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我个人而言，我最不赞成在学生中划右派”
——1971年耀邦同志和我谈反右问题
发布时间：2008-07-24 2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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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1956年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的，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被划为“右派分子”，受到“保留学籍，劳动察看”的处分。1958年3月，许多北京高校受同样处分的“右派学生”被集中分送到一些工厂，我和北大数力系的两位同学以及北京工业大学、北京石油学院等近20人同车分到北京市光华木材厂，到各车间当辅助工人。由于劳动表现积极，1960年12月我被工厂保卫科宣布摘掉“右派”帽子，并调到教育科做工人夜校教员。1962年，有传言说“摘帽右派”可以申请复学，让我兴奋异常。经过多次去北京市委联系，北大派人来工厂考察后，1962年9月，中断了4年半后我终于重返北大，和1961届的同学一起继续我的学业。
我清楚地记得，1958年3月8日离开北大时，“右派学生”在物理南楼一间阶梯教室集中，一二百人的教室基本坐满了。后来我得知，复学的同学不多，我们1956届是最低年级，人数也最多，只有3个人回来复学，其它高年级回来的更少。
1966年文化革命开始以后，我们这些复学的“摘帽右派”很快被打入“另册”，激斗的两派“新北大公社”和“井冈山”都鄙弃我们，我们年级的三个“摘帽右派”被迫做了“逍遥派”。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们一起来到了昌平西北山下的太平庄——北大历史系的一个教学基地。当时那里已经人去楼空，师生员工都去燕园本部闹革命去了，只留下一位炊事员崔师傅和一位果园技术员鲍泓南。本来历史系还留下两个不能参加闹革命的老师，一位叫孙机，好象是“右派”，一位叫夏应元，好象是“历史反革命”，不久他们也走了。于是我们五个人留了下来。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就在当时异常激烈的政治纷争中，我们竟然在太平庄过了一段值得永生回味的桃花源式的太平生活。
上午我们在鲍技术员的指导下上山为苹果树剪枝、浇水，下午就打羽毛球或者去不远的“大白楼”（北大技术物理系和数力系的教学基地）的游泳池游泳、打乒乓球。更多的时候是去图书馆找书看（我们拿着图书馆的钥匙），碰到喜欢的书就带回宿舍通宵达旦地阅读。尽管当时政治压力巨大，个人前途渺茫，但是在这段短暂的几乎可以自由放纵的时光里，我们得到了许多快乐，自然地也增强了自己面对今后艰难处境的勇气和韧性。
1968年9月，在工宣队的主持下，北大开始进行已经拖延了许久的1966、1967等几届毕业生的分配。就在我满怀希望能得到一份工作时，工宣队宣布我不能参加分配，只能去部队农场“劳动锻炼”。
1968年9月28日我被分到了河北沙城县洋河滩上一个部队农场参加劳动。当时共有北大、北医、北师大等校的两批性质完全不同的毕业生来到了这个农场。一批是分配留本校的，大都是属于该校主流“造反派”的政治上的“左派”，于3天前即9月25日到达农场；另一批则是各种不能分配的毕业生，包括“反动学生”、“坏分子学生”、“摘帽右派”、“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走资派”的子女）等等，是9月28日到达农场的。在农场里，我们习惯称前一批人为“25号的”，后一批人为“28号的”。两批共约二、三百人，乍到一起大家都感觉别扭。一开始“25号的”坚决要求另编连队，不跟“28号的”在一起，而我们“28号的”虽然不敢明说，也巴不得不和他们在一起。但是部队自有政策，领导宣布：不管是来“接受再教育”的（25号的）还是来“劳动锻炼”的（28号的）都是来解放军这所大学校进行思想改造，接受毛泽东思想的教育，应该一视同仁。于是在“25号的”感到有点委屈，“28号的”觉得有些受宠若惊的情况下，将两批人混编成为三个学生连队。
就在这个时期，通过我要好的同学陈维杭（他和我同时进北大物理系，以后经历也完全相似，一起在太平庄生活过）的介绍认识了耀邦同志的长子胡德平，他是北大历史系1967届毕业生，属“可教育好的子女”，和陈维杭一起进过北大的“牛棚”，也是“28号的”。我们分在一个连队，我在一排，他们分在三排。
农场的生活艰苦而紧张，每天早起出操，早饭后就扛起铁锹排队走在开阔的洋河滩上。一路上一支接一支地大声唱着语录歌或者现代京剧的段子，各班、排互相拉歌比赛，很是热闹。晚上都要开会：学习毛著、开“斗私批修”会，请各学生连学习毛著积极分子来宣讲等等。星期日有大半天时间自由活动，这时同学们大都三五成群步行几公里到县城去逛街买点东西，或者顺便到小餐馆吃一顿，这是大家最为松弛快乐的时候。我和维杭、德平比较谈得来，我们经常利用各种机会在一起交谈、沟通。同甘共苦的环境和对精神、文化生活的共同兴趣，使我们成了要好的朋友。
1970年7月，长达1年10个月的农场劳动生活终于结束。所有“28号的”也都取得了分配资格，德平分到北京的工厂，维杭是上海人，分到江苏盐城机床厂，我则分到湖北孝感一家印刷厂。此后多年我们三人一直保持着联系，每到北京我都会去德平家看望他。
第一次进胡家是刚离开农场的时候，德平介绍我见了李昭伯母和外婆，那时候他父亲还在河南五七干校劳动。当晚我就住在耀邦同志的书房里，房间不大，写字台一头靠着窗台，对面紧放着一张长沙发，进门右手是一排书柜，整个房间显得比较拥挤。我打开书柜门，随手取下一本，是朱熹的著作，翻开内页，随处可见手书的批语。我坐在沙发上想象着耀邦同志在我面前的写字台旁端坐阅读或者掩卷长思的情景，心情不由激动起来。耀邦同志长期主持青年工作，他卓越的领导才华和昂扬的工作热情深受一代又一代青年学生的敬仰，我要是能在这里和他面谈，一诉衷曲，该有多好啊！
不久之后，大约是1971年上半年，我终于有了一次和耀邦同志面谈的机会。当时他因为身体不大好住在北京医院，每隔几天会回家里看看。那一天我到了北京就去富强胡同看望德平，恰逢他父亲从医院回来。我和他第一次见面难免有些紧张。饭桌上他主动和我叙谈，虽然他当时还在“靠边站”，但感觉他精神状态很好，谈吐中思维清晰，语言明快。记得他问我湖北的情况，我提到了当时发生不久但影响颇大的有关丹江水库的一件事情，他当即回应并给以中肯的评论。可见他虽然长期遭受迫害远离政治舞台，对于社会状况和国家前途仍然是极为关注的。
饭后，耀邦同志在院子里稍作踱步后就站在一丛小树旁望着树的枝叶。我走到他的身边，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向我尊敬的这位领导和长者，坦陈了我长期郁结在心里的沉重的话题。我说，虽然我的出身不好，但我在高中就一直是三好学生、优秀团员，进北大后担任班长，还是入党积极分子。从内心来说，当时我对党、对社会主义、对毛主席确实是衷心热爱和拥护的。反右当中，我既没有写过一张大字报，没有在任何一张大字报上签过名，也没有在任何辩论会上发过言，只不过在班级的整风会上因响应号召我作为班长应该带头，给党的工作提过几条很一般的意见，为何就忽然被打成“右派”，送去工厂劳动四、五年，摘帽以后，虽然再未犯过什么错误，仍然连分配工作的机会都没有呢？耀邦转过身来，静静地听我诉说，并未感觉突然（后来德平告诉我，他在向父亲介绍我时，曾犹豫要不要说明我的“右派”身份，最终还是决定如实相告）。他答话时两眼望着我，略显凝重。他说，“当时决定开展上反右运动时，中央的意见并不是完全一致的。就我个人而言，我最不赞成在学生中划右派”。
这两句话当时来说绝对是“离经叛道，惊世骇俗”的，因此在我思想上引起极大震动，足以让我终生不忘！因为，自从反右以来到当时为止，在历经带帽、摘帽、复学到分配工作这长达13年的漫长岁月里，我的思想认识和自我人格体认始终处在极其矛盾和痛苦的纠缠之中。一方面，理性告诉我，当时学校当局对我所做的政治结论和我的真实思想状况，更不用说实际行为状况，严重不符，因此，我是无辜受屈的；另一方面，十几年来头上顶着类似孙大圣所戴的摘不掉的“右派”帽子、在一浪高过一浪的政治旋涡中挣扎，一直生存在为主流社会所排斥的边缘地带，在无数次检讨中不断重复“我在五七年反右运动中犯下了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滔天罪行……”的套话，心中也就不由逐渐萌生出来一种实实在在的负罪感，觉得自己确实有罪，即使主观上没有犯罪的故意，客观上也确实站在了党和社会主义的对立面上。这样，“有罪”还是“无罪”，在我心里就成了一个问题，一个让我感到十分苦闷、压抑而又无法摆脱的问题。
耀邦同志的话让我感到振奋，也大大消解了我的负罪感，使我顿时想到：原来反右运动也是可以质疑的，既然上帝也会原谅年轻人，那么人间也一定有许多像耀邦这样的贤达睿智之士，不会认真地认为一些青年学生可以轻易地就成了社会的敌人。从此我的心态开始好了起来，以致到了1979年，当北大将一纸“右派改正”通知送到我手上时，我并没有感到多么惊喜，因为在我内心里早已将自己“改正过来”了。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耀邦同志作为党的主要负责人，以非凡的胆略和勇气，组织和领导了在全国范围内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为所有“右派分子”实施“改正”，从而得到举国上下的热烈拥护。从我自身的经历，联系到我后来所知道的，耀邦同志当时对知名“右派”林希翎、刘绍棠等的真情帮助和教诲，在公开场合下对中国青年报社错划“右派”的陈模等人的诚恳致歉，我深深地感到，耀邦同志在奋力完成这一伟业时，绝非仅是迫于形势而顺势为之，其真正的深层的动力必定是源自他在长期革命实践中对中国社会现实的实事求是的观察与分析，源自他毕生以尽地对人民特别是青年的博大深厚的爱。
古语云，爱人者人恒爱之，虽然历史可以任人评说，但天地之间却自有公论。耀邦同志热爱人民的崇高品质和他极富人格魅力的伟人形象，将在国人心中世代流传下去。
2008年7月1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