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详情页-胡耀邦史料信息网

李锦：今天，习近平肯定胡耀邦“勇立时代潮头”令人鼓舞

发布时间：2025-11-21 14:54 作者：李锦浏览：569次

今天，是我们敬爱的耀邦同志诞辰110周年的日子，中共中央举行纪念活动。习近平总书记发表讲话，对胡耀邦同志的一生进行了充分的肯定。当看到耀邦同志“勇立时代潮头，锐意改革创新”这一句，我深受感触。回顾农村改革初期，胡耀邦同志领导农村改革，尤其是对一线参与改革的新闻记者的支持，至今心里仍然涌动感激。为这个迟来的公正评价而受鼓舞。

一

中国的改革，最初是在两个层面上展开的。一个是发生在上层，以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为支持，以胡耀邦为执行者的拨乱反正工作在三个方面铺开，从政治路线上完成党的工作中心转移，从组织措施上平反冤假错案与老干部复出，从思想战线上展开实践检验真理标准的讨论。这便是后来人们说的胡耀邦的"三把火"。一个发生在下层，以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标志的农村改革。前一项工作从1978年开始，到1980年基本完成，后一项工作从1979年开始，1982年基本解决问题。这两件事互相穿插，互为关系，前一件事为后一件事展示了方向，从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创造了条件，后一件事是前一件事的继续，是党的政治思想路线转移在农村实践中的展开。

胡耀邦同志站在前台，走在改革的前面（李锦摄）

在我印象中，中国农村改革在领导层是事先没有人知道的，也不是哪一个领导人提出来的，完全是农民的自觉行动，是一场自下而上的农民革命，后来被中央领导层所了解、所肯定，变为一场上下联动的大革命。对于"包产到户"，中央高层领导人开始公开支持的比较少。在为"包产到户"激烈争论之时，胡耀邦在大庭广众之下站出来说出了"要吃米，找万里"。

中国农村改革的新闻调查，是在坚冰覆盖情况下开始的。这是在对农村改革“不允许”“不支持”的氛围下出现的。当时在一线调查研究的记者是吃了大苦，受了大罪的。我们几乎是像地下党一样工作，甚至在单位内部，也是悄悄地来，悄悄地去，不敢声张。甚至不让同一个办公室的人知道我在干什么。在我们新华社山东分社当时总是与南振中同路来，同路去，回来也不说什么。最紧张的时候应该是1980年，也是我们最受罪的时候。当时很多记者是冒着风险的，包括范敬宜写《莫把开头当过头》的时候，《人民日报》在1979年的3月15日就公开刊登了反对包产到户的"张浩来信"。

在胡耀邦的支持下，新闻界从1980年秋天报纸已开始推开"包产到户"的报道。我们当时发往北京的报道写的是"包产到户"或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但到编辑手里都改成农业生产责任制，把家庭联产承包这几个字都抹掉了。尽管本来应当"合法"的报道被迫以"不合法"的形式进行，"包产到户"犹如地下热火在冲压着，在一线的少数新闻记者报道还是引起了全国上下的震动。一方面得到广大干部和农民的热烈欢迎；一方面也受到很多领导同志的反对和指责。我本人就因为报道鲁西北包产到户受到社会指责和被调查。

胡耀邦同志站在前台，走在改革的前面。那时候有一个感觉，胡耀邦同志对农村改革总是讲得最早最快。耀邦同志一讲话，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就有声音出来了，我们赶快搞，中间环节都没有了。

二

有一件事情对我印象深刻。1980年10月份，我在鲁西北聊城的茌平县博平公社公社杨庄大队，反映农民杨成海承包以后，分了2209元的事情。因为里面出现一个“包”字，犯了大忌讳。我拍照片那天，是农民现场分了现钱，新华社发稿了，发出后就引起了很大的波澜。当时南京军区一个后勤部副部长和他的部下连驾驶员在内11个人联名写信，要开除我的党籍。当时新华社处在动荡之中，大家知道这是冒险的事，也说不定将来是否能站得住脚，没有一个表态的。这样就使得我孤零零地处在风口浪尖上了。

茌平县博平公社杨庄大队在棉田管理中包产到劳力，实行全奖全罚，超产的归个人所有。社员杨成海包了13亩棉田，亩产70公斤，从队里领奖金2206元，而过去近十年来他从没从队里领过一分钱现金。

李锦因为这幅照片，被受到调查。

当时有人提出一个农民就分了2000多元，那时候毛主席的工资也就是500多元一个月。那么科学家钱学森多少钱？估计也就是200多元。一个农民分这么多钱，这不是反了天。

那一年我出发315天，天天在老百姓中，我就想为老百姓讲话，一年人民日报发表24篇，排在全国记者第一位。可是我们单位1980年调工资，我是唯一的一个没有调上的，大概因为“犯错误”。这是我人生第一次遭受这么大的压力，我整天整月不吭声，低头走路，埋头下乡。下乡以后回来也不和人说话，把写好的稿子插在社长家的门把上，又出发了。这样的日子大概过了一年多。

三

新华社的国内动态清样多次得到胡耀邦的批示，我是在意的。家庭联产承包、农民买拖拉机、雇工、专业户、农民长途运销和精神文明这些事，都是耀邦同志批示后得到肯定，而后在全国大规模推广的。后来从耀邦同志对新闻单位负责人谈话中得知，他认为"人们究竟要了解什么问题，要明确什么问题，希望解答什么问题，你们要切中要害地加以反映。……因为思想往往落后于形势，这就要加强对实际情况的了解，密切联系群众，密切联系干部。前些时，我对新华社内参清样很注意。"显然，耀邦同志是有意运用新华社内参来指导工作的。当时形势很怪，对农村改革占主流地位的仍然是反对声音。新闻报道从下面发出，从一个一个口子突破，最终形成汹涌澎湃的大潮。耀邦同志始终站在农村改革潮头前面，哪里难点集中就指挥打通哪里。

商河县张坊公社三户农民联合买拖拉机。这张照片为38家报纸采用。

农民购买农业机械这件事便是在耀邦同志批示后得到推动发展起来的。反对农业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人，有个重要的理由是联产承包责任制破坏了农业机械化，生产力水平下降，社会主义优越性被破坏乃至被扼杀。

1979年出现个人买拖拉机的，干部们全部持反对态度，认为私人购买大型农具，是违反原则的。贵州、湖南、浙江、福建等省有些部门与地县发了文件命令禁止个人购买拖拉机。我在菏泽县发现不少农民买拖拉机的事，当时县里也不同意报道。我来到黄河北的商河县张坊公社刘安邦大队找到3户社员联合买拖拉机种责任田的线索，在妇女用手抚摸拖拉机时按下快门，开始编辑也不肯发稿。后来见到新华社内参，胡耀邦总书记作了批示。《人民日报》在1981年1月18日的头版就用"三户社员联合买拖拉机种责任田"的标题，发表了这条图片新闻。这是全国最早反映农民购买拖拉机的图片公开报道。

这些报道，推动农民购买拖拉机形成了热潮。1981年初全国私人拖拉机达3.8万台，1982年达到38.4万台，增长9.l倍。

四

再一个大问题是农民走进流通问题。当时各级政府对农民走进流通领域普遍持反对态度。采访中，我了解到商河县张坊公社白集大队农民走进流通领域，在市场与农民间搭起桥梁，一年向市场提供100万公斤新鲜羊肉，其中运销北京市的就达75万公斤，闯出一条发展商品经济的新路。他们是通过发展养羊到形成收购加工、运输和销售羊肉一条龙的经营方式，闯开商品生产禁区的。

白集农民向我反映不少问题，希望上面能有个答复。一是发展道路对不对，二是体制对不对，三是经销范围能不能扩大。带着这些问题，我写了调查报告。在新华社内部刊物发出，胡耀邦同志在12月24日作出批示："启立同志看后，转万里、润生、刘毅同志。这是一个极生动、极有说服力的例子。许多问题值得我们思考。"

《人民日报》2版头条发表李锦关于白集村的报道《去年靠经销羊肉变成全县富队》。

耀邦同志，提出农民是“二郎神”，可以搞买卖。我骑着自行车到商河县白集村写的调查，耀邦同志批示认为写得“极生动，极有说服力”。这两个词一般人是不用的。特别是只能提商品生产，商品经济这个词还没有提出来，市场经济更是遥远的事，耀邦对我调查提出“很多问题值得思考”，大家都没有想到。最基层的东西反映上去，最高层的他就表态了，商河县作协主席庞佃军写文章说，“从总书记到农民中间只隔着一个李锦”，这个说法形象，也夸大了我的作用，但是说明了总书记重视来自记者反映基层的东西，更说明总书记站位时代潮流前面，锐意改革创新。

五

1981年8月份，十一届六中全会召开前后，在北京出现了一股骂记者、骂新闻单位、甚至骂领导人的声音。

胡耀邦上来就大声疾呼，要深入基层调查研究。1981年夏天，新华社安徽分社的老社长尤淇，带着记者徐光春等，骑着自行车到凤阳县采访一周，冬天还出现了内蒙分社记者刘云山到车马店去写新闻。这时候我想人家比我年纪大那么多，都能去，我为什么不能去？

1981年11月20日，我骑着自行车从济南出发，到了齐河，齐河县委报道员史好泉写信，表扬说我“像女排一样拼搏”。接着，茌平、高唐、禹城、陵县、平原……一路上都有人表扬我。其中有一封是茌平县杨庄的，说我是“庄户人家好记者”。这封信被新华社党组成员孙振收到了，他大张旗鼓讲这件事情。新华社社长穆青知道了，就说“庄户人家好记者”，这是人民为他封的。

有一封信被胡耀邦收到了，是在“中直机关生活”上发表的。因为新华社归中直机关党委管。1982年1月7日，时任党中央主席的胡耀邦同志在《中直内部情况》看到高唐县委写的"千里单骑采访，留下一路新风"的材料，作了批示，要求中宣部与新华社，“请考察核实后，看是不是能公开表彰和在你们这一行中作为先进工作者典型介绍。”过了一些天，北京来个调查组，说是党中央主席胡耀邦表扬我了。后来开展了一系列的学习活动。这件事情对新华社影响很大。1982年4月3日，新华通讯社党组发出《关于表彰和学习李锦同志的决定》，新华社藉此掀起深入群众、调查研究的高潮。

我心里想，这件事情可能与两个背景有关系。一个是农村改革是耀邦同志支持的；还有一件事情是新闻改革，新闻记者走在潮头前面，胡耀邦同志是支持一线记者的。

后来得知，就在耀邦同志对我作出批示前三个月在新闻界有一个重要讲话，那是面对社会上对新闻界攻击而讲的。他说，我国新闻工作者，只要合乎党中央的路线和政策，就有自由充分发挥自己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又说：我们的新闻工作者一定要有高度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一定要有独立负责的精神”。

有人说，党中央主席专门批示表扬记者，有意树立标杆，是党的历史上不多见的，这表明胡耀邦同志对新闻工作的倚重和肯定。耀邦同志在农村改革中，对新华社的工作，对新闻记者是非常重视的，这是大家公认的。

我想，不是我做的多么好，那时候还是一个小记者，胡耀邦不是表扬一个人，是表扬改革中的记者，这点我心里是有数的，就是形势到了，需要了，运势到了。

六

1982年12月30日胡耀邦在接见了我。耀邦说，“你是骑自行车跑了很多县的那个记者，很能吃苦的，我知道。”

因为在6天前耀邦同志刚刚在我写的调查上作了批示，我就讲起商河农民贩卖羊肉的报道，农村有很多想不到的新事，现在都冒出来了。耀邦同志说：“这是很生动的事例，很说明问题。”他接着说，“新事很多，都发生在下面，记者要到老百姓中才能发现新鲜生动的材料。你很能联系群众，你为老百姓说了话，老百姓不就表扬你了嘛。”耀邦同志还说：“庄户人家的好记者，是这个说法吧？新闻记者这个职业很重要，你们从老百姓那里来的，反映了真实情况，很多是中央关注的问题。”

我还汇报聊城、德州一带流传的“粮满仓、油满缸、穿新衣、盖新房，光棍娶新娘，全村一片喜洋洋”的顺口溜，耀邦同志说：“很有意思。你再说一遍。”我常去的高唐王庄党支部给耀邦同志写了一封信，谈对农村形势看法，里面有我汇报的“粮满仓、油满缸”那段话，耀邦同志批转给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发了，使得几句顺口溜走向全国。

七

今天，习近平同志对胡耀邦同志肯定的几件事，印象比较深的，一件事情是拨乱反正，解放了那么多老干部；一件事情是实践解放思想的讨论；一件事情是农村改革；一件事情是整顿党风。这四件事，都很鲜明，很具体。一个人一辈子要做很多事情，但是最核心的、让人记着的就是那么几件事。

想起胡耀邦大刀阔斧开辟农村改革初期局面，心情很难平静，他实际上是那场改革直接的指挥者与推动者，冒了极大风险。我想，为什么耀邦同志总是思潮如涌，思想是那样新鲜活泼，总是那样敢作敢为而且能站在农村改革的前列、站在农民的一边？我是当事人，是知道这些事的。我先后四次见过胡耀邦同志，这多是发生在农村改革初期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