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庆全：胡耀邦说，文艺界要变“管教所”为“服务站

1978年12月25日，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后的第三天，胡耀邦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兼中宣部部长。

胡后来说，中宣部长这个职务，他是没有办法才接手的：第一，他时任组织部长，原来的宣传部长文化思想界不满意，新人选一时不好找。第二，1949年以来，文艺被视为阶级斗争的“晴雨表”，历次运动文艺界首当其冲，要说拨乱反正，文艺界的需要最迫切，不能再耽搁了。第三，他名声在外。他在中央党校副校长任上，发动 “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在理论上清算教条；在中组部部长任上，他又以“我不下油锅，谁下油锅”的勇气平反冤假错案，在实践上清算教条，文艺界热切盼望他来。

变“管教所”为“服务站”

1978年12月30日，胡耀邦上任，就把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带来了。上任伊始，他提出：对待党中央提出的拨乱反正的方针，有三种态度，一是等着干；二是推着干；三是抢着干。我们宣传部门的同志要抢着干。这是我们的工作风格，要敢于思考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宣传部门要做好工作，一定要做“双百”方针的促进派。过去，我们在这方面是不成功的，“文革”前就是当把关审查委员会。文艺界的领导不要抓着只言片语，动不动就把人家的文学艺术作品砍掉、否定，要看人家创作总的倾向是好的，还是总的是坏的。

1979年1月2日，刚刚恢复工作的文联举行迎新茶话会。这是首都文艺界十多年来未有过的盛会。他正式与文艺界三百多名人士见面。他先请当时任副部长兼文化部长的黄镇宣布：文化部和文学艺术界在前17年工作中，根本不存在“文艺黑线专政”，也没有形成一条什么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第一次公开、彻底否定了“文艺黑线”论。  

随后，他向作家、艺术家发出热情的呼唤：“我们伟大祖国奔向四个现代化的时代列车，现在已经开动了！党的三中全会公报，就是这列列车启动的汽笛声。”“在这个列车启动的关键时刻，请同志们尽情地大胆地唱出奔向四个现代化的最强劲的进行曲，请同志们用你们手里的琴弦拨出时代的最强音！”

他说，文艺界管理部门要转变职能，要从“管教所”变成“服务站”：

这个“服务站”大概有这几个部门：一个是文艺“问讯处”——指出文艺的方针、路线，给文艺创作以指南；一个是“资料室”——为文艺创作提供过去和现在的资料；一个是“休息室”——歌手口渴了，有一杯凉白开喝；第四，还有个“医疗室”。假使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发生了“感冒”，嗓子哑了，总要搞些清凉剂；第五，还得有个“修理室”。歌手的乐器坏了，总得需要修理修理。这后面两个就是同志们讲的文艺评论和批评。这两个我们不懂，请一些专家和人民群众来做，采取群众路线的方法来帮助我们的百花开得更鲜艳。

胡的讲话受到文艺界人士热烈的欢迎。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侯宝林即席赋诗，叙述了自己欢愉的心情。他说，党的宣传部要做我们的“服务站”了，我诗兴大发，诌了四句打油诗：“春天又来到，鲜花需水浇。既要施肥料，也要施农药。”可是，过去“四人帮”是怎么干的呢？是：“掘之以锹，沸水大浇，枝叶尽凋，最后全烧！”

要当“开明婆婆”

1月3日，胡耀邦与中宣部全体工作人员见面。在谈到近期宣传工作要解决的一些具体问题时，把文艺问题列为第10、11个问题。

他要求宣传部门要作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促进派。他说：宣传部门管得很多，当婆婆，要当开明的，开明的就是当“双百”的促进派，不当促退派。什么片子、歌曲、小说，文责自负，反党必究。什么是反党？这也不由一个人说了算，要大家讨论。哪有那么多反党的？不成熟的、粗制滥造的，可能有。要百花盛开、文艺民主、理论民主，要警惕，不要让“四人帮”的文化、思想专制主义、理论恶霸作风影响我们。

作品要“经受人民的审查”

1月中旬，全国诗歌创作座谈会在北京举行，主持座谈会的著名诗人张光年，希望胡耀邦来讲一次话。他当即表示，只要安排得过来，当然义不容辞；只不过自己要作点调查研究才能发言啊！

诗歌创作座谈会开始后，张光年即将会议简报一期一期地送给他，并把与会人员提出的问题和要求告诉他。他细致地看了简报和大家提出的问题，于1月19日到会讲话。

他一开头就说：“你们这一行我不懂。某种历史的偶然原因，把我推上了宣传工作的前台。搞宣传，总得大喊大叫。你们要我到会讲几句话，我有义务来。看了你们的六份简报，看了同志们向我提出的那些问题，想了一想，今天打算就这么几个问题和同志们交换意见，不叫指示。我们党的三中全会上规定，各级领导同志的个人意见不能叫指示，哪来那么多指示？叫个人意见，交换意见，交流思想。讲得对的就采纳，讲得不对的就‘靠边站’。”

他这番简朴的开场白，和大家的距离拉近了。

在讲话中，胡耀邦对大家关心的诗歌和文艺创作中的几个重大问题作了阐述。谈到诗歌创作的形式，他说：“哪种形式好？我看还是万紫千红吧。”“我们的文学，是精神食粮，要允许人家偏爱。偏爱是可以的，偏废是不行的。这是百花齐放的重要问题。”

谈到许多人关心的作品“审查”问题，他说：“审查就是鉴别嘛。世界上一切事物逃不脱审查，逃不脱鉴别。但是我们决不能再继续江青、康生那种用对待敌人的办法来对待自己的同志，动不动就‘枪毙’、‘砍掉’。我们主张今后的审查就是内行加群众，搞评议。你是外行，不懂就别作声嘛！什么是好，什么是坏，经过评议，把意见提出来，作家可以接受，也可以不接受。多搞评议，多搞评奖，百花奖。用评议、评奖的办法，用专家加群众路线的办法来区分作品的优劣，上品、中品、下品。”他说：文学艺术作品，人民自有公论。好东西打不倒，不以少数人意志为转移，不以自己的主观臆断为转移，而是以千百万人民的爱憎为转移。要把“经受人民的审查”这个观念，撒播在文艺工作者心中。

在此前后，文艺创作开始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无论是诗歌、中短篇小说、报告文学、戏剧、电影、音乐、舞蹈、美术、摄影等等，都有许许多多作品涌现出来，文艺界开始进入百花齐放的一段历史时期。

来源：徐庆全与八十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