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魁：胡耀邦的经济政策贡献及其思想逻辑

今年是胡耀邦同志诞辰110周年。在改革开放肇始十年里，我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全国洋溢着积极奋发的情绪，可谓改革开放黄金十年。胡耀邦在黄金十年里曾任中组部长、中央主席、中央总书记等职务，对于推动历史性转折发挥了极为重要作用。不过，至今为止对胡耀邦重要作用的研究，绝大部分集中于组织真理标准大讨论、平反大量冤假错案和解放老干部等。近年来随着更多史料的披露，一些研究者也开始关注胡耀邦在推动农村包产到户这项重大政策所起到了作用。

但如果分析更多的资料，开展更宽广和深入的研究，应该不难发现，胡耀邦在关键经济政策方面，譬如在计划经济向商品经济和市场机制转轨方面，在破除对资本主义私有制不当认知、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方面，起到了其他人难以替代的巨大作用。而且更须研究的是，胡耀邦推动这些关键经济政策，有着连贯一致、实践与理论相结合的思想逻辑。实际上，胡耀邦尽管接受学校正规教育的年头并不长，但勤于阅读和思考，善于将书本知识与丰富实践相互联系和相互印证，乐于与基层群众和干部、理论界专家学者、从事经济活动的经营管理者进行交流和讨论，从而发展和升华了自己的经济思想。如果比照世界上其他一些国家的惯例，将主要领导人的经济政策及其思想逻辑，简称为某某经济学，从而将胡耀邦经济政策及经济思想体系，概括为胡耀邦经济学，亦无不妥。在世事纷纭、局势复杂的当今，沿着这个路径深化对胡耀邦的研究，不仅对纪念他个人有意义，而且对推进我国改革开放有意义。

一、胡耀邦研究概述：进展与不足

本世纪以来，尤其是2015年胡耀邦诞辰100年之后，不但各界回忆和怀念胡耀邦的文章大量增加，而且学术界对胡耀邦的研究有所增多。仲海涛（2008）曾对2008之前研究胡耀邦所发表的文献进行了梳理，发现从2005年纪念胡耀邦诞辰90周年开始，有关文章开始增加，截至2008年累计约有500多篇；他认为这500多篇文章“质量参差不齐，也有很多重复之作”，但也有一些价值很高的文章，譬如沈宝祥发表的关于胡耀邦在中央党校的文章。仲文指出，至2008年为止的胡耀邦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胡耀邦党建思想研究，包括真理标准讨论研究；胡耀邦平反冤假错案和拨乱反正研究；胡耀邦人格风范研究，这方面的文章最多。

多年以后，肖建平（2017年）梳理了当时研究胡耀邦的文章和著作，指出宏观研究主要集中于胡耀邦人生历程、实践活动、人格风范；中观研究则是回忆胡耀邦在地方和中央的工作业绩；微观研究侧重于胡耀邦在某个领域的思想，其中列出的经济思想仅为两篇文章，一篇为载于《中国民商》上的文章，一篇为华中师范大学的硕士学位论文。在改革开放40年之际，吴珊珊（2018）梳理了2005到2018年期间的胡耀邦研究文献，指出这一期间中国知网上以胡耀邦为主题的文章达1846篇；该文概括了胡耀邦研究的新进展，认为一是深化了原有领域的研究，譬如对真理标准大讨论、平反冤假错案的研究，要么提供了新史料，要么引入了新角度；二是开拓了新研究领域，譬如对胡耀邦党建思想和统战工作思想、推进改革开放思想等方面的研究。不过从吴文列出的相关文献来看，此时对胡耀邦改革开放尤其是经济改革方面的研究仍然严重缺乏，譬如列出的胡耀邦经济改革研究文献，也只有上述华中师范大学2012年的硕士论文。即使在胡耀邦抓得较多的某些具体领域，譬如“三农”领域，到此时的研究文章仍然不多，赵树凯（2018）就指出，到了改革开放四十年之际，人们对胡耀邦与中国农村改革的事情关注较少。

到2025年，笔者检索发现，近几年关于胡耀邦的文章进一步增多。在中国知网，以胡耀邦为主题的文章，至2025年7月初已有3355篇（其中期刊文章2916篇），与2018年的1846篇相比增幅达到82%。不过，近年新增文章并未显著地、大幅度地突破原有题材和领域，但关于胡耀邦在党建和精神文明建设方面的文章有所增多。即使一些文章，尤其是“三农”专家或长期跟踪报道“三农”问题的人士，以及参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央有关文件起草的专家，所发表的文章，开始触及新题材和新领域，包括胡耀邦推动包产到户政策、推动实行商品经济体制、鼓励非公经济发展，等等，但篇数很少，尚未成为重大研究题材。这类零星的文章，仍以当事人回忆为主，或者以历史叙述为主。譬如，高尚全（2019）在改革开放40年之际，就回忆了胡耀邦在制定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历史性文件《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厉以宁（2019）也回忆，胡耀邦在1986年对四川搞股份制改革试点的支持。这些文章的大多数，尚未来得及对胡耀邦有关思路进行系统性梳理和逻辑性整理，尚未对胡耀邦有关思想进行完整把握和深入剖析，从而尚未真正形成胡耀邦研究全新领域。

根据上述梳理分析，大致可以判断，对胡耀邦的研究，似乎形成了一个四边框架：真理标准讨论——平反冤假错案——党建和精神文明建设——人格风范。尽管近几年里，开始出现胡耀邦研究的新题材和新领域，但尚未像上述四个方面那样产生重大影响、形成整体架构，因此总体而言，这个四边框架至今难以突破。而且严格来说，写人格风范还不属于研究。这个既定四边框架当然符合历史，不过笔者判断，很有可能是，胡耀邦在这四个方面过于耀眼，从而掩盖了他在其他方面的政策贡献和思想光芒。从笔者初步接触的有关资料来看，以及对业已公开的胡耀邦文章和讲话来细致分析，这个判断几乎属于事实。胡耀邦的其他贡献和光芒被掩盖，不能仅仅理解为对胡耀邦本人的评价尚欠丰满，更应视为对中国改革开放思想研究的缺失。

下面，本文将对胡耀邦的一些关键经济政策贡献进行分析。必须申明，胡耀邦在如下方面的工作并非新发现，但笔者力图构建更完整的图景，并力图由此分析胡耀邦的经济思想逻辑，以阐明改革开放中的思想解放、思想引领何其重要。

二、胡耀邦的非公经济发展政策及对所有制的思考

胡耀邦在改革开放初期，对于推动包产到户发挥了关键性作用。萧冬连（2018）发表于《中共党史研究》上的文章，对这一过程进行了较为完整的梳理。萧文显示，1979年9月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基本精神仍然是不要包产到户，1980年初安徽等地还出现了政策反复；1980年2月十一届五中全会选举胡耀邦为中央总书记并恢复设立中央书记处，同时万里进入书记处；1980年5月份邓小平指出包产到户可以作为局部地区短期权宜之计，而6月份中央农委组织对十几个省区的调查之后，胡耀邦在7月份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中央不反对搞包产到户”，并指出“我们不要把包产到户与单干混为一谈，即使是单干，也不要把它与资本主义等同起来，说单干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并说我国目前条件下，单干户，也就是个体所有制的农民，在一般情况下不会发展为资本主义，所以不要自己吓自己。1980年9月，胡耀邦又主持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专门讨论包产到户，通过了“75号文”，从而在中央层面承认了部分地区的包产到户的合法性，此后又以中央一号文件等形式继续推广包产到户。赵树凯（2018）的有关研究，进一步巩固和丰富了胡耀邦推动包产到户的研究内容。

不过，对胡耀邦推动包产到户政策的研究，如果仅仅停留于包产到户，不仅非常遗憾，而且不符合后续事实及其导致的趋势性变革。这个趋势性变革就是从农村到城市的非公经济强劲发展。如果只看到如今我国的非公经济已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占比60%以上，而不能窥见当年胡耀邦在打破传统所有制思想禁锢方面作出的巨大努力和取得的重大突破，便难以理解我国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内在逻辑和万般艰难，便难以理解所有制在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意义。

也许，胡耀邦并非从一开始就有一项完整的所有制改革战略。他最初除了主张扩大公有制企业的自主权，更重要的还是大力提倡和推动农村的多种经营，也即允许和鼓励农民除了种好粮食作物之外，还要种植经济作物、发展养殖业、适当从事工商业和运输等服务业，等等。譬如他在1980年4月26日、27日考察北京郊区时就反复强调：我们国家要靠多种经营，要放开、再放开，要富起来，使农民富起来、工业富起来。[ 见“在北京郊区考察工作时的谈话”，《胡耀邦文选》，人民出版社，2015年。]实际上，在那段时间，胡耀邦还有许多类似讲话，尤其是他在湖南、江西等地视察较多地强调了农村要发展多种经营，当时的国家农委还主要根据他的讲话思路起草了一个《关于多种经营问题的汇报提纲》，中央书记处会议听取了汇报，并决定向全国颁发一个发展多种经营的文件。1981年3月，由胡耀邦指导国家农委起草，并由他本人精心修改的《关于积极发展农村多种经营的报告》，由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这便是1981年中央第13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国家农委<关于积极发展农村多种经营的报告>的通知》。13号文件郑重指出，搞好多种经营是发展商品经济的关键环节。根据《胡耀邦思想年谱》编纂者、胡耀邦研究著名学者李盛平的研究，这是中央文件中第一次正面提出发展商品经济这个概念。[ 见于李盛平的文章“胡耀邦主持制定发展多种经营发展商品经济的文件”（电子版）。]可以认为，1981年中央13号文件，就是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的先声，也是胡耀邦要在中国发展商品经济的思想首次写入中央重要文件，这个文件的历史地位，应该会在未来的党史研究和改革史研究中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

一些看似不起眼的史料，可以让人真切地发现和体会胡耀邦对农村发展多种经营的重视。时任广西自治区委宣传部干部孙鸿泉（2001）的记述就提到，胡耀邦于1980年到1986年多次到广西视察，他不但要看养虾场等地方，还特别提出，对搞包产到户的地方，如果不加以引导，虽然粮食可以增产，但工副业都没有了，大多数农民还是富裕不起来；他还专门指出，广西要发展乡镇企业，要“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时任新华社江苏分社记者周振丰（2002）记述，他于1981年刊登于内参上的文章“破除一大二公的水面经营体制——江苏开发利用水面资源的情况调查”，提出要将“统”在国营和集体手中的水面资源，通过承包迅速下放到专业户或专业组发展水产养殖，调动农民养鱼的生产积极性，这篇文章很快得到胡耀邦的肯定性批示，并转发全国。广东省委研究室陈雷刚（2010年）的文章显示，胡耀邦1983年视察广东时，就提出要大力种植经济作物，要走多种经营的路子，要让农民把树种起来、把水果种起来，让老百姓发家致富；该文记述，当时一些地方政府对农民进城做小买卖尚有不同意见，胡耀邦明确表示，让一些农村的手工业专业户和商业专业户到小城镇去建房子、建茶馆、建电影院，很快就把一个小城镇搞活起来，那不是很好嘛。曾建徽（2011年）的回忆也清楚地记述，胡耀邦在这次视察广东时明确表示，山区要发展长途运输专业户、组，水运要发展集体的、合作的、个体的；在深圳视察时，他还提出要引导专业户搞开发性承包和开发性投资，搞交通和荒滩方开发，搞饲料公司等。根据司警涛（2016）的回忆，胡耀邦于1984年8月在视察黑龙江绥芬河听取汇报时，明确指出要放开农民搞多种经营，发展专业户、联合户，要允许农民搞贩运，搞边境贸易，使人民更快地富起来。这方面史实其实很多，只不过由于缺乏宏大叙事而不引人注意。其实恰恰是细小资料，才说明重大问题。胡耀邦倡导和推动多种经营的不懈力量，汇集于中共中央、国务院于1982年颁发了《关于因地制宜积极发展农村多种经营的通知》。这份通知的意义，正如赵树凯（2018）所指出的那样，确定了农业发展的新方针。

后来的发展进程表明，这远不止农业发展新方针。多种经营是什么？农民进城是什么？乡镇企业是什么？现在的人们很难感受和觉察这些事物在那时的巨大意义。多种经营和农民进城，自然而然地连接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自然而然地连接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这正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科斯（2013）所说的中国静悄悄的“边缘革命”，因为当时的中国，城市经济几乎全部是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并实行计划经济，仅有少数个体经营户等非公经济成分面向商品经济，而进入内地的境外企业更是稀少。事实上，那个时期发展起来的一些多种经营专业户和乡镇企业，后来成为我国民营经济领域的生力军，至今还有一些企业活跃于国内国际的市场经济舞台。

胡耀邦也鼓励和支持城市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并关心和促进城市公有制企业的改革。他在开始比较支持公有制企业的经营责任制，譬如在1983年1月20日全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就比较多地论述了经营责任制[ 见“四化建设何改革问题”，《胡耀邦文选》，人民出版社，2015年。]；但后来他也支持股份制改革，厉以宁（2019）就有这方面的回忆。但很少有人知道，我国第一只股票的发行，与胡耀邦的鼓励和支持有很大关系。根据辛石（2014）记述，1983年，广东省宝安县联合投资公司实行“入股自愿、退股自由、保本、付息、分红”制度，招股募资130万元，就得益于胡耀邦当年2月视察深圳蛇口和宝安等地时，获悉特区建设面临资金困难时，提议可以尝试发行股票，并提到几十年前陕甘宁边区遇到资金困难时就发行一个凭证来募集资金；该文记述，胡耀邦的发行股票提议，让时任宝安县长的李广镇在困难中看到了一丝曙光，于是提出了向社会发股募资的计划并组织实施。而根据何云华（2010）的记述，胡耀邦在此次视察深圳时还明确指出，特区可以考虑设立开发投资联合股份制公司，吸收富裕农户参股，或者组织富裕农户自己兴办联合企业。可以看出，胡耀邦对于股份制这样在当时尚存争议的新生事物，是鼓励的、支持的，而且他还以革命年代陕甘宁边区的创新思路为例来推动改革。

胡耀邦为什么大力鼓励支持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毫无疑问，他首先是在实际中看到了传统公有制企业中的一些严重弊端、看到了民营经济与民间自己动手发家致富之间的自然联系，而非出于理论偏好或者意识形态倾向。1983年8月30日，胡耀邦在全国发展集体和个体经济先进表彰大会上说：那些在全民所有制企业的有些职工，出勤不出工、出工不出力、出力不出活，不服从分配，闹工资，闹待遇，甚至贪污盗窃，侵占国家财产的人，难道反而是光彩的吗？说光彩必须有个明确的标准，凡是辛勤劳动，为国家为人民做出了贡献的劳动者，都是光彩的，请同志们回去传过话，说中央的通知讲了，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的广大劳动者不向国家伸手，为国家富强，为人民生活方便，做出了贡献，党中央向他们表示敬意。显然，这里的逻辑十分清楚，就是那时的国企难以调动人的积极性，而非公经济对国家和对个人对有贡献。胡耀邦对于国企的弊端，在更早的时候就有批评，并对社会主义所有制问题有所思考。根据胡德平（2011a）记述，1969年九大期间，他给毛泽东写了一封长信，直言全民所有制是“全民皆无、全民皆困”，并希望“丢掉那个把人们头脑缚得死死的空空洞洞的全民所有”，以实现全民皆有、全民皆富。要知道，当时处于“文革”时期，给毛泽东“上书”尖锐批评全民所有制，会冒很大政治风险。

当然，胡耀邦也善于将实际与理论相结合，勤于理论思考，形成了所有制方面的思想，主要就是一方面发展非公有制，另一方面改革公有制。关于公有制改革，胡耀邦在1983年1月20日全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就说，目前（国有）企业缺乏应有的主动性、灵活性、进取性，职工缺乏应有的积极性和责任感，我们有理由更深入地问，社会主义社会建立了生产资料公有制，克服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性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为什么不能充分发挥应由的活力呢？首先是权责利三者不统一，其次是经营管理体制上还有许多方面不符合经济规律，因此要扩大下面的自主权。他在这个讲话中提到：近年来，一些地方在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启发下，在工商业方面也搞了一些各种形式的企业经营责任制试验，效果较好[ 同上条脚注]。实际上，早在1963年，他任湘潭地委书记时，他在湘潭地委扩大会议上作了一个讲话就说：这两年推行责任制，收到了一定效果，他还说劳动管理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因此胡耀邦关于公有制改革的思想，在当时主要似乎是实行责任制，实现权责利相匹配以激发企业和企业干部职工的生产经营积极性，实现激励相容。不过从厉以宁（2019）回忆股份制改革的文章可知，胡耀邦也支持改革公有制的其他探索，包括实行股份制。要知道，那时股份制与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包产到户一样，在台面上还属于禁区。但在我国经济改革的重点从农村转向城市之后，胡耀邦担任总书记的时间并不长，所以他并未过多主持城市国有企业改革方面的政策制订和推动工作，后来也无缘参与我国民营经济快速发展壮大的历史进程，但可以设想，如果他健在，他对于把非公有制经济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对宪法作相应修改，一定是赞成和支持的。

也需指出，胡耀邦的经济思想也包含对非公有制经济，以及对公有制经济的正确引导。他的精神文明思想和社会主义法制思想，都包括这方面内容。这些无需赘述。

三、胡耀邦的经济体制转轨政策及经济运行机制思想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根本性变革就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经济转轨（economic transition，也被译为经济转型）这一专业词汇被经济学界广泛使用，主要指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如何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而中国经济转轨因其独特性，至今仍然是经济学领域的重要研究议题。

中国经济转轨的一项重要独特性，就是在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比较平稳地过渡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或许越南也可类比，但越南经济转轨不但发生于中国之后，而且许多人认为其对中国转轨经验有参照和借鉴。东欧和苏联尽管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就开始反思和改革计划体制，并由执政党设计和推行了一些改革举措，但在1989年东欧剧变及1991年苏联解体之前，无一实现向市场体制转型。中国的改革开放虽然迟至1978年才开始启动，但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中期以降，尤其以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和1992年十四大为里程碑，商品经济以及后来的市场经济成为明确的体制转轨方向，从而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焕发了巨大生机与活力。

的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1992年才得以写入中央文件，此时胡耀邦已离开中央领导岗位多年并已于1989年逝世，但审视中国经济转轨的内在逻辑和本质联系，就不可否认，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明确提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是中国经济体制转轨的关键一步。这实际上已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呼之欲出。其实，在当代经济学体系中，一般并不使用商品经济这个词汇；据可信资料，即使在苏联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商品经济就是对市场经济的俄语称谓。[ 见吴敬琏著《中国经济改革进程》第58页脚注1]因此，十二届三中全会所言的商品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就相当于市场经济。根据曾参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加入关贸总协定谈判的马晓野回忆，在这个《决定》通过后，经中国政府批准，中国驻关贸总协定观察组直接把商品经济在英文稿中译为市场经济[ 马晓野的回忆文章见观察者网（2025年7月初读取）：https://m.guancha.cn/maxiaoye/2019_10_11_520828.shtml]。

正是胡耀邦，对于把商品经济写入这个《决定》，对于排除干扰推动《决定》通过，发挥了关键性作用，并揭示了他的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思想。在根据参加该《决定》起草的谢明干（2009）记述，起草过程经历了不少争论和一些曲折，1984年7月29日胡耀邦在北戴河听取起草组初稿汇报，他不大满意，要求在重要问题上有所突破，并调整了起草组成员；8月5日又接见起草组全体成员，逐条讲了意见；8月30日在玉泉山与起草组成员谈话，再次要求所有突破，并驳斥了“四人帮”把发展商品经济说成是搞资本主义的论调；9月19日又到起草组，提出具体修改意见；10月8日主持了有陈云、李先念、彭真等老同志参加的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了《决定》稿子，一些同志在会上提出了不同意见并发生争论，但胡耀邦予以化解，促成了扩大会原则同意《决定》稿子，并提交10月份召开的十二届三中全会；10月20日，胡耀邦主持十二届三中全会，一致通过了《决定》，坐在主席台上的邓小平高兴地对旁边的胡耀邦说：写得好，谁写的啊？这个决定，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我有这么一个评价，但是要等5年之后才能讲这个话，证明它正确。钱昊平（2010）也考证了这一史实，他提到，据起草组成员杨启先回忆，对于要不要把商品经济写进文件，争议很大，1984年七八月间，胡耀邦在北戴河主持会议讨论这一问题，他对没有跳出计划经济圈子的文件提纲不满意，于是调整了起草小组负责人，并增加郑必坚等人进入起草组。这些“流水账”式的历史资料充分表明，胡耀邦不但全程主持了《决定》的起草、讨论与通过，而且对于跳出起初的计划经济圈子，对于坚持搞商品经济，发挥了关键性作用，尽管不能否认其他同志也发挥了作用。的确，那时在党内，也有不少倾向于商品经济的领导。当关键还是在于，主持工作的领导强烈地支持什么，决断性地选择什么。

贺相仁（2014）更加详细地考证了《决定》形成前后的脉络和线索，他提到1984年3月13日，胡耀邦邀请薄一波、余秋里、姚依林、胡启立、李鹏、宋平等人座谈第七个五年计划的方针，就说“要解决一批经济理论和实践中的问题”，指出对一批过了时的经济术语要查一下，有哪些问题妨碍了经济指导思想，例如生产和消费、价值规律、市场，等等；1984年5月，全国人大六届二次会议决定，改革的重点从农村转向城市，会后中央成立了由胡耀邦、胡启立、胡乔木、姚依林、田纪云等人组成的经济体制改革文件起草领导小组，起草小组从5月底开始工作，胡耀邦提出可以分8个问题来写，包括改革的必要性、建立一个有活力的社会主义新体制、国企改革、价格改革，等等。贺文也提到了在7月下旬的北戴河文件汇报会上，胡耀邦的不满和对起草组人员的调整，并述及一个很重要的细节，就是胡耀邦提出要写进发展多种经济成分。很显然，胡耀邦的把商品经济与多种经济成分密切联系在一起，这一点，比当时许多人就要敏锐得多，并且更有担当，要知道，多种经济成分其实就是非公有制，而非公有制比商品经济在当时更容易被认为与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

这个《决定》虽然在商品经济前面冠之以“有计划的”和“在公有制基础上”，但也专门指出，要有步骤地适当缩小指令性计划的范围、适当扩大指导性计划的范围。《决定》第八部分专门论述“积极发展多种经济形式，进一步扩大对外的和对内的经济技术交流”，指出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必要的有益补充，要在国家政策和计划的指导下，实行国家、集体、个人一起上的方针，坚持发展多种经济形式和多种经营方式。这种思路，与1981年由胡耀邦主持指导起草和主持下发的中央13号文，即《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国家农委<关于积极发展农村多种经营的报告>的通知》，是一脉相承的。《决定》的这些表述，也与此前不久于十二大强调的指令性计划为主、指导性计划为辅方针相比，已有重大区别，而且完全不难看出，这些表述明显具有胡耀邦风格、胡耀邦色彩。

当然，实际上早在1980年，就有一些专家提出中国应搞商品经济，那时也有不少领导干部接受商品经济[ 见吴敬琏著《中国经济改革进程》第58页]。在《决定》起草过程，还有其他中央领导力主写入商品经济，因此坚持搞商品经济并非胡耀邦一个人的功劳。但是反对的声音和阻碍的力量还很大，而胡耀邦作为文件起草领导小组负责人的态度就极为关键。胡耀邦为什么力主跳出计划经济圈子而坚持搞商品经济？因为胡耀邦对计划经济体制的认识比较清醒、比较清楚。根据谢明干（2009）的记述，胡耀邦在8月30日与《决定》起草组成员座谈时，就引用列宁讲话说，完整的、无所不包的、真正的计划等于官僚主义空想，并直言：“什么无所不包，包得起来吗？包起来的结果就是经济没有活力，市场商品匮乏，人民生活困难”。实际上，胡耀邦对计划经济这种清醒的、清楚的认识，至少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就逐渐形成。1965年2月，时任陕西省委第一书记的胡耀邦在视察安康地区的讲话中就说：商业工作、经济工作要做得活些，要很好地开放和组织集市贸易，允许正常的短途运输[ 见“防守大胆第抓工作、抓生产”，《胡耀邦文选》，人民出版社，2015年。]。很可能，他的这种认识，可以上溯到上世纪五十年代我国实行计划经济之初。根据胡耀邦长子、中央统战部原副部长和全国工商联原党组书记胡德平提供的档案资料，1956年6月，胡耀邦在延吉青年大会上发表讲话，在讲到粮食统购统销时，就认为，统购统销是因全国粮食一时不够而采取的“紧急办法”，而通过实行农业增产措施，特别是实施发展农业四十条纲要，预计11年之后，也就是到1967年的时候，即当时设想的第三个五年计划结束之际，全国粮食产量有了显著增加，到那时或者更早一些，“统购统销办法也就可以不要了”。甚至在1955年6月，胡耀邦在武汉市青年团会议上讲话，就说“绝不能说统购统销万岁”“统购统销不会万岁的，搞七八年，最多搞十年，十年以后就不要了”。胡耀邦研究著名学者李盛平也提供了同样资料，佐证胡耀邦关于统购统销的讲话内容。[ 胡耀邦这些讲话内容见于胡德平和李盛平提供的“在延吉青年大会上的讲话（1956年6月）”（电子版），以及《胡耀邦青年工作文集》第一卷第564页（电子版）。]显然，胡耀邦将农产品统购统销视为一种临时的应对措施，而非一种固话的经济体制，更没有将其与社会主义制度挂钩、划等号。要知道，在当时，统购统销被许多人视为计划经济的重要标志。与他对统购统销的认识相对应，胡耀邦对于商品经济、市场机制，也不会与资本主义划等号；甚至从他讲话的前后文及思维逻辑可以揣测，他认为回归商品经济、市场机制，是更加自然而然的选择。

随着计划经济暴露出一些问题，胡耀邦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尤其是在“文革”期间，对计划经济的弊端形成了更加深刻、更加全面的认识。根据胡德平（2011a）的回忆，胡耀邦在“文革”期间，把苏联经济模式称为“斯大林时代的计划经济”，认为这种经济没有“实在的可行性”，反对中国照搬这种模式；他于1969年写给毛泽东的长信，就提出应鼓励农村人民公社和大队、生产队办工业企业，这些企业的生产交换不纳入国家计划。而改革开放几年来引入市场机制的实践，进一步加强了胡耀邦的这种认识。根据田纪云（2016）回忆，1984年8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田纪云与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胡启立一行去西藏考察，他们的结论是，搞活西藏经济应该以发展集体、个体经营为主，在流通方面要大力发展市场；回到北京后，他们向中央书记处作汇报，胡耀邦插话说：“在西藏这样的地方，搞什么计划经济呀，就是搞市场经济，搞计划经济永远摆脱不了贫困”；之后，胡耀邦在汇报内容的书面报告上批示，有这样一段话：今后，在西藏应少办国家经营的工商企业，主要发展个体和集体经济，大力扶持各种专业户，除国家调拨的商品外，西藏本地区的产品可以全部实行市场调节。可见，胡耀邦认为计划经济摆脱不了贫困、在西藏要少搞国有企业，并在此时开始直接使用“市场经济”这个词汇，尽管不是在中央正式文件中使用这个词汇，但恰恰是这样的非书面插话，更显示真实思想。

胡耀邦的这些认识和主张，体现了他关于经济运行机制的思想，就是国民经济运行，以及地方经济运行，靠计划手段行不通，只会导致活力缺乏、商品匮乏、人民贫困，而且容易陷入官僚主义；只有搞商品经济，引入市场机制，激发各方积极性尤其是民间活力，才能有效解决这些问题。现在来看这些似乎是常识，但那时有着严重的思想束缚，加上二三十年没有市场机制的实践来充分证明这些常识，因而在那时并不是显而易见的、简单的常识。

这个《决定》通过后，胡耀邦于10月21日到29日与万里到山东、江苏等地考察，途中他大力宣传《决定》精神和推动文件的落实。

四、胡耀邦的富民经济政策及经济发展战略思路

胡耀邦抓经济工作的一个主要出发点，就是富民。胡耀邦在九大期间给毛泽东写的长信，就说不应该搞得全面皆无、全民皆困，而应该搞得全民皆有、全民皆富。此时的富民情怀就展露无遗。胡耀邦出任中央领导后，一直强调，发展经济是要让老百姓富裕起来。根据胡德平（2010）的回忆，很早以前，胡耀邦就对改革目的这个问题作了很明确的回答，即“藏富于民，让人民富起来”。1983年12月22日在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时，胡耀邦说提到了管子讲的“治国之道，必先富民”，以及司马迁讲的“治国之道，富民为始”，他认为这种古典的经济思想是对的，需要我们很好地借鉴发挥；他认为发展经济而不富民，苏联是反面教材，他说：为什么苏联几十年富不起来？就是因为苏联领导层脑子里没有老百姓，光搞钢铁，扩充军备，争霸世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什么大得人心，根本之点在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引导人民用智慧和劳动的双手富裕起来。[ 见“保护和大力发展农村商品经济”，《胡耀邦文选》，人民出版社，2015年。]。1984年3月29日，《人民日报》根据胡耀邦多次讲话精神，发表了《我们的政策是富民政策》的评论员文章。胡德平（2010）回忆说：胡耀邦在一次接见亚洲某社会主义代表团谈话之后，特意把我们留下，说社会主义形象很不好主要问题一是经济建设没搞好，人民生活至今还解决不了，苏联的问题你们要引起注意，多加研究。

胡耀邦经常到国内基层视察，无论走到哪里，他最关心、最在意的事情之一，就是如果搞活经济以富民。在祖国南方强调富民，在祖国北方也强调富民。孙鸿泉（2001）的记述就提到，胡耀邦到广西视察时，说广西有第一流的气候、第一流的资源，要按照社会主义经济规律办事，最大限度满足人民群众物质和文化需要；胡耀邦殷殷嘱托要发展地方经济，并担心政策有偏差导致大多数农民富裕不起来。司警涛（2016年）回忆，胡耀邦1982年和1984年两次视察黑龙江期间，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怎样使人民生活更快地富裕起来，他对分配制度改革、推行家庭农场、发展粮食和木材深加工、促进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讲了许多意见，都是源于其希望人民群众尽快脱贫致富的热切希望；譬如1982年他从齐齐哈尔到大庆，一路上都强调要大力发展牧业、渔业、加工业等，要把发展奶牛提到更高位置，这样就可以使农牧民尽快富裕起来；1984年在视察前进农场时强调要办好家庭农场，指出“党的强国富民政策，是最大的群众观点，不领导群众致富，是最没有群众观点”。

正如胡德平（2011b）所概括，胡耀邦治国理念，就是藏富于民、富民为先。根据张文彬、周自豪（2018）的研究，胡耀邦于1983年提出的“三个有利于”，即 “要以是否有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否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是否有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和人民的富裕幸福，作为我们衡量各项改革对或不对的标志”，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三个有利于”的最初版本。不过根据钟德涛（2017）对史料的梳理，指出邓小平1983年1月12日与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国家农业部门负责同志谈话时就说，“各项工作都要有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都要以是否有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是否有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作为衡量做得对或不对的标准”，这是邓小平最初的“三个有助于”；几天之后的1月20日，胡耀邦在全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提出了上述胡耀邦版本的“三个有利于”。可见，胡耀邦对邓小平的最初“三个有助于”版本，有了进一步的概括和扩展，主要就是增加了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这一条，但人民富裕的标准没有变。

富民政策在深层次上，与对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认识有关。程冠军（2017）强调，许多人都知道胡耀邦任中央党校副校长时发起了“真理标准大讨论”，但他在后来不久发动的“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大讨论”，颇有意义但少有人知，这很不应该。程文提到，在1979年9月至次年6月间，胡耀邦在《人民日报》编印的《情况汇编》上，看到一篇理论文章“斯大林对雅罗申科为生产而生产观点的批评”，便批示中央党校《理论动态》组织讨论，党校有关部门组织力量根据胡耀邦的思想而撰写了理论文章“要真正弄清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并组织力量在《人民日报》等报刊上发表系列讨论文章，有利于人们弄清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科学含义，从而坚定地把“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指导思想。可以说，胡耀邦的富民思想与政策，直至今天仍然具有重大的时代价值，甚至更加凸显胡耀邦经济发展思想的核心宗旨，那就是让人民富起来。而实现富民，就意味着承认和尊重家庭的、个人的利益，就意味着通过利益机制来调动人的积极性。这就是激励相容思想，就直接通向支持民营经济、改革公有制经济的政策思路。

经济发展离不开经济增长速度，让人民富起来更是需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尽管那时经济发展工作由国务院负责，胡耀邦并不主持这方面工作，但根据一些研究，可能是他首先提出了翻两番的经济发展目标，即在1981年到20世纪末的20年内，争取我国工农业生产总值翻两番，他这个全国翻两番构想受到了湖北省委书记陈丕显提出的湖北工农业二十年翻两番的启发。人们一般认为翻两番的目标由邓小平首先提出，但宋以敏（2009）认为是胡耀邦首次提出，尤其是1980年8月26日，胡耀邦和国务院几位领导以及国家计委的房维中等人一起，向邓小平汇报第六个五年计划方案，就讨论了翻两番，国务院主张“六五”期间年均增长4.5%，邓小平询问按这个速度20年能不能翻两番？别人回答不上，而胡耀邦说20年翻两番要求年均增长7%以上。所以翻两番目标和战略在开始时候被认为是冒进。事实上，胡耀邦1979年10月9日在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上的发言，就讲到经济发展速度问题，他认为经过努力本来可以做到的事情也不去做，那也不好；他说日本、南朝鲜等国和我国香港地区，长期是高增长速度，我们研究透了没有？我国的社会财富增长不快、人民生活改善不多，我们自己的速度到底能搞多快，需要认真研究[ 见“当前经济工作的几个问题”，《胡耀邦文选》，人民出版社，2015年。]。很可能，后来经济快速发展的事实也巩固了邓小平等人的信心，从而接受了翻两番目标。

1982年，胡耀邦在十二大报告中正式提出翻两番发展目标，并提出在战略部署上分“两步走”，即前十年主要是打好基础，后十年要进步一个新的经济振兴时期。1985年7月15日，胡耀邦在中央党校学员毕业典礼上讲话，又阐述了“三大步走”战略，把翻两番定为第一大步，而新提出的第二大步是在建党100年之后，把我国建设成社会主义的中等发达水平国家，新提出的第三大步是到建国100年之后，把我国建设成接近世界最发达国家、第一流繁荣富裕的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 见“形势、理想、纪律和作风”，《胡耀邦文选》，人民出版社，2015年。]后来十三大提出的“三步走”战略部署有别于胡耀邦上述的“三大步走”，十三大的“三步走”还是把翻两番分为前十年和后十年两步，然后到二十一世纪中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此后中央提出了更新的发展战略部署，几乎都包含或蕴含发展速度要求。一直至今，我国经济发展重大文件，包括五年规划文件，都坚持实现一定的经济增速，并且更加注重国民富裕与获得感、幸福感。尤其是十九大，提出从2020年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与胡耀邦的第三大步目标十分吻合。

当然，胡耀邦的经济发展战略思路，还有其他方面，譬如扩大对外开放，将中国经济融入全球化进程中，以及扩大国内消费，等等。这些都无需赘述，但不难体会，时至今日，这些政策思路仍有巨大的现实意义。

需要澄清的是，胡耀邦的富民政策，与强国政策并不对立。正如张文彬、周自豪（2018）所揭示，胡耀邦的富强观，特别强调处理好国家富强与人民富裕的关系。也就是说，胡耀邦并没有把富民和强国割裂开来。不过在当时，人民富裕的问题在实际中最为突出，在思想认识中也存在偏差。胡耀邦抓住了当时实际中的主要矛盾，也大力扭转认识偏差，所以他说，“苏联领导层脑子里没有老百姓”“扩充军备，争霸世界”。司警涛（2016）回忆，胡耀邦1984年8月在黑龙江黑河视察时就说，中苏之间的仗打不起来，两国人民之间要讲友谊，中下层的工作要放开手脚干，并且指出要大力发展边境民间贸易，要给边境的同志开展边境贸易的权力。这些都反映了胡耀邦如何审时度势，如何抓主要矛盾，从而确定当时治国政策的主要方向。

五、胡耀邦经济政策的思想逻辑

胡耀邦主导或大力推动的重要经济政策与改革，立足点和出发点当然是强国富民，当然是为了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但是，在党内，抱有同样使命的人物并不少，为什么胡耀邦能够与邓小平等领袖人物一起，排除各种现实阻力和思想干扰，开启和推进波澜壮阔的经济转轨进程，踏实迈向和实现“两步走”发展目标呢？

当然这首先与胡耀邦极为强烈的人民情怀、对群众疾苦的深刻同情有关，从而与他对社会主义的深刻认识有关。他与邓小平一样，坚决认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根据夏语冰（2016）记述，1964年到1965年胡耀邦主政陕西几个月，即使当时全国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轰轰烈烈开展，胡耀邦针对当时陕西深受“左倾”危害、生产凋敝、经济萧条、民生困苦的严重局面，仍然提出了陕西“放宽政策、搞活经济”的政策纲领；在安康专区，他连续参加干部会议，反复宣讲解放思想、解放人、放宽政策、搞活经济的精神，他说“这样成绩那样成绩，把生产搞上去就是最大成绩，这样错误那样错误，生产搞不上去就是最大错误”。胡耀邦的“最大成绩最大错误”论述，与邓小平的“白猫黑猫”论述，有异曲同工之妙。不过，不久之后胡耀邦就被迫作了检讨。根据白磊（2016）披露的资料，胡耀邦作检讨期间，到陕西军事单位出席会议的张爱萍说，“我们一到潼关就看到陕西的麦子长势喜人，耀邦瘦了，陕西肥了，耀邦有功啊”。

其次，胡耀邦并不把个人权力和名位摆在首要位置，因此较少私心杂念，不但没有“两个凡是”思想包袱，而且不必迎合位置更高、资格更老的领导同志的思想，因而在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方面，具有许多人难有的极大魄力和无畏勇气。他与邓小平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有着高度一致的认识和看法，属于思想契合，而非刻意迎合。他不但勇于抛弃和改变他自己曾经有过的某些认识和政策，譬如包对产到户的“后知后觉”和大力推行，而且勇于推动党内解放思想、抛弃教条。正如胡德平（2011b）所言，真理标准讨论是解放思想，是要打破思想枷锁和组织枷锁。所以不难理解，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一个共产党人，他会与毛泽东有着重大不同，热情地支持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

再次，也更加难得的是，胡耀邦有着把实际与理论紧密联系、融会贯通的卓越能力和主动意识。这极为珍贵。完全可以说，胡耀邦是“实事求是”的典范。一些领导也深入基层，关心群众疾苦，但未必像胡耀邦那样喜欢学习和思考。有些领导喜欢学习和思考，但未必像胡耀邦那样真正扎到群众中去，真正与他们同甘苦；甚至有些人陷入理论泥潭，甚至成为胡耀邦所抨击的“理论棍子”“理论恶霸”[ 见“理论工作务虚会指引”，《胡耀邦文选》，人民出版社，2015年。]。

胡耀邦这方面的卓越能力和主动意识，由此对经济政策的合理把握，在他于上世纪六十年代短暂主政陕西时就可以窥见。根据夏语冰（2016）记述，胡耀邦那时亲笔起草的《电报通讯》提出：把革命和生产的关系颠倒过来，把生产摆在首要位置，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目的就是发展生产力，在政治思想方面放大一些，在领导生产方面放宽一些，在经济政策方面搞活一些；经济政策搞活有五条，一是按照为生产服务，为群众服务的原则，改进国营商业和供销社的工作，二是把集市贸易搞活，国营商业和供销社不可能代替群众的互通有无，三是很好地组织短途运输，人力畜力短途运输不是什么剥削，四是发展手工业，然后在手工业的基础上变成乡镇工业，五是三级财政不当花的钱不能花。[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也介绍了这段历史和这五条，请参见：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25年7月初读取）， “胡耀邦陕西主政200天”，http://dangshi.people.com.cn/n/2014/0106/c85037-24031859.html]显然，“胡耀邦陕西五条”，不但立足实际、条理清楚、层次分明，而且提纲挈领地论及到生产力，并触及到政治经济学理论中的剥削问题，触及到乡镇工业企业这个在二十年后的中国快速崛起且受到经济学界高度关注的独特企业制度。而在担任中央领导后，胡耀邦的这方面能力更是起到了提纲挈领、纲举目张的巨大作用，譬如在主持起草《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过程中，要求解决一批经济理论和实践中的问题，包括价值规律、市场等问题，并驳斥了把商品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的思想。到了1986年，胡耀邦对于当时蓬勃发展的非公经济以及多种所有制问题，更加急切地希望将实际与理论紧密联系、融会贯通。根据胡德平（2011a）的回忆，胡耀邦1986年8月18日会见德中友好协会副会长托马斯时邦就说：今明两年我们首先要考虑一个问题，就是领导个体、私企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在党内需要找个时间讨论几个经济问题，看是否像马克思说的那样，雇佣人数多于七个人就是剥削，我觉得这个问题值得推敲。显然，胡耀邦此时的经济思想已经深入到社会主义所有制层面，遗憾的是实际情况没有给他足够时间。

胡耀邦具有实际与理论紧密联系、融会贯通的卓越能力和主动意识，与他酷爱阅读、喜欢钻研、善于联系实际开展理论思考有关。根据李文乾（2000年）的研究，胡耀邦的阅读范围非常广泛，包括文史哲和科学技术方面的书籍；胡耀邦在担任总书记几年里，发表了好几篇带有学术性质的讲话，包括庆祝建党60周年的讲话、纪念鲁迅诞辰100周年的讲话，等等，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的讲话更是一篇精辟的学术论文，其扎实的学术功底，独到深刻的理论见解，精辟入理的论述，令人叹为观止。刘明钢（2001）的文章提到，胡耀邦早在在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时期，就因勤奋好学、刻苦钻研而得到毛泽东表扬；刘文也指出，胡耀邦阅读范围非常广泛，既有兴趣驱使，也有工作需要，譬如有一段时间还阅读土壤学等农业科技方面的书，别人问他为何对土壤学感兴趣，他回答说中国这么大，不同地区土壤结构不同，如何因地制宜发展农林牧副业生产，大有讲究。于光远（2008）回忆，文革期间，有一天于光远到胡耀邦家，看到胡正埋头学习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这本八百页大书的第三分册，于说胡也认真研读了这本大书第一分册里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于说他没有见过任何一个做实际工作的老同志，肯下功夫啃这样难读的著作，并评价说这是胡耀邦通过读书联系实际的一个例子。陈利民（2018）的文章中也引述了于光远的话：“只有很少数老干部觉悟到文化程度低了不行，下苦功夫读书，这样的人当中第一个算是胡耀邦，他从红小鬼变成了大知识分子”。

胡耀邦善于将实际与理论联系起来，也使得他重视理论工作，尤其重视把颠倒的理论重新摆正。于吉楠（2010）指出，胡耀邦在中央党校办《理论动态》，就是要把文革中颠倒了的理论是非、路线是非、政策是非重新颠倒过来；当时《理论动态》上发的文章，不少是胡耀邦亲自出题，大家分工写作，胡耀邦经常加以修改，他曾对一篇文章进行旁注：“联系实际，调查研究，特别是理论工作同志要经常注意实际。”沈宝祥（2015年）回忆，胡耀邦在中央党校多次强调，要紧密结合中国实际来研究社会主义，弄不清楚的要让大家讨论， 1977年11月29日他在中央党校政治经济学教研室会议上讲话说，比如生产关系是什么东西，我们这么多年搞了几段所有制革命，资本主义工商业革命，革自由市场的命，革三级所有制的命，革自留地的命，这一次我们一定要弄清楚；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商品生产，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货币、银行、市场问题，要用马克思主义原理讨论清楚；家庭副业是什么，不能说是资本主义尾巴，要给以理论上的回答；解放以来，不知道同志们参观过自由市场没有，我是经常去看，说是搞资本主义，这符合实际吗？

从所有证据和历史脉络来看，胡耀邦的经济政策贡献，绝不是兴之所至、想到一处是一处，也不是忙于四处救火、被火情牵着鼻子走，更不是左摇右摆、令人无所适从，而是蕴含着他自己的经济思想逻辑。这个思想逻辑就是，实践中的社会主义，要勇于打破被证伪的理论教条，不要自己拿旧理论吓自己，而是要搞商品经济，实际上就是搞市场经济，实行权责利相匹配和激励相容，并大力促进和保护非公经济的发展，从而实现生产力发展和人民富裕。

这个思想逻辑是否非常简单、过于常识？完全可以说，在那个年代绝不简单，也非常识；即使到了现在，也并非没有分歧和阻碍。胡耀邦不是职业学者，不是专家教授，不可能用数学模型和数据样本来展示某种思想和论证某项政策，但他的经济政策贡献，以及背后的思想逻辑，足够以“胡耀邦经济学”而嵌入当代中国改革的宏伟历史。

六、胡耀邦经济学

许多人以为，胡耀邦未曾主持国务院工作，所以并不主管中国经济，一些人还以为胡耀邦对经济不太在行。仅从上世纪六十年代的“胡耀邦陕西五条”以及给毛泽东的长信来看，这是一个很大误解。胡耀邦并不具体分管财政、货币、物价、工业等工作，不可能也不需要对许多具体经济事务“门儿清”。胡耀邦担任中央领导期间，有一万多件关于经济问题的批示，占其全部批示三成左右，这是一个不小的总量和比重；而本文所述由胡耀邦主导或力推的几个重大经济决策，不过是缩影。因此，还原胡耀邦经济政策贡献的历史，并加以深入分析，并非无中生有，更非刻意拔高，而属实事求是。鉴于那段历史对于中国的不可或缺和巨大意义，胡耀邦经济学值得研究。

上世纪八十年代，美国总统里根、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所推行的经济政策，及其政策思想，被称为里根经济学、撒切尔经济学。胡耀邦经济学当然不同于里根经济学、撒切尔经济学，中国也不同于美国、英国。但巧的是，胡耀邦与撒切尔夫人之间曾发生过一次关于经济学的交锋。根据时任外交部西欧司司长梅兆荣（2013）回忆，1986年6月，梅陪同胡耀邦访问英国，发现撒切尔夫人将于欢迎晚宴上致辞的稿子中，有一段话说，中国领导人应该到亚当·斯密的家乡去看一看，那里经济繁荣，而中国人信奉马克思主义，但马克思自己也不承认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梅文提到，胡耀邦得知后，要求工作人员在他的答词稿中加一段话，说中国人对亚当·斯密并不陌生，他的《国富论》早已译成中文在中国发行，这本书鲜明地提出了劳动价值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也不是教条的理论，而是和中国国情相结合。

胡耀邦经济学也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在敏感时期有助于寻找中国改革开放的方向，在关键时刻推动了中国经济向市场体制的转轨，有力地推动了民营经济发展和人民群众致富，奠定了“两步走”战略基础并助力了经济长期发展，释放了社会活力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这个进程并不是天赐的，也不是自然生长的。实际上，东欧和苏联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计划经济体制建立不久之后，就开始感受计划经济的种种弊端，并试图通过改革来消除弊端，但东一榔头西一锤子的修补式、裱糊式改革，最终没有成功；而中国的改革开放，由思想解放所引领，总体而言平稳地由执政党带领走向了非公经济成为重要组成部分的市场经济体制，在这个历史性转折中，胡耀邦与邓小平等领导一起居功至伟，而且现在和未来也是一座明亮的灯塔。

 

参考文献：（略）

 

张文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