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非：胡耀邦：“文革”磨难

一、飞来横祸

胡耀邦在1965年6月回到北京养病以后，生活是平静的，然而思想却极不平静。主政陕西两百多天的种种重大是非问题，无时不在头脑里翻滚。离开陕西以后，那里还在批判他，而且调子越来越高，这消息他早已知道了。从那里拉开的架势看，他很清楚事情不仅不会就此结束，而且还会发展。他要向中央申诉。他把当时的文件，包括他自己的历次讲话细细看过，经过一再的重新估量，仍然认为自己在这两百多天里的言论和举措，是经得起检验的。他着手准备一篇长篇发言，阐明自己那些政策主张的依据，驳斥对他的那些荒谬的批判，以便在适当的机会，当面向中央领导同志陈述。

10月初，胡耀邦得到中央通知：西北局书记处和陕西省委书记处的部分成员正在北京参加讨论第三个五年计划的中央工作会议，10月6日，由中央书记处主持，请他们来谈双方的争论，请胡耀邦出席。

10月6日，胡耀邦带着厚厚一摞材料来到中南海，走进会议室，他看到只有邓小平一个人坐在那里。尤其使他大感意外的是，邓小平告诉他：“你们的争论摆下，不要谈了。你不要回陕西去了，休息一段时间，另外分配工作。”邓小平还告诉他，中央已派浙江省委书记霍士廉去接替他的工作。胡耀邦提出：“中央是否给我做个结论？”邓小平说：“没有必要。”胡耀邦说：“他们写的《省委一百二十八次常委（扩大）会议纪要》已经发下去了，还要在十七级以上党员干部中肃清我的‘流毒’呢。”邓小平说：“他们说的不算，中央没有给你作结论。”胡耀邦又提出：“是否把总书记今天讲的这几点形成一个文件发下去？”邓小平又说：“没有必要。”

不久，就有比个人际遇更重大的社会动向引起他的注意。11月间，报纸上发表了姚文元的长篇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篇文章点名批判了《海瑞罢官》的作者吴晗，说这个剧本是“用地主资产阶级的国家观代替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用阶级调和论代替了阶级斗争论”，剧中写的“退田”、“平冤狱”就是鼓吹“单干风”、“翻案风”。吴晗是北京市副市长，著名历史学家，声望卓著的民主人士。现在竟然被这样点名批判，而且文章杀气腾腾，显然有极不寻常的背景。胡耀邦知道，学习海瑞，正是毛泽东提出来的。1959年4月5日，在上海召开的党的八届七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要敢于讲真话，敢于批判他的缺点，要向明朝那个敢于痛骂嘉靖皇帝的海瑞学习。吴晗正是按照毛泽东倡导的精神，撰写文章，编写剧本的。如今，海瑞又成了“影射现实”的典型。看来，历史又将有一场反复。

回想起这一年来思想领域里一场又一场的批判，都给人以“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感觉。1963年12月12日，毛泽东在中宣部编印的《文艺情况汇报》上批道：“各种文艺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甚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又说：“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1964年6月27日，毛泽东在中宣部《关于全国文联和各协会整风情况的报告》上又批道：“这些协会和他们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继这连续两次尖锐批判以后，康生就大肆施展罗织罪名的手段，在文艺界掀起了批判“老头子”、“祖师爷”的狂潮，接连不断地批判了夏衍、田汉、阳翰笙、邵荃麟、齐燕铭这些文化界、文艺界的代表人物，与此同时，又批判了《早春二月》、《谢瑶环》等一大批文艺作品。以后，很快又扩展到其他领域，哲学界批判杨献珍的“合二而一”论，经济学界批判孙冶方的生产价格论和企业利润观，史学界批判翦伯赞的“历史主义”，以及农民战争史研究中的“让步政策”等等。这些所谓“批判”，都不是着眼于学术观点或艺术观点，而是用强加的政治罪名，要一举置人于死地。这种社会气候，使胡耀邦产生一种压抑感，这种感觉比他自己遭受批判时似乎更为强烈。

而这时更令胡耀邦吃惊的是，他敬重的好友罗瑞卿突然被定为机会主义分子而隔离审查。

在延安抗大期间，胡耀邦在罗瑞卿直接领导下工作，两人结下了友谊。以后在晋察冀野战军两人又在同一部队，相知甚深。建国以后，罗瑞卿被授予大将军衔，在党、政府、军队里都担任要职，具有卓著的声望。胡耀邦同他虽各有所忙，但还是时有过从，遇有大事每每向“罗大将”请教，罗瑞卿闲暇时也到胡耀邦家里来打打麻将、聊聊天。在林彪提出“突出政治”等那一套口号之后，性格鲠直刚烈的罗瑞卿表示了疑问和不同意见，1965年11月，林彪亲笔写信向毛泽东诬告罗瑞卿反对“突出政治”，要夺取军权。毛泽东当即批示：“那些不相信政治，对于突出政治阳奉阴违，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衷主义（即机会主义）的人们，大家应当有所警惕。”这样一来，罗瑞卿就受到不容置辩的揭发，随即被隔离审查。当胡耀邦读到中共中央批转的审查材料，看到其中列举的罗瑞卿“极端敌视毛泽东思想”等罪名时，真是百思莫解。他无法相信，像罗瑞卿这样身经百战，出生入死，对党、对人民、对毛泽东赤胆忠心、功勋赫赫的大将军，居然会反党、反毛泽东思想，而这一切，又都是缘于对林彪那一套有不同意见。这种不正常的现象，使胡耀邦感到深深的忧虑。

进入1966年，一切一切都预示着，那场疾风引来的暴雨，就要出现了。先是由批判吴晗演变到批判“三家村”，毛泽东又借此严厉批评了彭真领导起草的《二月提纲》，接着就将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生拉硬扯地连在一起，定为“反党集团”加以揪斗。演变到后来，就是中共中央于5月16日发出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其中一些话令人毛骨悚然：“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在这同时，成立了陈伯达任组长，康生任顾问，江青、张春桥任副组长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简称“中央文革小组”）。一场所谓的“文化大革命”就此发动起来。于是，人们很快体验到，这场山雨不是和风细雨，而是苦风凄雨、邪风恶雨、腥风血雨。

最早起来响应的是北京的大中学生。5月下旬，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贴出了攻击北京大学党委和北京市委的大字报，即后来所谓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毛泽东从情况简报上看到后，兴奋异常，说是“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开始打破。”6月1日，他下令公开发表这份大字报，要使之成为一个突破口，以大大发动群众，打破原有秩序。果然，局面立即被搅动起来，学生们纷纷起来“造修正主义的反”，铺天盖地、乱加罪名的大字报把矛头指向学校党和行政领导人以及教师，甚至施行体罚和种种污辱，党的组织很快陷于瘫痪，学校已难以进行正常的教学和各项工作。

这时毛泽东出外巡视。在北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认为这种混乱局面必须制止。6月3日，他们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向北京市各大中学校派出工作组领导“文化革命”。会上决定北京市中学的“文化大革命”归团中央负责，立即派工作组进驻。

团中央由此惹上了滔天大祸。

团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胡克实列席了这次会议，回来立即召开书记处会议汇报。胡耀邦面有难色，觉得事情复杂，深浅莫测，但既然是中央的决定，那就要执行。胡克实主持召开了书记处紧急会议，传达中央的决定，立即成立领导小组和“北京市中学文化革命工作团”，团长、副团长分别由胡克实和团中央书记处书记惠庶昌担任。随后，抽调了团中央机关六十多名干部，同中共北京市委干部一起，组成十六个工作组，进驻“文化大革命”运动已经掀起、局面混乱不堪的北师大女附中、清华大学附中、北京四中等十六所中学。其后又从北京和全国各地抽调一千八百多名团的干部，组成三百多个工作组，陆续向北京市八个区的中学派出，并在各区成立了工作队，队长由团中央书记、常委、部长担任，工作队具体领导各工作组。

但工作组不曾料到，与此同时，“中央文革小组”的陈伯达、康生、江青以及关锋、戚本禹之流，却在暗中煽动学生反对工作组，因此工作组一进校，就遭到围攻。6月17日，北京师大女附中贴出反对工作组的大字报，紧接着清华附中红卫兵同工作组发生了冲突，他们向中共中央、毛泽东写信，控告工作组进校后压制造反派，搞折衷主义，只讲团结、不讲斗争，火药味不浓等等，表示公开反对。

毛泽东7月18日由武汉回到北京，听了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的汇报，对派工作组很不满意。

7月26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决定撤销工作组，“文化革命”由群众自己来主持，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7月28日，改组后的中共北京市委作出《关于撤销各大专院校工作组的决定》，并说明这一决定“也适用于中等学校”。从此，陈伯达、康生、江青一伙更是气焰万丈地四处煽风点火，制造一起又一起学生同工作组严重对立的事件。7月27、28日，江青派人出席了海淀区、西城区中学师生代表大会，以“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宣布工作队要求学生复课是压制红卫兵，撤了这两个工作队队长周杰、胡启立的职务，并且对他们进行了批斗。这样，就在北京掀起了一股各校学生驱赶殴打工作组的武斗邪风。

一直居家养病的胡耀邦没有参与工作团的工作，但学生们的所谓“造反”行动使他深感不安。他支持工作组进驻学校去稳定秩序，当听说两个工作队队长挨了批斗，工作组被赶出学校时，他气愤地说：“派工作组是中央政治局决定的。中央文革小组的做法很不正常。”他要胡克实把这些情况向邓小平反映。

胡耀邦还不知道，邓小平的处境也很困难。7月29日，北京市委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全市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师生“文化革命”积极分子万人大会，宣读关于撤销工作组的决定。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在会上讲话，对派工作组承担了责任，并说这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

当天晚上，北京石油学院附中等八所学校的红卫兵涌到团中央机关“造反”。他们刷标语，喊口号，声讨派工作组的“罪行”，四处寻找工作组成员批斗。

第二天，“中央文革小组”的张春桥偕同关锋、戚本禹等来到团中央，表示支持石油学院附中等八校“革命小将的革命行动”。他们咄咄逼人地指责胡耀邦、胡克实等“害怕革命、害怕青年、害怕群众”。

从此，一部分红卫兵就踞守团中央不走，天天“造反”。他们找到了团中央候补书记、西城区工作队队长胡启立，立即在传达室将他团团围住，不容分说地把盛满污水的痰盂扣在他头上。经过撕扯、推搡、责骂的痛快淋漓的“批斗”之后，才开心而去。

几天来的突然变化，使得团中央内一片惶恐。胡耀邦和胡克实心情复杂，他们一方面想不通，不服气，一方面也疑虑百端，惴惴不安，不知道事情会发展到哪一步。

8月1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这次全会是毛泽东发现广大干部包括高级干部对“文化大革命”都“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认为有必要通过一个在全国范围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正式决议而决定召开的。会议只经过短时间准备，开得仓促而草率。会议一开幕，毛泽东就又提出派工作组问题，说这是“想把那些朝气勃勃的学生都打下去”，并且说：“这是镇压，是恐怖，这个恐怖来自中央”。

胡耀邦出席了这次全会。眼看工作组问题越闹越大，他心情不能不紧张。虽然派工作组的事他没有具体参与，但他仍然是团中央第一书记，他准备承担责任。

就在十一中全会开幕当天的下午，陈伯达、康生、江青把胡耀邦和胡克实找去“谈话”。这一番蛮横的“谈话”，给团中央和胡耀邦、胡克实定了“性”。

康生说，团中央在中学“文化大革命”中犯了方向错误、路线错误。你们已经严重脱离了青年，害怕青年，是青年官了。

江青说，你们为什么那么害怕群众运动？你胡耀邦从红小鬼变成了胆小鬼。

陈伯达说，你们头脑腐败！你们的思想要彻底破产，要彻底站到群众一边来，不彻底破产是不行的！又说，你们老气横秋，青年团成了老年团了。

康生马上接上去：我今年七十岁了，你们好像一百五十岁了。

这些，自然都引起了胡耀邦思想上的震动。只是他无法理解，派工作组并不是团中央的发明，团中央只不过是执行政治局的决定，而且工作组工作的时间很短，完全谈不上“镇压”，对此康生等人是完全清楚的，为什么现在连这个基本事实也不顾了？

但随后几天十一中全会的发展，使胡耀邦明白了这还只是个开始，更严重的事情即将到来。

在8月4日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说，“中央下令停课半年，专门搞文化大革命，大家起来了，又来镇压。”

8月5日，毛泽东写下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其中写道：“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在这一天的会上，毛泽东还严厉批评团中央，说“团中央应该站在学生运动这边，可是它站在学生运动那边。”并且说，胡耀邦、胡克实、胡启立“三胡”不是糊糊涂涂犯错误，而是明明白白犯错误。

8月6日，北京的一些中学生在天桥剧场举行辩论会，辩论一副宣扬血统论的无聊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康生、江青等特地跑去参加，表示支持。他们都发表了长篇讲话，指责“共青团有严重错误”，“团中央某些人不是站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方面，而是站在资产阶级镇压革命这一方面。”在他们的煽动之下，“辩论会”成了声讨团中央的大会。他们还表示，学生们提出的“改组共青团这一要求是很正确的”，“红卫兵、红旗战斗小组应该成为改造共青团的主要骨干。”

这样，团中央就成了“文化大革命”发动以来，受到冲击的第一个单位。

二、改组之后

八届十一中全会在把林彪排在政治局常委第二的位置以代替刘少奇，并作出《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之后，于8月12日闭幕。《决定》一开头就说：“当前开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

十一中全会闭幕的次日，8月13日晚，“中央文革小组”操纵的北京市中学红卫兵在工人体育场举行万人群众大会，批判团中央在工作组问题上的“错误”。会上，以胡耀邦为首的团中央书记处被宣布所犯的“严重错误”是：

一、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违背了毛主席的指示；

二、没有站稳无产阶级立场，而是坚持资产阶级立场；

三、口头上坚持群众路线，实际上猖狂攻击群众路线；

四、应对挑动学生斗学生，压制学生运动的“中学工作组”所犯的错误负责。

随后，宣布了中共中央关于改组团中央书记处的决定。

散会之后，高度亢奋的红卫兵如同潮水般地涌向团中央。一伙红卫兵跑到富强胡同，将胡耀邦、胡克实从家里揪到团中央。团中央大院里，办公楼各楼层上，顿时人声鼎沸，呼着口号的红卫兵到处追寻团中央其他书记和部门负责人。他们高呼“打倒胡家店”的口号，对胡耀邦、胡克实进行批斗。第二天，大批红卫兵又来“造反”。他们向被揪出的领导干部提出一个又一个的“质问”：

———你们的《团章》里为什么不写毛泽东思想？

———你们发展团员为什么不优先发展工人、贫下中农？

———你们会议室里为什么不贴毛主席语录，你们对伟大领袖是什么态度？

一切的说明、解释、甚至检讨，都无济于事，不管怎么样，总是“态度恶劣”。在这无休止的纠缠当中，团中央陷入一片混乱。

8月15日，团中央进行改组，由两名工农出身的书记组成团中央临时书记处，其他书记停职反省。

从此，团中央机关和直属单位的工作完全瘫痪。团中央工作人员从被改组的惊愕和疑虑中缓过神来，也成立了造反组织。在红卫兵浪潮的巨大压力下，大多是出于“紧跟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真诚愿望，也赶紧行动起来，对书记处特别是胡耀邦用大字报展开了声讨批判。那些大字报都用了危言耸听的字眼：“打倒团内最大走资派胡耀邦”、“彻底揭发批判胡耀邦的修正主义黑货”等等。而大字报的所有揭发出来的材料，哪怕是最微不足道的，也都要加上“反党”、“反动透顶”之类骇人听闻的罪名。数日之内显得益发憔悴和苍老的胡耀邦，每天都被“勒令”出来看这些牵强附会的大字报。晚上，他还不时被揪去参加机关里的批判会，去听那些同大字报如出一辙的“批判”。

通常，他只是沉默，在沉默中沉思……

此时，红卫兵运动正如火如荼。7月下旬，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把他们的两张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寄给毛泽东。8月1日，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开幕当日，毛泽东给他们回信，赞扬他们的“革命造反精神”，说这些大字报“说明对剥削压迫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党派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他们的走狗，表示愤怒和申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从此，大中学校中打着“革命造反”旗号的红卫兵组织，在全国迅速发展起来。8月18日在天安门举行“文化大革命”的百万群众庆祝大会，参加者主要是北京和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学生。毛泽东身着军装，戴着“红卫兵”袖章，同林彪一道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百万红卫兵。林彪在讲话中煽动红卫兵“要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打倒资产阶级反动权威，要打倒一切资产阶级保皇派，要反对形形色色的压制革命的行动，要打倒一切牛鬼蛇神”，“要打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要扫除一切害人虫，搬掉一切绊脚石！”

从此，红卫兵开始冲出校园，喊着“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口号走上社会。他们以“破四旧”为名“横扫一切”，对文化遗产、知名人士、领导干部以至出身、历史“不好”的无辜群众进行了残酷的、毁灭性的破坏和摧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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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团中央首当其冲的胡耀邦，此后遭遇了有生以来最为惨重的伤痛与凌辱。

每天，偌大的团中央大院挤满了串联来京的红卫兵，他们横冲直撞，要团中央干部交出胡耀邦、胡克实等人由他们批斗。一天数次的批斗，长时间的反扭双臂、弯腰低头、当面的唾骂以及时不时的拳打脚踢，都使病中的胡耀邦不堪忍受。后来红卫兵越涌越多，情绪越来越激烈，为防止意外，团中央造反组织采取了远距离“示众”的办法，每当红卫兵叫喊“揪出胡耀邦”、“揪出走资派”的时候，就让胡耀邦等人从办公楼二楼会议室的窗户跨出，到朝着大院的一个平台去“认罪”。于是胡耀邦、胡克实、王伟、王照华、胡启立等团中央的书记、候补书记从一早就得默默地在会议室等候，只要外面一呼叫，就得被两个人押解着，吃力地迈出窗外，被反剪双手，有时还要跪下，低头自报家门，并且要他们承认是犯了“三反”的罪行。8月的太阳，炙烤得平台滚烫，他们的脸上汗水混合着尘土，身心俱疲。胡耀邦的痔疮、肠痉挛又时不时发作，经受着病痛和精神的双重折磨。但他仍然是那样坚定而倔强，从来只说自己是犯了“错误”，而不承认是“走资派”，不管越聚越多的红卫兵如何吼叫，他决不改口。串联的“小将”这一拨刚刚走开，下一拨又来，他们又要被押出来，把这一切再重复一遍。就这样一次又一次地出来“示众”，直到傍晚红卫兵渐渐散去。

进入10月，中共中央宣布取消由党委领导运动的规定。在“踢开党委闹革命”的口号下，新一轮的造反狂潮迅速扩展到工农业领域。在林彪、陈伯达的煽动下，声势浩大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风暴在全国掀起，社会上出现了“打倒刘少奇”的标语和攻击邓小平的大字报，形势更加恶化。康生、江青、戚本禹等在不同场合，继续攻击共青团是“全民团”、“生产团”、“娱乐团”，说“团中央修到家了”、“团中央书记处修透了”、“要彻底砸烂”，这样，胡耀邦遭到了更凶猛的揪斗。

先是被揪到各个学校去批斗，经常受到辱骂和殴打。一次，一群中学红卫兵涌进团中央，揪胡耀邦等在礼堂门前批斗。照例是跪下，低头，“交代罪行”，高音喇叭里震耳欲聋的口号，人群的不停的吼叫。由于胡耀邦不承认有“三反罪行”，一个红卫兵上来猛扯他的耳朵，见胡耀邦并不屈服，她抡起皮带，向胡耀邦劈头盖脸狠狠抽去，那竟然是个只有十六七岁的女孩。

在年轻工人也起来“造反”之后，胡耀邦和胡克实、王伟等人曾被由戚本禹操纵的长辛店机车车辆厂“造反派”揪去。他们被一些大汉像麻包一样扔到大卡车上，开车后被喝令跪着，不许扶着什么，接着就是一顿暴打，王伟头被打破。到了批斗场地，“造反派”凶狠万状地问：“你是不是走资派？”胡耀邦一字一句地说：“我忠于毛主席，我忠于社会主义”。“造反派”狂叫：“你不读毛主席著作，反对毛泽东思想。”胡耀邦倔强地说：“毛选四卷我读了好多遍。”“造反派”一拥而上，拳脚相加，觉得这还不够革命，又抡起皮带用铜扣猛抽。胡耀邦被打倒在地上，上衣被抽烂，全身肌肉红肿，鲜血从抽伤处流出。他回去后多日不能走路，从此落下了颈椎、肩膀和腰部时常作痛的毛病。然而他当时既不呻吟，也不改口。

这就是胡耀邦，一个老红军战士的操守和气概。他不说违心的话，不向恶势力低头，就是这样响当当、硬邦邦，宁折不弯。他还悄悄地鼓励年轻的胡启立等人：要挺得住，要经得起考验。

胡耀邦一被打倒，他的家人也横遭厄运。这个光荣的革命家庭，一夜之间失去了全部光荣！他的夫人李昭当时任北京市纺织局局长，因株连而受到批斗。在北京大学读书的大儿子胡德平也受到很大影响。因为平时和同学关系还算融洽，总算侥幸平安生活到1968年春末，入夏则被关押批斗，部分不明真相、狂热造反的“造反派”强迫他交代他父亲的“罪行”和他们父子间有什么勾结。因为在“文化大革命”的“二月逆流”中，胡耀邦未认清自己所处的险恶环境，仍以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为己辩护，还在写《我的申诉》，写了之一，又写了之二。胡德平看到父亲的申诉，十分震惊，便不断悄悄地跟周围一些朋友说：“我父亲不是走资派，他是代人受过，冤枉！”当时只有十四岁的小女儿满妹也未能幸免，在学校里也因为爸爸是“走资派”而被孤立和批斗。在那种令人窒息的日子里，李昭忍着悲愤总是一遍又一遍地对孩子们讲：“你们的父亲母亲是清白无辜的。我们没有干过什么丢脸的事，不管发生什么事，你们千万不能干那些有愧于党或有愧于我们家的事。”在父母和哥哥都失去了自由的时候，懂事的三儿子德华和满妹便挑起了照顾他们的重担。他们忍受着屈辱，每天去给父亲送饭送药。后来他们还要骑着自行车，路远迢迢地去北京大学，给被关押的哥哥送衣服。这些衣物里总是夹着他们母亲李昭写的纸条，谆谆叮嘱：“必须实事求是”。

到1967年“大串联”停止，揪斗恶浪渐退，造反派的兴趣转向了相互间武斗之后，胡耀邦才得稍稍喘过一口气来。虽然团中央机关干部为了“紧跟伟大领袖的战略部署”仍要时常批他，但在规模和酷烈程度上毕竟小得多，也轻得多了。在一段时间里，胡耀邦被“专案组”勒令写“检查”、“交代”，他在这时对许多往事作了细细的回忆，而想得最多的，是几十年来他同毛泽东的关系以及他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思考这些问题，常常使他心情十分矛盾。一方面，他对毛泽东怀着深厚感情，这种感情不仅在于他正是由于毛泽东的关爱、培养、器重，才得以迅速成长，更在于毛泽东的伟大功业以及个人魅力使他由衷景仰。每次读毛泽东的书或者听毛泽东的讲话，他总是一字一句地去深深体味，觉得那里面有丰富的宝藏，自己要勤奋地学习，努力地身体力行，才能算毛泽东的好学生。可是从1957年以来，毛泽东所发动的反右派、“大跃进”、庐山会议上批判彭德怀，以及眼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那些有悖常理、甚至有悖毛泽东自己过去言论的事情，以及一次又一次所造成的重大恶果，又使他产生怀疑。他觉得毛泽东违背了由他本人亲自倡导的民主集中制、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实事求是的精神、谦虚谨慎的态度。这样想下去，以至于在一定程度上，他觉得对毛泽东的信仰也发生了动摇。于是，“吾爱吾师”与“吾尤爱真理”的矛盾在他心中严重撞击着。然而几十年养成的对党的赤诚和对领袖的热爱，使他警告自己首先要进行自我检查，因为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认识和态度，关系太重大了。于是，他本着无情地解剖自己和对党老实坦白的精神，实实在在地检查了这些“动摇”。

1967年4月，胡耀邦的母亲，一向身体还算硬朗的刘明伦老人，在对儿子的强烈思念和担忧中去世了。胡德平到团中央去把这个消息告诉一直关在那里的胡耀邦。他们在“革命群众”的押解下赶去医院。

胡耀邦一见母亲的遗体，未及鞠躬致哀，突然用家乡话喊了一句：“娘老子，儿子送你来了！”接着“哇”地一声痛哭起来，泪如雨下，鞠躬之时，全身颤抖。在“革命群众”督促之下，不能久停，胡耀邦看了母亲最后一眼，只得凄然退出。走出医院，他无限感慨地念了句唐诗：“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又被押回团中央。这时，李昭和德平仍然没有行动自由，不能为老人处理后事，年幼的德华便把二哥刘湖从清华大学叫回来，将奶奶的遗体送到东郊火葬场殡葬。事情办完，刘湖已经身无分文，只得徒步从东郊走回家里。

三、“牛棚”囚禁

进入1968年，毛泽东呼唤的“天下大乱”已经乱成一团：各地派仗愈演愈烈，武斗更是打得血肉横飞，机关工作和经济生产全面瘫痪。把派工作组定为“方向性错误”的毛泽东，也不得不决定派遣解放军实行“三支两军”，派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学校。团中央毫无疑问也在“军管”之列。1968年3月，一批解放军进驻了团中央机关和直属单位，人们把他们称为“军代表”。军代表直接领导了对胡耀邦等的审查，搜集并研究胡耀邦“三反罪行”的材料。

5月，“中央文革小组”提出“清理阶级队伍”，就是要把地、富、反、坏、右、叛、特、走资派、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反动权威统统从“阶级队伍”清除出去。一切听命于“林副统帅”和“中央文革小组”的军代表闻风而动，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一夜之间将团中央里那些莫须有的或捕风捉影的“叛徒”、“特务”、“反革命”、“走资派”等等“牛鬼蛇神”一网打尽，关押起来，其中包括绝大多数的书记处成员、中层干部以及所谓“历史可疑”的干部四十多人，胡耀邦自然是第一号人物。

他们被关押在团中央南院几间平房里，被一道围墙严密封锁着。这种关押“牛鬼蛇神”的所在，就叫做“牛棚”。军代表倒是不出面，一切由革命群众监管，叫做“群众专政”。被“专政”的这些干部完全失去了人身自由，《专政条例》规定：彼此不准交谈、不准外出、不准家人探视、上厕所必须得到批准……

胡耀邦同所有的人关押在一起。每天要早早起来，在门前列队，听监管人员训话；然后就在“革命群众”严厉目光监视下劳动，拿着大扫帚清扫大院，或者把大量的砖石从这里搬到那里。干完活，就整天写“检查”，没有桌子，就伏在一张木凳上写。由于不准交谈，人们整天不吭一声，每个人都怀着沉重的心事。胡耀邦要写的材料特别多，他沉默着，神色凝重地一张张写下去。写累了，摸摸口袋，才记起了不准吸烟，于是，只好呆呆地仰望窗外的云天。晚上，就人挨人地在地铺上就寝。

这里三五天就要有一次苦役性的劳动，最经常、最能体现惩罚意义的就是清扫厕所。他们被勒令直接把手伸进便器去拭洗污垢，用以检验是否有进行触及灵魂的改造的诚意。有时还要去清扫散布在机关外各处的员工宿舍的厕所。这时胡耀邦便要同“黑帮”们一道，排起队来，在多名“革命群众”押解下，扛着打扫工具，穿街过巷。街巷里一些小孩子常常会一面“黑帮”、“黑帮”地叫着，一面向他们投掷石块。在这些宿舍院落里，他们要掀开化粪池，把粪水一桶桶淘上来，再运出去。在团中央的西山农场林木结果之后，他们又被押解到西山去监督劳动。

由于时常干重活，胡耀邦的痔疮越来越重，经常脱肛便血。在“牛棚”里得不到治疗，他只好每天晚上在人们睡下之后，打一小盆水坐洗。一不小心弄得声音大了点，就会遭到负责看管的“革命群众”的呵斥。

除了军代表和“革命群众”不断传讯之外，找胡耀邦外调的人也特别多。他几十年革命生涯间，战友、同事、部属太多了，如今许多人都沦为被审查对象，都要他写证明材料。每有外调人员到来，他就要被押出去接受讯问。一些外调人员总是要他多说出一些被调查者的“严重罪行”来，或者坐实那些纯属诬陷的事情。胡耀邦却不肯配合，总是坚持他自己的客观评价或事情的本来面目。湘潭的造反派到北京来要他揭发地委副书记高臣唐的“罪行”，胡耀邦冷冷地说：“我在湘潭是第一书记，如果在工作中有什么偏差，我负完全责任，与高臣唐无关，更不知道他有什么罪行。”那时候调查最多的是关于邓小平，形形色色的造反组织纷至沓来。从1949年开始，无论在四川，在北京，他一直在邓小平直接领导下工作，经常往来。造反派认为可以从他这里获得大量“过硬”的材料，于是都严词逼问，要他深挖邓小平的“罪行”。胡耀邦却总是对邓小平大加称道，说“总书记原则性极强”、“总书记思路特别清楚”。这样“顶牛”的结果，就是外调人员气急败坏，拍案叫骂，然后再向负责监管的“革命群众”控告“胡耀邦态度极端恶劣，到现在还给邓小平评功摆好。”接着又是“革命群众”的训斥、批判。但胡耀邦处之泰然，写材料时仍然实事求是，决不因迎合而乱写。

“牛棚”的日子虽然那样漫长，但还是一天天熬过去了。不觉到了10月，秋风萧瑟，落叶满阶。一天下午，胡耀邦正在写材料，被军代表叫走了。晚间，又有人来取走了他的材料、书籍和被褥。在“牛棚”里关了五个多月的胡耀邦，此后没有再回来。

后来人们才知道，10月13日举行八届十二中全会。当时许多中央委员被打倒了，为了凑足法定人数，临时把胡耀邦找去出席。

这次全会的主要议题，一是准备召开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再一个是解决刘少奇的问题。对刘少奇的审查，早在1966年12月就开始了。在江青、康生、谢富治等人直接控制和指挥下的“刘少奇专案组”，采取种种断章取义、牵强附会、伪造证据等等卑劣做法，编造出一份《罪行审查报告》，给刘少奇加上了“叛徒、内奸、工贼”的莫须有罪名，提交给全会。这次全会非中央委员的列席人员比中央委员还要多，还规定他们同样有表决权，有些人如王洪文之流还被指定为组长，去领导中央委员。讨论时，容不得对刘少奇的《审查报告》提出任何疑问，而对所谓“一贯右倾”的朱德、陈云、邓小平等人进行攻击和诬陷，对所谓“二月逆流”的参加者陈毅、叶剑英、李富春等人大加挞伐。胡耀邦坐在会场上，禁不住感到莫可名状的悲凉。

全会在通过对刘少奇的审查报告，最后确定了他的“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并且“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时，全体“一致通过”。仓促被弄到会上的胡耀邦，也跟着举了手。其实，当时并非“全体一致”。陈少敏大姐就硬是没有举手。陈少敏的举动，使胡耀邦受到莫大震动和启发。把自己同陈少敏相对照，他感到愧疚。以后，每说起这次的举手，他都表示深深的自责。

全会结束后，胡耀邦又得以回到家里。家中再看不到慈爱的老母的身影了，他感到深深的思念和凄苦。故友或死或关，凋落殆尽，尚有少许自由的也相互避嫌，不敢往来。好在可以和家人团聚，一慰几个月来那种压抑、郁闷、孤寂的感觉。老伴李昭也变得憔悴了许多，但她一直保持着镇定，是她以坚定的信念和坚强的精神力量鼓舞着子女们闯过厄运。儿女们虽然都受了不少委屈，但是也都磨炼得更加成熟，这些，都使胡耀邦觉得宽心。

虽然军代表还不断地要他写检查，写交代，写思想汇报，写外调证明，写这写那，但他毕竟可以抽时间读读书、治治病，度过了一段宁静的家居生活。然而，一旦放眼社会，他的思绪就无法宁静。

按照毛泽东的部署，“文化大革命”进入了斗批改阶段。各省、市、自治区的主要领导人，绝大部分都因为成了“中国赫鲁晓夫”在当地的代理人而被打倒，其中不少人是胡耀邦熟悉的具有长期革命经历、德才兼备的干部。各地党和政府都没有了，而代之以“革命委员会”。这种革委会集党政大权于一身。胡耀邦感到迷惘，他不明白这个社会将走向何处去。从团中央改组至今一年半来，他一直被囚禁，被批斗，更多的是思考自身的问题，现在才得以静静地看看社会。而眼前的一切，真有隔世之感。一切都变了，而且变得那么剧烈：正变成邪，丑变成美，宵小之徒变成高级领导，社会主义社会里充满封建色彩，尤其是无产阶级革命领袖成了群众顶礼膜拜的尊神。共产党艰苦奋斗几十年，难道所追求的就是这样一种结果吗？

1969年4月，中共举行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胡耀邦被召去参加。连他自己也奇怪，他怎么又成了九大代表。他一点也高兴不起来，他并不幻想从此他的命运就会有所改变。他只是期望着这次大会能决定一些让全党和全国人民高兴的事情。然而事情却走向了他所期望的反面。

这次大会的主旨是使“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合法化，使林彪、江青等人在党中央的地位正式确立。大会主席台的安排就意味深长：陈伯达、康生、江青等“文革”新贵在毛泽东左边一字排开，周恩来、朱德、陈云等革命元勋都坐在毛泽东右手，表明左派同右派泾渭分明。林彪代表中共中央所作的政治报告，对毛泽东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大肆鼓吹，而完全不理会今后国家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尤其惹眼的是，大会制订的党章没有关于党员权利的规定，却把林彪“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写入总纲。“这种完全违反党的组织原则的做法，在党的历史上从来未有过。”

胡耀邦只是听着、看着、思考着，他一丝都没有以前参加党代会那种使命感，只觉得仿佛是卷入一股汹涌大潮里，现在首要的是要辨认东西。

大会选举中央委员会之前，不少人劝他对自己的问题写份“深刻检查”，说他是红小鬼出身，没什么大问题，检查好了仍然可以当中央委员。最初提出的中央委员名单里，也还有他。但他在小组发言时提出，自己对所犯错误认识不上去，请中央从同样是红小鬼出身、与他情况类似，但认识较好的同志中选出一名，把他换下来。他的想法是：在现在这种情况下，做所谓“深刻检查”，当上中央委员，干什么？还能有所作为吗？无非是可以保住自己的功名利禄。但这样就要说违心的话，做违心的事，这是他万万不愿意的。后来他对亲属说：“禄这个东西要看透，如果为了禄出卖灵魂，活着有什么意思？长征的时候死了多少人，那时候哪里会想到能有后来的禄？我还能劳动，能自己养活自己。没有了禄，对孩子有好处，得自己努力，不能靠天恩祖德过日子，靠天恩祖德就没出息了。”

他没有作检查，没有继续当选中央委员。会后，就被遣送到“五七干校”。

来源：《胡耀邦传》第一卷（1915-1976）/张黎群 等 主编 唐非 撰。人民出版社 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1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