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济生：胡耀邦推动思想文化启蒙

中国改革开放必须解决思想束缚，否则寸步难行，所以第一步靠突破两个凡是思想解放，第二步靠全民族的思想启蒙。1980年代的前期和中期，胡耀邦担负了双重思想解放的任务：全党的思想解放与全民族的思想启蒙。第一步差不多是一年多的时间，第二步直到今天还在艰难的继续。胡耀邦直到去世那一天也未能瞑目，抱恨终天未能彻底完成全民族的思想启蒙。

思想启蒙与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目的是相同的，但是目标是有区别的。思想文化启蒙包括内容很多，主要是破除专制主义、奴隶主义的束缚、西方启蒙思想文化的输入，对民主、法治、自由、平等、人权普世价值的肯定，这些工作未有穷期。

思想解放与思想启蒙

胡耀邦领导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几乎是速决战，而思想启蒙却一直是处于难解难分、胶着状态的拉锯战、持久战、疲劳战。

胡耀邦1978年与中央党校一位同志的谈话说：提出真理标准的目的就是提供一个破除新旧个人迷信，粉碎新旧精神枷锁的理论武器，无论谁说的话要由实践来检验正确与否。这下子打中了教条主义的要害，不但“凡是”派恼火，其他教条主义者也害怕。 

第一步突破两个凡是，大多数老一辈革命家都支持，只是汪东兴少数人除外。两个凡是是套在大多数老同志头上的紧箍咒，破除个人崇拜使大家都得到解放，使他们回复了名誉和地位。所以尽管开始艰难、激流险滩、风大浪急，还是航行到彼岸。汪东兴说胡耀邦砍旗、丢刀子，胡乔木说有可能造成党内分裂。这几顶帽子扣上一顶就受不了，胡耀邦顶着三顶帽子毅然决然前行、不为所动。

思想解放突出的成果有那些？胡耀邦自己在1979年理论务虚会上说：思想界、理论界、新闻界、文艺界和科学界，对林彪、“四人帮”的大量反马克思主义谬论，如“天才论”、“一切从本本出发论”、“批判唯生产力论”、“按劳分配产生资产阶级论”、“全面专政论”、“党内有一个资产阶级论”、“社会主义时期只能反右不能反‘左’论”、“儒法斗争论”、“黑线专政论”、“三突出论”、“反对科学是生产力论”等等，进行了深入的批判，冲破了他们设置的各种禁区。

第二步是思想启蒙，解决中国发展的更深层次的思想动因，是吸收西方近代民主、法治、自由、平等、人权、公正、平等的价值观念。突出的结论性的成果是1986年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错误发动和领导的，毛泽东为什么能够错误发动和领导？深层次的原因是缺乏民主、法治的理念与制度设计。中国严重缺乏这些价值观念、制度设计所致，引起了文化大革命。

胡耀邦在真理标准大讨论之后不断地支持和提出了思想启蒙问题。1978年5月13日，在北京富强胡同六号召开的理论动态组会议上，胡耀邦针对指责《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电话的谈话“思想先驱就是在现有条件下起一点呼喊的作用，可起一定的历史启蒙者的作用。”他直截了当地谈到了启蒙问题。

真理标准大讨论解决党内的原教旨主义。1978年11月28日，胡耀邦在中央党校三部第一期学员结业会上的讲话中说：有的同志不是讲嘛，实践论的对立面是天才论。我说还不够，是天才论加特权论。我的职务比你高，我的真理就比你多。哪里有这么个道理呢？等级论，分等级，那是盲从论，提倡盲从。天才论，特权论，等级论，盲从论，我说归根到底还是奴才论。还说：前些年，我们党内有那么几个理论棍子，或者叫理论恶霸，像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关锋、戚本禹，还有康生。他们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垄断起来，只许自己任意歪曲篡改，不许别人进行创造性的研究。他们可以利用特权毫无根据地把人民欢迎的作品扣上“反党文章”、“反党小说”、“黑画”、“黑戏”的帽子。这种摧残文化、钳制思想的恶霸作风必须肃清。有些同志把“革命就是批判”这句话，理解得很狭窄。批判是扬弃，吸取好的，排除坏的。

对于思想启蒙，不是理论界没有作这个工作，而是新老教条主义的一再干扰、破坏、阻挠。其中批“精神污染”、批“人道主义、异化论”、批“普世价值论”致使思想启蒙进程一再被打断。

大多数老一辈革命家之中有的人对西方关于制度文明、精神文明的不屑一顾，甚至充满蔑视，这为思想启蒙设置了很难克服的巨障。本来这些问题通过理论界的阐释是能够一点一滴影响老同志，事情正好相反，胡乔木从反面极力论证这些文明成果的阶级性、局限性、历史性。一些极左的理论家借助个别政治事件，否定对西方文明的汲取。许多人在真理标准大讨论之后思想马上停止了，胡乔木的《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就是一篇代表性的文献。胡乔木本人是非常复杂的人物，虽然他一方面制止关于人道主义、异化的宣传，另一方面，在具体问题上还是有所开明，还解禁了《丑陋的中国人》《查泰莱夫人的情人》这些敏感的作品。

《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的通过，这是胡耀邦思想启蒙努力的最后一次尝试。思想启蒙与马克思主义的一些理念是融合的，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西方文明的产物，马克思关于“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发展的前提和条件”，共产主义是“自由人的联合体”，这些基本理念都是西方思想文明的精华。要想接受马克思主义，必须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前提，不能拦腰斩断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好的精神血脉。这就好像你要接受汉儒、宋儒、明儒和新儒家的学说，而拒绝接受原始儒家孔孟之学那样荒谬！胡耀邦正是从根本上解决中华文化的现代转轨的问题。

思想启蒙的基本内容

胡耀邦思想启蒙内容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清理专制主义、奴隶主义的流毒

胡耀邦号召知识分子向两千多年的专制主义与奴隶主义发起声势浩大的进攻，清理不堪入目的污泥浊水，把专制主义的垃圾丢进丑陋的垃圾箱。何方在《胡耀邦是“五四”传统的伟大继承者》一文中说：不论从什么意义上说，胡耀邦都是“五四”运动反帝救国与科学民主精神的伟大传承者。近些年来，五四科学民主精神竟然被有些人故意抹杀了，说民主是复制西方，民主不适合中国国情，集权有利于中国的发展，彻底背叛了五四精神。

在胡耀邦同志心目中，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康、梁、谭、孙、黄，以及郑观应那一代人，都是他极其尊敬的历史伟人。胡耀邦对谭嗣同有一个突出的评价，在回罗炤信中写道：

谭嗣同的哲学思想，即使充满着唯心主义的糟粕，但这个人毕竟是我国十九世纪末思想界的一个先驱，他在反封建专制斗争中那种一往直前，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极大地鼓舞了后来革命者的斗志。你的作品对他这个方面肯定得不够，这会使连中国近代史都不太清楚的现代青年可能产生错觉，无形中会使一些人离开具体的历史条件去看待古人。这是否合乎“人宜”？

你的历史知识是比较多的，我希望你能特别在这方面下功夫，做贡献。十多年来，四人帮在各个领域里放了大量的毒，拿史学领域来说，前几年，在所谓儒法斗争问题上，他们及其叭儿们所散布的大量言论，真是达到了胡说八道的高峰。又如，多年来，他们及其叭儿们所写的一些历史人物的论文和出版的小册子（主要是上海出版社）对武则天、吕后等人的介绍，对秦皇朝、太平天国失败的评论，其荒诞无稽，大概也是前无古人的。这些东西，有些有心人可能还没有充分注意到，有些人则可能还有些顾虑，不敢放开写，而像我这样的人，又只能望洋兴叹，这就更希望像你这样的人勇敢地拿起笔来。

1977年8月，胡耀邦布置中央党校理论动态组同志写一篇一两万字长文章，题为《“四人帮”的覆灭与思想解放运动的任务》（正式发表时改名），谈反封建的问题。排印后送给一些领导人看，只有罗瑞卿一个人打电话表示赞赏这篇文章，还说：“发表后军队要读，人手一份。”其余的或置之不理，或坚决反对，文章压了三年，到1980年8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邓小平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后才得以发表。罗瑞卿是当时唯一对这篇文章的反封建主题表现出热忱支持的领导人。胡耀邦说：“罗大将同我是心心相印的。” 

1977年11月，胡耀邦给大家传达揭露旅大市铺张浪费的文件之后，说：我们可从思想上写一期这个东西，搞享受是一种什么思想？是封建思想，不是资产阶级思想，是封建帝王，贵族，秦始皇。……秦始皇有什么好？地主，贵族，一得天下就享乐。历史上除秦始皇外，还有隋炀帝，慈禧太后。罗马帝国怎么灭亡的？后期很腐朽。封建社会后期十分腐朽。自己埋葬自己。资产阶级才不是这样呢！他一方面剥削，但有钱就办工厂。我们有些人连资产阶级都不如，是没落的腐朽的地主资产阶级的思想。……个人享受，是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没落的地主贵族的思想，颓废的思想，从思想上、历史上讲，谈点历史，罗马帝国怎么灭亡的？……现在，文物搞杨开慧的衣服，我才不相信呢！把文物搞那么高干什么。死人拖住活人。文物只能有一定意义。到处搞展览馆、纪念馆，坐过的石头也搞成文物。搞这些东西干什么？这里，胡耀邦非常清醒地认识到封建专制主义与资产阶级的区别，把全民的财富拿来享受与拿来投入生产作为一个重大分水岭。对享乐之极的秦始皇进行了深刻的批判，指出其腐朽、没落、颓废的本质，而不是仅仅看到其血腥暴力统一天下就佩服的五体投地。秦始皇统一天下的目的恰恰是为了个人的无限享受。胡耀邦还反对极端的妻以夫贵的封建作法，把杨开慧的衣服作为文物，认为这是没有意义的，是死人拖活人。

胡德平评价说：我说叶剑英是“倡导破除封建主义迷信的第一人”，是指在最有资格纵论放言的开国元勋中，在党的最高领导层中，在党的高级干部中是第一人。 

叶剑英在讲话中号召全党：我们解放思想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注意克服封建主义思想残余的影响。列宁说过：不仅要宣传科学社会主义思想，而且要宣传民主主义思想。我们要破除封建主义所造成的种种迷信，从禁锢中把我们的思想解放出来。

叶剑英反对封建主义绝不是政治上的实用主义，而是有深厚理论根底和丰富阅历的。1980年6月他对耀邦同志说：扫清封建思想非常重要，马克思早期著作就是反封建的，因为19世纪40年代德国还是个封建社会，还是农奴制，农民还是奴隶，我们不要把自己降为一个奴隶。……孟夫子都懂得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那个孔夫子不行，三天没有皇帝他就饭也吃不下了。

好在叶剑英并不孤立，从民主革命走过来的许多老同志也感同身受。1979年，李维汉十分郑重地提出这个问题。1979年底耀邦同志去北京医院看望李老，李维汉结合自己五十多年党内生活的经历，对耀邦同志细说了他对封建主义思想在党内遗毒的认识。

耀邦同志对李维汉的意见深表赞同，他考虑这一问题也非一日，他回答：“这件事我看只有小平同志来领导进行才行，”并建议他直接找邓小平谈谈反封建这个问题。半年之后，1980年5月24日，李维汉向邓小平诚恳阐述了他反对封建主义的观点。他的开场白是：封建主义，包括它的思想体系、风俗习惯，在我们国家、我们党里反映相当严重，“文化大革命”把这个问题暴露得很厉害，因为林彪、“四人帮”是用封建主义去反对所谓资本主义、所谓走资派、所谓党内资产阶级，采取的方法是封建法西斯专政。现在虽然“文革”已经过去，但封建遗毒还很深，需要彻底清算，否则，很难保证“文革”不再发生。

正如叶剑英在讲话中所言：林彪、“四人帮”混淆无产阶级民主和资产阶级民主的区别，制造一种错觉，似乎实行民主就等于复辟资本主义。……使我们一些同志一听到民主，就紧张得很，只怕是背离了无产阶级专政，而不知道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无产阶级民主，就是人类历史上最广泛最实在的民主，因为它只对反抗的剥削阶级实行专政，对其他所有的人都保障享有空前未有的民主权利。

在《理论动态》创办后不久，胡耀邦对理论动态组指出：在“四人帮”身上表现得最突出的一个东西就是农奴主的封建专制思想。1980年7月5日，《理论动态》第215期发表《封建主义思想遗毒应该肃清》一文，专论肃清封建主义思想遗毒问题。1981年1月5日，《理论动态》发表《马克思为封建官僚画像》一文，剖析封建主义，揭示了官僚主义同封建主义的联系。那几年《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发表了大量的批判封建专制主义的文章，成为一种潮流。

与此同时批判了专制主义的孪生兄弟——奴隶主义。胡德平告诉大家：1975年，当他（胡耀邦）听到批《水浒》的信息后，不知出于什么考虑，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精装本的一百二十回《水浒》的第一页上抄录了一段话：

意识到自己的奴隶地位而与之作斗争的奴隶，是革命家。不意识到自己的奴隶地位而过着默默无言、浑浑噩噩的奴隶生活的奴隶，是十足的奴隶。津津乐道地赞赏美妙的奴隶生活并对和善的好心的主人感激不尽的奴隶是奴才，是无耻之徒。—— 

1978年11月28日，胡耀邦在中共中央党校三部第三期学员结业会上的讲话说：“有的同志不是讲嘛，实践论的对立面是天才论。我说还不够，是天才论加特权论。我的职务比你高，我的真理就比你多。哪里有这么个道理呢？等级论，分等级，那是盲从论，提倡盲从。天才论，特权论，等级论，盲从论，我说归根到底还是奴才论。”1981年10月9日，胡耀邦在首都各界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说：“辛亥革命带来了一次思想上的大解放。既然几千年来被认为神圣不可侵犯的皇权都能打倒，还有什么反动的、落后的东西是不可侵犯、不可改造的呢？这就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和他们中的积极分子继续发挥首创精神，学习先进思想，不断地为探索中国的革命道路而英勇奋斗。”

有一次在会上，胡耀邦讲了段意味深长的话。他说，人总要依附，依附于自己的领导、熟人、老朋友、首长、老同事，我不这样。不要把自己轻易地依附于什么人，不要把自己轻易地绑在一个什么车上。主席讲得很深刻，跟正确的走，跟科学走，依附于人民。归根到底。还是个人民，还是个人心的问题，大小千部都是这样。他郑重地说，这是我易地闹革命要对大家讲的最重要的一段话。 

1988年11月27日，胡耀邦在湖南长沙省委九所与来访的省教委主任朱尚同谈话说：在奴隶社会中，大多数人是“奴隶”，极少数是“奴隶主”，也一定有少数“奴才”。任何时代这种奴化思想都是有的，程度不同而已。这是胡耀邦最后还是呼吁平等观念，叫人们不当奴隶。

让文艺先行，唤醒人性的复苏

文化大革命之后，胡耀邦接受了陈荒煤的建议，批准发表1961年周恩来《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这篇讲话在上个世纪60年代初拨乱反正的巅峰之作，告诉人们人性是可以写的，写好了有益于人们的精神面貌的改变。周恩来还批评了民主不够，要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应该发扬文艺民主与自由等等。胡耀邦说：《文艺报》的同志送来周恩来总理1961年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很好，可以先在《文艺报》上发表，发表前后，可以在文化、文艺部门组织座谈，这对于我们文艺界的拨乱反正，发展和繁荣文艺创作都有好处。周总理的这次讲话，是毛主席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一个发展，现在总理的讲话已发表了18年，我们在学习讨论中要总结这18年的正反面经验，应该又有所前进，又有所发展。他还说，应当以学习周总理的讲话为契机，改进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和促进文艺战线的拨乱反正。

周恩来的《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发表之后，在广大文艺界引起巨大反响，许多文艺工作者发表文章，谈学习体会，批评“四人帮”的文化专制主义，对文学艺术的发展起到了巨大推动。

尤其是胡耀邦对伤痕文学的宽容大度，更是促使了文艺的繁荣。伤痕文学的积极意义在于揭示了社会的阴暗面，同时揭示人性的负面，告诉了人们社会与人的另一面，另外一种事实。社会主义也不是一帆风顺的，还是有悲剧和心灵创伤的，这有利于人们深刻认识社会。1979年6月出版的《河北文艺》，在显著的位置上，推出了李剑的文章：《歌德与“缺德“》。文章对”伤痕文学”作了文革式的大批判，有人反对作者如此进行大批判。但是，另一种声音是为李剑文章叫好。（本章上一节论述了此问题，此处不多叙）胡耀邦严肃地批评了李剑，使刚刚繁荣起来的文艺没有受到影响。

出版启蒙思想的著作，宣传人道主义精神

要想启蒙，绝对离不开西方学术思想的介绍，出版西方学术著作，这是思想启蒙绝对必要的一环。曾彦修介绍说，1979年，我调回人民出版社任总编辑，想多出版一点介绍外国政治经济情况及政治、经济学说的翻译书籍，为打破中国的蒙昧状态做一点服务工作。我这一想法，得到了中国社科院、中共中央编译局、国家出版局等单位的支持，并成立了选译与书目工作小组。1980年7月，选译书目录及其简介印好后，人民出版社国际政治编辑室分送给当时主管意识形态的领导人和胡耀邦征求意见。结果是，那位领导人无反映，但胡耀邦却在第三天（7月21日）就复信给该编辑室。复信的全文如下：

我赞成翻译一些现代社会主义各流派的一些著作，以及资产阶级关于社会学的一些名著。现在我们这方面的知识贫乏的惊人。我不知道全国是否有十来个人认真读了十来本这样的著作。没有这一条，谈什么探索新理论？但这类著作浩如烟海，纸张翻译都有限，因此要认真选译。你们这一百本，至少有两千万字吧。这恐怕不行。应指定一二十个有水平的专家再精选一下。 

主张出版胡适的著作，当然也是促进了新文化运动等人的著作的出版。胡适在五十年代遭到有组织有领导的声势浩大全国性的大批判，其实是批判了民主、自由与人权。改革开放之后，胡适的研究仍然放不开手脚，畏首畏尾，动辄得咎。陈平原说：“1986年，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的案头出现了解放前出版的亚东图书馆的《胡适文存》。胡耀邦看了胡适的书以后写了一个内部批示，要文化工作者研究两个人：一个是孙中山，中国现代化的先行者；一个是胡适，胡适是一心一意要中国现代化的。”中国社科院研究员胡明记得：“这个批示一下来就很厉害了，很多胡适的书很快就出来了。”后来出现了出版胡适著作的高潮，纪念胡适、研究胡适的高潮。为中国文化的现代化、政治现代化起到了其他理论家无法起到的作用。

与此同时，胡耀邦积极主张出版港澳台一些作家的作品，这也是启蒙的一股潮流。湖南出版社决定出版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得到了胡耀邦的支持。牧惠回忆说：“排印过程中，在一次《红旗》编辑部的编委、室主任会议上，传达了当时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的一段话。大意是：台湾有位柏杨，写了一本《丑陋的中国人》，主要讲中国人的国民性实在丑。他的说法，有人赞成，有人反对。可是，用这些东西来激发我们的斗志，我看也有点好处。听了这番传达后，我心里高兴，但对出书事默不作声。我知道，随便在这里透露这类事情，未必会有好结果。”此书出版之后，各地书店的订单、催书电报如雪片飞来，加印的书还来不及送仓库，就从车间里打包直接送火车站，到年底已经累计印了90万册！但是好景不长，1987年初胡耀邦黯然辞职，《丑陋的中国人》作为自由化的典型遭到严厉的大批判。“《丑陋的中国人》忽然变成一本被讨伐的坏书。先是在一个范围不大的会议上，好几位文化界的老人对此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在一次全国出版工作会议上，一位既非在执法部门也非在出版部门负责的人士竟然宣布，谁敢卖《丑陋的中国人》，我就派人去封他的书店！与会者被吓得出了一身冷汗。作者、出版者、编辑者则变成了等待判决的罪人，湖南的空气更特别紧张。”《丑陋的中国人》半年之后解禁了，库里的十多万册卖了出去。1989年之后又挨批了。

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元月初出版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此书惹起的风波比《丑陋的中国人》更大。只到200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才出版了此书新译本。当然，这是后话。当年的被禁与后来的解禁，都是领导人的指示、批示，没有任何法律程序。 

这些思想启蒙著作的出版极大加强了中国社会科学与世界的接轨。西方近现代的学术思想的概念、命题、理念、理论极大地滋润了我国的社会科学界的贫瘠的土壤。我国社会科学与世界接轨成为现实，出现了一大批学有所成、融汇中西的中年知识分子，为我全国的文化现代化作出了贡献。

与此同时宣传了人道主义精神。早在1954年10日，《中国青年》编辑问胡耀邦，“怎样理解社会主义人道主义？”耀邦回答：“无产阶级不是只讲革命，只讲斗争，它也讲爱心，讲人情味，讲对同志、对广大人民群众的尊重、关心和爱护。只有这样，我们的社会主义才是可爱的，人们才能从中感受到更多的欢乐和温暖。”

1983年10月5日，日本客人田英夫说日本支持了柬埔寨，提供了药品，支援他们的斗争时，胡耀邦说：好，这符合人道主义精神。《北京日报》照登了这句话，有些中央报纸则删去这句话。当时理论界对人道主义的争论的热火朝天，莫衷一是，有人说必须提革命的人道主义，或者提无产阶级人道主义，不能提一般的人道主义。有的理论家直言不讳的指出，就应该提一般的人道主义。胡耀邦旗帜鲜明的支持后者。难道国际的救援队伍来到地震现场，还先问问你是哪个阶级然后再施救吗？难道在水灾来临时，在洪水滔天的时候还问一问你是不是无产阶级我们才施救？难道我们的救援队去国外救援的人里面没有资本家、贵族、官僚？

1983年10月30日，胡耀邦在日本和平公园说：人类的和平和友谊一定会战胜战争灾难。胡耀邦这次又提出了一个人类友谊的问题，是不是还有人责难？

1983年12月11日，在中央书记处讲话：万里同志说得好，一个是“左”的东西，一个是封建主义的东西。“左”的东西是“文化大革命”的一套，封建主义的东西对现代文明看不惯，还要把社会主义生活拉到一百多年以前去拖到封建的秩序方面去。 人道主义从一个非常敏感的概念，最终上了中共中央的文件，这与胡耀邦的努力分不开的。

反对扣上自由化的帽子，保护一大批理论家

1983年12月20日，在胡耀邦毅然决然停止批判“精神污染”。一次书记处的会议时，他明确同意万里不再提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意见，说：“我同意这个意见，‘精神污染’与‘资产阶级自由化’都不要提了。但也不要去批判这个提法，让它慢慢消失。正面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虽然是总书记，胡耀邦这样作依然是担负起极大的责任与风险的。

1984年12月20日，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明确说：社会主义应该保证作家有更充分的民主和自由，不能把创作自由与“资产阶级自由化”等同起来，因此这次会议也不要再提“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了。还是提“肃清封建主义的余毒，抵制资本主义腐朽思想”为好。这就为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启蒙创造一个宽松的环境。

启用和保护思想启蒙的知识分子。胡耀邦为了启蒙，直接间接启用了一大批思想解放和思想启蒙的知识分子。诸如李锐、朱厚泽、杜导正、李慎之、曾彦修、吴江、孙长江、王若水、杨西光、王蒙、薛德震、丁石孙、李洪林、于浩成、王元化等等人物。这些人领导和控制了一个部门，为思想解放和思想启蒙打开绿灯，批判蒙昧和专制主义，抵制了极左思潮，为改革开放和中国的现代化奠定了舆论基础。当然，这些人也受到了极左势力的围追堵截，必欲除之而后快。

胡耀邦还保护了为思想启蒙而遭到批判的一系列知识分子和有关人物，如周扬、王若水、白桦等人。可以说是尽其所能了。

1983年3月20日，胡乔木命令邓力群给中央起草报告，继续批判人道主义，对王若水撤职，要周扬检查。胡耀邦出面干预了，把文件压了下来，明显袒护周扬，尖锐的矛盾在胡耀邦与胡乔木之间展开了。

顾骧说：第四次作代会以后，周扬同志病情恶化。北京医院曾报了一次“病危”通知。耀邦同志念念不忘，要给周扬同志平反。这并非仅是出于私人感情，而是对启蒙运动中先驱者的彰显。他启动给周扬平反的安排：他曾建议最高领导人，到医院探视周扬，以这种方式向公众显示周扬得到平反的目的；但是未果，碰了一鼻子灰。他又提出重新公开发表《马克斯主义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文章，显示这篇文章已得到当局确认，周扬得到平反。耀邦指示习仲勋同志找秦川给周扬出文选，把《马克斯主义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收进去，后来这个任务由顾骧完成。突击编了一本《周扬近作》，“探讨”文章一字不改收了进去。了却了耀邦的一份心愿。胡耀邦对进行思想启蒙的周扬，做到了仁至义尽，令人后人感动万分了。

思想启蒙与思想解放一样也是人心所向。周扬在文革之后就是开始思想文化启蒙的重要人物之一，大家对他们是什么态度？顾骧回忆：在作协“四大”开幕式上，未能与会的胡乔木与病中的周扬都向会议发来贺电，对于胡乔木，在会上得到礼貌性稀稀落落的几声掌声，而周扬的信却得到长时间暴风雨般的掌声，掌声如波涛般一阵阵翻滚，有好几位代表作了统计，有人掐着手表，说鼓掌时间长达两分钟，我在会场人群中，当时便感到，这非同寻常。不能轻佻地说这是会议“插曲”、“花絮”。它是反映了广大文学家的心声。这不仅看作为过去整过人的周扬，现在经过思想解放运动的实践为人们所谅解、接纳；不仅看作为在批“人道主义”“异化”中受到冤屈的思想解放的先驱人物的同情、支持；还应该看到这实际上是成千上万文坛作家们反对那场不得人心的“清除精神污染”情感大渲染，大爆发。

除此之外，胡耀邦在同陆铿谈话，还把王若水的事情说得轻描淡写。在大庭广众之中，和白桦握手寒暄，缓解气氛。

让生活丰富多彩，恢复人们的天性与尊严

胡耀邦针对一些人借着批判精神污染，指责青年人的自由穿着。1983年12月13日，胡耀邦在一次会议上又说：什么奇装异服，这个话不好，以后报上把奇装异服这个话去掉。中国人看到外国人的衣服是奇装异服，外国人看我们中国的女同志总是穿裤子也是奇装异服。不要用“奇装异服”这个词，胡耀邦说：我主张“奇装异服”这个词以后在报纸上不要登，取消这个词，行不行？

胡耀邦提出了反对精神污染要注意八条政策界限，基本精神是：不许干涉人家穿什么衣服，不要说什么“奇装异服”。不要禁止那些无害的歌。所有中国的、世界的著名的文艺作品，哪怕里面有恋爱的情节，有一些男女关系的描写，都不能禁止。不要完全禁止裸体雕像，要慢慢开放。不要看到电影、电视的因为搞了一点恋爱故事，有接吻的镜头就要禁止了。允许青年人、少数民族跳健康的集体舞。在初中、高中开设生理课。胡耀邦讲话的内容基本上是人类一些社会生活中的问题，当时竟然被一些人作为资产阶级的东西横加指责，无限上纲上线。

胡耀邦的讲话端正了当时的思想教育，第二天又在另一次会议上讲了这些问题，避免了一次来势凶猛“左”的错误泛滥与回潮。

 

思想文化启蒙的意义

 

把马克思主义与启蒙思想彻底割裂开来是是极左派的手法之一，是思想启蒙不能继续的原因之一。1983年胡耀邦同志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卡尔·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纪念大会上的报告上指出：“一定要反对把马克思主义同人类文化成果割裂开来、对立起来的错误倾向，确立尊重科学文化知识的正确观念，动员全党全民努力掌握现代科学文化知识。马克思主义是从哪里来的？从根本上说，当然是资本主义社会矛盾和工人运动的产物；但它同时又是吸收人类几千年文化知识的结果。如果只有工人运动，不利用人类文化成果去科学地发现历史发展的规律，论证工人阶级的长远的和根本的利益，那就只能产生形形色色的工团主义、经济主义、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等等，而不可能产生马克思主义。从另一方面说，我们的同志都有亲身的体验：为了学习马克思主义，必须学文化。单凭朴素的阶级感情，只能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个别观点，而不可能系统地领会和掌握马克思主义。至于我们今天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建设新世界，要在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中成功地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并且用马克思主义教育全体社会主义建设者，就更加需要不断批判地吸收当代科学文化的新知识、新成果。”

胡耀邦的思想启蒙直接激发了全党的共识，那些有启蒙思想与意识的领导人都能够大胆直言。在讨论精神文明决议的时候，万里在书记处会上说过，我们过去把民主、自由、平等、人道通通让资产阶级拿去了，现在我们把人道主义提出来。胡启立在发言中说：当前最大的问题是开放不足。所谓资本主义的侵蚀，其实很多是封建主义影响，如干部子弟问题，是家族观念。认为资本主义用过的全是坏的，民主、自由、人道都是资本主义的，剩下的就是镇压、斗争。封建主义、小生产是大量的，这个包袱沉重，不丢掉，搞四化很难。 

邓朴方说：现在人道主义是多了，还是少了？是强调我们和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区别，还是更多的强调连续性？为什么不看人道主义的积极因素？它积极因素更多一点，是调节人与人关系的基本的东西，可以作为道德的基础思想，作为我们社会主义的基础思想。他还说：精神文明要为改革服务，为经济建设服务，让人家看到中国改革政策是不变的。好多人不愿研究问题，还有禁区，还有棒子，还没有良好的政治环境。为了发展马克思主义，要略为放宽点，把自己手脚放开点。 

1986年，陆定一向起草组说：我们要把民主、自由、博爱的口号拿过来，争取群众的民主、自由、博爱。……陆定一再次同我们讲了对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怎么看的问题。他说：第一，要接过来，不要否定它；第二，加以科学解释。资本主义比封建主义民主多一点，社会主义更民主一点，自由一点，平等一些。 

最后中央通过的关于精神文明决议指出：我们坚决摒弃维护剥削和压迫的资本主义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摒弃资本主义的一切丑恶腐朽的东西，但是必须下大决心用大力气，把当代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具有普遍适用性的经济行政管理经验和其他有益文化学到手，并在实践中加以检验和发展。不这样做就是愚昧，就不能实现现代化。对外开放作为一项不可动摇的基本国策，不仅适用于物质文明建设，而且适用于精神文明建设。

《决议》写道：“在人类历史上，在新兴资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斗争中，形成民主和自由、平等、博爱的观念，是人类精神的一次大解放。”

这些成果是胡耀邦启蒙思想的一次实现，是启蒙的一次进军号角，是彻底改革开放的理论基础。总之胡耀邦一方面让一些部门做一些西方的启蒙书籍的出版，宣传工作，一方面竭尽全力抵制来自“左”的各种各样的干扰。胡耀邦虽然勇于负责，大义凛然，冲锋陷阵，但是工作显得非常艰难。

历史是由偶然性和必然性相互干预而前进的。中国1980年代的改革步伐是有很多历史偶然性的，胡乔木在思想解放上与胡耀邦对着干，某种程度上说这就是历史偶然性的作用。在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时候，胡乔木给胡耀邦扣了分裂党的大帽子，当然也没有得逞。这次终于得逞，他的《关于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把思想启蒙打入低潮。上次有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的支持，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有声有色、声势浩大；而胡乔木发表《关于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之后，形势一度急转直下。胡乔木对人道主义与异化理论的批判，直接导致了人们害怕对资本主义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的汲取，导致了政治体制改革的乏力。

在极左派蛮横不讲理的时候，胡耀邦保护了白桦一些人，支持了周扬，竭尽全力抵制了来自“左”的逆流。周扬是从极左的营垒逃出来的思想解放者。当胡耀邦去世之后，启蒙的知识分子命运多舛，走着艰难曲折的路，在阴转晴、晴转阴，明暗转换的艰难的环境中苦苦追寻，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周扬、王若水、李慎之等数十位学者遭到粗暴的批判与非难。使更多的学者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作壁上观。中国的思想启蒙虽然尽管不断地前进，但是一波三折，时断时续，令人扼腕浩叹！

其实，这些干扰还是浅层的现象，深刻的原因是时代的隔阂，老一辈革命家的部分人物的知识素养和文化储备不足，他们的治国理念不是完全的民主与法治，他们的民主与法治存在一定程度的局限性，他们治国明显带有一些革命的色彩。他们的革命理念与现代治国理念的区别就是革别人的命。与此同时误读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权、自由、民主、法治的理念，对此还处在若即若离的状态。经济上的自由，也就的市场经济，这些他们了解一些，政治上的民主化很难说是热心人。这样构成了胡耀邦这些走在历史前面的人物的悲怆。

一位叫荣升的学者研究：

那个年代，人们的君主制观念还根深蒂固，就连华盛顿、富兰克林、亚当斯这些獨立战争时期著名的政治家，都没有想过，也没有明确提出十三殖民地谋求獨立的事情，更别提掀起一场大革命了；他们起初的打算是与英王室抗争，争取少交点税，少受点压迫。

面对这样的形势，潘恩受内心“使命”驱动，连夜写出并发表了影响深远的激进小册子《常识》，首次公开提出北美獨立革命的倡议，并竭力强调歌命之后要摒弃君主制，建立共和政体的主张。

《常识》一出，立时席卷北美大陆，几乎是一夜之间改变了每一个人的观念，成为美國獨立革命的教科书。《常识》所起到的启蒙作用和影响力，无疑是核弹级的。

当时的北美居民只有200万，而《常识》的总销售量高达50万册以上。北美居民中几乎每一个成年男子都读过或者听过别人谈论这本书。在许多大陆军士兵的背囊中，都有一本读得皱皱巴巴的《常识》。

一家英國报纸惊叹：“很多读过这本书的人改变了态度，哪怕是一小时之前，他还是一个强烈反对獨立思想的人。”华盛顿曾承认，这本书在很多人心里，包括他自己在内，引起了一种巨大的变化。

由此可见思想启蒙的巨大意义！1980年代扼杀当时思想启蒙的那些人，该有什么罪过？读者自己思量吧！

 荣升：《“启蒙”催生了“美利坚”》，原创 大道 ，榮昇社科 5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