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宏波：胡耀邦主政中组部

在研究中国历史时，谁也不能回避20世纪末开始的这场伟大变革，因为这场变革深深地改变了中国。在研究中国这场伟大变革时，谁也不能回避一个名字——胡耀邦。

粉碎“四人帮”后，胡耀邦先后担任中央党校副校长、中央组织部长、中纪委第三书记、中央秘书长兼中宣部长。在1978年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胡耀邦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80年2月，在十一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总书记；1981年6月，在六中全会上，胡耀邦任中共中央主席；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取消主席制，胡耀邦任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在这个时期，正是中国改革高歌猛进的时期。胡耀邦，这个名字和这个高歌猛进的时期紧紧联系在一起。是他，为这场变革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也是他，为这场改革付出了辛劳与心血。

缅怀伟人，重温史实，我们更加看重一种时代传承的必然。基于此，携心香一瓣、历史一页，亦可见微知著，更加热烈地促进新世纪变革的滚滚车轮……

“四人帮”倒台后，中共中央面临“两个凡是”和冤假错案两大难题亟待解决。其中，打先锋的便是胡耀邦。从1977年12月10日中共中央决定委派胡耀邦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到1978年12月胡耀邦调离组织部长的职位，共在组织部长的岗位上工作一年。在这短短一年的时间里，胡耀邦以非凡的胆略和勇气，组织领导了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的大量工作，使大批受到迫害的老干部重新走上领导岗位，使大批蒙受冤屈和迫害的干部、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得到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上任伊始的“一句话、两个要求和一个大动作”

1977年12月15日上午，西单商场北边的中共中央组织部院里，忽然噼噼啪啪地响起了一片鞭炮声，招引得行人驻足观望。大家挺纳闷：今天是什么日子，这么喜庆？其实，这是为欢迎胡耀邦第一天上任，中组部出现的从未有过的感人一幕。由于此前胡耀邦在担任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期间，率先向“两个凡是”发起挑战，打破“两个凡是”的精神枷锁，深得民心。所以，中组部的同志对胡耀邦到组织部任职是热烈欢迎和备受鼓舞的。

胡耀邦走马上任时，等待他的不只是欢迎的鞭炮，还有档案室里堆积了好几间屋子的冤假错案材料。

所以，当中组部大院里欢迎的鞭炮烟雾还在弥漫时，胡耀邦已经在二楼召开处长以上干部会议了。部里的同志们将胡耀邦在这个初次见面会上的讲话，视为他的施政纲领，连同他会后的决策，归纳成“一句话、两个要求和一个大动作。”

“一句话”，就是“积案如山，步履维艰”。

胡耀邦指出：“这山究竟有多高呢？光是人人熟知的‘文革’期间重大案件，诸如‘六十一人’问题，彭德怀案件，陶铸案件，王任重案件，内蒙古自治区的‘内人党’问题，东北的所谓‘叛徒集团’问题，新疆马明方等所谓‘叛徒集团’问题，为刘少奇鸣冤叫屈等等，究竟有多少受害者，谁也说不清。这叫‘积案如山’！”

胡耀邦严肃地提出：对建国后和“文革”中每一件冤假错案的清理和落实政策，自然是我们组织部门责无旁贷的首要任务，我们组织部门都要把这些问题的彻底解决，当作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不管如何艰难，我们也要有“会当凌绝顶”的决心。

胡耀邦还响亮地提出：要让我们的同志有一种“找到组织部，就像回到自己温暖的家那样的感觉”。他对中组部的工作提出了“两个要求”：一是恢复和发扬优良传统，把党的组织部门办成“党员之家”和“干部之家”，一扫这些年来的官衙习气，使每个来访的党员、干部，不论党龄长短、资历深浅、职务高低，都能感到一视同仁的温暖。二是今后如有受冤挨整的老同志来找我，我都要和他们见面谈话，请任何人不要阻拦；凡是信封上写有胡耀邦三个字的来信，都请及时送给我，也望任何同志不要主动代劳处理，更不能扣压。胡耀邦特意交代秘书：凡是地委副书记以上干部的申诉信，必须送他批阅，不得代他处理；县委书记以下的来信，可转信访部门处理。

“一个大动作”，就是会议一结束，胡耀邦便将中组部还在“靠边站”的杨士杰、张策、章蕴、曾志、蹇先任、陈野苹、何载等几十位部局级老干部，一一请来谈心，分别给他们安排工作，请他们帮助分担平反冤假错案的重任。随之成立了一个专门负责落实干部政策的庞大的审干局，由曾被错划为右派的何载任局长，辅之以六位副局长。胡耀邦大胆果断、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使中组部的工作人员深感吃惊，也倍加振奋，从而加速推动了平反冤假错案的进程。

中组部的工作一铺开，胡耀邦就整天忙得寝不安席。那年胡耀邦已64岁，可是为了重建党的实事求是的组织路线，他以惊人的毅力，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忙到中午，胡耀邦总是自己拿着碗到部里食堂，一边排队打饭，一边与有关同志谈工作。吃完饭回到办公楼，就躺在会议室的长沙发上看人民来信。

胡耀邦在延安当总政组织部长时口碑即佳。30年后，听说他又主持中央组织工作，来信来访的老干部便络绎不绝。他上任的第一个月里，每天都有好几百人到中组部上访，光收到的来信就装了六麻袋。胡耀邦身体力行，除了每天晚上几小时的睡眠以外，剩下的时间他几乎都在与人谈话或处理来信。

中组部的同志曾做过粗略的统计，胡耀邦在任中组部部长的一年零一个月里，平均每天处理副厅局以上级别干部的申诉信33封，最多时一天处理200多封来信。经他手处理的信件，有的作了批示，有的亲自回复。

中组部干审局副局长王荣光回忆说：这一年里，耀邦同志光是批给干部审查局的信件就有902封，封封都有他的亲笔批示。

在对重大案件的复审中，胡耀邦遇到重重阻力，但他应难而上

1978年初，“两个凡是”还禁锢着人们的思想，因而，平反冤假错案工作遇到了难以想像的重重阻力。

胡耀邦没有被这些吓住难倒。为了尽快落实干部政策，完成历史赋予的使命，胡耀邦找到中央分管组织工作的副主席，提议把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的重大案件，全部交由中组部复查处理。

胡耀邦认为，各种案件真正的材料都在文书档案里，每个案子的缘起，调查所得的旁证材料，结论引用的材料是否有失偏颇，都要看文书档案才能弄清楚。为了对党对同志负责，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的案件还是通通交给中组部复查。

中央专案审查小组是于1967年夏由中共中央决定成立的，是负责对党和国家领导人及高级干部进行立案审查的专门机构。下设的办公室，“一办”负责中央机关和各省、市领导人的专案，“三办”负责公检法系统的专案。

虽然胡耀邦反复交涉，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移交档案一事，从年初一直拖到5月仍无结果。

5月中旬，邓小平的一个批示转到中央组织部，要求为中央的几名高级干部复查。而这几名高级干部在“文革”中受审查的档案材料，全都封存在“一办”。胡耀邦借此机会首先取得了邓小平、叶剑英两位副主席的支持，然后在向华国锋主席汇报工作时，专门反映了“六十一人案件”的当事人及其家属强烈要求复查此案的请求，表示中组部准备进行复查，要求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将档案移交给中组部。

华国锋同意了。1978年5月，中央决定把中央专案审查小组下属的“一办”、“三办”掌管的专案材料，全部移交给中央组织部。

但中央专案复查小组过去做过的一些调查，没有多大价值，胡耀邦对前来诉苦的干审局负责同志说：“急也没有用，不等了，我们自己干。”

面对平反冤假错案的复杂形势，胡耀邦说：“我们不下油锅，谁下油锅？”

面对错综复杂的冤假错案如何下手？针对错综复杂的情况如何掌握政策？缺少依据，纠错改正工作难以展开，因此，许多省市的组织部门都提出了制订政策的要求。

但是，在当时情况下，召开全国性的大型组织工作会议很难得到批准。胡耀邦只好采取灵活机动的方式，化大为小，分别组织由部门负责人参加的小型座谈会。今天找这几个省和部，明天找那几个省和部，一年中开了十几个座谈会。胡耀邦还多次亲自主持召开这样的会议，参与讨论各地带来的典型案例。胡耀邦说，几个小会加在一起，也可以把有关精神传到全国。过去打仗连死都不怕，现在还怕多费口舌、多劳累吗？

对于十分复杂的案件，胡耀邦采用“会诊”的办法来解决，并起名为“疑难案例座谈会”。胡耀邦鼓励操办座谈会的同志说：“你还记得《论语》中‘见利思义，见危授命’，还有李大钊的名言‘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吗？你这也是见危授命，担起我们党的道义。在目前形势下，我们不下油锅，谁下油锅？”

1978年2月到4月两个月间，胡耀邦先后指示召开了3批有28个省、市和自治区组织部门92人参加的“疑难案例座谈会”，研究解决了118件疑难案件；3批由中央和国家各部委22个机关56人参加的“疑难案例座谈会”，讨论疑难案件74件。

每次会议，胡耀邦都亲自到会参加并讲话。每一个案例，他都与大家一起悉心研究讨论。这些会议，不但指导全党动手排除阻力平反冤假错案，而且统一了思想，制定了政策，提高了与会人员的政策水平和分析能力，对落实干部政策起到了示范作用，从而使久拖不决和难以定性的案件得到了迅速解决。

对平反工作，胡耀邦主张实行“领导上第一线，一抓到底，干净利落全部解决问题”的办法。

在会上提出“两个不管”，矛头直指“两个凡是”

胡耀邦到中组部任职后，鉴于申诉信和上访人员日益增多，而有些人又不能正确对待，他即向中央建议，召开全国信访工作会议。1978年9月，中央同意召开全国信访工作会议，要求胡耀邦主持这次会议并讲话。会议主题是：如何落实政策，才算执行了毛主席的正确路线。

对这次会议，胡耀邦非常重视。他请来政策研究室和干部审查局的同志一起研究，并协助他起草讲话。胡耀邦严肃地说：“这正是广泛动员平反冤假错案的好时机，是踏破铁鞋也难找的好讲坛，决不能放过。”

他接着说：我们要永远记住这八个字：“坚持真理，旗帜鲜明”。尤其是在有关党和人民利益的是是非非上，赞成什么，反对什么，要明确表明自己的观点。那种不讲原则，“你好我也好”的庸俗作风，是同党的性质水火不相容的。

胡耀邦明确地说：如何正确对待毛主席，我们与坚持“两个凡是”的人是有原则区别的。用完整准确的毛泽东思想指导我们的工作，一定要遵循不变。

◆邓小平与胡耀邦在一起交谈。

信访工作会议于9月18日开始,10月5日结束。9月25日，胡耀邦在会议上发表讲话。这次，他一改讲话只写个提纲的习惯，事前用很大功夫写了讲话稿。他在讲话中列举数字说明，落实干部政策任务还很大。他批评了有些人对落实干部政策犹犹豫豫，怕这怕那，并指出，所以这样，有些人是有私心杂念，怕否定了自己。他告诉与会者，中央领导同志谈过，几个有关全国的大案问题，也要重新复查，实事求是地加以解决。接着他说：“我的体会是，落实干部政策的根据是什么？是事实，也就是干部过去的实践。判断对干部的定性和处理是否正确，根本的依据是事实。经过对实际情况的调查核实，分析研究，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级组织，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总之，对待一切案件，都要尊重客观事实，这才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这“两个不管”，体现了我们党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一贯方针，体现了实事求是的精神，体现了实践标准，也是对“两个凡是”的根本否定，大多数与会者热烈鼓掌，表示拥护。

胡耀邦让《组工通讯》全文刊载了他的讲话，坚持用“两个不管”冲破“两个凡是”。后来，这句话变成了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的基本方针，很快在广大干部中流传开来。全国范围内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得到了迅速全面的推进。

为“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的平反，吹响平反特大冤假错案的号角

在全国30多个影响巨大的冤假错案中，胡耀邦着手平反的第一个大案，就是著名的“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

早在1977年12月初，胡耀邦到中组部上任仅半个月，就接到一封邓小平、汪东兴批转来的申诉信。

申诉人王先梅，是“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中蒙冤者之一、曾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的王其梅的遗孀，一个1938年参加革命的老同志。她为五个子女受“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牵连、境遇坎坷而上书邓小平。

凡是经历过“文革”的人，大都知道此事。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就是1936年4月，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高涨的形势下，中共北方局为了开展工作，解决干部缺乏问题，报请中共中央批准，指示被国民党关押在北平草岚子胡同反省院的薄一波等61人，可以履行国民党规定的手续出狱。

对这件事，中共中央早已做过结论，没有当作问题。“文革”开始后，林彪、康生、江青等于1967年3月诬陷“薄一波等人自首叛变出狱，是刘少奇策划和决定，张闻天同意，背着毛主席干的”，将薄一波等61人定为“叛徒集团”，制造了这起冤案。

当时，61人中“文革”期间还健在的有40人，其中有22人担任副省部级以上的领导职务，13人为司局级干部。这些同志遭受迫害后，家人子女均受到株连。

胡耀邦接到批转来的申诉信，当天下午就委托部里两位同志去看望王先梅，以尽快帮助解决问题。他决定选择“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作为平反冤假错案的突破口，从而全面展开清理大案要案的工作。

与此同时，胡耀邦根据薄一波的请求，派秘书去他家听了他的申诉。胡耀邦看到谈话记录后，当即写了好几页的批语。

由于这是党内众所周知的早已作过结论的重大历史事件，胡耀邦马上将干部审查局和政策研究室的几位同志找来，问他们：“现在有个案子，你们敢不敢翻过来？”

几位同志表态：“实事求是，该翻就翻。”

胡耀邦提醒他们：“这事可是要担大风险的哟！”

几位同志说：“再大的风险还能超过‘四人帮’？”

胡耀邦十分赞赏他们的态度，说：“好，就要有这样的勇气。我们要靠实事求是吃饭，不要靠摸精神吃饭。还是那句话，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样情况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级组织，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纠正过来。一句话，就是用‘两个不管’的矛，去对付‘两个凡是’的盾！”

鉴于此案关系重大，胡耀邦认为多方沟通是十分重要的，因此将这个案件的调查和处理设想向邓小平作了汇报。邓小平听完后问道：“哦，这样的案子你也敢翻？”

胡耀邦坚定地点了点头。

6月25日，邓小平在其中一份申诉材料上批示：“这个问题总得处理才行。这也是一个实事求是的问题。”

几天之后，华国锋也打来电话对胡耀邦说：“六十一人案件的问题要解决，由中组部进行复查，向中央写个报告。”

7月，胡耀邦决定由干审局副局长贾素萍和倪书林、周曦和、张汉夫等四位同志，全力投入“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的复查工作。

胡耀邦叮嘱他们：“此案事关重大，为了减少阻力，先不宜声张。要认真负责，审慎细致，踏踏实实地进行调查研究，珍惜每一份资料，抓紧时间，争分夺秒，争取三个月复查完毕，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时拿出复查报告。”

贾素萍等不辱使命，冒着盛夏酷暑，连续奔波数月，找遍了61个人中的幸存者，调查了几十个与此案有关的证人，查阅了大量的敌伪档案，足迹遍及天津、山东、吉林、陕西、安徽，取到了证明文字和物证，并由参与办理过此案的有关人员出面证明，查阅了中组部所有相关档案资料，夜以继日地进行分析研究。由于工作量太大，贾素萍累得犯了心脏病。每次他们外调回来，胡耀邦都要亲自听汇报，批阅调查报告，酌情呈送政治局常委阅示。

到这年金秋10月，贾素萍等人终于完成了全部的内查外调。

胡耀邦和贾素萍等人一起研究起草的《关于“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件的调查报告》，于1978年11月20日报送中央。这个报告以大量史实，彻底推翻了林彪、康生、江青等人制造的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的冤案，并对这一重大案件做出了公正的结论，提出了处理意见：

薄一波同志出狱时在敌人拟好的“反共启事”上摁手印，并发表在当时平津的报纸上，是执行党组织的指示……中央和北方局根据当时民族斗争形势，指示他们可以履行敌人规定的手续出狱，以便为党工作，这是组织上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采取的特殊措施。

对在“文革”中被错误处理的同志，应该恢复其党籍，恢复其原工资级别，酌情安排适当工作。因这一问题而使其家属、亲友受到株连和错误处理的，也应改正过来。已经去世的，应做好善后工作。

………

就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前两天，中共中央发布了中央同意中央组织部《关于“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件的调查报告》的通知。

历史终于恢复了本来面目。

“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在沉冤12年后获得了公正彻底的平反，一下子打开了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的局面。

紧接着，胡耀邦又布置中组部有关部门着手复查刘少奇的案子，这是共和国在“文革”中的第一大冤案，在经过认真复查后，于1980年2月为刘少奇平反。在复查刘少奇冤案的同时，彭德怀、陶铸的冤情也被一一昭雪。

以超人的胆魄和勇气为“错划右派”平反

解决右派问题是当时社会上呼声最高而又是最难办的另一大案件。由于1957年反右派斗争的严重扩大化，全国上上下下被戴上右派分子帽子的竟达55万人之多。从1959年到1964年，虽然分5批陆续给右派摘了帽子，但全国仍有10多万右派分子。而摘了帽子的人，工作、生活虽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改善，但在政治上仍受歧视，问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落实这部分人的政策，工作量之大，足以让人望而生畏。面对如此情况，胡耀邦心急如焚，他不顾一切地投入了这浩如烟海的巨大工程。

为了改正错划右派的失误，胡耀邦到中组部后不久，就指定专人负责右派的改正工作；接着组织了由中央统战部、公安部牵头，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和民政部参加的五部门摘帽办公室。胡耀邦主张对右派问题公开改正，大力推进清查工作。

◆胡耀邦与邓小平、李先念在一起。

然而，有人认为，“只要右派摘帽就行了，没有必要一一清查；”也有人认为，“当时就是有人向党进攻，不能都给他们平反”；还有人认为，“如果把几十万右派都改正过来，工作就会乱了套”。

为了达到统一思想、统一行动，胡耀邦先后指示五部门两次联合召开会议，研究错划右派改正的问题。他对会议召开的方针、目的和方法作了交代。为了使此项工作稳妥顺利地进行，根据中央指示精神，胡耀邦同意对错划的右派，不叫平反，而叫改正；改正后，一律不补发工资，以减轻国家的财政负担等政策。

6月中旬，中组部、公安部、中宣部、统战部和民政部五部门在山东烟台第一次联合召开了会议。胡耀邦委托杨士杰参加，嘱咐要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错多少改正多少。果然，会上产生了不同意见。分歧集中在三个方面：1、右派分子改正的范围有多大；2、对改正后的右派怎样安置；3、如果几十万右派都改正过来，会不会乱套。

对于这些问题，一部分同志提出，只对个别确实搞错了的、改造表现确实好的人才可以改正；对改正的人只能就地安置，单纯解决生活问题。杨士杰等大多数人则主张，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错多少改正多少；对改正的人量才使用，全面妥善安置，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发挥他们被压制多年的聪明才智，为国家四化作贡献。他们认为：我党历史上曾经为一些冤假错案平了反，分清了是非，增强了团结，广泛调动了积极性，从来就没有乱过。与此同时，他们立即向胡耀邦汇报了会议情况。胡耀邦表示，完全赞成杨士杰等同志的意见。联合会议以统战部和公安部的名义，向中央呈报了一个《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请示报告》。中央将此报告作为1978年11号文件转发全国。

然而，这还远远不够。胡耀邦认为，烟台会议只解决了右派摘帽的问题，没能真正解决摘帽后落实政策的问题。他让中组部政策研究室以中组部的名义，起草了给中央的报告。

经中央批准，同年9月，五部门在北京再次开会，研究错划右派改正问题，并以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国家公安部和国家民政部的名义，拟定了一份《贯彻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方案明确了对摘帽人员的安置使用，规定“在提职、提级、调资、奖励、授予职称等问题上与其他职工一样对待”，强调对凡是被错划为右派的人，一律改正。

中央于1978年9月17日以第55号文件批转下发了这个方案。文件规定：“凡不应划右派而被错划了的，应实事求是地予以改正”；“经批准改正的人，恢复政治名誉，由改正单位负责分配适当工作，恢复原来的工资待遇”；“原是共产党员，没有发现新的重大问题的人，应予恢复党籍；原是共青团员，应予撤销开除团籍的处分”。

随后，五部门“复查改正右派分子办公室”分五批给全部右派分子摘了帽子。许多人热泪盈眶，有的甚至高呼“共产党万岁！”在胡耀邦的关心和推动下，1980年8月16日，被错划为右派的著名六教授曾昭伦、费孝通、黄药眠、陶大镛、钱伟长、吴景超得到了改正。

右派的改正，大案要案的平反，“文革”中受迫害者名誉的恢复，像一串串不及掩耳的春雷，震开了人们闭锁多年的思想；像一泓清凉甘美的泉水，滋润了人们干涸多年的心田；像一条奔腾不息的江河，激起了人们为四化建设奋斗的热潮。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胡耀邦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高度评价，“他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纠，推动党的组织路线拨乱反正，组织和领导了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的大量工作，使大批受到迫害的老同志重新走上领导岗位，使大批蒙受冤屈和迫害的干部、知识分子和普通群众得到平反昭雪。”

来源：党史博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