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和甘肃青年团的工作

    1952年8月10日，胡耀邦到团中央工作，不久任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在他担任团中央第一书记期间，我多年从事团的工作。新中国成立前，我参加了革命，新中国成立初调至新民主主义青年团西北工作委员会机关报《新青年报》和《支部生活》担任记者、编辑、编辑组长，1954年任甘肃团省委副秘书长和《甘肃青年报》常务副总编辑，1959年在“反右倾”运动中受到处分，被送到甘南牧区劳动改造，从此离开甘肃团省委。
    1954年10月至1959年上半年四年多短暂的时间，是我在甘肃团省委工作的亲身经历，也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时期。其间，甘肃团省委和《甘肃青年报》在实践中遵循团中央和胡耀邦的批示，用共产主义精神教育青年，按照青年的特点创造性地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活动。下面，我根据个人保存的资料及记忆，对这一时期胡耀邦与甘肃团的工作的几件事做一简单记述。

“雅林同志，你现在可以交卷了吧?”

   1952年8月10日，胡耀邦到团中央工作。8月23日和30日，毛泽东两次主持召开会议讨论青年团的工作。毛泽东说：“青年的特点是英勇积极，知识不足。面对着一个新的时期，学习是更加特别突出的任务。”“要把每个团干部搞得实在些，除了学习马列主义基本理论、党的政策而外，还要根据自己的工作岗位，努力具备必要的专业知识。”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胡耀邦于8月25日至9月4日主持召开青年团一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当前工作的决议》。会上，胡耀邦满腔热情地作了《在毛主席的亲切教导下把青年工作更加推向前进》的报告。他说：“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我们在决议中指出了引导青年善于学习，是青年团今后的一个‘更加特别突出的任务’。并因此明确地规定了‘关于学习的问题，关于学习和工作相结合的问题，关于青年团如何协助党教育好整个青年一代的问题，乃是青年团测验自己工作的标志’。”
    10月27日，甘肃团省委及时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传达贯彻青年团一届三中全会《关于当前工作的决议》，认为：“关于决议中指出的为了更好地工作，‘学习就成为中国青年更加特别突出的任务’，过去我们对此曾有概念的了解，但实际认识不深，虽然也曾结合党的中心工作对青年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政治思想教育，特别是抓紧了对基层团干部与部分团员的培训，收效较大；但缺点是有些地方通过中心工作和实际斗争有意识地对青年和团员进行教育不够，在工作中有单纯完成任务和重量不重质的现象，同时在宣传工作上还有某些脱离实际、孤立进行教育的现象。”会议决定：“继续贯彻通过党的中心工作和各个实际斗争向青年进行政治思想教育的方针——在提高阶级觉悟和爱国主义思想觉悟的基础上，鼓舞青年农民和团员学习文化、学习农业生产技术和先进丰产经验。”这是目前见到的甘肃团组织把组织青年学习和向青年进行共产主义教育提到重要议事日程最早和最重要的文件之一。
    在青年工作中，胡耀邦非常重视加强舆论引导与教育的作用。1952年秋，他刚到团中央工作就找《中国青年报》的几位同志谈办好团报的问题。他认为：“团中央之所以要办《中国青年报》，就是为了通过它指导青年运动，以共产主义精神教育青年。”“报纸是个号角，要吹着人们前进的，因此声音必须宏亮，力量微弱，战斗性便不强，就不能很好地引导与鼓舞大家前进的作用。”因此要不断地加强团报的战斗性。
    根据团的工作需要和胡耀邦的指示精神，甘肃团省委于1954年11月19日决定创办《甘肃青年报》，报请中共甘肃省委和团中央批准，于1955年1月正式出版。
    《甘肃青年报》是面向农村、面向基层的四开四版的七日刊（后来改为周三刊）。其“方针与任务是以共产主义精神教育农村青年，引导他们积极参加以互助合作为中心的农业增产运动；充分照顾青年特点，满足他们文化科学技术知识学习的要求；指导县、区团委和农村基层组织的工作，加强团的思想建设与组织建设”。“培养农村团内外青年成为热爱祖国、忠于人民、有知识、守纪律、勇敢、勤劳、朝气蓬勃，在为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伟大事业中，充分发挥积极性与创造性”。团省委常委会非常重视运用《甘肃青年报》指导团的活动。《甘肃青年报》创刊号出版时，甘肃团省委书记贺进民、副书记申效曾带领部分常委和各部门负责同志到报社进行祝贺，表示关怀与支持。申效曾从担任团省委副书记到第一书记一直主管《甘肃青年报》的工作，他领导报社的原则是“既放手又不丢手”，让工作人员感到既有领导大力支持，又能热诚待人，无碍手碍脚之处。他说他要以胡耀邦为榜样，从编辑计划的制定到报纸社论的撰写，从重要消息的采编到版面安排，都尽可能直接参与，并把办好团报和团校，看做是青年团的两项基本建设，是开展工作的两个重要工具。《甘肃青年报》创刊后，受到广大团干部和团员、青年的欢迎，并且成为他们的知心朋友。在1957年5月团中央举办的宣传工作讲习会上地方团报评比中，《甘肃青年报》名列全国地方团报的前5名，并且受到过胡耀邦的表扬。1957年胡耀邦结束在苏联参加的第六届世界青年联欢节后，从莫斯科经乌鲁木齐来到兰州，我随同团省委领导到兰州饭店去看他，当他同我握手问好时，他高声说：“雅林同志，你现在可以交卷了吧?”胡耀邦这样强的记忆力，使我非常吃惊。他所说的“交卷”之事，指的是在1955年全国地方团的报刊总编辑座谈会上问我：“你读过《红楼梦》吗，是否知道刘姥姥进大观园时在宣传方针上犯了什么错误?”当时我没答上来，事过两年他又提及这件事。我当即回答：“耀邦同志，现在我明白了。刘姥姥进大观园在宣传方针上犯的是立场错误，是方向、路线错误。她本人是贫农，可是却给封建贵族贾府说好话，宣传贾府这也好、那也好，还说王熙凤拔根汗毛比她的腰还粗。”胡耀邦听后笑着说：“要得，这就对头了。现在的情况比1955年复杂得多了，办报纸万不可在立场上、路线上犯错误。我现在要说的还是在那次座谈会上说的那句话：‘只要方针路线正确，就要朝气蓬勃、奋勇前进!’你们《甘肃青年报》发行多少份?”我回答：“5万多份。”胡耀邦说：“好哇!比欧洲一些国家全国性的报纸发行量还要多，很有成绩，干得很好嘛!”胡耀邦的上述指示成了我的座右铭，我牢记团报在宣传方针上无论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偏离向团员、青年进行共产主义教育的大方向，千万不能犯方向、路线上的错误。这对今天从事青年工作的同志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出席甘肃省团委第四次全体会议

    胡耀邦在任团中央第一书记时始终认为：“党的领导是团的生命线”，“保证党的领导是青年团全部工作中之最主要的一件事”。他在1956年9月中共八大上《把我国青年引向最伟大的目标》的发言中说：“在青年运动上，我们党一直认为应当建立一个能够团结和教育广大青年的核心组织。过去我们党所领导的革命青年组织，都曾经吸引了广大青年，对整个革命事业作了很大的贡献。但是在组织问题上，我们却有过两次不同的教训：国内战争时期的共产主义青年团，只强调先进性的一面，忽视了群众性的一面，结果产生了关门主义，成了第二党；抗日战争后期的青年抗日团体，又因为缺乏先进组织作骨干，结果流于松懈无力。所以党中央在1949年建团决议里就规定了，现在的青年团，必须是党领导下的先进青年的群众组织。”这就为保证党对青年团的领导奠定了坚实基础。1958年8月，共青团三届三中全会为进一步保证党对共青团的领导，决定：为了今后更好地实现党交给我们的任务，为了使青年运动更加蓬蓬勃勃地向前发展，为了更充分地发挥团作为党的助手的作用，在青年团工作的党员干部必须进一步增强党性，并且在全团干部和全体团员中牢固地树立服从党的领导的思想。应当使全团干部和全体团员更加明确认识，党的领导是团的生命线，是我们做好一切工作最根本的保证。我们团的全部工作，归根结底都是为了一个目的，那就是教育和带领青年永远跟着党走，为实现党的纲领和党在各个时期的方针任务而斗争。
    “党的领导是团的生命线。”青年团只有在党的领导下开展活动，才能在党的伟大事业中作出贡献。这是历史得出的正确结论。但是，如何在团的工作中体现党的领导呢?1957年9月11日至20日，甘肃团省委召开第四次全体会议，胡耀邦和团中央书记处书记项南亲临会议，作了极其重要的指示。胡耀邦指出：“青年团的工作灵魂，就是围绕党的中心工作，鼓舞、启发、激励青年建设社会主义的无比信心，艰苦奋斗，积极劳动，努力学习，把青年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9月16日下午，胡耀邦、项南参观了兰州自来水厂和兰州热电厂，并同西固区1200多名青年见面；9月18日下午又在文化会堂与1100多名团的基层干部见面，热情洋溢地鼓励大家继续努力学习，勤奋工作，围绕党的中心工作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他还说：青年团一定要在各项工作中保证党的领导，青年团的干部一定要努力完成党的中心任务，青年团的工作一定要提倡首创精神。这就是说，团的工作充分体现党的领导的唯一正确途径就是围绕党的中心工作开展团的活动。
    按照团中央的部署和胡耀邦的指示，甘肃团省委围绕党的中心工作，组织广大团员、青年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活动，其中最受群众欢迎的是青年突击队。青年突击队是当时团员、青年为了完成特定的生产任务自觉组织起来的临时性生产组织。哪里有苦活、重活，哪里就有青年突击队；哪里有脏活、险活，哪里就有青年突击队。被誉为“人间天河”的东梁渠，就是因为有青年突击队的英勇奋斗，硬是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修起来。《人民日报》记者顾雷写了长篇通讯来赞扬青年突击队“引水上山”的英雄行为。《甘肃青年报》为了表彰东梁山青年的革命志气，从1958年1月3日起，连续三期集中进行了宣传。1月3日以《东梁山青年志气昂——党指到哪他们就干到哪里》的通栏标题、头版整版篇幅报道了东梁渠的建成，刊出营造“人间天河”的英雄榜，并且热情洋溢地写了《报社的话》和《鼓足干劲，迎头赶上》的社论。后来又发表了《柏家山的变迁》和《在困难的熔炉里锻炼出来的》两篇长篇通讯，讴歌了东梁山青年和团员的英雄行为。东梁山是个“十年九旱，十种九不收”的地方，尤其是吃水要到山下几里以外的地方去挑，“鸡叫头遍去挑水，一担水要挑一整天”。所以人们说：“看东山，望西山，苦叫不过东梁边，挑水、磨面要下山，有女不嫁东梁山。”把河水引上东梁山是人们祖祖辈辈的心愿。1956年3月，为了战胜干旱，东梁山的人民群众以昂扬的斗志，高高竖起了向干旱进军的旗帜，奋战了一年，终于把黄河水引上海拔1900米的东梁山，渠长60多里。在修渠当中，涌现出90多位英雄模范，其中有50多位是青年。当清清的东梁渠水流上东梁山，青年喊，妇女笑，娃娃跳到水里闹，老人也赶到渠边喝口水，整个山庄呈现出一片喜洋洋的气象。东梁渠赶走了干旱，也改变了人们对这里是穷山僻野的看法。这里1957年获得第一个大丰收。群众都说：过去这里只有水地14亩，渠修成后有水地400多亩，过去担水磨面要下山，现在吃水不用下山，磨面也不用下山了。今天这里已经成了富饶美丽的幸福山林，并且留下许多美丽的传说。

强调保护青年的正当权益

    1953年6月，毛泽东在接见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的讲话中说：“要使青年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有些领导同志只要青年工作，不照顾青年的身体，你们就用这句话顶他们一下。理由很充分，就是为了保护青年一代更好地成长。我们这一代吃了亏，大人不照顾孩子。大人吃饭有桌子，小人没有。娃娃在家里没有发言权，哭了就是一巴掌。现在新中国要把方针改一改，要为青少年设想。”胡耀邦作为团中央第一书记，按照毛泽东的重要指示，通过多种形式，对广大团员、青年进行了思想教育。广大团员、青年高举“一切为了祖国，一切为了社会主义”的大旗，朝气蓬勃，勇往直前，在各条战线取得了很大成绩。因此，胡耀邦在中共八大的发言中明确指出：“我国青年的精神面貌已经起了根本的变化。就连外国资产阶级记者也感到惊讶，他们说：‘共产主义已经在中国青年中找到了最大的力量’，‘这些人有着极其可以夸耀的热情’，‘他们对自己，对自己的祖国和整个世界的未来充满着自信，简直是得意洋洋’。”“当然，这并不是说，我国青年的整个精神面貌已经完美无缺，更不是说，我们对青年的共产主义教育已经做得尽善尽美，真的可以‘得意洋洋’了。不是的。”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界限不清”、“方法简单”，伤害了青年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而有些团干部却不敢理直气壮地代表和保护青年的正当权益。实践证明，这种情况很不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需要，广大团干部需要迅速调整思想，尽快改变思想落后于形势发展需要的状况。
    1956年下半年到1957年初，国际、国内形势都出现了一些新变化。国际上随着苏共二十大的召开，发生了波匈事件。国内也出现了少数人闹事的情况。面对这些新情况、新问题，许多团干部缺乏思想准备，一时处于被动和困惑的境地；一些党员和干部还习惯于用老眼光看新问题，把群众闹事和对我们的一些尖锐的批评一概视为阶级斗争的表现，企图采用惩办主义或简单粗暴的办法进行压制，不仅无助于矛盾的解决，而且会进一步激化矛盾。就是在这种情况下，1957年1月甘肃发生了一起林业学校学生罢课的事件（简称为“林校事件”）。
    “林校事件”本来是由一件小事引起的，事情的大致经过是：林业学校学生大部分是从东北的吉林省招收的。当时负责招生的人员对学生瞎吹一通，说什么学校条件很好，住的是楼房，喝的是牛奶，吃的是大米、白面等等。但是学生一到学校，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当即引起一部分同学的不满。虽然有关部门做了不少工作，但学生的情绪却一直没有平静下来。到1957年1月学校放寒假时，从吉林省招来的学生要求回家过春节，请求学校帮助解决路费，而校方以没有这笔经费为由，坚决不给解决，这就引发了学生与校方的矛盾。这些学生大部分是初中毕业后招来的年轻娃娃，又是第一次出远门，由于回家心切，便三五成群地去和校方说理争辩，校方便采取简单的压制手段强制学生屈服，结果是压而不服，激起学生更大的不满，以致出现了罢课等现象，并要求上街游行，以此向校方施加压力。在这种情况下，甘肃省委、省政府派出工作组前去解决，然而工作组不仅没有进行说服教育工作，反而采取强制手段，对学生的合理要求也不予理睬，致使矛盾更加尖锐，使原来仅仅是林校学生与校方之间的矛盾，迅速扩展为林校学生同政府机关的对立。于是省里便派出警察，制止学生上街游行，并抓了几个被认为是带头闹事的学生，准备进行公开审理。对此，兰州的干部、群众议论纷纷，看法不一。在这种情况下，甘肃团省委的领导特别是第一书记申效曾认为对林校事件的处理是不妥当的，他还亲自去找省委领导当面汇报对林校事件的看法，建议省委对这些年轻学生耐心进行说服教育，不要抓人，更不要公开审判，抓了的要立即释放，以免事态继续扩大。但这些建议不但没有被当时的省委领导采纳，而且还被批为是什么“事后诸葛亮”，是“替捣乱分子开脱”，是“与省委不保持一致”等等。
    当时，对于“林校事件”发生的经过和处理情况，甘肃团省委常委、学校工作部长已经向团中央学校工作部进行了全面反映。不久，团中央派两位同志到兰州进行调查，经过一个多星期的调查研究，证明团省委学校工作部所反映的情况完全属实，他们临离开兰州时向申效曾汇报说：“我们完全赞同你对林校事件的看法，回京后一定如实向团中央领导汇报。”1957年2月，团中央召开团省市委书记会议时，来兰州调查的同志告诉申效曾说：“我们已将甘肃林校的问题向领导作了汇报，团中央书记处指示要搞个材料，以团中央的名义上报党中央。耀邦同志还指示，这份材料让你看过后再上报。”申效曾看后，认为材料写得详细、实在、客观，只在个别提法不准确的地方作了修改，然后就打印上报党中央。不久，甘肃省委、省政府便传出省委在林校问题的处理方法上受到毛泽东严厉批评的消息，可是我们团省委既未听到传达，也未见到指示。50多年过去了，当时听过传达的同志记不起毛泽东批评的内容，只记得说“林校事件”是人民内部矛盾，用敌我矛盾的手段压制学生是错误的。其中有一句当时流传很广、意义极其深刻的话有些同志还记得很清楚，即林校事件的处理是“顽童闹事，泼妇教子”，但却未看到文件。我们只见过《中共甘肃省委关于兰州林业学校学生罢课打闹事件的概况及处理情形向中央的报告》，报告说：“省委书记处在这一点上开始是不够清醒的，事件一发生，没有严格审查所反映的材料，思想上即偏重于有坏分子在其中捣乱，而对领导上的官僚主义，缺乏充分的估计。由于这种主观主义的臆断，就把这个问题基本上当做外部的敌我问题去处理。因此直到事件已经基本上平息下来，还批准逮捕了7人，这是极其错误的。多亏主席发现了这个问题，及时批评了我们的错误作法，使我们及时纠正了错误。这说明我们对国内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人民内部矛盾突出起来这一形势的转变认识不足，我们的思想是迟钝的。”
    “林校事件”就这样平息了，留下的是一片沉寂，谁也不再提及此事。然而从中我们也受到了极其深刻的教育，懂得了保护青年的正当权益是青年团的责任。
    1959年底，我和申效曾因如实反映“大跃进”引起的浮夸风、“共产风”等问题而受到撤职、降级和党内处分，先后被送到甘南牧区劳动改造。1960年12月西北局在兰州召开书记处扩大会议后，申效曾的问题得到彻底平反，被调到张掖地委工作。1962年我的问题彻底平反，回到团省委不久也调到工业部门工作。从此，我们都离开了团的工作岗位。
    1983年胡耀邦作为中共中央总书记视察甘肃工作时，我作为甘肃省委办公厅副主任参加了接待工作。胡耀邦曾对我说：“在‘文化大革命’前，特别是在效曾同志负责主持团省委工作那几年，方向正确，工作活跃，成绩突出，有胆识，有气魄，对这段工作你们要肯定，那时我常想，全国团的工作都能和甘肃一样就好办多了。可惜，以后没有认真总结，要对团的工作进行再认识。效曾同志到宁夏去了，如果在兰州，还可以在一起吹一吹。”由此可见，胡耀邦对甘肃团的工作非常关心和了解，对甘肃团的工作所取得的成绩给予了充分肯定。

（来源：《百年潮》2008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