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志鸿: 与胡耀邦交情很深的几位老领导、老战友

写在前面：今年11月20日是胡耀邦诞辰110周年，谨以此文纪念！

由于工作经历、同乡同学、个性作风、兴趣爱好等因素，每个革命者都有与自己交往密切、感情深厚的一些老领导、老战友。

在胡耀邦的一生中，与他交情深厚的老领导、老战友为数甚多，本文介绍其中几位。如有错误，欢迎批评指正。

本文引用资料均来自正规出版物。

叶剑英

在老一辈革命家中，与胡耀邦交情最深的可能是叶剑英元帅。

他们相识于中央苏区，直到1941年才开始密切交往。

1941年2月，叶从重庆回到延安，任中央军委参谋长兼十八集团军参谋长。

时值延安整风，胡耀邦作为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组织部的部长，参加了军委参谋部的审干工作，坚持重证据不重口供，尽可能不冤枉好人。这种实事求是的作风，让叶非常欣赏。

此后，他们至少有五次重要的“密接”。

第一次是在北平。抗战胜利后，中共大批干部奔赴东北，胡耀邦也要求去前线、基层锻炼，得到批准。1945年11月，他带领一支400多人的干部队伍离开延安，前往东北。到了承德地区平泉县的八沟、即将进入辽宁时，遇到国军堵截。由于长途跋涉、急火攻心，胡耀邦病倒了，被送进避暑山庄。晋察冀军区向正在北平军调处的叶剑英求助，叶即派出飞机，把胡接到北平，住在军调部所在的北京饭店三楼。经协和医院诊治，确诊为阿米巴肝炎。

治病之余，胡耀邦佩戴少将军衔，协助军调处工作。次年4月，因病情反复，转至张家口白求恩医院继续治疗。

第二次是在西安。1964年底，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到陕西挂职，兼任西北局第三书记、陕西省委代理第一书记。他到陕西后，发现“社教”运动存在过火现象，打击面过宽，手段过严，搞得人心惶惶，而生产形势十分严峻。他果断决定“三暂停”，即抓人暂停、“双开”暂停、面上夺权暂停；同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稳定局面，促进生产。

胡耀邦的“纠偏”措施受到西北局主要负责人和陕西省委部分领导的严厉指责，说他“大搞纠偏运动, 大刮翻案风”，是“以停止革命的手段去抓生产”。从1965年2月下旬起，他在大会小会上连续受到批判，直至患了突发性大脑蜘蛛网膜炎，医生说有生命危险，才被抢救住进了医院。病情稍有缓解, 又继续遭受批判，致使身心憔悴。

1965年6月，叶剑英从贺龙处听说胡耀邦在陕西挨整，既震惊，又同情，就和张宗逊、张爱萍两位上将乘军用飞机到西安。在接风宴结束后，叶剑英单独留下胡耀邦。

叶问：我听贺老总说，这地方在整人哪？胡答：您不问，我还不敢说呢！我已做过六次检讨，还过不了关！叶说：老弟啊，你在旧社会少吃几年饭，你斗不过他们哪！在西安说不清楚，回北京去谈嘛。胡说：我走不脱呀！叶讲了一个典故，对胡说：人家是往死里整你呢，赶快和我一起走吧。

于是，胡耀邦于6月11日在省委常委会上提出了8条申辩意见，18日向西北局请假回北京治病。西北局知道叶帅要带他走，无法阻挠。6月20日，胡搭乘叶帅的飞机回到了北京，摆脱了继续遭受批斗的厄运。

第三次是文革后期。1975年4月，胡耀邦参加在中央党校开办的第四期“读书班”学习。7月4日晚，部分中央领导接见全体学员，以此结业。开会前，叶剑英瞥见坐在后面的胡耀邦，便高声招呼：耀邦，你也来了？胡耀邦回答：我来了，参座，您身体好吗？叶剑英说：你也谈谈吧。胡耀邦说：我是认真读了经典著作的，但是因为多年来没有工作，对实际情况不了解，联系实际有些困难。叶剑英说：我看过你们读书班的简报，你学得不错，学习成绩很好；你们毕业后分配了工作，就接触实际了。

散会后，叶剑英单独问胡近况如何，胡耀邦说还没有“解放”。叶鼓励他说：别理他们，让你出来工作就自然“解放”了。

此后，叶剑英向邓小平介绍了胡耀邦的境遇，举荐他协助邓开展整顿。7月7日，经邓小平请示、毛泽东批准，胡耀邦出任中国科学院第一副院长、党的核心小组第一副组长（院长和组长均为郭沫若），主持工作。

第四次是粉碎“四人帮”之后。

1976年10月8日，叶剑英之子叶选宁突然来到胡耀邦家，把粉碎“四人帮”的喜讯告诉了他，并转达叶帅的口信：希望他养好身体，准备迎接新的工作。叶帅要胡想想，对当前治理国家有什么建议？叶选宁约定两天后再来听。

10月10日，叶选宁又到胡家，胡已胸有成竹，慎重建言：

自古以来，有识之士总是说，大乱之后要顺应民心。民心为上。根据这种远见卓识的道理，我以为当前有三件大事特别重要：一、停止批邓，人心大顺。二、冤狱一理，人心大喜。三、生产狠狠抓，人心乐开花。

这几句建议，后来被誉为新版“隆中对”。

第五次是1977年初。华国锋要求胡耀邦出来工作，胡表示自己也是“批邓”的对象之一，不停止批邓，自己就难以出来工作。

2月，叶剑英找胡耀邦到家中谈话，诚恳地说：你还是出来工作好，也是帮助我嘛！太重要的部门，他们不放心你去；中央党校要恢复，想让你当常务副校长。

叶剑英意味深长地说：“我看也好，党校远在西郊，是非少点。凭你的智慧和才干，你在那里是可以搞出点名堂来的。”

胡耀邦不负重望，在中央党校创办了《理论动态》，大力宣传平反冤假错案的重要性、必要性，继而发起了影响深远的真理标准大讨论。

11月，邓小平、叶剑英等人共同推荐胡耀邦担任中组部部长。12月10日，胡走马上任，拉开了平反冤假错案的大幕。

1986年10月29日，叶剑英追悼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胡耀邦总书记致悼词。这时候，距离他辞去总书记职务，已只有两个多月。

罗瑞卿

1938年4月，胡耀邦任抗大第四期一大队政委，在抗大副校长、教育长罗瑞卿直接领导下工作。

1944年初，罗瑞卿从前线回到延安，进入中央党校学习，与军委组织部部长胡耀邦也有交往。

1945年底，胡耀邦在北平治病时，罗瑞卿是北平军调处中共方面的参谋长，他们交往密切。

从1946年7月到1948年5月，罗瑞卿任晋察冀军区副政委、晋察冀野战军政委，胡耀邦则一直担任纵队政委；攻打太原时，罗瑞卿是前指副政委，胡是政治部主任。那几年，他们是配合默契的上下级。

新中国成立后，两人仍保持良好的私交，胡耀邦遇有大事就向罗请教，罗闲暇时也到胡家打麻将、聊天。

1965年12月，罗瑞卿被诬陷，胡深感震惊，百思难解。

在罗瑞卿生命的最后阶段，他和胡耀邦有一次意义非凡的合作。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重磅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根据事前约定，《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第二天全文转载，从此掀起了“真理标准大讨论”。这篇文章是由中组部部长、中央党校副校长胡耀邦组织、推动发表的。

此文广受欢迎，也受到了强力阻击。学者吴江、孙长江不畏阻力，又联手写了一篇《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据理力争。

但这时，《人民日报》或《光明日报》已不方便发表了。经反复思考，胡耀邦向中央军委秘书长罗瑞卿求援。在与罗电话联系后，他告诉秘书梁金泉：有办法了，去找罗大将。

梁问：为什么要找他？胡耀邦说：罗大将说要发。在那里（指《解放军报》）发，分量就很不一样了。罗大将在党内威信高，影响大，理论上强。我已电话说好了，你把稿子送去就行。

果然，6月24日，《解放军报》以“特约评论员”为名，发表了这篇长达1.5万字的文章；根据罗的安排，《人民日报》同日转发。这些措施推进了大讨论，给予了胡耀邦强力支持。

为了此事，胡和罗频频电话商谈，有记载的就有6次。

临去西德做腿部手术前，罗瑞卿还给胡耀邦留下一句话：如果因为这篇文章打屁股，他愿意先挨“四十大板”。

胡非常感动，对身边人说：“罗总长同我是心心相印的，他总是在我最困难的关键时候支持我。”

可惜，罗瑞卿在德国手术期间突然病逝。8月3日，胡耀邦接到罗瑞卿夫人郝治平从西德报告噩耗的电话，脸色马上变了，半天说不出话来。

胡耀邦的女儿满妹写道：罗瑞卿的突然病逝，让父亲伤感了很久很久。后来每逢遇到政治困难，父亲便会情不自禁地念叨说：“要是罗总长还在就好了……”

罗瑞卿的女儿点点在《红色家族档案》一书中写道：

在这短短的一年（指担任中央军委秘书长之后）当中，爸爸除了没做到留住自己的生命之外，做到了许多事情。这其中，我最看重的是他支持当时中共中央党校校长（原文如此，应为副校长）胡耀邦开展真理标准大讨论的事。我很庆幸爸爸这样的老共产党人，最后以这样的方式再一次报效了祖国，并给自己一生的理想主义和英雄气概作出了最合乎逻辑的解释。

杨 勇

杨勇是胡耀邦的表哥，其母刘世珍与胡母刘明伦是堂姐妹。

杨勇与胡耀邦也是浏阳文家市里仁高小的同学。胡的女儿满妹记述了他们的同窗趣事：

父亲的姨表兄杨世峻（参加红军后改名杨勇），书没有父亲读得好，考试遇到难题答不出来的时候，就找父亲帮忙。父亲个子小，坐在教室前面，考试时一有东西打到他身上，那准是表哥的小纸团。父亲就将答案写在纸团上，再扔回去。

父亲与杨世峻非常要好。杨世峻比他大两岁，人高马大，十分威武。父亲跟他在一起，很有安全感，不用再担心大同学欺负他。每当一些有钱家孩子寻衅跟他过不去时，杨世峻总是出来帮他打架，拳脚相助，奋力解救。

这种取长补短的“互助”，可以说是他们一生友谊的开始。……

1927年9月19日，秋收起义部队在文家市聚集。20日早晨，1500多名官兵在里仁学校的操场集合。毛泽东发表了激动人心的演讲，他说：

我们现在力量很小，好比是一块小石头，蒋介石好比是一口大水缸。可我们这块小石头，总有一天要打烂蒋介石那口大水缸。因为老百姓在我们这一边，有了群众就有了天下……

毛泽东演讲时，12岁的胡耀邦和14岁的杨勇就趴在墙头聆听，这也是他们第一次见到毛委员。

在长征途中，杨勇两次救助了胡耀邦。

第一次是过湘江之后，胡耀邦染上了疟疾，身上时冷时热，一路摇摇晃晃。三军团十团政委杨勇骑棕马路过，见他病得不轻，就将马让给他骑。胡骑一阵走一阵，赶到了遵义。遵义会议后，胡耀邦也到三军团工作。

第二次是过草地后期，胡耀邦担任三军团直属总收容队队长，又饿又累又冷，疟疾复发，渐渐掉队，倒在一条沟边。不知道过了多久，才看到杨勇骑马路过，当时杨勇也因负伤（被子弹击穿右腮，打落了六颗牙齿），骑马随休养团行动。听到胡耀邦向他呼救，杨勇把坐骑让给了他，自己忍着伤痛，牵着马送他追上了队伍。

粉碎“四人帮”后，他们同心协力，为促成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做出了努力。

1978年8月，杨勇调任副总参谋长，协助总参谋长邓小平主持总参的日常工作。

1982年9月，在十二届一中全会上，杨勇和总政主任余秋里作为军方代表，当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而总书记正是胡耀邦。

可惜，杨勇被发现患了晚期肝癌。1982年最后一天夜里，胡耀邦到301医院看望了杨勇，两人仍相互鼓励。几天后（1983年1月6日），杨勇与世长辞。

陶 铸

1939年3月，不足24岁的胡耀邦出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代部长，不久任部长，兼军委直属机关政治部主任。

1940年3月，陶铸从湖北到延安，历任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的政治秘书、中央军委秘书长、总政治部秘书长兼宣传部长等职。

胡的窑洞和陶的窑洞相距不到三十米，两人都爱读书，为人都爽直率真，所以很谈得来。胡耀邦的女儿满妹写过一个细节：

有一次父亲和陶铸谈天说地，顺口吟出一段宋词，父亲说他背错了，陶铸大为不悦，说：“你懂什么！我考秀才时，你还不知道在哪儿呢。”父亲也不示弱：“我们打赌！我马上就能查到。”结果，父亲赢了。

与陶铸、胡耀邦交往密切的还有王鹤寿。从1938年起，王任中组部干部科科长、陈云的政治秘书等职。陶铸和王鹤寿还是南京国民党监狱中的难友。所以，他们三位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七大闭幕前夕，陶铸被任命为中共湘粤桂边区党委副书记兼八路军南下第三支队副政委，准备南下建立新的根据地。临行前一天，胡耀邦、王鹤寿在王家坪桃园为陶铸送行。那一天，他们三人谈了很多，最后郑重相约，终生要做到三件事：永远跟着毛主席，永不叛党，永不做吹吹拍拍的事。

后来，有人戏称这场送别为“桃园三结义”。

1946年8月初，陶铸年仅5岁的独女陶斯亮由保育员杨顺清护送，从延安前往东北。9月初，一老一小到达张家口，找到了胡耀邦，胡夫妇十分高兴，妥善安排其吃住。因为杨顺清坚持继续去东北，胡就设法协调，还资助了一些经费。杨历时一年，终于将陶斯亮平安送到父母身边。

1952年到北京工作后，胡耀邦依然热情好客。据他当时的秘书曹治雄回忆：“一些地方领导同志到北京开会时，都要来看望耀邦，来得最多的是陶铸。”

陶铸夫人曾志晚年回忆：“全国解放后，陶铸每次到北京，差不多都要去看耀邦。”

胡耀邦多次到广东，也受到陶铸热情接待，有时陶铸还亲自到火车站迎接。

1965年深秋，中央召开了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各大区中央局第一书记列席。会上，毛泽东询问胡耀邦在陕西的工作怎么样，西北局第一书记提出了批评，说胡耀邦背离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还到处讲话作报告，到职三个月的报告记录就有数十万字。毛泽东又问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对胡耀邦怎么看，陶、李都对胡耀邦比较了解，则充分肯定了胡的工作。

1973年3月，漂泊近四年的曾志回到北京。不久，她去看望赋闲在家的胡耀邦，谈及陶铸遭受残酷迫害时，胡异常悲愤。

1977年12月，胡耀邦担任中组部部长，便迅速成立“安排待分配干部工作组”，选择曾志任组长；次年6月，曾志升任中组部副部长。

为了给陶铸平反，胡耀邦商请曾志写申诉报告，送呈邓小平等人批示，并组织中组部迅速复查。1978年底，陶铸获得彻底昭雪。

冯文彬

对于胡耀邦来说，冯文彬有过救命之恩。

1930年11月，15岁的胡耀邦到湘赣苏区参加革命，历任少先队湘东南特委书记、湘赣省儿童局书记。

当时，少先队是由16岁以上青少年组成的半军事化组织，队员打绑腿，戴红领巾，手持梭镖大刀，经常组织操练，必要时配合红军作战。

1932年5月，胡耀邦和湘赣省少先队总队长谭启龙共同组织了一场规模很大的检阅活动。共青团苏区中央局巡视员冯文彬正在永新（湘赣省委所在地）巡视，参加了这次检阅，印象深刻。

因为冯还肩负发现人才的任务，他就多次找胡交谈，发现胡思想活跃，条理清晰，文章也写得好，是个人才。他选定胡耀邦、谭启龙等3人，准备带回中央苏区工作。

年底，湘赣省委政治保卫局把胡耀邦、谭启龙列入“AB团”。省委研究时，省委书记王首道难下决心。列席会议的冯文彬就说：既然大家意见不一致，胡、谭又属于团中央系统，我就把他俩带回团中央去审查吧。大家都同意。

1933年元旦过后，冯文彬带着胡耀邦和谭启龙回到瑞金。他向共青团中央局书记顾作霖做了汇报，顾就把胡、谭二人交给少先队中央总队总队长张爱萍进行审查。

此前，张爱萍也曾被怀疑为“AB团”分子，深知极“左”之害。他找胡、谭长谈后，坚信他们不是“AB团”。

经请示顾作霖同意，张爱萍安排谭启龙担任少先总队巡视员，安排胡耀邦到“拥苏反帝大同盟”青年部（张爱萍兼部长）当干事。

不久，湘赣省委新任负责人认为高小毕业的胡耀邦是个知识分子，要把他揪回湘赣省委重新审查。顾作霖、张爱萍、冯文彬都不赞成，只将胡耀邦停职审查。

胡耀邦非常委屈，也很恐惧。一天，他偶然听见隔壁会议室在谈论自己是AB团，拟将处死……生死关头，他不顾一切冲进会场，哭诉自己的委屈，感动了参加会议的顾作霖等人。

经顾作霖、冯文彬等人努力，胡耀邦终于等来了无罪的结论。

后来，胡耀邦多次谈到了这一段刻骨铭心的经历，强调必须实事求是。如在延安“抢救失足者运动”中，他向毛泽东讲述了这一段经历，引起毛的重视，开始纠偏。

1952年，冯文彬调离团中央；接替他职务的，正是胡耀邦。

1977年3月，中央党校恢复，华国锋任校长，胡耀邦任常务副校长，主持日常工作。很快，冯文彬也调任中央党校副教育长。

12月中旬，根据冯文彬等干部建议，胡耀邦组织中央党校干部员工连续四天召开大会，放手揭发康生、曹轶欧夫妇的罪行。这在全国还是首例。

此后，冯文彬历任中央党校副校长、中央办公厅第一副主任、中直机关党委第一书记等职，与胡耀邦有密切的工作交往。

1988年3月，胡耀邦因病住进了305医院，正在北京开会的谭启龙到医院看他。回忆往事，他们都庆幸在中央苏区遇到了三位好领导：冯文彬、顾作霖、张爱萍，并为顾作霖英年早逝而惋惜。

胡耀邦去世前几天，冯文彬到医院看望，胡还深情地说：当年如果不是你把我带出来，我就完了；如果把我送回去，我也完了。

陈丕显

陈丕显也是中央苏区有名的“红小鬼”，比胡耀邦还小一岁。

在瑞金，陈丕显当过中央儿童局的书记，与在少共中央局工作的胡耀邦、谭启龙、赖大超等人朝夕相处。虽然生活艰苦，但他们朝气蓬勃，积极乐观，友情深厚。

1934年10月，胡耀邦、赖大超等随主力红军开始长征，陈丕显、谭启龙等则被留了下来，开始了艰苦的三年游击战争。

1952年，中央物色新的团中央一把手，提出了两个人选：胡耀邦、陈丕显。最后，毛泽东圈定了胡耀邦。

从1967年1月12日起，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失去了人身自由。《陈丕显回忆录》有这样一段：

“文革”期间，很多老同志对我和我的子女都非常关心，首先要提到的是耀邦同志。从1971年“九一三”之后，耀邦同志就离开了团中央的五七干校，回到了北京。他解放得比较早，在他回到北京的家里以后，就对当时受迫害的老干部都非常关心。可以说，我就是当时他最关心的老干部之一。从1972年春天我大儿子小津第一次见到耀邦，到1976年春天天安门事件前小津离开北京回江西向他告别为止，4年间，耀邦见小津约三四十次。他每次见都关心我，关心我的家庭，都和我一样共同关心着当时的政治形势和“文革”的发展。

胡耀邦具体指导陈小津：解决你父亲的问题要分三步走，第一步要求看望，第二步要求（给父亲）看病，第三步要求解除监禁并回家。

于是，陈小津从1972年8月7日开始写信，专案组不理就写给“上海市委领导”，再不理就写给周总理并呈毛主席。按照胡耀邦指点，陈小津把信交给王震转呈，不久就见到了被囚多年的父亲。

1974年7月，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批评了江青。闻讯后，胡耀邦马上把陈小津从江西叫到北京，要他提醒父亲给毛写信。9月9日，陈丕显写信；9月17日，毛作出批示；11月1日，陈丕显就解除了长达八年的监禁。

1976年初，“批邓”来势汹汹，陈小津赶来看望胡耀邦。胡送他出门时脸色凝重，声音低沉：“今后要丢掉一切幻想，告诉阿丕不要再想出来工作了。”

到了11月，形势大改观，又是胡耀邦建议陈丕显答应去云南省担任副职，陈欣然接受建议。

1982年9月，陈丕显当选为十二届中央书记处书记，协助总书记胡耀邦分管政法工作，兼中央政法委书记。

2005年元月，《陈丕显回忆录——在“一月风暴”的中心》出版，采用胡耀邦之子胡德平的文章代序，文章标题是《倾心交往五十年——胡耀邦和陈丕显的友谊》。

张爱萍

早在中央苏区时，张爱萍就与顾作霖、冯文彬一起保护过胡耀邦。1934年初春，胡耀邦接替张爱萍，任少共中央局秘书长。

张爱萍和胡耀邦意气相投，做人做事都光明磊落，他们的纯真友谊贯穿了一生。

1935年2月27日，胡耀邦在遵义城外负重伤。3月10日撤出遵义后，红十一团政委张爱萍把自己的马给他骑了几天。

不久，胡耀邦调任十三团党总支书记；过大渡河之前，张爱萍也调任十三团政委。

过草地时，张爱萍带着十三团团长彭雪枫、红三军团直属总收容队队长胡耀邦，去找总政治部巡视员冯文彬“共产”。他们坐在草地上，吃着牛肉干，吟诗作乐。

张爱萍开头：牛羊肉干邀明月；胡耀邦接上：水乡泽国没酒喝；彭雪枫再续：该请老乡杜康来，冯文彬小结：打倒老蒋醉弥陀。小诗完工，四人哈哈大笑。

耀邦个子小，过墨曲河时，张爱萍就用自己的马把胡耀邦和他的小通讯员一趟趟驮过河。

50年代，胡耀邦经常拉张爱萍参加共青团的活动。

1965年6月中旬，张爱萍随叶剑英到西安搭救胡耀邦。在西北局、陕西省委接风的饭桌上，张爱萍望着面色憔悴的胡耀邦，大声说道：“我们一进潼关就看到陕西的麦子长势喜人，看来又是一个大丰收。耀邦瘦了，陕西肥了，耀邦对陕西是有功的啊。”

这番话先声夺人，让西北局、陕西省那些整胡的人一时无言。6月20日，胡耀邦即随叶剑英、张爱萍等人回到北京。

1975年，胡耀邦、张爱萍、万里、周荣鑫积极参与整顿，被称为邓小平开展整顿的“四大金刚”；其后，他们又一同遭受批判。

粉碎“四人帮”后，张爱萍的两个儿子去看望胡耀邦。听说有些人还想继续“批邓”，胡愤慨地说：

……是非要有公论，没有是非，就没有正义！一个负责任的政党，一个坚持真理，实事求是，光明磊落的政党，是不能回避这些问题（的）。中央必须向全党、全国人民做出一个交代，一个是非分明的答案！

“文化大革命”是九年无宁日，是今不如昔，你的爸爸就是最早喊出这个口号的一批人。这些话错了吗？“文化大革命”该不该否定？即使是毛泽东领导的、发动的又能不能否定？

1977年3月，张爱萍再次出山，主持国防科技工作。1980年5月18日上午，我国第一颗洲际导弹发射成功，准确落入南太平洋的预定海域。在北京发射指挥中心的大厅里，当着华国锋（时任中共中央主席）、邓小平等人的面，65岁的胡耀邦（时任总书记）和70岁的张爱萍拥抱起来，一如四十多年前中央苏区的两个少年。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病逝，张爱萍当天填词一首：

诉衷情

突闻噩耗哽咽喉，往事涌心头。少年战场携手，长征喜同俦。

肩重任，为国谋，谱春秋，感君勋业，造福人民，光耀神州。

十年后，89岁的张爱萍再次撰文《丹心耀日 矢志兴邦——深切怀念胡耀邦同志》，文章写道：“十年来，他的音容笑貌，他的矢志丹心，时常萦绕在我的心头……”

                                                                                                             2025年11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