾。十天后，耀邦去世，这成了他的临终遗言

1987年1月，耀邦辞去国家领导职务，他仍然忧患国家的前途和民众的疾苦。他抄录马克思的话给秘书刘崇文：“对历史事件不应当埋怨，相反的，应当努力去理解它们的原因，以及它们的还没有完全显露出来的后果。”

101岁李锐（原中组部副部长）前往胡家李昭灵堂悼念

1989年4月15日，73岁的胡耀邦突发心脏病，与世长辞。

1989年胡耀邦去世后，本文作者常在中南海东南围墙的胡家门口徘徊。

耀邦爱书 深厚高远

2015年4月15日，胡耀邦26周年祭日那天，耀邦长子胡德平对我说：“看了你寄来的顾明回忆录，其中‘延安整风’那段写得好。”（当年顾明和耀邦历经“延安整风”挨整的困境）并鼓励我继续发掘法治史实。（1939年起，20岁的顾明和24岁的顶头上司耀邦在延安八路军总政治部组织部共事多年。顾明时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我任顾明的秘书）

《胡耀邦传》作者张定之女张宛佳和俞梅荪看耀邦的藏书。

在客厅的一面墙都是书柜，有《戈尔巴乔夫关于改革的讲话》、《资本主义国家政治制度》、《美国两党制度解析》、《密特朗政府的经济政策》、《欧洲共产主义土地政策》、《革命领袖论青年》、《中国农村发展战略问题》、《宏观经济分析》、《环境保护通论》、《周恩来传》、《雍正传》、《于右任文选》、《西行漫记》、《国际法》、《历代刑法考》、《台湾府志》等，其中有我在北大法律系上学时读的书，倍感亲切。这只是藏书的一小部分，实际藏书数万册。

胡德平在《胡耀邦传》三卷本（征求意见稿）签名送给俞梅荪。

耀邦酷爱读书，涉猎广泛，每到一地，先找来《县志》细读，了解当地历史沿革，调查研究，解决当前问题。他博闻强记，勤于思考，关注世界政治经济走向，奋力带领全党和全国人民迈向世界文明。我凝视着墙上栩栩如生的耀邦大幅画像，感受他在这间房里留下生命最后的思考和忧国忧民的情怀。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沾襟，我久久未能平静。

作者在书房凝视耀邦画像，感受他在这个房间留下其生命最后的思考，而久久未能平静。

简法护民，痛彻顿悟

1982年5月3日，耀邦对《“六五”立法规划草案》（要制定145个法）的批示：“没有法不行，但太多太繁也要走向反面。法，要鼓励正当的积极性，要限制和制裁错误的、反动的积极性。”通过多年努力，立法规划基本完成。

1985年7月，我执笔《“七五”立法规划草案》（要制定300个法）。耀邦认为“立法太多，人们记不过来，无法维权”，而严厉批评。我不服气地认为，耀邦不懂立法。法律界的主流观点是“法由司法人员掌握即可”。

作者当年在中南海办公室。

1994年初，我遭到不幸，身陷囹圄，茫然无知。被以所谓泄密罪判刑三年。江平律师（中国政法大学前校长）为我做无罪辩护，败诉而受辱。当厚重的铁门在我身后砰然关上的一声闷响，耀邦的严厉批评，犹如晴天霹雳，我猛醒耀邦“以民为本，简法护民”立法观的远见卓识。

谁说耀邦不懂立法？他深刻认识到，在我国从人治向法治社会的转折时期，重建公平公正的社会秩序，大力开展全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和普法教育，由广大民众起来掌握法律，才能真正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送别李昭在北京八宝山殡仪馆举行，约两千多民众前来悼念

百年耀邦，光耀千古

2015年11月20日，中共中央举行纪念胡耀邦百年诞辰座谈会，现任国家最高领导人高度评价了胡耀邦的光辉一生和丰功伟业。

在耀邦百年之际，搁置十多年的《胡耀邦传》书稿终于可以出版，因一些“定论”尚未改变的历史局限，100多万字书稿，被删去20万字。此书的出版，毕竟打开一扇窗，可使人们洞见和思考耀邦的功过是非和精神遗产。对耀邦的深入研究，有待吾辈继续努力。

耀邦14岁参加共青团，为民求解放，从革命的红小鬼，到身居党政要职，历经战场的出生入死，历次政治运动的打击迫害。他深刻认识到，总结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政治体制的经验教训，变法图强，事关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人民的安居乐业，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他带着这个无以释怀的心结，走了……。

作者向《百年耀邦》摄制组韩勃编导谈耀邦的简法护民的立法观

“在胡耀邦担任党的最高领导职务时，我从未听到过诸如运筹帷幄、高屋建瓴、高超的领导艺术、驾驭全局的能力等肉麻的颂扬语言。原因很简单，他厌恶。正如他自己所说的，这些话听起来酸溜溜的，连说这话的人自己也不相信。”（田纪云，国务院原副总理）

《左传，哀公元年》有言：“臣闻国之兴也，视民如伤，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为草芥，是其祸也。”释义：国家的兴旺，是君王对待百姓，如同对待受伤者而加以抚慰，是其福德；它的灭亡是把百姓视作粪土草芥来欺压而成大祸害。

人们对耀邦和李昭的深情怀念，是对他俩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积极倡导宪政民主法治的向往和期盼。

耀邦为民舍命，活在人民的心里！

注 释（略）

注：原文在推送时已作过适当编辑

作者简介：

俞梅荪，1953年生，1969年初中毕业，在江西南城县农村插队7年，在北京当工人4年；北京大学法律系毕业，1984至1994年从事立法工作，历任国务院经济法规研究中心综合秘书组组长、中国经济法研究会研究部主任、国务院办公厅秘书，时任顾明（国务院副秘书长兼法规研究中心主任、七届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的秘书；参与《“七五”立法规划》和一些重要法律法规的起草等工作。后被以“泄密罪”入狱三年。刑满出狱后，他帮助数起共十多万失地农民依法维权而取得成效，为自己和家人维权而求告无果；近年撰写亲历胡耀邦、赵紫阳、万里、彭真、乔石、顾明等领导法治建设的回忆文而受关注。

来源：《史客儿》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