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庆全：胡耀邦自述被反“AB团”经历

段锡朋的“AB团”

一九三〇年代，在中央苏区和相关省份，曾进行过一次规模较大的肃反，史书中称之为打“AB团”

所谓“AB团”，是Anti-Bolshevik的简称，中文说法是“反布尔什维克”；再通俗的说法是反共。这个组织的建立者是段锡朋。

段锡朋何许人也？他是被胡适称之为“北大的光荣”的人。“五四运动”时期，是领导这场运动的第一号人物，北京有他的身影，上海有他的身影，当年可谓风云一时，二十三岁，就成为先进青年的优秀代表。

其后，段锡朋进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硕士；再游历于伦敦大学、柏林大学、巴黎大学学习。一九二五年秋，回国任教于国立武昌大学。就在这时候，段为陈果夫赏识。

陈是国民党有名的特务组织“CC”的头子，段追随其后，担任国民党江西省党部执行委员，成为反共的急先锋。所谓“AB团”，就是段联络程天放、罗时实成立的一个反共组织。

从历史上的情况看，段锡朋的“AB团”，对中共组织的破坏有多大？也许我孤陋，似乎没有见有人进行过系统梳理。可是，到一九三〇年，中央苏区却以反“AB团”的名义，给自己的队伍带来破坏。这恐怕是段锡朋等没有料到的吧。

以中央苏区和湘赣闽等地为主的反“AB团”运动，从一九三〇年下半年一直持续到一九三二年下半年，中间经过一个“富田事变”的推动，有四五千人被视为“AB团”而没了命，可见这场肃反规模有多大。到一九三二年十月后，中央苏区还在反，但已经到了尾声了，却让胡耀邦赶上了。

冯文彬的说法

一九三二年五月，湘东南特委和赣西北特委合并成立湘赣省委，十七岁的胡耀邦在少共省委儿童局工作，儿童局书记是曾涤，耀邦担任副书记。

关于胡耀邦在反“AB团”中的遭遇，冯文彬是亲历者。当时，冯在共青团苏区中央局工作，到湘赣省委巡视，并物色了胡耀邦等三人要带回中央苏区工作。按冯的回忆，恰在此时，胡耀邦被怀疑为“AB团分子”：

耀邦也被怀疑上了是“AB团”分子，当时我就不相信，只说那就把他带到中央苏区审查吧。后来湘赣省委来人要把他带回去处理。我们不同意，但心里也没有底，只得暂时停止他的工作，把他隔离在一间小屋子里。一天耀邦趁来人送饭时夺门而出，到顾作霖同志那儿哭着说自己不是“AB团”。顾安慰他说：是不是“AB团”，会弄清的，你别急，先到那屋里去好好等着。有一天晚上，他又找顾作霖同志详细说了自己从浏阳到湘赣苏区的经历。事后顾对我说：不像吧，那么小的年纪，怎么会是“AB团”呢！我也说：耀邦的历史是很清楚的，这几年来一直在苏区工作，一个十六七岁的娃娃，怎么能是“AB团”呢！

过了几天，顾作霖同志告诉我：中央已发现那个地方搞“AB团”有扩大化的错误，中央打算派任弼时同志去任湘赣省委书记。耀邦的事等弼时同志去了以后再说，但现在不能让湘赣省委的人把他带走，不然太危险了。这以后，就允许他自由走动了。我鼓励他要相信党，耐心等待，有话就找领导和同志们谈，别闷在心里。不久，我被派去福建工作，耀邦眼泪汪汪地来送我，一边走一边说：你走了，我怎么办？我安慰他：组织上会作出正确结论的，不要急，更不要想不开。他一直送我到村外的桥头，我骑上马走了一阵，回过头来看他还站在那里目送着我。后来在顾作霖同志主持下，组织上实事求是地为耀邦同志作出了正确结论，使他免于灾祸。……几十年来我们相聚在一起的时候，耀邦同志经常说起这段经历；就在他去世前几天我去医院探望他时，他还深情地说：当年如果没有把我带出来，我就完了；如果把我送回去，我也完了。[1]

冯文彬是历史当事人，他的说法被很多描述耀邦这段遭遇的人，或添油加醋或改头换面地加以发挥，不列举。

按照冯的回忆：耀邦在湘赣省就被划为“AB团”，冯还是把他带走；后来“湘赣省委来人要把他带回去处理”，“我们不同意”。

满妹是胡耀邦的爱女，算是半个历史当事人。在追怀胡耀邦时，也写到了这段历史：

有人为了过关，供说父亲是“AB团”成员。就这样，父亲被省政治保卫局列入“AB团”嫌疑名单。名单提交省委常委讨论时，因没有证据，大家感到不好下结论，只好先做监视考察处理。但这莫名其妙的怀疑，使父亲与曾镜冰、曾涤一起被打成了“AB团”，经当时苏区国家政治保卫局批准，决定逮捕枪毙“一胡二曾”。

行刑前一天，在湘赣边界一带巡视检查完少共工作的冯文彬碰巧回到省委驻地，看到了准备枪毙人员的名单。他不相信父亲是反革命，就机智地对看守人员说：“这三个人问题很严重，不能就这么枪毙便宜了他们，我要把他们带回少共中央进一步审问。”

一到瑞金，少共苏区中央机关便把父亲送到少共苏区中央局书记顾作霖那里，准备随后再把他交送政治保卫局。初来乍到，刚满17岁的父亲举目无亲，只得拽着顾作霖的衣袖，哭着说：“我不是‘AB团’，你叫我到哪里都可以，就是不去保卫局。”

隔了半个多世纪，父亲还清楚地记得，一天夜里，他忍不住敲开了顾作霖的门，与他彻夜长谈。顾作霖问父亲参加过“AB团”没有，父亲问，什么是“AB团”？父亲恳求说：“就想留在少共中央局，做什么都行。我会刻钢版，可以扫地、做饭。”顾作霖被感动了，他说：“我看你这小鬼相当坚强，就留下吧！”

瑞金一带的住房多是木墙瓦顶，房间隔着一层不到一寸厚的木板，那边说话这边听得清清楚楚。一次在讨论到“胡耀邦问题”时，父亲竖起耳朵贴着木板墙，听见顾作霖说：“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怎么会是‘AB团’'呢！他连什么是‘AB’团都不知道。我了解他，我可以对此负责。”

另一个人同意说：“既然不是，那就放了吧。但是不能重用，要再考验一段时间。”

父亲始终没有搞清讲这话的人是谁。第二天，父亲被解除囚禁，暂时留在了少共中央局机关。[2]

满妹也认为，耀邦是在湘赣省被划为“AB团”才被冯带到苏区的，认证了冯文彬的回忆。但是，在具体细节上有差异：譬如不是湘赣省来人要把耀邦带走，而是顾作霖要“把他交送政治保卫局”。

按照满妹的说法，耀邦在湘赣省就被省政治保卫局判定枪毙，因为冯机智的“枪下留人”才得脱。征诸当时历史，似乎难以自圆其说，熟悉打“AB团”那段历史的人都了解，已经被定为“枪毙”之列的耀邦三人，也不是冯说带走就能带走的。

（胡耀邦手迹）

胡耀邦的陈述

作为当事人的耀邦，如何描述这段遭遇的？此前，除了冯文彬的说法外，还看到过谭启龙、陈丕显等相关当事人回忆中，引用过耀邦的说法，但都不是第一手材料。

最近，我在胡德华兄那里看到了耀邦在那场运动期间的一些交待材料，关于他历史的交待材料就有四份。几乎每一次交待，作为反“AB团”这一段，或详或略都要涉及到，但说法与冯文彬和满妹不同。

写于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一日的《我一九三四年以前的历史》，专门列“到中央苏区和被怀疑为AB团”一节，详述经历：

湘赣省委成立不久，少共中央局即派冯文彬来巡视工作。同年十二月初，冯回中央苏区，挑了当时在省工会工作的宋新怀（原在湖南省工会任主席，因身体不好，早几年已养老退休），省少先队干部谭启龙（即原山东省委书记）和我三人，跟随他一起去少共中央局工作。……

一九三三年一月一日，我们通过敌人封锁线到达江西瑞金少共中央局。

当时少共中央局人手很不全。书记是顾作霖，组织部长王盛荣（现在湖北省工业厅或交通厅工作），儿童局书记曾镜冰（饶漱石死党，叛徒，在监禁中），《青年实话》主编魏挺群（已死）。

我们去后，宋新怀被送去县工会工作，我和谭启龙于一月中被派到下面去巡视工作，谭去江西，我去福建宁化、清流、归化三县（路过福建汀州时认识了陈丕显和赖大超）。

二月，当我还未结束巡视时，少共中央局派骑兵通讯员来清流把我叫回去，说有新的紧急任务。我回去后，并没有人和我谈话，也没人理我。我感到不是这回事。

经过好多天，一个晚上顾作霖去冯文彬房里谈话，因冯住在我隔壁，墙上裂有一条很大的缝，他们的谈话被我听到了。顾作霖告诉冯文彬说，我看胡耀邦这个小鬼不像AB团，湘赣来的电报不可靠，但放在少共中央局工作不合适，是否送去邓发那里（即国家保卫局）去刻铜板【版】去。

我听了才恍然大悟，躺在床上痛哭了一场。最后，我决定直接去找顾作霖去谈。当夜十二点后，我闯进顾的房间里，边哭边说，向他详细陈述了我的革命历史，并请求留在少共中央局审查。顾作霖开始不想【跟】我谈，后来耐心地听了我的陈述，最后答应我关于我的工作他们再商量考虑。这样，我就被留下来了，但没有人同我谈过，工作也下降了，做文印工作和管理员工作，并经常有人监视。

同年六月，中央调湘赣省委一些负责人王首道等来中央解决当时省委的一些争论问题。……并确定派任弼时同志去湘赣省任书记。我的被怀疑也被取消。调作儿童局秘书长的工作。

在延安时（口头谈话时，我说成是解放后，是我记错了，特更正），我问过王首道、王震、谭余保、张启龙、张子意、甘泗淇等，我被怀疑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他们告我，在我们离开湘赣后，……开始了大肃反，采取了逼供信，辗转株连，逮捕了许多干部。后来，连王首道、王震等人也不相信。发生争论，博古、张闻天、李维汉以省委右倾，又以省工会主席刘士杰代替王首道任省委书记，刘士杰把肃反更加扩大化，愈演愈烈。我的被怀疑是少共省委书记易心平和党省委宣传部干事张槐荪被捕苦打后乱咬的。他们还说，易心平、张槐荪也不是AB团。

在那个时期，审查个人的历史是头等重要的事情，被审查者要数次反复交待。就耀邦的身份和地位来说，更不能例外。特殊时期的交待材料，虽然属于“另类文字”，但高压下就一个问题的反复交待，反倒凸显了史料的真实性。因为面对着咄咄逼人的追问，一旦事实前后不一致，交待者很容易被怀疑而吃更多苦头；况且那还是一个不惜工本、不惜人力随时可以内查外调的时期。看耀邦的交待材料，一是一，二是二。同一个问题，叙述前后一致；涉及他人，不做主观评价。故此，耀邦关于这段遭遇的陈述，就弥足珍贵。

以此比较冯文彬和满妹的回忆和描述，可以看出：

第一，的确是冯文彬把耀邦带到了瑞金，但并不是在耀邦被打成“AB团”后；耀邦是随冯到了瑞金后才因“少共省委书记易心平和党省委宣传部干事张槐荪被捕苦打后乱咬的”而被“事发”的。

第二，满妹所云“枪下走人”的细节，在耀邦这个陈述中得不到印证。岂止如此，在耀邦写于一九六八年三月十九日的《有关曾涤的几点情况》交待材料中，还可证其伪：

我认识曾涤并且同他一道工作是在一九三二年五月到十二月的一段时间里。那时他任湘赣团省委儿童局的书记，我任副书记。……

我不知道他是否被怀疑过是AB团，因为湘赣搞AB团是我们已去中央苏区之后，即一九三二年底之后。后来在延安时期见面后，我也没有问过他。

连曾涤是否被怀疑过是“AB团”耀邦都不知道，又怎么会有“一胡二曾”面临被枪毙的细节？

史料辨析之外的话

史料辨析外，我特别重视冯文彬回忆中耀邦对冯说的一句话：“当年如果没有把我带出来，我就完了；如果把我送回去，我也完了”。

这句话让我仿佛听到了耀邦晚年依然余悸的心跳：似乎那段残酷的遭遇依然在历史的延长线上。

当年，如果耀邦没有被冯文彬带到瑞金而仍在湘赣省，必定会作为“AB团”被捕甚至毙命；而如果顾作霖按照要求把他送回湘赣省或瑞金的国家政治保卫局，结果也必定一样。

后来，耀邦几次提到这一遭遇。一九七五年九月十六日，时任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的耀邦，在计算所核心小组会上的谈话中说：

第一次我被人审，当时我18岁（1933年），怀疑我是AB团。二炮张逸祥的哥哥（按：应是上文提到的张槐荪），被抓起来了，问他是不是AB团，被打的人受不了就说是AB团。又问你发展了谁？想了想周围的人，就说发展了胡耀邦。可是，那时我已离开省委半个月，到了江西苏区去了，我如晚走半个月，现在骨头早朽了。当时省委打电报给苏区保卫局，说我是AB团，就被软禁了四个月，当时什么都干，刻腊版，买菜都干。

这段回忆，同样可以纠正冯文彬和满妹之误。

一九八五年十月十五日，时任总书记的耀邦在政法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

我这个人，在处理人的问题上虽然也犯过错误，但一般说来，凡是随便整人的时候，我都不积极。你说我当时就有很明确的思想，倒也谈不上，但我认为在人的问题上赶浪头是很危险的。我在一九三三年，十七岁的时候，有人怀疑我是AB团，搞了我半年。那时可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从小有了这么一种实践，这么一种亲身感受，以后就晓得在人的处理问题上，应当谨慎一些了。所以，我今天要特别强调一下，取得直接经验。希望你们对政法工作中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青少年犯罪问题，基层治保工作问题，以及这个省、那个省的治安状况问题，等等，都要努力多作调查。

“骨头早朽了”、“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与前述“完了”，交相叠加，岁月的侵蚀可以物是人非，但历史依然会发出打击乐般撼人的、警示的声音。

如此说来，一九七七年至一九七八年，胡耀邦在中央党校和中组部任上，以平反冤假错案为开局点，就不难理解了。

[1]冯文彬：《追思故人泪沾襟》，载张黎群等主编：《怀念耀邦》第1辑，第8-9页。

[2]满妹：《思念依然无尽——回忆父亲胡耀邦》，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年，第50-51页。

来源：徐庆全读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