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平：胡耀邦善意对待沙叶新《假如我是真的》

沙叶新老师去世的时候，我曾想写一篇文章悼念沙老师。我并不认识沙叶新，为什么想写一篇悼念文章呢？第一，我敬佩沙叶新的人品文章，第二，我在研究胡耀邦的过程中，看到了一些胡耀邦与沙叶新有关的材料。

1979年沙叶新创作了话剧《假如我是真的》，因为这部戏与现实社会生活紧密相连，在各地演出时，不同的阶层对这部戏反应不一样，但是影响很大、反响热烈，引起了文艺界高层的注意。沙叶新是上海人民艺术剧院的青年编剧，剧本是根据上海滩发生的一个真实故事演绎而成。一个要返城的知青冒充一位有名的将军之后，通过行骗手段办理回城手续。这也可以说是文革结束后最早的反腐败作品之一。

1980年2月，时任中宣部部长的胡耀邦主持召开了全国剧本创作座谈会，讨论三部有争议的剧本《假如我是真的》、《女贼》、《在社会的档案里》。胡耀邦在会上讲到：

三年文艺创作究竟哪些作品不理想，不成功，社会效果不够好？我看的不多，请你们自己研究。两个月以前我把《假如我是真的》翻了一下，在一次会上发表了一点意见。今天我重复地在这里向作者，也向同志们交个心。对了，还是商量；不对，欢迎批评。我觉得作者是有才华、有前途的。在如何正确对待青年作家的问题上，我们大家不能再犯过去的错误，不能嘲笑他们，更不应打击他们。

胡耀邦觉得，《假如我是真的》这个戏现在还不成熟，还有一些缺点。胡耀邦说，这个戏演了很久了，听说有各种不同的反映。这要加以分析。有些青年，特别是想回城的青年，还有一些家长，子女在外面，他们看了这个戏可能是欢迎的。另外有一些观众，确实认为一些领导干部的特殊化发展下去不行，要揭露，从这一点和这个角度来说，这个戏也已经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围绕这个作品，现在已经有很多群众和干部产生了不同的看法。当然有的看法不一定都对，但有些意见却是值得重视的。

胡耀邦说：至于剧本怎么办？我觉得好办。讨论后，如果作者自己觉得不成功，需要认真修改，那就自告奋勇：“改不好我赞成不演。暂时停演。”演出单位和宣传部门，有意见也可以讲，真诚地、耐心地给作者以帮助。不要因为怕被看成是打棍子，有意见也不敢讲了。

发表意见和打棍子不是一回事。我们不打棍子，可以通过同志式的讨论，提高思想水平和艺术水平。大家都要对广大人民负责任嘛，对四化负责任嘛。听说作者准备根据大家的意见修改，我们希望能改好。

我要反复说的倒是这一条：不要以为暂时不演的戏，不发表的作品，就是毒草。不要形成这样一种舆论，造成这样一种传闻，硬说这些是要打倒的东西。同志们知道，马克思写《资本论》，写了几十年，修改了多少遍！据说托尔斯泰的《复活》一些章节修改了二十遍，多少年后才发表。历史上，这样的例子多的是。

一位负责思想文化宣传的中央领导人，把话说到这个份上，把一个年青编剧的剧本和《资本论》、《复活》相提并论，关爱之意溢于言表！

大散文家袁鹰也曾动情的回忆到这次谈话。他说，我有幸参加了京西宾馆的这次盛会，记忆犹深，这是一次很不寻常的会。多年以来，特别是“文革”十年中，文艺界人士已经习惯于那种“大批判”式的、一锤定音、将作者置于被告席上听候发落的审判会，跟着来的就是连篇累牍、铺天盖地、罗织罪名、肆意上纲的声讨文章。但是这一次的会完全不同于人们熟悉的那种“座谈会”，而是平等相处、以理服人、和风细雨的同志式谈心会。

耀邦同志在会上细心地静听到会者的意见和愿望。他在讲话中说：“我们的队伍太小了，我们不是一支大军，是一支小军……十几年来，我们这支队伍受到很大的损失。有些同志因自然规律而凋谢了，有的同志则是被摧残死的……”说到此处，他突然激动起来，“腾”地从座位上站起身，提高声调：“单凭这一点，我们的党就要发誓，坚决不许对文艺作品妄加罪名，无限上纲，因而把作者打成反革命！”

这个突兀的举动完全出于大家意料之外，全场的文艺工作者受到强烈的震撼和感动，立即以发自肺腑的掌声和欢呼表达自己衷心拥护，有的人甚至禁不住泪流满面。这种动情的热烈场面，在我几十年参加文化界各种大大小小会议的经历中是极其罕见的。窗外还是2月的严寒，室内却已充满盎然春意。人们都深情地凝望着他，亲切地感到站在台上大声疾呼的，不仅是一位值得尊敬和信赖的中央领导人，更是一位可以对他交心、对他诉苦，甚至对他发牢骚的良师益友。耀邦同志当时的神态、声音，时隔二十多年，我至今仍然记得清清楚楚。

会上有一些人对沙叶新批评得很严厉，但沙叶新说：“他（胡耀邦）是保护我的，不希望打击我这个小年轻。”

上海人艺院长黄佐临退休前，动员沙叶新入党。沙叶新经过慎重考虑，写了一份入党申请书。支部、总支和文化局都通过了，就是市里不批准。一些老党员就写了一封反映情况的信。据沙叶新《不为权力写作》一文披露：

没想到耀邦同志的一个秘书，大秘书好像姓李，叫大老李。在统战部的知识分子处调查什么。我们剧院这些党员的信呢，正好在知识分子处，正好有封信是给胡耀邦的。说反映沙叶新的问题，大老李当然不知道沙叶新是谁，但是很慎重，到了北京之后，好像交给胡德平了，还是交给谁了。这样就转到耀邦同志的手里，这让我很感动。这一生我虽然有很多坎坷，但是能遇到这么多的好人。耀邦看了之后，有个批示，该同志够入党条件就应该让他入党，（笔者注：耀邦批示：“该同志够入党条件，就应该让他入党。”）倾向性就很明显了。不是说，该同志不够入党条件就不应该给他入党。他这么一写态度就很明白。

沙叶新感慨地说：“我要写入党申请书。为什么？理由很简单，在上我能跟邓小平、胡耀邦在一个队伍里，我感到光荣。在下我跟佐临、跟吕复，跟当时参加抗日战争演剧队的党员和地下党员在一个组织里，我感到光荣。”

胡耀邦以后一直关心着沙叶新。1985年4月中旬，胡耀邦在与文艺界领导的一次谈话中说，文艺评论不能丢，批评和自我批评不能丢。应当说这几年对于文艺创作上发生的几次比较大的问题，我们都是有批评的。在这段时间里，第一个受到批评的是《假如我是真的》那出戏。现在回头来看，我觉得批评是站得住脚的，是充分说理的。事实证明，通过那次批评帮助以后，作者进步很快，陆续写了一些很好的剧本。

应该说胡耀邦对沙叶新一直是爱护的，在沙叶新有压力的时候，胡耀邦对他有批评有保护有肯定，在沙叶新有成绩的时候，胡耀邦是欣慰的。这也是胡耀邦对所有知识分子一贯的态度和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