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宝祥：关于“第一信号”及其他

本文记述的，是很特殊的一个年代的事。

那时，本人在中共中央党校，工作职务是，中共中央党校理论动态党校论坛编辑部主任，又是《理论动态》主编、《党校论坛》主编。在那时，这两个刊物，尤其是《理论动态》，很引人注目。我们是怎样度过这个特殊年代的，这里作一些回顾，也是对历史作一个交代。此事虽过去了近四十年，但有些事印象深刻，又有日记和有关材料，可以还原历史。

1987年初，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突然离职，引起全党和全国的震惊。人们议论纷纷，对此不理解，也很不认同。本人到各地，都有这种感受。社会上出现的“官倒”和腐败现象，更激起群众的不满。当时，我们的判断是，有一个如何正确对待群众的问题。我注意组织这方面的文稿，在刊物发表。

我从内部材料上看到，中共天津市委第一书记李瑞环在一次常委会上讲如何对待群众的问题，讲得很好。他说；“群众情绪是第一信号。”我觉得这句话鲜明深刻，很有特点。我就以中央党校《理论动态》主编的身份给瑞环同志写信，约请他以这句话为题，为《理论动态》撰稿。很快，天津市委宣传部一位同志来电话说，瑞环同志看了我给他的信，准备撰写这篇文章。12月1号，天津市委宣传部两位同志专程来中央党校送稿。他们说。瑞环同志接到信后，对中央党校重视他这句话，感到很高兴，当即组织人协助他撰写这篇文章。瑞环同志经过考虑，这篇文章用“中共天津市委宣传部”的署名。这篇文章的题目就是：《把群众情绪作为第一信号》。我把这篇文章作为1988年“年终专稿”，安排在1988年12月30日出刊的《理论动态》第816期发表。那时，我所以要组织这篇文稿，并这样突出地处理，是因为，如何对待人民群众，已经成为摆在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面前的一个尖锐的问题。

当时的中央党校校长高扬同志，看到《理论动态》的这篇文章后，把我找去。我看到他手里拿着这一期《理论动态》，但不知道他要说什么。他问：这么好的文章你是怎么弄来的？原来他很赞赏这篇文章，特别是赞赏“第一信号”的用语，我心里踏实了。我向他报告了有关情况。他说，我要批给《求是》，让他们公开发表这篇文章。《红旗》杂志停办后，创办了《求是》，编辑部为副部级，由中央党校代管。高扬同志可以批示《求是》发表某些文章。《求是》在1989年3月6日出刊的第4期，发表了这篇文章。

当时，关注群众的情绪，理顺群众的情绪，已经是一个很紧迫很尖锐的问题。可是，有些领导者对此或者水火相对，或者束手无策，或者漠然视之。如何认识和对待人民群众，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把群众情绪作为第一信号”的提法，就是这样应运而生的。

这篇文章联系当时的实际阐明，人民是历史的主体，改革是人民的事业，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能否取得成功，最终取决于广大人民群众的理解和支持。民心顺了，就一顺百顺。因此，关注群众情绪，理顺群众的情绪，对于我们胜利完成各项任务，是极为重要的。

文章进一步指出，细心地倾听群众的呼声，善于体察群众的情绪，使我们的一切决策和措施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意愿，求得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这是党的群众路线的根本要求，也是重要的政治领导艺术。文章说，任何决策或措施，必须顺应群众情绪，符合群众愿望。否则，群众情绪不高，甚至气呼呼，事情就不可能办好。

这篇文章强调，领导干部要学会把握群众情绪的本领。作为领导干部，要深入到群众中去，认真倾听群众的意见和呼声，要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提高透明度，敢于接受群众的批评意见。领导干部是公仆，群众是主人。仆人无事不可对主人讲。对存在的问题采取回避的态度是不行的。最好的办法是同群众对话，敢于把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失误，我们面临的种种困难，以及我们在改革中的主要经验和教训，毫无保留地向群众讲清楚，同群众坦诚相见。

这篇文章还指出，群众情绪是广大群众对现实的一种直观反映，往往不那么规范、雅致，不那么有条理、有分寸，群众情绪有时甚至以尖锐的、粗糙的、使你感到不那么舒服的形式和方式表现出来。领导者要善于体察，从中获得教益。

这篇文章的论述，很有现实针对性。（李瑞环的《学哲学  用哲学》书中，摘录了这篇文章的一些段落）

1989年12月5日，《理论动态》第871期，我们又刊登了《密切联系群众仍然是根本的一条》的评论文章。文章指出：“现在，在党的建设上，我们面临着恢复、发展乃至在一定的意义上重建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的任务”。

进入1989年四、五月，形势越来越严峻，终于实行戒严（本人曾出党校西门一路观察，都是武装军车，走到国防大学门前，已是坦克）。各单位纷纷采取发电报等形式，表示拥护和支持。我任主编的两个刊物，尤其是《理论动态》，众目睽睽，不能没有态度。怎么办？我颇费思量。

经过思考，我想出了一个主意。在《理论动态》刊登中央党校校委给党中央的表态信。6月14日，上午，“给苏星（分管刊物的副校长）写信，请示两个刊物刊登党校校委给中央的两封信”（日记）。他同意这个办法。

6月25日，《理论动态》第847期刊登了“中央党校校务委员会致党中央的两封信”。

下面讲清查。

8月开始清查。我的日记有记载。

8月22日，“暑假结束上班。上午九点，校委召开各单位负责人和党支部书记会布置清查。”

8月23日，下午，“全校党员大会，动员清查，和清理内部”。

本人被任命为编辑部的清查小组组长。

我阅看了中央转发的北京市委关于清查的文件，意识到这是一次类似反右派的运动。我告诫自己，一定要掌握好，决不能犯当年反右派那样的错误。

我们对本单位的情况作了估计，没有一个人有超越界限的问题。在这样估计的前提下，给每一个人写了鉴定。

按规定，我这个编辑部主任、清查小组组长的鉴定，由校委来作，具体由组织局操作。

组织局写了鉴定稿，当着本人和分管副校长苏星的面，念这个稿。

鉴定稿写了好的方面后，接着就是讲问题。其中有一条，说我发表的一篇文章，是“煽动大家反对党中央”。罪名可不小啊！

我对这篇文章作了说明。

我阅看《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出版），看到当年党的文件曾有“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是领导阶级”的提法。河北省委党校的一位副校长和另一人联合给毛泽东写信提出：“半无产阶级”的概念不妥。毛泽东阅看了这二位同志的来信后认为，这个意见有道理，他让刘少奇处理此事。刘少奇又让胡乔木等人研究，也认为“半无产阶级”的提法不妥。以后，就不用“半无产阶级”这个提法了。

我觉得，这是一个完满的故事。党校同志认真研究理论问题，积极向中央提出建议。党中央认真对待来自下面的意见，虚心接受正确建议。我就此事写了一篇短文，在一个刊物发表。

在给我写的鉴定稿中，居然将这件事说成是“煽动大家反对党中央”。如此歪曲事实，上纲上线到吓人的高度。

听了我的说明后，苏星副校长说：删去，全部删去。

这事就这样了结。

这个鉴定稿认定这篇文章是如此严重的政治问题，说明他们对本人连基本的信任都没有。

这种现象，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都出现过。

在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发生了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还是以反和平演变为主要任务的争议。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头脑比较清醒。

在中央党校办了反和平演变研讨班。我询问了主持者都是些什么人，都是有名的“左”士。我决定不去接触。后来，乔石校长在中央党校大礼堂的讲话中说，办反和平演变研讨班，我不知道。

《理论动态》也刊登一些反和平演变的文章。第859期（9月25日），刊登了《切不可丧失对和平演变的警惕》。这个标题也是我们掌握的分寸。

《理论动态》刊登了多篇论经济的文章，鲜明地强调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不能动摇》，第867期，1989年11月15日。

《深入学习邓小平同志关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第898期，1990年5月10日。这一期选编了邓小平关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论述，并加按语强调：“全党同志首先要进一步认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特别重要性”。我到一个市去调研，市委书记对我说，我们把这一期《理论动态》印发给参加会议的全体同志。

在此过程中，《理论动态》也刊发了多篇关于改革的文章。

第850、851期（1989年7月10、15日），刊登了《经济体制改革基本理论难题研究摘要》上，下。这是中央党校经济理论研讨班的研讨成果。

第858期（1989年9月20日），刊登了著名经济学家薛暮桥《艰苦创业四十年》一文，从四十年的经济发展看改革开放的重要性。

怎样迎接1992年？

我们认真研究，早早作了准备。

《理论动态》在1992年第1期（第997期，1月5日），刊登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怎样才能扭着不放？》一文。此文强调，我们面临的矛盾比较复杂，但一定要紧紧抓住主要矛盾，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扭着不放，毫不动摇。

1992年1月15日的《理论动态》第999期，又刊登了《改革要有新的突破》一文。这篇文章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十三年的改革实践证明，改革“确实是社会主义各项事业的基本推动力”，依据当时形势，我们的改革“应当不失时机地有新的突破”。

1992年1月至2月，邓小平到武昌、深圳、珠海、上海，发表谈话，称之为“南方谈话”。（2月12日，中央党校办公厅同志“向我传达邓小平到南方的讲话”，2月29日，又听了中央党校通气会的传达）。从此，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大力推进改革开放，着力反“左”，成为主旅律。中国的历史终于翻开了新的一页。

                    2026年7月23——24日初稿

                    2026年8月5日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