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宝祥：胡耀邦对中国社会主义的宏观思考——纪念胡耀邦同志诞辰110周年

中国于1952年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轻率终止新民主主义，匆忙地向社会主义过渡。

1956年，我国基本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从此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迄今已七十年了。

我们是在对社会主义缺乏思想和理论准备的情况下，走向社会主义的，办法就是照搬苏联模式。以后，又在苏联模式框架下，搞自己的“创造”：人民公社，大跃进，阶级斗争为纲，直至“文化大革命”。在原来的社会主义模式下，取得很大成就，但发展每况愈下，最终造成国民经济频临崩溃，普遍贫穷，天下大乱的严峻局面，已经难以为继。

在这七十年的社会主义实践中，人们不断思考，但情况各异。有在偏路上越走越远者，有僵化固守者，也有大彻大悟者。

对中国社会主义问题达到大彻大悟的人，他们敢于面对错误和挫折，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从有利于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出发，突破传统观念，思考中国社会主义的问题。这样的人，领导层有，基层也有，胡耀邦同志无疑是其中最杰出的一位。

胡耀邦作为一位高级领导干部，是坚决贯彻党的政治路线的，包括过渡时期总路线，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他坚信这种社会主义制度有优越性。据本人看到的材料，胡耀邦1958年4月18日在江苏南通，4月23日在天津，对青年讲话，宣讲多快好省的“总路线”，“大跃进”，首先讲“大有希望”，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他深信在这种社会主义模式下，能够快速发展社会生产力，改善人民的生活。

胡耀邦经常深入基层，思想又比较敏锐，又善于理论思维。他很快就发现了社会主义实践中的问题。1959年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他只是简单表态，没有附和那种批判。胡耀邦又在湖南和陕西工作，亲眼看到了农村的贫困落后状况，也遇到了尖锐的矛盾，使他能深入地了解问题之所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灾难，必然引起他更多更深入的思考。

到1969年，胡耀邦终于对中国的社会主义作出了重要的判断。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在担任中央领导职务后，胡耀邦对中国社会主义的探索思考，进入了新的境界。以下略作叙论。

一，提出中国不能采用苏联社会主义模式，要走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这里首先介绍胡耀邦的一篇论文和给毛泽东的一封信。

经过多年的调查、探索和研究，胡耀邦对中国社会主义问题有了自己的独特看法。1969年初，他撰写了《怎样更有效的实现大跃进？》的论文（六千多字）。这篇论文的副题是：“对主席一个伟大思想的一些体会和想法”。1969年3月5日，胡耀邦以此文为基础，给毛泽东写了一封长信。1969年3月8日晚上，又对论文“按送主席的手写稿改正”。

《怎样更有效的实现大跃进？》文章打印稿首尾页

 

《怎样更有效的实现大跃进？》，这篇论文是胡耀邦研究中国社会主义的成果，集中反映了他在那个历史节点上，对中国社会主义的观点和主张。

耀邦同志借如何落实毛泽东讲的“大跃进”之题，阐述自己关于中国社会主义的基本思路。

耀邦同志在给毛泽东的信开头说：“两年多来，数十次也许是百多次要提起笔来给你写封信”。这说明，耀邦同志对这封信要表达的思想观点，是两年多来反复思考、深思熟虑的结果。

胡耀邦写给毛泽东的信，录自胡德平著

《中国为什么要改革》第13页

 

这篇文章和这封信，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写的，问题的提法和用语，都有明显的历史烙印。我们要看其实质，看文章表达的基本思想。

耀邦同志在信中向毛泽东提出了二个重大的问题：

一是不同意阶级斗争为纲。

他在信开头就说：“对主席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反复教导，仍然一直顽固的不理解”。“顽固的不理解”，就是坚决不同意阶级斗争为纲，当然包括阶级斗争为纲走到极端的“文化大革命”。在“文化大革命”正处在高潮的“九大”前夕提出这个问题，要有多大的勇气，又是冒多大的风险！

否定“阶级斗争为纲”，实际表达的，是要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

二是否定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

这是这封信表达的最重要的观点。

耀邦同志从农业切入，评析了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他说：斯大林领导苏联人民实现了“两次工业大跃进”，但是，苏联“农民负担过重”，“农业停滞不前”。他着重指出，苏联是“单纯的农业”，不可能几倍、十几倍地快速增长。结论是：“斯大林还是没有很好地解决实现社会主义经济全面大跃进的原理”。

信中说，按照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设想，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城乡差别、工农差别会逐渐消失。斯大林提出了消灭这种差别的具体道路：“是把集体农民逐步变成全民所有制的农业工人”。用“产品交换”使农村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从集体所有制逐步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的具体形式。

纯而又纯的公有制，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实行“产品交换”，排除商品经济。这些，正是苏联模式的主要之点。

耀邦同志说：“我怎么也想不通，斯大林的道路和形式有实在的可能性”。这是对苏联模式的明确否定。

信中列举1958年大跃进时，“全民炼钢铁，队队办工厂，社社造机器”等现象，造成严重破坏的教训。随即指出，“一些同志没有认真总结一套适合我国客观情况的具体方针、政策和办法，去改进它，完善它，继续前进，而是完全缩回到或者基本上缩回到斯大林时代的计划经济的老框框中去，这是很可悲的”。

在这里，耀邦同志的话说得很委婉，但又不失尖锐。“完全缩回到或者基本上缩回到斯大林时代的计划经济的老框框中去”，这决不只是下面“一些同志”的事，而是宏观决策，但耀邦同志没有像彭德怀的信那样，直指决策者。耀邦同志又尖锐指出：“完全缩回到或者基本上缩回到斯大林时代的计划经济的老框框中去”，即照搬苏联模式（加上自己的“创造”），后果“是很可悲的”。“大跃进”造成的大破坏，大饥荒饿死数以千万计的人，还不可悲吗！

实际上，这是耀邦同志对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总结。

在这封信中，耀邦同志提出：要跳出“斯大林时代的计划经济的老框框”，即抛弃苏联模式，认真总结一套适合我国客观情况的具体方针、政策和办法。

在“文革”高潮时，耀邦同志敢于对毛泽东直言“顽固的不理解”他提出的“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敢于否定中国的社会主义模式，认识是如此深刻，态度是如此坚定。这在高层领导中，是迄今仅见。

胡耀邦1969年1月的文章和3月给毛泽东的信表明，他已经形成了建设中国社会主义的基本思路。

耀邦同志对中国社会主义的思考，中心是探讨如何加快发展社会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其要点：

一是要抛弃苏联社会主义模式；

二是反对阶级斗争为纲；

三是要认真总结一套适合我国客观情况的社会主义道路；

四是要特别重视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

这里需要强调一下，耀邦同志重视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关注农民生存状态的改善，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作出了突出贡献。这是耀邦同志社会主义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也是经济落后的农业国实践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

以上所述，是耀邦同志对中国社会主义的飞跃性认识。耀邦同志以后对中国社会主义的探索，没有离开这个基本思路，而是这个基本思路的延续、展开和深化。

耀邦同志对这封信抱有很大的期望。在我们理论动态组，我就两次听到他讲这封信。他说，这封信发出以后，如石沉大海，从此，他对老人家就失望了。

二，耀邦同志的“三条治国建议”是中国社会主义基本思路的体现

1976年10月6日，在华国锋主持下，叶剑英、汪东兴参加，对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采取断然措施，粉碎了这个“四人帮”。粉碎“四人帮”，推倒了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历史前进的大障碍。在这样的新形势下，如何治理国家，是迫切需要解决的大问题。叶剑英问计胡耀邦。1976年10月10日，胡耀邦向叶剑英和党中央提出三条治国建议。胡耀邦说，大乱之后，面临中兴；中兴伟业，人心为上。

“当前有三大事特别重要：

一，停止批邓，人心大顺；

二，冤狱一理，人心大喜；

三，生产狠狠抓，人心乐开花。”

他说：“这三句话，我是用心想了一天一晚的。”

胡耀邦手书的三条治国建议

 

下面对这三条建议略作解读。

“批邓”，全称是“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文化大革命”中最后一个政治运动。

“文化大革命”开始，是打倒“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邓小平被定为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由于周恩来总理病重。1975年1月，毛泽东重新起用邓小平，让他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主持中央工作。邓小平将毛泽东“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等三项指示，概括为“三项指示为纲”，巧妙地取代了“阶级斗争为纲”，进行各方面的整顿，实际是纠正“文革”的错误，很快显见成效，得到全党全国人民的赞赏和支持，毛泽东却不能容忍，于1975年底发动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再次打倒邓小平。

“批邓”，就是维护“文革”那一套，很不得人心。

“停止批邓”，让邓小平出来工作。这是粉碎“四人帮”以后，全党全国最强烈的的政治要求。

胡耀邦深知党心民心，把“停止批邓”作为第一条治国建议提出。

第二条建议是平反“冤狱”，后来的规范说法是：平反冤假错案。

平反冤假错案，是纠正“文革”错误，消除“文革”恶果，恢复社会正常秩序，调动人们积极性的关键。耀邦同志把这一条作为治国的第二条建议提出。

“生产狠狠抓”。这更是全党全社会的强烈愿望。“文化大革命”严重打乱了生产秩序，特别是批判“唯生产力论”，形成抓生产有错甚至有罪的荒唐逻辑。“文化大革命”后期，国民经济濒临崩溃，人民普遍贫穷，不得温饱。“生产狠狠抓”，是人民的迫切需要，更是社会主义本质的要求。

这三条治国建议，其实质就是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阶级斗争为纲，就是要求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

这三条治国建议，就是历史转折的主要内容。

这三条治国建议，抓住了治国的关键。从基本思想看，这三条治国建议与上述“基本思路”是内在联系的，是胡耀邦中国社会主义基本思路在特定历史时段的体现。

三，拨乱反正，扭转乾坤

1966年5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第一个小标题就是：文化大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阶段”。

实际情况是，“文化大革命”远远偏离了社会主义的轨道。

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实质上就是扭转中国社会发展的方向，使中国社会主义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用耀邦同志的语言，就是“拨乱反正，扭转乾坤”，把整个国家、民族的车轮重新扭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

毛泽东以后，又粉碎了“四人帮”，消除了搬掉了历史发展的最大障碍，但要使中国社会主义真正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并非易事，经历了艰难的过程。

一是发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推倒了“两个凡是”。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社论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两个凡是”严重地禁锢了人们的思想。历时三年多的这场大讨论，推倒了“两个凡是”，有力促进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解放，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和改革开放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二是以“我不下油锅，谁下油锅”的大无畏精神，平反冤假错案。“文化大革命”中罗织罪名整人，酿成大量冤假错案，从最高领导人到各级干部，并遍及人民群众和各方面人士，连同“文革”前造成的冤案，涉及的干部和知识分子有三百多万，群众有上亿。这是社会最大的不合理现象，也是社会紧张和不安定的主要因素。平反了冤假错案，才能全社会团结一心建设社会主义。

三是大力清理“左”的思想。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中国的社会主义航船就向“左”倾斜，而且越来越“左”，发展到极“左”，几乎葬送了社会主义。“左”的一个特点是打着反右的旗号，反右倾，反右派，反形左实右，直至反极右。“文革”结束后，揭批“四人帮”，还是反“四人帮”的所谓极右。拨乱反正，其实质，就是拨“左”造成的乱。由于“反极右”是当时的基调，一些领导人（包括胡耀邦）虽早就认定过去的错误是“左”，也不便说话，广大干部和群众则有一个醒悟的过程。在1980年12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同志指出：开国以来经济建设方面的主要错误是“左”的错误。陈云同志的意见得到与会者的广泛支持，成为共识。胡耀邦抓住这一契机，因势利导，为《人民日报》撰写《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清理“左”的思想》的社论。1981年3月10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发表这篇社论。这篇由胡耀邦指导撰写并修改审定的社论指出：“左”的思想和错误，不只是突出地表现在经济工作方面，而且表现在各条战线的工作中，因而是全局性的问题。社论进一步指出：中国革命主要是在克服了“左”的错误后才取得了胜利。我们的四个现代化建设，也只有在认真清理了“左”的错误后，才能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提出并推进反“左”，是反对“两个凡是”的必然逻辑。

新华社全文转发了这篇社论，全国各地的报纸都在头版头条位置转载，这真可以说是大声疾呼了。

从此，在全国范围广泛反“左”，反“左”成为基调，拨正了中国社会主义航船的方向。

四，制定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目标和蓝图

1982年9月，召开了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是在指导思想上完成了拨乱反正任务，各条战线都取得了重大胜利，动员全党全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大会，意义重大。

邓小平在十二大的开幕词中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是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人们会发现，邓小平的基本结论与胡耀邦的基本思路，二者竟是惊人的一致。

胡耀邦在“十二大”的报告，提出并阐明了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宏伟目标和蓝图。

十二大报告说，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各项任务中，首要的任务是把经济建设推向前进。报告提出，从1981年到二十世纪末，力争使全国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建设社会主义首先要致力于发展生产力，这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基本观点，也是中国社会主义现实的迫切需要。耀邦同志一贯坚持这个基本观点。

耀邦同志阐明，通观全局，实现上述目标，最重要的是要解决好农业问题，只要农业上去了，其他问题就比较好办了。

胡耀邦大力支持和推进农村改革，普遍建立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导致人民公社的解体，解放了生产力，解放了农民；耀邦同志在强调抓紧粮食生产的同时，强调要大力搞多种经营，他提倡农村办工业，发展商品经济，从而促进了农业的恢复和发展，使整个国民经济局面改观。

耀邦同志重视农业，用全新的思路推进农业和农村的改革发展。这是他剖析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弊端，深刻分析中国的特点后得到的认识，这也是胡耀邦社会主义思想的一个独特的重要内容。

十二大报告提出，要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民主、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

高度民主，是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马克思和和恩格斯是重视民主的。他们将巴黎公社概括为“社会共和国”，以后他们又提出，将民主共和国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形式。但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国家就“自行消亡”了，就不存在作为国家制度的民主。在他们的著作中，有“社会主义社会”的概念，没有“社会主义国家”的概念，也没有“社会主义民主”的概念。

将高度民主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是现实的迫切需要，在社会主义理论上，是突破和创造。

“高度文明”的提出，在很大程度上是总结十年“文革”的成果。

耀邦同志提出，社会主义要建设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他对精神文明作了精辟的阐述，是对社会主义理论的新贡献。

1986年9月，党的十二届六中全通过了关于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这个由耀邦同志主持起草的决议指出：在人类历史上，形成民主和自由、平等、博爱的观念，是人类精神的一次大解放，应当批判地继承。这个论断，充实了精神文明的内涵，扩展了人们对社会主义的理解。

十二大报告，是胡耀邦社会主义思想的全面展开，也是集中体现。

五，提出并推进全面改革

耀邦同志在“九大”前夕写给毛泽东的那封信表明，他深知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弊端，深感照搬苏联模式的“可悲”，蕴含着全面改革的思想。

十二大制定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目标，但在原来的模式和体制下，无法实现这个宏伟目标。

胡耀邦在十二大以后，适时提出并推进全面改革。

1983年1月20日，耀邦同志在全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发表《四化建设和改革问题》的长篇讲话，。

胡耀邦全面改革的讲话稿，已收编进《胡耀邦文选》

 

在这个重要讲话中，耀邦同志郑重地把全面改革的问题摆到全党面前。

耀邦同志说：“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大大发展社会生产力，就必须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改革相配合。”

耀邦同志阐明了改革的总方针：“从实际出发，全面而系统地改，有领导有步骤地改”。这就是全面改革。

耀邦同志进一步指出：全面而系统地改，就是一切战线，一切地区，一切部门，一切单位，都有改革的任务。

耀邦同志提出：共产党员必须具有勇于改革的思想。

这是一篇动员全面改革的讲话。

在耀邦同志主持下，冲破阻力，排除干扰，党中央先后作出经济体制改革、教育体制改革、科技体制改革的决定，全面改革的局面逐步打开。

特别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肯定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在当时的情况下，还不得不加上“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几个字）。这是全新的论断，说了与老祖宗不同的话，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33页）。既然是商品经济，就要求改变纯而又纯的公有制，发展多种所有制，就不能搞那种统得很死的计划经济。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的论断，是对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有力冲击。邓小平说，这个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是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这个评价不过分。

全面改革与对外开放是密切联系的。

1979年初，耀邦同志就到深圳、珠海考察，同当地领导干部酝酿在一些地区实行特殊政策，即后来的经济特区。1983年春节前夕，耀邦同志到深圳视察，批驳了对特区的各种指责，指出特区是个新生事物，鼓励特区要新事新办，特事特办。

耀邦同志阐明，建设现代化，要以天下之长，补一国之短，积极发展对外经济关系。他提出：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利用两种资源——国内资源和国外资源，要打开两个市场——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要学会两套本领——组织国内建设的本领和发展对外经济关系的本领。这就解决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重要战略问题

胡耀邦为深圳特区题词，1984年5月23日

 

六，倡导并推进对社会主义的科学研究

1977年初，在中央党校复校时，耀邦同志就提出，要把科学社会主义作为中央党校的一门基本课程。在设计中央党校的教研机构时，新设了科学社会主义教研室。

耀邦同志对中央党校的老师们提出： “要引导大家思考、讨论、研究、解答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问题，尽可能地通过讨论研究，解答一些解放以来特别是所有制改造以后的重大的实际问题。”（《胡耀邦文选》第79页）耀邦同志特别提出，社会主义时期的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的关系，上层建筑包括些什么？社会主义时期的商品生产，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货币、银行、市场，要大胆地讨论清楚，给以理论上的回答。

在中央党校开设社会主义课程，研究社会主义，必然影响和带动全党。

我们是在对社会主义“不甚了了”的情况下实践社会主义的。但长期以来，没有自觉地学习和研究社会主义。

中央党校自建立以来，特别是进入社会主义时期以来，一直没有开设社会主义课程。中央高级党校有一个马列主义基础课程，主要学联共党史，实际上是讲苏联模式那一套。

在中央党校开设社会主义课程，倡导系统学习和研究社会主义问题，这在中央党校的历史上，乃至建国以来党的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创举，意义深远。

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是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探索过程。

耀邦同志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问题。“文革”后，1977年初复出任中央党校副校长，到1987年离开总书记岗位，是他致力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的十年。这十年，耀邦同志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富有成果，也显现出明显的特点。

一是坚持“人心为上”。这是耀邦同志独特的语言。耀邦同志在粉碎“四人帮”后向党中央提出的三条治国建议，每一条都落到人心。人心为上，就是从一切从人民的利益、愿望和要求出发，也就是以人为本。耀邦同志在十二大报告中总结过去六年取得的历史性胜利时说，人民要求拨乱反正，要求安定团结，要求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提高。党正是集中了人民的意志，制定了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社会主义就是以人为本的社会。

二是理论紧密结合实际。

耀邦同志经常深入实际，接触群众。他曾对我们说，要研究实际。他自己就是这样做的。他提倡写文章要从地上到天上，不要从天上到天上。这些，都体现在他对中国社会主义的探索上。他提出的有关中国社会主义的观点和主张，都是认真研究了中国的实际以后概括提炼出来的。耀邦同志的社会主义理论，来自实际，又不是坐而论道，而是同实践紧密结合，直接指导实践。

三是非凡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

耀邦同志在平反冤案时说，我不下油锅，谁下油锅！显示了他非凡的气魄。对于理论研究，他欣赏这个话：科学入口处，好比地狱入口处。他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问题时，就表现出这种气概。“文化大革命”中，正值全面夺权之际，他却敢于向毛泽东写信说，自己对“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仍然“顽固地不理解”，表达了不同意见。有人指责商品经济是资本主义，耀邦同志坚持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决议中，写上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的论断。

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他们对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些论断、主张，是逻辑推理，是预测，是设想，难免历史的局限。

我们是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中探索。耀邦同志致力探索中国社会主义，作出了重大贡献。他的不少思想和理论观点，是超前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实践中。我们应遵循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敢于探索，敢于创新，鼓励探索，鼓励创新，奋力前行。

 

                                        2025年9月16日初稿

                                       2025年9月26日修改

                                       2025年10月20日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