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全党的总书记”

——耀邦同志故园情

1989年4月15日，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胡耀邦同志不幸逝世，噩耗穿过了阴霾的乌云，透过如怨似泣的细雨，传到了他的故乡——湖南省浏阳县。
哀乐阵阵回荡在故乡的上空。浏阳人民在县城、在他的诞生地、在他读过书的学堂、在乡政府自发地设立灵堂，一幅幅挽联深深地寄托了故乡的哀思 ：
“两袖清风，一身正气，自古青天歌万世；五湖明月，九天骄阳，无限光辉照千秋。”
“一心一意为国为民六十年投身革命三过家门而步入；有胆有识无私无畏多少次浴血沙场千秋青史永留芳。”
“肝胆照山河，丰功不可泯，英雄伟业谭唐上；
音容留母校，教诲总难忘，手泽长怀桑梓哀。”
胡耀邦自14岁离开故乡后，在近60年的时间里，回到故乡的次数很少。然而，他那“一身正气，两袖清风”的光辉形象，却是有血有肉，活灵活现，真实、生动地浮现在他故乡人民的心中。

不忘养育之恩

胡耀邦，自国光，1915年农历10月24日（公历11月30日）诞生于浏阳县文家市区中和乡苍坊村的一个贫农家里。故居所在地距苍坊村约2里，叫苍葭方。
1930年，耀邦便在故乡参加了革命工作，先后担任儿童团团长和乡共青团书记。1930年11月，被选派到湘东特委。从此，年仅14岁的胡耀邦便成了远离故乡和父母、战斗在红色根据地的“红小鬼”。此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胡耀邦与家人失去了联系，直到抗战时恢复了一点联系，不久又再次中断。
1949年7月，浏阳县解放了。浏阳人民纷纷打听自己的亲人的消息。胡耀邦的父亲当然也不例外，更是到处打听他的下落。经过不少曲折，家里人总算与胡耀邦取得了联系。这时，他是第十八兵团政治部主任。在家里人看来，这可是个名副其实的“大官”了。
1950年春，胡耀邦同志调任川北区党委书记、行署主任兼军区政委。他特意抽出几天时间回到了久别的故乡。这天，他偕夫人李昭和三岁的儿子悄然回到家里。一进家门，胡耀邦便在年迈的父母面前跪下了：“爸爸、妈妈，孩儿回来了！”耀邦几乎是双手空空回来的。然而，世上还有什么比久别的儿子安然归来更好的礼物呢？
一家人悲喜交加，互诉衷肠。耀邦拉过自己的孩子，叫他向爷爷磕头。这孩子名字叫德平，说起来，胡耀邦虽然与父母久未通音讯，但他对父母的养育之恩则一日也不敢忘。德平长到3岁了，还叫着乳名，直到解放后，才由父亲按世派取了名。不几天，耀邦心里惦记着工作，便匆匆上路了。第二年冬天，耀邦派专人将父母接到了川北，以便在双亲年已古稀时略尽一份孝意。
耀邦的父亲胡祖伦，生于1882年，这时已快70岁。母亲刘明伦，生于1880年，已71岁了。祖伦公一生勤劳俭朴。在川北时，他每看到门前路上长出了野草，便找来锄头铲掉。家务事从不让公务员代劳。有一次，李昭用津贴费买了一双凉皮鞋送给老人家。老人十分珍惜，总舍不得穿。后来，在儿子的再三劝说下，总算穿到了脚上，又忙着要人给鞋子涂上一层桐油，说这样更扎实耐穿，结果闹了一个笑话。1952年，耀邦调北京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一年多后，胡祖伦在北京病逝，享年71岁。耀邦悲恸万分。胡母后来来一直与耀邦生活在一起，得到无微不至的奉养，活到80多岁离世。

一笔特殊的帐

谁没有故乡情？耀邦自参加革命后，时刻关心故乡。战争年代，他只在抗战时期才与家里联系过一二次。建国后，由于工作繁忙，也一直未能很好地看望故乡人民。直到1962年，耀邦到湖南任省委书记处书记兼湖潭地委第一书记时，才实现了自己的夙愿。
浏阳县当时属湘潭地区。耀邦爱故乡，但“近乡情更怯”。他对故乡的爱，不是用给予特殊照顾来表现的。他的爱体现在对故乡干部党员特别严格要求上，体现在严格教育家人上，体现在巨大的精神鼓舞上。他爱故乡，是把她作为中国的一个部分来爱的，没有一丝私心，体现了共产党人真心爱民的博大胸怀。
1962年的一天，他来到浏阳。他问县委的领导：你们知道浏阳有多少烈士吗？接着，他和县委领导们算了一笔特别的帐：浏阳县在近百年的革命斗争中，从太平天国时期浏阳征义堂农民起义，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牺牲的烈士数以万计。然后，他感慨地对他们说：“浏阳每一块土地上都流着革命者的鲜血，都留着革命者的忠魂。如果我们不能把浏阳建设好，怎能对得起这些长泯的烈士？烈士们又想怎么能绕过我们这些人？”他的声音不大，却如珍珠落盘，铿锵有声，令人感动！

“我就是胡耀邦啊！”

为了恢复和发展生产，尽快建设好浏阳老区，耀邦曾多次回浏阳进行调查，全县60多个公社，他跑了40多个。每到一处，他总是跑进农民家里，深入到群众中，和他们面对面拉家常，摸情况，然后自己整理成文。每次下乡，他总是轻装简从，而且事先不通知地方，以免惊扰地方。他就那样坦诚、平易、普通地站在故乡人民中间，乡音未改，这样的领导，还有什么情况不能了解到呢？
一次，他到一个公社去。为了避免人家兴师动众，就悄悄从后门进去，恰巧他先走进了公社食堂。只见大师傅征手持菜刀，准备杀鸡。耀邦凑上前去，笑眯眯地问：“师傅，你们这办什么喜事呀？”大师傅神秘地告诉他：“今天中央领导胡耀邦会来，特地为他改善生活的。”耀邦听了，拍了拍他的肩膀：“胡耀邦和你们一样，都是人民的勤务员，这有什么好招待的！”大师傅听了很生气。“人家老远跑来怎么能不招待？家里来了客人起码也要煮鸡蛋嘛，何况是中央来的稀客呢？”耀邦递过一支烟给师傅，为他点上火，说：“鸡，不要杀，我就属胡耀邦啊。”大师傅一下子愣住了，半晌说不出话来。

故乡长忆故园行

这时，三兄耀福听说耀邦回到了浏阳，多次搭信要他回老家看看，还说，如再不会去，他就要发脾气了。
耀邦深知，几十年来，家中一切均靠哥哥操持，他能读书，能一心一意投入革命，都与哥哥分不开，论情理他哪有不回去看望哥哥的道理。他内心也希望早日回到故乡。然而，他知道，家乡还很贫穷、落后，作为党的干部，感到心中有愧。
一次，他回到文家市区检查工作。哥哥又知道了，请他务必回家一次。 他深情地注视着耀福，说：“哥哥，我早就想回家了。但我是党派来看大家的啊，自己的家只是人民的一部分，只好放在后面，待看完了大家再回吧。”耀福心中大惑不解：为什么自己的家反倒放在后面，难道回家看看也犯禁？
第二天，区委安排耀邦去时仁公社（即中和乡）检查工作。在坎坷的山路上，碰上了一个小乞丐。耀邦停下来，问他为什么要讨饭。原来，他叫黄志礼，还只10岁，双亲都已去世，没办法，只好走上了这条路。耀邦很动情，当即拿出10元钱给他，并对公社、大队干部说：“孩子是国家的未来。我们应该百倍关心、爱护他们。我建议，把黄志礼当五保户看，由大队负责供他读书、生活，你们看怎么样？”就这样，黄志礼高高兴兴地上了学。
到苍坊了。陪同的人禁不住止步望着耀邦。耀邦笑了：“急什么！反正要回家的，还是先到大队和公设看看吧。”在大队，他看望了小学时的陈世爱老师，关切地询问他的情况。当他知道陈老师生活困难时，马上拿出100元钱，再三说这只是“为表心意”。特别是当他听说昔日的老师胡祖仪、胡耀清父子是同时被国民党杀害的，耀邦流泪了。他对同行的人说：“多好的老师啊，他们那种正直、廉洁、诲人不倦的精神，曾给予我巨大的感染力量。没有他们，就没有我的今天！”
该去的地方都已去了。到中和的第二天下午，他擦了擦头上的汗，认真地对区干部说：“我要请个假，回家去看看。”
他走进熟悉的家门。喝着家里用古井水泡的热茶，昔日的贫苦生活一一涌上心头。哥哥向他介绍了家乡的变化后，留着泪向他诉说早几年饥饿难耐的惨状，耀邦默然良久，翻遍了口袋，找出10元递给哥哥，语重心长地说：“困难是暂时的，要相信党，相信政府。我是湘潭地委书记，要考虑全地区几百万人的事。家中虽然困难，但比解放前已算翻身了。这点钱算我一点心意，请收下。希望全家艰苦奋斗，不断改善生活。”家里人望着10元钱，怎么也不敢相信：给老师的是100元，给自己家却只10元。
嫂嫂起身，准备做饭给耀邦吃。耀邦站起身，把她劝住了。仅仅在家中呆了两个小时，耀邦便要走了。千言万语，如鲠在喉，不知从何道起。哥哥拉着耀邦的手：“耀邦啊，你可要常回来！”耀邦牵着侄儿的手：“好好努力，一切都要靠自己！”
耀邦匆匆走了。故乡的人一直怀疑：耀邦真地回来过了？
他真地回来过了，他给故乡人民留下了一心为公为民的光辉榜样。

走访灾区

1963年，浏阳发生了大旱灾，近百万亩水田开坼过白。耀邦闻讯，急忙赶来浏阳。几天时间，他跑了十多个公社。
9月16日上午，他又冒着高温赶往青草公社。当时这里还没有公路通过，耀邦便搭乘一支小木船，沿浏阳河直下。行至浏河闸坝时，闸门关上了，船只好停了下来。这时，陪同来的干部要去与守闸的人商量，希望作为特殊情况，开闸放行。耀邦制止了他，说：“我们应和其他人一样，按当地的规定办，不能搞特殊。”他们在烈日炙烤下等了一个多小时，才从闸门通过。
到达公社后，公社正在召开各大队支部书记会议。公社书记请耀邦同志指示。耀邦三言两语谈了沿途所见，接着严肃地说：“为什么河里有水，田里遭旱？大白天不去抗旱，老坐在家里开会有什么用？”他让书记马上散会，动员社员组成车水队、提水队，全力以赴抗旱。当天下午，全社就出动了一万多劳力，400多架水车。后来，这个公社在大旱之年仍获得了丰收。

“我这里只有马克思主义啊”

1964年，耀邦离开湖南，先后调西北、北京工作。“文革”中，他受到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迫害。家乡的人民时时刻刻挂念他，担心他的身体与安危。
1978年，耀邦复出，担任了中央党校副校长、中央组织部长、中央政治局委员。家乡的人心中石头落了地。
一次县里的几位领导去北京看望他，向他汇报了县里的情况，介绍了作为革命老区，浏阳还很贫穷的情况，耀邦听着听着，眼泪流了下来，说：“我这里只有马克思主义啊！”家乡政府想请他解决点实际困难，他恳切地对来人说：“我是管人的，不是管物的，你们要我开后门，是叫我犯错误啊！”
一次，他的堂弟胡耀俊写信说明了自己的困难，希望耀邦帮忙，给他找份工作。耀邦马上回信告诉他：自己的困难要自己克服，千万不要打他的牌子。这几年，家乡人民的生活逐渐有了改善，因此上北京去看耀邦同志的亲戚、老乡也就多了起来。对此，耀邦一再声明了：“做生意的事情别来找我。到我这里来拉家常，欢迎。”有一次，家乡一位亲友再三找他要安排工作，耀邦禁不住大发脾气，说道：“你对不起我！你坏我名声！”人们几乎不敢相信，他的胞兄、亲友们，至今几乎都在农村务农！
耀邦对家乡也不是没有“特殊照顾”。有一次，县里准备修云山（又名云居山）水库，需要一些无缝钢管。买来买去，可就是买不到。县里派人向耀邦求援。耀邦听说后，沉思了一会，对来人说：“云山这地方，我去过。那时革命老苏区，当年我和公社里领导一起算过账，那地方每一亩田里就有一名烈士的头颅！”他抑止不住自己的激动，在屋里走来走去，挥着大手：“一亩田一颗烈士的头颅！古今中外哪有这样壮烈的事情！”最后，他先让秘书与湖南联系，了解到湖南的确没有这种钢管，才让秘书与别的地方联系，为他们搞了一点钢管。这是他对家乡唯一的一次“特殊照顾”。

哥哥的冤案

胡耀邦的哥哥胡耀福，早在大革命时便参加革命工作。后来，文家市一带沦为白区，耀福由于担心家中人照顾，经组织同意，回乡搞白面红心，打进了敌预备队。他暗中支援苏区物资，一次就搞了800斤食盐运进苏区。后来反动派发现耀邦当了红军，诬耀福为“匪属”，开除出预备队，并先后三次抓他坐牢。1949年，耀福又参加了地下党领导的游击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解放后，他历任该乡党支部书记，支前委员会主任等职。他勤劳节俭，又会做裁缝，积了点钱，解放前曾买了点田地，土改时被划为中农。土改复查时，却被错划为富农。“文化大革命”中，更被扣上了“反革命富农分子”的帽子。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耀福遂向当地党委和政府写了报告，要求落实政策，同时把报告给了耀邦一份。耀邦看过后，说：我是主持全党的落实政策工作的，家里的问题，应由当地处理，我不能插手。他把报告原封不动地退给了哥哥，未批一个字。
耀福收信后，怎么也想不通：我一不要你的钱，二不要你的东西，这个工作是你管的，我也是人民群众的一员，难道我的政策就不该落实吗？他真得有点生气。后来，当地政府按有关规定终于为他落实了政策，这口气才算消掉了。

三个不准

1981年6月，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耀邦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为了防止家乡搞庆祝活动，当晚，耀邦亲自嘱秘书直接打电话给浏阳县委和中和公社党委，提出三不准：
“不准家乡和家里人敲锣打鼓放鞭炮！”
“不准家乡搞游行庆祝！”
“不准哥哥外出作报告！”
在党的十二届一中全会上，耀邦当选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他又立下一条家规：“不许亲友上京找他办什么事！不许亲友打他的招牌去办什么事！”他常跟家乡去看望他的人说：“我是全党的总书记，不是家乡的总书记，不能为家乡谋特殊利益。”
耀邦虽然没给故乡一点特殊照顾，但家乡人却更加崇敬他。他们为家乡能出这么一个伟大、正直、廉洁的人二倍觉自豪。他们也自觉地以耀邦同志为榜样。在他担任党的主要领导后，故乡苍坊村没出一件案子，没有一个人犯国法，也没有人打他的牌子去招摇撞骗。一代民风，着实令人景仰。

招工风波

耀邦的家人谨守家规。然而，好心的人总是想方设法帮助他们。
1982年，一位与耀邦一起工作过的同志，偶尔知道耀邦两个亲侄子还在家中务农，他感到十分吃惊：总书记的侄儿都在种田，怎么能这样不关心呢？于是，他为耀邦的一个侄子找到了一份工作，把招工的手续都基本办妥了。不久，哥哥上京看望弟弟，顺便把这事说了出来。谁知耀邦听了很有意见，提出一定要将侄儿退回浏阳农村，还指示那位好心的领导立即办好回退手续。
一向不多言语，忠厚朴实的哥哥这回可真发火了。“我当年出生入死闹革命，现在两个儿子没有一个参加工作的。你不帮我解决倒也罢，别人帮我解决了，你还要给我退回去，真是太不近人情，多管闲事！”一气之下，他离开了耀邦家。兄弟俩为侄儿招工一事闹起了风波。
事后，哥哥终于想通了：弟弟是党的总书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啊！他如不对家里从严要求，又怎么去领导全党抓党风、抓社会风气的好转呢？
耀邦的心里也不好受。他托李昭去做哥哥的工作，说自己态度简单，要哥哥体谅。第二年，又主动邀请哥哥去北京叙谈，兄弟俩和好如初。

未竟的心愿

自1964年离开浏阳后，耀邦一直未回故乡。故乡的人民心中想到：耀邦啊！全国2200多个县，您已跑了1600多个，何时才能再回故乡呢？
1988年11月，耀邦回到了长沙。浏阳党政领导去看望他，再三提出请他回故乡看看。耀邦听了家乡的情况，高兴地谈了三个问题：一是要发扬民主，二是要实事求是，三是要联系群众，要积极搞好治理整顿，坚持改革开放。他还笑着对他们说：“等故乡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实现一千元时，我一定回故乡看看！”
谁知，他的音容笑貌还宛在眼前，而噩耗传来。
故人已去，山河依旧。在故乡人民的心中，胡耀邦正象浏阳河一样，晶莹纯洁、充满活力、永不停息地造福他的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