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远：1975年胡耀邦在中科院的“百日维新”（下）

（三）半路流产的《汇报提纲》

胡耀邦在科技领域进行大刀阔斧拨乱反正的同时，按照邓小平的嘱托，带领李昌、胡克实、王光伟、郁文、吴明瑜、罗伟等人，着手起草《关于科学问题的汇报提纲》，作为科技领域的整顿纲领，以及未来几年的科技工作总体规划。起草组于8月中旬完成《汇报提纲》的初稿，又送给张爱萍、钱学森、朱光亚、胡乔木、于光远等人征求意见，然后报送国务院。

胡耀邦所主持制订的《汇报提纲》（即前三稿）主要观点如下：

第一，关于建国以来科技成绩的评价。认为建国二十多年来科技战线上的“成绩是主要的，必须加以肯定”， “我国科学事业日新月异地向前迈进”， “为独立自主地解决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中的一些重大科学技术问题作出了贡献”，现有的 400万科技人员“绝大多数是好的或比较好的，做了大量的工作，许多人已经成为政治上、业务上的骨干”。

第二，对于如何搞好科研，提出了正确处理六大关系的主张，分别是如何处理政治与业务的关系，生产斗争与科学实验的关系，专业队伍与群众运动的关系，自力更生与学习外国长处的关系，理论与实际、 基础与应用的关系，以及党的绝对领导与百家争鸣的关系。对此，提纲提出：

1. 反对片面讲政治，而忽略生产和科技，生产和科技搞不上去，物质基础不牢靠, 无产阶级专政也不可能巩固 ；

2. 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科研要走在前面，没有科学技术现代化, 也就不能有工业、农业、国防的现代化；

3. 反对盲目讲与工农“三结合”及“开门办科研”，科学实验也是一种社会实践，必须尊重科技的专业性；

4.反对排外主义，闭关自守，必须经常地密切注意和调查研究国际上科学技术发展的最新动向，有必要从国外引进一些先进技术、先进设备，不能把资本主义国家、修正主义国家的科学家的学术观点都说成是资产阶级的、修正主义的，随意加以否定；

5. 反对重视技术应用，轻视、甚至指责侮辱基础理论研究，应有计划加强自然科学的理论研究；

6. 反对用行政命令办法，甚至是压制的方法对待学术争论，必须实行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的方针，对于有争论的问题要通过学术讨论和科学实践来解决。

第三, 提出了未来的科技战线知识分子政策。提纲认为，我国现有的四百万科技人员中，绝大多数是我们自己培养起来的，尽管他们在思想上政治上还会有这样那样的错误观点，但不能估计过高，对他们要大胆使用，要吸收他们参加一定的业务领导, 或在学术工作上用其所长，发挥他们在科学技术上做学问、出主意、 带青年的作用。提纲还提出，为建成社会主义，必须有一支宏大的知识分子队伍，现在的科技队伍人数不是多了而是少了，要继续大力培养。对于那些受审查而尚未做出结论的，要尽快落实政策，做出实事求是的结论。

可以说这个《汇报提纲》从理论上系统地批判了极“左”路线下的反智思想，否定了“文革”中的“两个估计”（即“前十七年教育科技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知识分子的大多数的世界观是资产阶级的”），重新肯定了知识分子和科技的价值，是1978年后科技政策、教育政策、知识分子政策拨乱反正的系统性预演，因此让“四人帮”咬牙切齿地痛恨，后来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被定性为“大毒草”供全国人民批判。

邓小平对《汇报提纲》的提法感到非常满意，但是又认为有些内容太锋芒毕露，怕在毛泽东那里通不过，因此建议“原则都保留，但是棱角磨掉一些，写得平稳一些”，“等毛主席批准了，让提纲自己说话，让群众在讨论提纲时自己说话”，并嘱托胡乔木对《汇报提纲》做进一步修改。

胡耀邦在起草《汇报提纲》时，根据查阅到的造反组织（疑似中科院革委会或国家科委革委会）于1968年编辑的《毛主席论科学技术革命》一书 ，引用了毛泽东的一段话： “要打这一仗，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过去打上层建筑也是为了发展生产力，不打这一仗生产力无法提高”，作为论述科技重要性的依据，但是这个资料并非中共中央审阅出版的，不敢完全保证真实，胡耀邦出于谨慎，并没有按照当时语录体那样对这句话进行加粗。

不过，胡乔木读到这句话时特别兴奋，极力主张加粗，他认为只要毛泽东看过并且批准这个文件，即便是没有讲过，以后也就真的了（注释二）。邓小平对这句话也非常看重，支持胡乔木的做法，此外，胡乔木在修改中，还加了很多其他的毛泽东语录。对此，同在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邓力群当时就表达了异议，认为这个会让人有“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嫌疑，恐怕不能被通过。果然，这个修改动作引发了“伪造主席讲话”的政治风波，也导致了《汇报提纲》的流产。

9月30日，邓小平将国务院讨论后的《汇报提纲》定稿，呈送给毛泽东，等待最后的审核批准，结果毛泽东看了《汇报提纲》后没有表示意见，只是说自己记不住讲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句话了，并在10月24日将其退回。此事干系重大，邓小平赶忙让胡乔木再次查证，结果发现《毛主席论科学技术革命》中的这段讲话来自于1963年12月毛泽东与聂荣臻的谈话，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还找到了当时在场的于光远和范长江所做的会议记录，确实没有“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句话，而只有：“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须打好……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

这样邓小平不得不让胡乔木删掉这句话，然后于10月27日再次报送。不过这时候，“反击右倾翻案风”已经是山雨欲来，《汇报提纲》自然没有下文，迎接它的只有暴风骤雨式的大批判。

（四）被卷入“刘冰事件”的胡耀邦

邓小平所发起的，胡耀邦、张爱萍、万里、周荣鑫等人积极参与的全面整顿，显然越过了毛泽东的容忍底线，更触犯了“四人帮”及其党羽的利益，至当年10月，已经是山雨欲来，而导火索是刘冰事件。对此，章含之的回忆非常耐人寻味：

这年10月，又是基辛格来访。10月12日晚主席会见后，我参与整理记录直至凌晨。当时困得无法继续，在场那位“通天”朋友突然对我说：“你别打瞌睡了。我告诉你一个消息，你一定就醒了。”我问什么消息，她说：“要批判邓小平了”，我确实给吓醒了，问怎么可能？她告诉毛主席对她们批评了刘冰的信，并说邓小平是刘冰的后台，是一股右倾翻案风。

章含之所讲的“刘冰的信”，即1975年8月中旬和10月中旬，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两次上书毛泽东揭发党委书记迟群（曾任毛泽东机要秘书）作风问题，这件事引发了“反击右倾翻案风”，是现代史上的一件大事。

而刘冰在50年代曾经担任团中央办公厅主任、农村青年工作部部长，与胡耀邦是直接上下级关系。“文革”中，刘冰数次到胡耀邦家串门，并且与胡耀邦交换对时局的看法，他在决定在给毛泽东写信之前，也曾经到胡家征求意见，并且请求胡耀邦转给毛泽东。胡耀邦支持刘冰的做法，对信的内容提出了修改意见，不过婉拒了转信请求，理由是：刘冰是教育口的，不归他管，转信名不正言不顺。他建议直接找邓小平转，并直接用红机子给邓小平办公室打了电话，又告诉刘冰邓小平家的住址。

所以，胡耀邦在公事私事上都触犯了政治红线，成为“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重点批判对象。11月13日，邓小平陪同毛泽东接见外宾后，被留下来“打招呼”，毛泽东还写下批语：“过去只有河南百分之八十的县委书记打了招呼，所以没有受冲击。在多数人身上复杂一点。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要估计这种情况。一些老同志打个招呼，如周荣鑫、李昌、胡耀邦、胡乔木、刘冰、李井泉等几十人也要打个招呼。”

根据毛泽东的这个指示，国务院于14日召开了“打招呼”会议，15日至16日中央政治局也召开“打招呼”，这两次会议，胡耀邦均参加，“打招呼”实质是对邓小平及“四大金刚”整顿行为的一种警告，但仍有“挽救”之意。不过，四人帮并不会善罢甘休，“打招呼”会不可避免地成为批判会，王洪文在发言时说，他到上海去了一趟，听到下面有许多反映，对胡耀邦、周荣鑫意见很大，胡耀邦的言行是“右倾回潮”，跟“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背道而驰”；张春桥和姚文元插话说：“都是右的东西”，“群众对你们意见很大”，江青则非常激动，一会坐着、一会又在会议室内来回走动。

对于“四人帮”的批判，众人皆报以沉默，唯独邓小平、胡耀邦据理力争。胡耀邦在此时此刻并没有像某些人那样落井下石，来洗脱罪责，而是毫不掩饰表达对刘冰写信的支持，他说：

昨天晚上，王洪文副主席对我讲了许多话，我在这里郑重声明，他说的那些问题，说我说了什么话，我都郑重表示，我没有那些问题，也没说过那些话，请求中央查证。我与刘冰在团中央一块共过事，他找到我要我给他转信，我对他说过我支持你，但信要由你自己送，因为我们不是一个组织系统，我是科学院，你是清华大学，所以我不能帮你转信。

胡耀邦发言铿锵有力、不卑不亢，王洪文无言以对、一声不吭。刘冰晚年回忆说：“包括我本人，都作了违心的检讨，说自己错告了主席派往清华的干部。唯独胡耀邦响亮发言，没有认错。在这样的气氛下作这个发言，以一个人的力量担当责任，谈何容易！胡耀邦真是铮铮铁骨”！

（五）“反击右倾翻案风”中的胡耀邦

“打招呼会”之后，邓小平及胡耀邦、周荣鑫等人的再次被打倒已经不可避免。“四人帮”及其追随者对胡耀邦的批判逐渐公开化。12月上旬，清华大学开始公开点名批判《汇报提纲》，迟群说 “右倾翻案”是从路南刮到路北的”（中科院与清华一路之隔，中科院在路南、清华在路北），当时清华校内贴满了大字报，胡耀邦被勒令前往清华大学观看大字报。同时，柳忠阳连续两次致信毛泽东，揭发胡耀邦在中科院的“复辟言行”，在得到了毛泽东的两次批示（注释三）后，中科院召集批判会对胡耀邦、李昌等人进行批斗，讨伐胡耀邦的大字报贴满了会议室和办公室，最长的一次批判会开了36天（从1975年12月19日开到1976年1月23日），对胡耀邦等人实行疲劳作战，最后胡耀邦旧病复发，住进反帝医院（注释四）。

胡耀邦平日对姚文元非常鄙视，小范围聊天时，经常毫不避讳地嘲讽他，甚至曾经与吕正操、程子华等人一起给毛泽东写信（主要由胡耀邦执笔），反驳姚文元于1975年3月发表的《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姚文元趁机公报私仇，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对胡耀邦“格外关注”，他先是利用毛泽东对《化石》杂志编辑张锋来信的批示小题大做，试图给胡耀邦使绊子，继而在1976年1月6日亲自召集《红旗》杂志编辑人员和“梁效”写作组，部署批胡。

“梁效”写作组的范达人、何芳川等人立即加班加点完成了《回击科技界的右倾翻案风》一文，姚文元安排在1976年第2期《红旗》杂志发表，并且特意选择在春节这天对全国人民广播，可谓“用心良苦”。《回击科技界的右倾翻案风》一文，指责胡耀邦的科学院整顿是 “一条与毛主席革命路线相对抗的修正主义路线。这条修正主义路线以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革命的新生事物，搞复辟倒退，搞反攻倒算为主要内容和主要特征，它的理论基础是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唯生产力论，它的手段是折衷主义”，可谓字字如刀，在那种情况下让人读了不寒而栗。姚文元的老巢《文汇报》也被授意发表了长篇评论《两个提纲 一条黑线》，宛如当年《评<海瑞罢官>》重现。

在泰山压顶的危险时刻，胡耀邦仍然据理力争，不向“四人帮”及其爪牙低头，1976年1月6日，他在批判会上说：“如果没有搞好四个现代化，我们的子孙万代会骂我们的”，“把科研搞上去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科研工作要是搞不上去，应感到痛心、惭愧”。1月23日，他针对有人指责他搞“唯生产力论”，反问说: “我不懂什么'唯生产力论'，我只知道科学技术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没有瓦特发明蒸汽机，能有英国的工业革命吗？”

批判胡耀邦的高潮是“四人帮”策划的首都体育场批判胡耀邦、李昌万人大会，这是“反击右倾翻案风”中最大的批判集会，这种万人批判大会在文革早期经常见到，但是文革末期已经极少了。会前，姚文元派出上百个记者，准备好了摄像机，希望让胡耀邦、李昌在全国人民面前出丑。批判会开始后，有群众递条子要求见见胡耀邦、李昌，于是造反派让李昌（胡耀邦因为重病在医院，医生阻止参加）绕场一周“示众”，没想到全场热烈鼓掌对他表示敬意，当“四人帮”的党羽发言时，参会人员纷纷退场以表示抗议，批判会以一场闹剧告终。

7月25日，病中的胡耀邦又被强行拉到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进行批斗，批判中胡耀邦腹泻呕吐、发生脱水，随时有生命危险，中科院造反派不得不同意中止批判。27日夜，胡耀邦乘火车返京，凌晨靠近唐山时发生大地震，险遭意外，家人一度与其失去联系，后胡耀邦乘坐的火车返回大连，然后又乘坐飞机回京。

毛泽东去世后，中科院造反派加紧对胡耀邦罪名的罗织，不过很快风云突变。10月27日，中科院召开庆祝粉碎“四人帮”大会，“四人帮”的党羽柳忠阳被轰下主席台。此时，中科院上上下下都热切希望胡耀邦能回来重新主持工作，党组一些成员（如王屏、刘华清等人）自发给中央写信给中央，要求恢复胡耀邦的职务，科研人员也纷纷在中关村和三里河院部大门口贴出了“强烈要求胡耀邦同志回科学院主持工作”的大标语。这充分说明胡耀邦在科学院的整顿是顺乎民意的，知识分子是发自肺腑爱戴胡耀邦的（注释五）。

综合来讲，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中，胡耀邦是受到冲击最严重的之一，仅“四人帮”组织编写的批判材料《评<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就向全国印发了2500多万份，加上其他批判资料，可能印发了几千万至上亿份，可以说是试图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把胡耀邦和《汇报提纲》批垮批臭。不过，毛泽东对胡耀邦仍然持有保护态度，尤其是4月份开始主持中央工作的华国锋，因为中间参与过《汇报提纲》的讨论，对“四人帮”及其党羽迫害胡耀邦的行为表现出反感，曾经直接将中科院造反派诬告胡耀邦的资料退回。

这些都使得胡耀邦虽然遭受了很多苦难，但避免了周荣鑫那样被迫害致死的厄运。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四人帮”被捕后，胡耀邦第三次重新恢复工作，他与邓小平等老一辈改革家一道，终于有机会大展宏图，引导中国回归常识、实行改革开放，让中国走向了一条通往现代化的正确道路。

 

【注释与参考文献】

注释一：根据钱江先生的考证，“中央读书班”是毛泽东在“十大”之后倡导举办的，他吸取了“九大”以后林彪集团、陈伯达与四人帮斗争分裂的教训，提出以新晋的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为主体，办读书班，加强他们的团结教育和马列主义教育。读书班前三期学员有陈永贵、倪志富、吴桂贤、尉凤英、金祖敏、邢燕子、孙玉国、庄则栋等人，王洪文一开始是读书班的负责人，并且王洪文也把读书班作为培植党羽的重要工具，从第四期开始，邓小平开始负责读书班。

注释二：1976年2月23日，胡乔木迫于“四人帮”的压力，在国务院政研室全体大会上曾经对修改《汇报提纲》一事，进行“揭发和交代”，他说：“科学院本来与政治研究室的任务毫无关系，但是党内最大的走资 派却硬要把科学院汇报提纲的修改工作交给我和政研室别的同志但是这个不肯悔改的走资派竟对我说，这是表示主席对基础理论的关心。甚至在毛主席退回提纲以后，最大走资派还要我再作一次修改。但是路线斗争的形势这时已经明朗化了，最后的修改稿他不敢送给主席了。这证明这个老走资派是多么顽固不化，我是多么紧跟到底”！

注释三：毛主席的批示全文是：“科学院柳忠阳同志的信，印发政治局(给科学院党的领导小组一份)，予以调查研究”。

注释四：反帝医院即原协和医院。关于胡耀邦为什么一直在协和医院看病，周荣鑫之女周少华认为，谢富治及其妻子刘湘屏积极追随“四人帮”，卫生部直属的北京医院对老干部医治不积极，周荣鑫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中之死，就与该院抢救不及时有关。因此，胡耀邦在“文革”中，一直坚持到反帝医院看病，因为老协和的医生都比较负责。

注释五：根据时任钱三强专职秘书的葛能全先生的回忆，在中科院职工自发贴大字报要求胡耀邦回科学院工作的同时，中央已经决定方毅代替胡耀邦在中科院的职务，改派胡耀邦到中央党校工作，因此，方毅在就任中科院负责人的时候，曾经半开玩笑地说：“科学院对我的到来，是不欢迎的”。

吴明瑜口述，杨小林访问整理：《科技政策研究三十年：吴明瑜口述自传》，湖南教育出版社，2015 年

路甬祥主编：《胡耀邦在中国科学院》，科学出版社，2012年

刘冰：《风雨岁月：1964-1976年的清华》，当代中国出版社，2008年

中国科学院京区党委编：《难忘的120天——忆胡耀邦在中国科学院的日子》，自印本，2013年

范达人：《“文革”御笔沉浮录——梁效往事》，香港明报出版社有限公司，19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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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聪：熊卫民：《中国科学院的整顿与学术领导的恢复：葛能全先生访谈录》，《科学文化评论》第13卷第6期(2016)

来源：阜成门六号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