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远：艰难的破局：胡耀邦与农村改革的展开

农村改革在改革史中具有重要地位，尽管农业在国民经济占比不大，但是农村改革在改革初期历史上占有极其关键的地位，原因有三：

第一，1980年前后，我国农民多达8亿，占总人口的80%，农村改革让占有人口绝大多数的群体吃饱了饭，增强了全国人民对改革的拥护和信心。

第二，农村改革虽然空间层面在“农村”，但是又绝非限于农业，个体私营经济、乡镇企业、农村工业化、城镇化这些现代化的核心议题，都是围绕农村改革展开的，因此，农村改革的逐步展开，让整个改革开放纲举目张，诸多关键事项的起点，都可以追溯到农村改革。

第三，在1984年城市改革之前，农村改革是改革的主要内容，并且从1984年至1998年，城市改革做的也并不成功，国企越来越臃肿、亏损越来越严重，最终半数以上亏损。农村改革致使大大增加了中央财政中的农民税费收入（从1978年的28亿增加到1998年的1359亿），1998年乡镇企业也为国家贡献了近1600亿税收，两者加起来占全国财税收入的一半以上，可以说农村改革最终为城市改革买单兜底，为城市改革提供了腾挪空间，此外还吸纳了国企改制中的大量失业人员，避免了东欧苏联改制出现社会动荡的厄运。

综上来讲，没有农村改革的成功，就没有整个改革开放的成功。著名经济学家科斯总结中国改革成功的原因时，提出了“边缘革命”的概念，而“边缘”的主体部分就是农村。

自从80年代中期以来，关于农村改革的历史叙事，主要强调这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领导的结果，是关于改革顶层规划的一部分，正好小岗村的分田到户时间与十一届三中全会时间相差不远，给人农村土地改革是在三中全会精神指导下产生的感觉。

与真实历史不同的是，包产到户尽管与思想解放、拨乱反正得大背景有关，但是为一般读者不知道的是，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两个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是反对包产到户的。其次，在分田单干刚刚出现的时候，哪怕那些积极推动拨乱反正、支持改革的领导人，在包产到户问题上，多数人也是持否定态度的。

因此，这种历史叙事忽略了农村改革史的艰难性、复杂性。近些年赵树凯等学者的努力下，农村改革史研究不断深化，新的史料的发掘有助于我们重新理解农村改革。我们可以发现，它的决策是充满曲折和艰辛的，农村改革随时有夭折的危险，改革的成功是有相当的偶然性的，高层领导们的角色和态度也都是复杂的，而非一般历史叙事中那么脸谱化。

在这过程中，胡耀邦、万里无疑是包产到户历史事件中最核心的穿针引线人物，万里是一线探索者，胡耀邦则是他的最坚定支持者。1998年万里在接受中央党史刊物采访时，深情地说： “我1980年到书记处分管农业，当时相当作难，可以说动辄得咎。多亏耀邦全力支持，主动配合。我们俩很谈得来，观点特别一致。好多事我们一商量，呼噜噜就干起来了，一次又一次冲破难关。如果没有耀邦，那就不好办了”，万里还特别强调：“我离休后一般不接见记者，因为没有必要，也不应该到处去发表议论。但你们是研究党史的，可以对你们讲讲当时的真情。”杜润生、吴象等重要亲历者对胡耀邦的贡献也有高度评价，笔者本文通过完整回归包产到户演变过程，谈谈胡耀邦这场农村社会深刻变革中的角色。

一、胡耀邦在改革开放前对农村改革的探索和思考

胡耀邦无疑是最早质疑人民公社体制和农村计划体制的高层领导人之一，他在1959年前后就开始觉察到这种体制对公有制和人的价值的异化，因此对彭德怀的庐山会议遭遇是同情态度。到了1961年，面对国民经济的困境，毛泽东号召干部都要讲实话、“搞一个实事求是年”，胡耀邦于秋季前往鲁豫皖三省进行调研，他在途中发现了河南、安徽出现了“五统一”（计划、分配、大农话、抗灾、用水看水五个统一）的前提下，包产到户的现象。

在回京路上，胡耀邦迫不及待给毛泽东写了题为《二十五天三千六百里路的农村察看》的汇报，对包产到户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一方面指出“五统一”与生产责任制之间有不可调和的矛盾，发展下去，最终会导致降低整个社会生产力水平，但仍指出“这种做法对调动社员的劳动积极性确实起了积极作用，这是一个客观事实，这种做法如大家还要干，仍可试行”，表达了一种谨慎的支持。

1962年11月10日，胡耀邦被中央委派前往湖南任职，担任省委书记兼任湘潭地委第一书记。当时很多生产队都秘密分田单干，比如当时浏阳县14132个生产队，采取各种形式分田单干的有7298个，占一半一下，胡耀邦看到农民分田后精耕细作、丰收有望，于是提出在纠正单干方法要讲究，步子要稳妥，不能强迫命令。根据时任湘潭地委书记的高臣唐的回忆，胡耀邦的默许下，全湘潭大约有30%的生产队实现了不同形式的责任制，到1964年，湘潭粮食产量已经接近1957年，上交公粮之后，老百姓的人均口粮达到400斤，经济明显好转（高臣唐《耀邦同志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1964年11月，胡耀邦担任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后，开展更大程度的农村纠“左”，他的思想集中体现在1965年2月14日发布的《电话通讯》上，胡耀邦提出：要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大队、生产队和农民自主权，由各大队、生产队自己搞储备粮；由各大队、生产队自己用来扩大发展集体的饲养业；破除“以粮为纲”，自主决定种植经营品类。同时，提出必须改变商业上冷冷清清的状态，鼓励农民进行集市贸易，以及发展人力畜力的短途运输，赋予农民部分商业自由。

1969年“九大”召开前，尽管胡耀邦处境非常不好，他还是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表达对时局的担忧，当提到农村问题时，他说：“我对您说的长期阶级斗争的观点还是不大理解，但我想对经济建设建言几句” ，他指出我国的农村困境某种程度上是因为学习了苏联模式，他进而分析这种模式的缺点：过多指靠了工业利润的积累，因而使农民负担过重；不许集体农庄拥有自己的大型农业机械，更不许办工业，结果使整个农村长期富裕不起来；死守那个实际上并不存在的全民所有，反而落得个全民皆无，或者全民皆困。

为此，胡耀邦斗胆向他所尊重的这位师长、领袖提出，中国农村发展的道路应该是丢掉那个把人们头脑缚得死死的空空洞洞的全民所有，调动亿万社员的积极性，给予他们自由，鼓励农村自发发展商业、工业，实现一种内生的工业化（胡德平，2011）。

应该说，胡耀邦的这些思考已经涉及到了所有制层面，在当时应属于凤毛麟角，加上他主政湖南湘潭、陕西的经历，使得他非常了解基层的真况，所以，胡耀邦在改革开放之前就已经对农村政治经济体制的问题和对策已经有了初步认识，这使得他在转折时期能够对民意敏锐洞察，并做出顺应历史之举。

（改革前人均粮食产量长期止步不前）

二、胡耀邦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对农村问题揭盖子

1978年11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的主要议题是讨论即将要在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速度的决定》（讨论稿）、《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讨论稿）以及1979年—1980年国民经济计划，前两个文件是由纪登奎主持起草的，总体上高度肯定了过去的农业成就和大寨模式、人民公社体制。

对此，11月16日，胡耀邦作为西北组四个召集人之一，首先在小组会议上开炮，他的观点主要有三条：

第一，针对《决定》所说的我国过去二十多年以不到世界7%的土地养活了超过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胡耀邦说“养活”有各式各样的养活，糠菜半年粮是养活，丰衣足食、营养充足也是养活，现在我国农民养活自己的水平太低了，这两个文件对我国的农业存在的问题反映不够。

第二，胡耀邦指出这两个文件思路还是陈旧的，思想上还有框框，不要因为人民公社是革命领袖生前设计的，就不敢去检讨分析它，如果过去二十年实践证明是伟大的科学预见，就应坚持，如果是不成功的东西，例如政社合一，为什么不可以改过来?

第三，加速农业发展主要靠什么？主要靠调动几亿农民和基层干部的积极性。不要笼统说“集体经济就是好”，那是抽象的分析法；集体经济如果办得不好，就不能充分发挥农民的积极性，那就根本没有什么优越性（于光远，1998）。

胡耀邦的发言直击当时农业的最核心敏感问题：人民公社体制和集体经济制度。在他的带动下，西北组肖华、宋平、李登瀛等也积极发言，反映农村的贫困等问题，其他组也纷纷提出不同意见，导致原定的6天讨论议程，延长至12天。

十一届三中后不久，胡耀邦进一步对农业问题揭盖子，比如1979年1月9日，他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说：

老是十年大丰收、形势越来越好啊，实际上，有那么多饿肚子的，不讲老实话！现在我们在内部讲，可以说多数地方或相当大的一部分地方是吃不饱的状态。什么副食品，什么吃肉吃油，不是有许多笑话吗！有的地方连简单再生产的能力都没有了，房子里面空空的，家里连锄头也没有。

这十几年之所以没有搞好，我觉得主要是政策不对头。最大的问题，就是大批资本主义批坏了，把社会主义农业政策破坏了。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尾巴，分不清，这样就自己把自己搞死了。

此外，“农业学大寨”也是农村改革的一个绊脚石，因为大寨模式的核心在于大队核算、取消自留地、以粮为纲，用万里的话来讲，农村改革的第一个回合就是否定大寨。胡耀邦从1978年1月起就开始批评大寨模式，他在中央党校学员会议上指出：农业学大寨，搞人造平原，是破坏生态平衡，劳民伤财，得不偿失。这触怒了仍然炙手可热的陈永贵，7月，他在出席全国农田基本建设会议期间，对山西地方领导私下说：“胡耀邦就知道胡说，他说他的，我们干我们的。过几天听听李先念副总理的报告你就知道啦！他算老几！”。

12月26日，胡耀邦又在全国第七次检查工作会议上说，尽管大寨基本经验是很好的，但我们这些年学大寨吃了亏，不学根本，学它的“取消自留地”，学它的“割资本主义尾巴”，割了那么几年，结果都割了自己的臂膀，成了一只手。这时候已经接任中宣部长的胡耀邦开始下令少宣传大寨，并且开始允许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内参揭露大寨的问题。

应该说，胡耀邦等人提出的不同意见，对华国锋的农业发展思路产生了重大冲击，他不得不放弃推广大寨模式、建成三分之一大寨县的目标，回应干部群众对农业现状的不满。为此，华国锋指示让胡耀邦和胡乔木重新起草这两个文件，并接受了一些与会人员提出的新观点，比如：“我们对农业的领导，一定要从实际出发，一定要按照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办事，按照群众利益办事，一定要坚持民主办社的原则，尊重和保护社员群众的民主权利。决不能滥用行政命令，决不能搞瞎指挥和不顾复杂情况的‘一刀切’”；“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都有权因时因地制宜地进行种植，有权决定增产措施，有权决定经营管理方法，有权分配自己的产品和现金，有权抵制任何领导机关和领导人的瞎指挥”；“社员自留地、自留畜、家庭副业和农村集市贸易，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附属和补充，不能当作所谓资本主义尾巴去批判”等等，这些都为下一步改革留下了一道缝隙。

三、包产到户的悄然出现与国家农委的强硬反对

1978年春夏，很多地方开始偷偷进行包产到组，尤其是到了1979年已经有地方开始秘密包产到户，尽管这些情形的出现跟当时自然灾害有关。但是总体而言，是在一些中央领导推动下发起真理标准讨论、平反冤假错案、解放思想、重新评价历史问题，强有力冲击了旧的体制和意识形态桎梏，为基层有担当有思想的官员改革探索，留下了一隅空间，最终两股改革求变的力量形成一股强大的合力。

面对这种情况，中央仍然总体是否定的态度。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尽管对农业思路做了巨大调整，但是仍然指出明确指出： “不许分田单干，不许包产到户”。在文件重新起草组中，万里曾经偷偷找胡耀邦让去掉这两句话，胡耀邦说我也不赞成“两个不许”，但是这是多数人意见，无法改变。

1979年2月，根据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决议，国家农业委员会成，由副总理王任重担任农委主任，张平化、张秀山和杜润生担任副主任。农委作为中央农村工作的领导管理机构，在包产到户扮演了极为重要角色，可以说农委的态度直接决定了包产到户的命运。就当时而言，第一任主任王任重平是一个对老百姓很有感情也刚正不阿的人，但是对包产到户问题上，他出于对毛泽东的个人感情，以及出于认为集体经济就是比个体经济先进，因此持有否定态度。

农委成立后面对的一个任务就是处理包产到户这个棘手问题，1979年3月12日到24日，中央农委邀请广东、湖南、四川、江苏、安徽、河北、吉林七省农村工作部门和安徽全椒、广东博罗、四川广汉三县的负责人召开座谈会，听取地方对包产到户的意见，会上王任重介绍了他在上海的调研心得，强调集体经济优越性。

会议期间的3月14日，王任重写信给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指出人民公社要继续稳定地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制度，决不能退回去，并要求《人民日报》配合宣传，批评和纠正已经出现的包产到组。3月15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发表了署名张浩的群众来信，并发表了长达五百字的“编者按”，提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应该稳定”，“已经出现分田到组、包产到组的地方，应当正确贯彻执行党的政策，坚决纠正错误做法”。同时，陈永贵还授意《山西日报》发表了题为《昔阳如何调动农民社会主义积极性》长文，不点名地攻击安徽农村改革，并扬言要连续发表十二篇评论，对安徽“打排炮”（吴象，2001）。

王任重又亲自给万里打电话，询问安徽包产到户的事情，万里侧面反击说：不论何种责任制形式，不论好不好，现在是春耕大忙，农民正在种地，都不能变了，只能秋后再说。同时，王任重又希望私交一直很好、已经担任中央秘书长的胡耀邦出面协助，让他以中央办公厅的名义，检查各地传达中央文件是否出现偏差。

3月20日，华国锋接见了七省三县会议代表，对包产到户问题进行表态，华国锋的讲话长达两个多小时，他说包产到组到队，生产规模过小是不利的，分包到户更加不利，不过山区居住很分散的几户人家也可以到户，不能把人家赶下山来，造成浪费，但是仍要参加生产队分配，统一在集体经济里。华国锋还对当时安徽进行的联系产量计算报酬、超产奖励提出了批评，认为生产队可以奖励，但是不可以奖励实物。以华国锋的谈话为基础，国家农委起草了1979年中央31号文件，仍然继续强调“两个不许”。

到了1979年下半年，安徽、四川、贵州、内蒙古、甘肃这几个省份在开明的省委第一书记的推动下，已经分别约20-50%的生产队实行了包产到组、包产到户等不同形式的责任制，人民公社体制成立20多年了第一次出现了一股普遍性的否定这个体制的力量。为此，1980年1月国家农委召集地方代表召开人民公社经营管理工作会议，这次会议从1月11日开到2月2日，会期长达二十多天。

会议结束前两天，也就是1980年1月31日下午，华国锋、邓小平、李先念、胡耀邦等高层领导来到会议现场，与会议代表见面，并各自发表对包产到户的看法。李先念表示“总是要坚持集体方向嘛！不管怎样，把树砍了，把拖拉机卖了，这是什么方向道路？” 华国锋则基本重复1979年3月七省三县座谈会上的观点，又补充道：有些“包产到户” 已经搞了一年，要认真总结经验，提高群众觉悟，逐步引导他们组织起来。所以，华国锋尽管语气温和，但是仍然是反对进行包产到户。

最后华国锋请邓小平讲话，邓小平大概是不想公开发表与华国锋不同的意见，他说：“你们今天的会好像主要是讨论包产到户，这么大的事情，你们事先也不给我打招呼，到这个时间搞突然袭击，我脑子考虑都没考虑，现在叫我谈什么意见，这个问题以后考虑成熟了再谈”，继而转移话题，谈本世纪末人均收入达到1000美元，实现小康的问题（张广友，1995）。

会后以《全国农村人民公社经营管理会议纪要》为基础下发的文件，仍在继续强调“除某些副业生产的特殊需要和边远山区交通不便的单家独户外，不要包产到户”。这看似一个正常松动，不过王任重明确地说，独门独户包产到户，从来都是允许的，这是自然环境条件决定的，不是新的政策放宽。

同时，这时候中央农村工作最高指导刊物《农村工作通讯》开始复刊，连续刊发批评包产到户的文章，比如1980年第2期发表印存栋文章《分田单干必须纠正》，并把它上升到路线斗争的高度，第3期发表刘必坚（作者真实身份是农业部常务副部长李友九）的文章：“包产到户是对社会主义集体经济丧失信心，否定了统一经营，有什么生产责任制可说呢？由此可见，包产到户既没有坚持公有制，也没有坚持按劳分配，它实质上是退到单干”（李友九，2003）。

甚至杜润生也明确表达反对包产到户的意见，他在同期发表的文章上说：“如果这部分也滑到个体经济，那就全面成为个体经济了”；“如果扩大包产到户，就是背道而驰，搞不好还可能破坏公共财产。人心一散，各奔前程，集体经济没有了，基本建设也不搞了，科学种田也搞不起来了，农村的社会主义阵地就破坏了” 。

总体而言，当时在党中央高层多数是不支持包产到户，即便是同情包产到户的邓小平和胡耀邦也不方便公开表达自己的观点，一时间给万里、池必卿、周惠这些支持包产到户的省委大员很多压力，包产到户也有像1962年那样昙花一现的可能，这种情况在后来的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史中也曾经出现过。

四、1980年75号文件：胡耀邦协助万里打开农村改革新局面

在包产到户的性命攸关时刻，中央权力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使得事件向有利于包产到户的方向发展。1980年2月，中央召开十一届五中全会，胡耀邦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万里也进入中央书记处并且分管农业工作（8月又担任主管农业的副总理兼农委主任），尽管胡耀邦说：“万里管农业是亿万农民推荐的”，但是这种权利格局很明显透露出，是邓小平和胡耀邦决心加速推动农村改革。

但是在1980年上半年，万里的处境仍然是很艰难的，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举步维艰、动辄得咎”，因为整个农业系统都是反对农村改革。在万里离开后，安徽省在新任省委领导部署下，也开始批判“单干风”，在4月24日的长江以南地委书记碰头会上，他说：“包产到户，在穷的地方效果明显，但不能说成是灵丹妙药”； “毛主席他老人家领导我们推翻了三座大山，搞社会主义建设，走集体化道路。如今，他老人家尸骨未寒，有些人就想否定他老人家正确路线，搞单干，搞资本主义。我们要维护毛主席的旗帜”。巢湖庐江县委书记还在工作报告中危言耸听地说：“包产到户给我们庐江一百万人民带来大灾难、大破坏，比文革十年浩劫的破坏还严重”（张广友，1995）。

不过，随着胡耀邦担任总书记，宣传部门开始对包产到户的口径开始松动，4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因地制宜建立健全生产责任制》，认为：“当前春耕生产大忙季节已经到来，无论实行哪种责任制，都应该稳定下来，不再改变，抓好当前生产是当务之急”；4月9日，《人民日报》第二版发表与万里关系密切的吴象、张广友的文章《联系产量责任制好处多》，旗帜鲜明指出 “实行联系产量责任制决不是‘倒退’”，“并没有引起两极分化，而是为扩大生产、共同富裕创造了条件”，这两篇文章无疑突破了官媒宣传禁区。

另根据李锦的回忆，此前新华社记者关于包产到户的采访，即便是内参也不准发表，但是胡耀邦就任总书记后，这方面的限制突然放宽，各种内部报道开始出现。5月22日，胡耀邦还特别指示，把《动态清样》发表的《固原县张易公社推行“定产到田，责任到户”调查》刊登到内参上，供更多的干部阅读讨论。

5月下旬，胡耀邦、万里一起赴西藏调研，在长达8天的共处中，二人对农村改革问题达成高度共识，万里对胡耀邦诉苦说：“农民的行动是正义的，我们支持农民却成了违背宪法、违背中央决定的事，这样下去怎么行呐！”胡耀邦当即表态：“这是当前一件大事，农村可能是整个改革最大的突破口。我对亿万农民心里对包产到户这样迫切，实在不如你摸得透，今后要配合你共同解决这个问题”（吴象，2001）。

这里胡耀邦坦诚说“我对亿万农民心里对包产到户这样迫切，实在不如你摸得透”，也并非完全是谦虚之辞，我们在翻阅胡耀邦在1979年至1980年初关于农村改革的表态，一方面可以发现，胡耀邦对农村改革是坚定支持的，比如他在年初中纪委会议上说，今年要真正把政策扭转，集体和个人有了自主权，积极性就能调动起来。另一方面，胡耀邦对包产到户又是持有保留意见的，比如他在1979年3月10日中宣部新闻宣传会议及17日中央党校学员毕业典礼上都提出来要防止包产到户、分田单干的倾向，当然或许这跟会议规模和他此时的身份也有关，因为即便是最期待包产到户合法化的万里在公开场合，在1980年5月也曾经说：“提倡包产到户那可不行啊”!

鉴于邓小平于5月31日发表了赞许安徽包产到户的讲话，胡耀邦从西藏回京后便开始旗帜鲜明支持包产到户，并且比邓小平更进了一步。因为如果我们仔细阅读邓小平谈话内容的话，邓小平的表态也是很谨慎的，他回避了包产到户姓社姓资这个关键问题，并且着眼仍然是发展集体经济，肯定集体经济是主要生产方式，他说：“我们总的方向是发展集体经济。实行包产到户的地方，经济的主体现在也还是生产队……关键是发展生产力，要在这方面为集体化的进一步发展创造条件”。甚至邓小平在1984年3月14日与胡乔木、邓力群等人谈话时仍然指出，“农村政策很见效……我们终归是要让农民搞集体经济”。

所以邓小平的讲话，虽然给地方改革者一些信心，但是仍然没有消除争论。根据时任滁县第一书记王郁昭的回忆，当时安徽正在召开地委书记会议，大家听完邓小平讲话内容传达后，“没有人再明目张胆反对包产到户，但却不赞成大包干到户”，省委主要领导仍在那里批评大包干，认为“大包干是两包一脚踢，生产队一点把柄都没有了，这样农民就不听招呼了”（柏晶伟，2007）。

在7月12日的宣传工作会议上和26日中央党校第四期轮训班结业会上，胡耀邦明确说：“不要一提到单干就认为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在我国目前条件下，单干户已不同于旧社会的小农经济，它同社会主义的公有制经济是密切联系着的，它本身没有剥削，在一般情况下，不会发展到资本主义，不要自己吓自己”。

胡耀邦指出：不要把劳动方式和所有制混为一谈，集体劳动未必就是社会主义，农奴社会就是集体劳动，相反，社会主义生产下有些领域只能一个人单干，例如汽车司机就是—个人开车、独立劳动，因此不能说分散劳动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胡耀邦进而指出了集体劳动的弊端，他说：“我们前些年搞那个大呼隆，三四十人一起下地，名曰集体劳动，实际是集体窝工、磨洋工，这样搞了一二十年，搞得没有饭吃，这种状况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啊!”

胡耀邦和万里还都意识到，在中央有分歧的情况下，推开包产到户的关键是劝说各省第一书记，分别到西北、东北各省进行游说。为此，胡耀邦于8月中下旬去了宁夏、陕西和内蒙古，当宁夏领导汇报固原张易公社人均口粮只有100多斤，第一个尝试包产到户时，胡耀邦说，农民干了几十年，肚子饿怕了，要允许它们区实验，允许包产到户，只要让群众吃饱饭的探索，都应该支持，单干不是资本主义，生产责任制形式不是最关键的，重在发展生产力。

胡耀邦回京后建议中央召开一次各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会议，来讨论包产到户问题等当时重要经济问题。会上，大家产生了激烈的争论，即有名的“阳关道和独木桥之争”，支持包产到户的贵州省委第一书记池必卿，对持反对意见的黑龙省委第一书记杨易辰说：“老杨，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会上除了贵州省委书记池必卿、周惠和任仲夷等少数人外，多数省委领导及农业部、农机部、农垦部、水利部、供销总社负责人都是反对包产到户。

不过在胡耀邦、万里等人努力下，会议最后形成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1980年75号文件）仍然出现了可喜的突破，75号文件提出“对于包产到户应当区别不同地区，不同社队采取不同的方针”；“在那些偏远山区和贫困落后的地区，长期吃粮靠返销、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的生产队，群众对集体丧失信心，因为要求包产到户的，应当支持群众的要求，可以包产独户，也可以包干到户，并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保持稳定”。

这无疑是让包产到户拿到了准生证，有了合法政策依据。根据农业部的统计，到1980年12月，已经有19.1%的生产队实行了包产到户、专业承包，另外有23.6%的生产队实行了联产到组，农村改革已经如燎原之势铺开。如果说包产到户的命运在1980年5月至9月之间是个关键期（万里曾说农村改革的最激烈斗争是在1980年的春夏之交），那么胡耀邦发挥了助产士的作用。

五、1982年“一号文件”与包产到户法定地位的确立

不过我们仍应该看到1980年75号文件是一个高层激烈争论下的妥协产物，它一方面给予改革者以转圜空间，另一方面仍在强调集体经济的功绩和主体地位，比如里面说：“在我国条件下，不能设想可以在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的基础上，建立起现代化的农业，可以实现较高的劳动生产率和商品率，可以使农村根本摆脱贫困和达到共同富裕。因此毫无疑问，农业集体化的方向是正确的，是必须坚持的”；“在一般地区，集体经济比较稳定，生产有所发展，现行的生产责任制群众满意或者经过改进可以使群众满意的，就不要搞包产到户”。这些具有高度权威性的政策话语，也为反对包产到户的高层干部提供了依据。

因此，75号文件产生以后，反而很多省份以更理直气壮的态度来阻挠包产到户，用万里的话来说就是，中央 75 号文件中的有些内容也给极“左”的人撑了腰。比如，吉林省委的态度是“我省集体经济总的来说是巩固和比较巩固的，因此，就全省来说，不搞包产到户”；江西省委认为：“包产到户也有不少的弊病和缺陷……我们坚持原则上不搞包产到户”；湖南省委表示：“就全省来说，我们不需要也不应该推行包产到户。包产到户不是今后农村的发展方向”；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杨易辰则表示： “为了调动积极性，搞责任制……是一种倒退” （《农村工作通讯》，1980、1981）。

甚至到了1981年9月，上海市委仍明确规定：“郊区不准分田单干，大田作物不搞包产到户，不搞口粮田”。据新成立农牧渔业部的统计，到1982年初，仍然有9个省市双包到户比重不足50%，分别是北京、天津、上海、黑龙江、吉林、辽宁、山西、湖北和江苏，其中黑龙江、上海的双包率分别只有8%和1%（农牧渔业部公社局，1982），甚至浙江湖州、四川重庆等地都发生了地方政府强迫收回责任田的事件。

对于这种情况，当时已经明确即将担任中央主席、有了更大权力的胡耀邦马不停蹄到各省进行“督战”。他在1980年底和1981年初先后视察了云南、广西、湖南、江西和山东，又在1981年8月视察了河南、河北和山西。

在云南，当地方领导汇报已经有40%多的生产队实行了包产到户，未来将要达到70%的时候，胡耀邦说：“没有关系，采取这个办法搞几年，比如说搞十年，把生产搞上去”。在山东，他鼓励当地“”要放手，要敢于放开，不能限制，越限制越慢，放开了发展就快。我们有的干部还有顾虑，地委的同志、县委的同志要放开手，让他们去干，劳动所得不是资本主义，剥削才是资本主义的。总之，不是限制它，而是要扶持它、引导它”。他还特别举例说，我昨天在路上看到，自留地的庄稼都长得特别好。

对于那些推行改革不力的省份，他提出了严肃批评。在湖南，他对省委领导指出：“有的干部受习惯势力的影响，对过去的老框框比较熟悉，对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这些新套套有抵触情绪，总怕这是破坏了社会主义。其实，过去那些框框搞了二十多年，农业生产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有不少地方饭还吃不饱，怎么搞社会主义？”他对河北、山西两省领导说，有些地方推行责任制很有阻力，一个是你们两省，一个是大耳朵省（指陕西），“封建性很厉害，干部吓社员，社员不敢起来”，说什么“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退到解放前”，哪能一个晚上退到解放前呢？

胡耀邦还一针见血指出，有些地方推广包产到户不积极，实质是由于基层干部思想意识不健康，实行责任到人、责任到户、责任到组以后，他们的瞎指挥权、平调权没有了，还要跟社员一样下地劳动，搞特殊化也不那么容易了，所以他们不赞成。他对对新华社内参报道的《甘肃贫困山区农民喜欢大包干到户》给杜润生做出批示，指出：多年来，农民负担极重，“受剥削”我看一点不假，这问题说出来虽然让县、社、队干部太难堪了，但是仍应该下发让基层干部去看看。

（1982年胡耀邦在王郁昭陪同下参观安徽滁县包产到户后农村情况）

这时候面临农民日趋高涨的分田的意愿与国家政策之间的矛盾，还有另外一种调和的观点比较有市场，甚至可以说是当时开明派官员的主流。这就是当时国务院主要领导和杜润生在1981年初视察山东、河南和湖北等地后，所提出来的“切三刀”方案，这个方案在3月27日以国务院名义下发，具体为：困难地区实行包产到户，此类人口大约有1.5亿；中间地区实行以生产队为主体，“统一经营，联产到劳”，此类人口大约有4亿；先进地区实行“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责任制，此类人口约有2亿。

这个方案虽然这个政策比75号文件有了进步，但是目的是最终阻止多数人分地，维护集体经济的主体性，文件认为“任其自流自发地大批搞包产到户，可能引起生产关系动荡，是不利的”，按照这个方案只有20%左右的农民才可以包产到户，并且对于年限也是很吝啬的，只说可以“稳定三到五年”。所以它推出后，又成为反对分田的地方搪塞农民分田要求的新挡箭牌。比如安徽、吉林、河南、江西等地省委第一书记或省委都纷纷表示，他们省更适宜采取 “统一经营，联产到劳”的责任制形式，因为这既能巩固集体经济，又能调动社员个人的积极性”。

中间方案在所谓的“三不变” (生产资料所有制不变、基本核算单位不便、按劳分配不变)、“四统一” (生产队统一计划种植、统一耕种、统一投资、统一管理使用农机具和水利设施)的前提下进行的联产到劳，并没有给农民真正的生产选择自由和劳动成果分配自由，只是对集体劳动的一种松绑，所以，并不能得到农民的满意，胡耀邦和万里也对这种过渡形式持反对意见，他们认为选择什么样的责任制应该让农民自己做主，而不是政府代替他们做选择。在万里的指示下，1981年8 月4日的《人民日报》刊登张广友的文章，提出“把选择责任制的权力交给群众，尊重群众的自主权，由群众自己决定， 不能由领导硬性规定，或搞包办代替，更不应当瞎指挥。”

这时，胡耀邦认为目前实行的文件已经与现实具有较大的脱节，应该起草一个新的文件来肯定包产到户，于是他于7月31日致信万里：“我考虑今年九、十月要再产生个农业问题指示，题目可叫‘关于搞好明年农业生产的几个问题’。请考虑是否叫农口同志先酝酿一下，如杜（指杜润生）。再下去考察前，也可找他先谈一次。”

8月4日，胡耀邦亲自约见杜润生，布置了文件起草工作。1981 年 10 月 4 日至 21 日，中共中央召开了农村工作会议，讨论杜润生起草的文件，胡耀邦于 12 日接见了与会代表，他对包产到户问题一锤定音，他说：农村改革与“包产到户”，并未动摇农村集体经济……我国农业坚持土地公有制是长期不变的，建立生产责任制也是长期不变的（黄道霞，1998，载杜润生主编：《中国农村改革决策纪事》）。

1981 年 12 月 21 日 ，胡耀邦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召会议，审议通过《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并确定在1982年元旦以中央一号文件形式下发。1982年“一号文件”之所以被后来学界反复重视，是因为该文件第一次明确肯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同于合作化以前的小私有的个体经济，而是社会主义农业经济的组成部分”，“当前实行的各种责任制，包括小段包工定额计酬，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联产到劳，包产到户、到组，包干到户、到组，等等，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其次文件肯定了农民的自主权，认为“各级领导干部在指导群众确定生产责任制形式时，一定要下苦功夫向实践学习，向群众学习，尊重群众的创造精神，真正做到因队制宜。切不可凭主观好恶硬推、硬扭，重复‘一刀切’的错误，也不可撒手不管，任其自流”；再次它申明了生产责任制的长期性、稳定性，即“不论采取什么形式，只要群众不要求改变，就不要变动”。

应该说1982年的“一号文件”真正让农民吃上了“定心丸”，真正彻底扫清了包产到户的意识形态和政策障碍，“一号文件”发布后，最坚守集体劳动制的江苏、浙江、吉林、黑龙江、陕西等地负责人不得不公开表态支持农民的意愿，自由确定责任制形式，到1983年底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生产队有586.3万个，占全部生产队的99.5%。

同时，“一号文件”击垮了人民公社制度的最后一道防线，政社合一制度开始消亡，各地纷纷撤销人民公社、改设乡镇，人民群众用脚投票否定了过去的不合理的经济政治模式，1953年农村合作化运动以来的“乌托邦”式社会试验就此结束。

六、一点讨论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发现，农村改革是亿万农民、地方改革派干部和上层支持改革的领导人，与反对农村改革的力量反复较量的结果。正像杜润生在1998年所说的那样：“农村改革并没有一幅事先描绘好的蓝图。它是在农民、基层干部、地方政府和中央领导各个层次、各个方面的互动过程中完成的”，如果没有一些地方负责人宁可不要乌纱帽，也要让老百姓吃上饭的勇气，如果上层支持改革的领导人决心稍有动摇，历史结局很可能是另一个样子。

在这场深刻的农村革命中，中央决策层的几位领导人的态度颇为有趣。邓小平无疑是关键的支持者，不过他的着眼点并非集体经济还是个体劳动孰优孰劣，而是着眼于“让老百姓吃饱饭”这个朴素的道理，在关于包产到户的激烈争论中，他尽管已经成为中国最高政治权威，但是仍竭力避免与反对者直接冲突，而是低调表态“允许试试看”、“试两年再说”。另外，甚至邓小平在1984年3月14日与胡乔木、邓力群等人谈话时仍然指出“我们终归是要让农民搞集体经济”，或许起初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他仍认为包产到户只不过是一个权宜之计。陈云是第一个态度鲜明支持安徽包产到户的领导人，然而，随着后来包产到户的全国性铺开有可能冲击农村计划经济，因此他到1981年底又开始强调农村也要以计划为主。

赵是农村土地改革的“始作俑者”之一，他于1980年6月19日致万里、胡耀邦表达支持包产到户的信，对于75号文件出台也起了很大推动作用，但是赵在相当一段时间仍是把包产到户作为解决贫困地区吃饭问题的一种救济补充，而不愿意让它成为一种普遍性的制度，因此后来他提出“切三刀”方案。直到1981年10月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召开时，他仍让杜润生传达意见：“‘统一经营、联产到劳’不要轻易取消，有同志说稳不住不要硬稳，但能稳住的地方要稳住”，直到这年末，他从东北考察回来后才表示：“今后不要再强调不同地区不同形式了，群众自愿选择，选上啥就算啥，领导不要硬堵了”。

李先念出于“小农经济跳不了三尺高”的认识，一开始反对包产到户，但是随着包产到户彻底改变了农村经济面貌，他改变了自己的观点（杜润生，2001）。至于华国锋，他虽然始终是反对者，但是又在某种程度上保持了民主包容的作风，允许地方先走走看看，国家农委主任王任重也是这个态度，这都为改革探索留下了一隅空间。

在这场改革中，胡耀邦和万里则是始终是坚定的支持者、推动者，他们对包产到户的支持最根本的动机，并不是出于让农民吃饱饭的现实性问题，或者出于即便是我不同意、也允许你试试看的宽容，而是他们从一开始就认识到农村人民公社制度的不合理性，以及对农民自由权利的尊重——认为天生农民就应该有经营自由、支配劳动成果自由和迁徙自由，所以，农村改革表面看是土地改革或经济改革，实质是为农民争取自由权的一场权利运动。

事后，胡耀邦在1983年底视察川黔两省时曾经反思道：我们这些地方农民过得还不如我长征路过的时候，为什么出现这个局面呢？我们学习了苏联的模式，把农民的生产资料剥夺了，劳动对象剥夺了，经营自由剥夺了。所以，胡耀邦一直认为最好的扶贫不是财政专项拨款或发救济品，而是给老百姓松绑，还给他们应该享有的权利，这个观点与阿马蒂亚·森的经济学理论有异曲同工之处。

在中央逐渐放开包产到户的同时，在胡耀邦的推动下，中央决定给四类分子及其家属摘帽，这大概解放1亿多人，并且是农村最有文化和创造力的群体；又逐渐打破农村商业、工业发展的束缚，允许长途贩运、允许开办小加工厂，商品经济迅速繁荣起来。从1978年到1984年，农村人均实际粮食占有量，从1978年的195公斤增加到290公斤，人均纯收入从1978年的134元增长到355元。按照1978年的标准，当年约有2.5亿贫困农民，而1984年下降到1.2亿以下，所以，1984年国庆节游行中群众的喜悦是发自肺腑的，大家打出来的“小平您好”条幅是真诚的自然表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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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阜成门六号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