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文：胡耀邦倡导新闻发言人制度

现在我国，无论是党政机关，人大，政协，司法机关，人民团体，企事业单位，还是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各大军区，都已经普遍建立了新闻发言人制度。各种媒体上，更是频频出现各种新闻发言人召开的新闻发布会，即时迅速发布各种信息。新闻发布会几乎须臾不离。应当说，这是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治理走向现代化的一个明显标志。

新闻发言人制度，起源于西方国家，最早可以追溯到美国总统新闻发言人。20世纪50年代始，美国在白宫设立了新闻办公室和发言人，标志着建立新闻发言人在美国正式成为一种政治制度。

在我国，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开端于上世纪80年代，与当年胡耀邦担任总书记期间的大力倡导分不开。

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很少运用新闻发言人形式来发布新闻。这期间只举行过少数几次记者招待会，影响大的有：1965年9月29日，时任外交部长陈毅，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记者招待会，驳斥美苏超级大国对我国实行军事包围，有300多名中外记者进行了采访。1980年9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曾涛，就五届人大常委会第16次会议决定成立特别检察厅和特别法庭，检察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10名主犯的问题，举行了中外记者招待会，轰动一时。同年，中国政府还召开了另外一次重要的新闻发布会，这就是向国内外公众发布，关于“渤海二号”石油钻井船翻沉事故调查和处理结果。这次新闻发布会，是中国首次对突发事件进行新闻发布。这一时期还曾就其它一些重大事件举办记者招待会。但严格地说，新闻发言人并没有形成制度。

中国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出现是在1982年，第一位新闻发言人是时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的钱其琛。1983年2月，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央对外宣传领导小组联合发文《关于实施<设立新闻发言人制度>和加强对外国记者工作的意见》，要求外交部和对外交往较多的国务院各部门建立制度，定期或不定期地发布新闻。1983年3月1日，新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齐怀远，被正式任命为第一任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并举行了首次新闻发布会。1983年4月23日，中国记协首次向中外记者介绍国务院各部委和人民团体的新闻发言人，正式宣布中国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

据中联部原新闻发言人吴兴堂回忆，1984年11月25日至29日，朝鲜领导人金日成内部访华。胡耀邦、邓小平、陈云等中央领导人，同金日成举行了多次会谈和会见。在欢送宴会后，胡耀邦请钱李仁等中联部领导留下来。胡耀邦说：这次同朝鲜领导人谈得很好，见到外界对这次访问有些猜测，已同朝鲜同志商量过，待金日成同志回朝鲜后正式发表访问消息。他说：我方可由中联部新闻发言人来发表。你们带个头，党中央其他各部门也要搞新闻发布会。外交部已有定期新闻发布会，建议国务院其他部委也要有新闻发言人。他强调，这样做是政治开明的表现。他又说，金日成的访华消息，中联部要召开新闻发布会，不仅要宣读新闻稿，还要回答中外记者的提问。请中联部同朝方商定一个同时发表的时间，期限在一个月之内。

根据胡耀邦的指示精神，中联部建立起新闻发言人制度。中联部成立新闻局，任命吴兴唐为新闻发言人，并对第一次新闻发布会作了周详的筹划和布置。经过近一个月的紧张准备，在外交部齐怀远和全国记协丁永宁的积极帮助和配合下，中联部第一次新闻发布会如期召开。中外记者提问热烈，涉及范围很广。发言人尽可能明确回答，不使用“无可奉告”这种过去常用的外交辞令,努力达到胡耀邦提出的开放、开明的要求。

过去，中央领导人会见外宾的消息，通常由外交部、中联部等主管部门，向新华社提供新闻稿，新华社向媒体发新闻通稿，内容简单、刻板。新闻发言人制度逐步完善后，新闻发言人在领导人会见外宾后，向几家主要媒体记者进行“新闻吹风”，大大增加了报道内容，成为民众及时了解中央动向的重要渠道。

吴兴唐回忆说，“新闻吹风”急难又易。难得是，胡耀邦同外宾谈话内容广泛，语言新鲜，时常即兴发挥。我的面前放了两份稿纸，一份记录，一份草拟新闻稿。这就需要思想高度集中，既要迅速又要准确，难度很大。易的是，胡耀邦对新闻报道的开放态度。一次，当胡耀邦同外宾握别，我送新闻稿请他审批。他说：“我不看了，除了谈话中有两点（他指出这两点的具体内容）现在不便发表外，其余的统统可以讲。”他补充说，以后就照此办理。于是，我向等候在另一小厅的新闻界朋友进行“新闻吹风”，详尽地宣读了我纪录的会见内容，并提供我草拟的新闻稿。至于如何报道，由记者自定。这得到了记者朋友们的热烈反应。因此，这一时期各媒体发表的新闻稿，有所不同。中新社不同于新华社，《中国日报》不同于《人民日报》（《中联部老干部文集》）。

胡耀邦对新闻发布会开放、开明的态度，是中国共产党人充满自信的表现。后来，中国新闻发言人制度，曾有一段时间被称为黄金一代，起到了消息公开，积极沟通政府与民众的作用。不过，现在有些新闻发布会，没有真正在沟通官方与民间、打通两个舆论场中发挥作用，甚至起了相反作用，群众不满意，须要反思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