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江：昆仑千仞仰高风，张黎群怎样走向撰写《胡耀邦传》之路

今年是胡耀邦诞辰110周年，也是经中央党史和文献部门审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第三卷本《胡耀邦》出版十周年。

十年来，这部胡耀邦传发行广泛。到目前仍是受读者欢迎和信赖的版本。它为今后胡耀邦传新版本提供了基础。

这部人物传记的署名为：张黎群、张定、严如平、唐非、李公天主编，唐非、严如平执笔撰写。全书的写作和修改超过15年。这5位撰著者，本文作者都认识，都做过专题访问，有的做过多次。

传记署名中名列第一主编的张黎群辞世于2003年，是在《胡耀邦》3卷本出全前12年，他甚至没有看到2005年《胡耀邦传》第一卷的出版。为什么还将他推作传记写作群体的第一人？

上述5人中，笔者最熟悉的就是张黎群，曾和他相邻而居，交谈最多，知道将张黎群列名在前，是众望所归。他是人民版首版《胡耀邦传》撰写团队的奠基者和组织者，是灵魂。

他在红军时代参加革命，奔赴延安，几年后调回四川从事地下工作，后到重庆红岩村中共南方局做青年工作。新中国成立之初担任《中国青年报》总编辑、社长，受胡耀邦领导。1957年后经历一番坎坷，受批判、被打倒、遭监禁。改革开放后任浙江大学党委第二书记、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少年研究所所长、中纪委教育室主任等职。

他和老首长胡耀邦相知一生，是人世间友谊故事中一个动人篇章。

 

1.锦衣玉食富家后代是旧制度维护者吗

张黎群（1918—2003），原名黎储力，出生在四川盆地西部蒲江县农村一个大地主家庭。三开间大门内是深宅大院，女佣男工。主人有良田多顷，过着衣食丰足的日子。

张黎群5岁时被牵入家塾，拜师发蒙，四书五经烂熟于胸。长大后送到成都读小学、中学。按这个教育模式走下去，上大学、出国留学、找个好前景，至少衣食无忧，他会选择什么样的社会制度生活于其间呢？

人生没有等式。

后来张黎群回忆，他从小受教育“耕读传家”，善待世人。他的家庭和周围农民平处平安。没有走出家门之前，他以为世界上没有赤贫之人。

10岁那年，他坐着滑竿离开家，到成都父亲身边去上学，一走出闭塞的乡下，立刻看到了满眼的不平等现象——看到了一群乞讨的人。他自己一日三餐，白米饭，有肉吃，眼前却是衣不遮体、蓬头垢面的儿童少年，眼巴巴地等着残羹剩饭。

一个大约和张黎群差不多年龄的女孩走近，说，小少爷，我妈妈两天没有吃东西了，你行行好！

张黎群把口袋里的铜钱全都掏出来，放到女孩手里。

再有一个接一个乞讨孩子上前来，张黎群的口袋里已经空空如也。

张黎群看到了贫穷也产生了疑问：“我是什么人”？和乞讨者何以不同？能不能让乞讨人都吃上饱饭？

在成都读书的日子里，张黎群开始质疑自己的富家出身，他希望“平天下”，决心为消除天下人的贫穷而努力。在这个前提下，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1931年发生的日军侵华“九一八事变”，更加激发他的斗志。1936年，他加入中共外围组织“青年救国会”。

“文革”之后笔者问过他，当年想过科学救国、实业救国吗？就一门心思去延安了？

他对笔者说，那时他和朋友们太急切了，日寇进逼，亡国在即。觉得科学救国、实业救国来不及了。只有投身革命，通过暴力革命，快速推翻旧制度，然后搞科学、办实业。

言至此没有说下去。1957年以后他吃了很多苦，文革中更是饱尝了“暴力革命”的味道。

 

2．奔赴延安，张黎群听说抗大有个胡耀邦

1937年初春，张黎群和5位差不多同龄的青年学生一起，持段君毅的介绍信奔赴延安。

这6个人清一色地主资本家家庭出身，如果沿着父兄的路走下去，大概率可以度过宽裕的一生。但是他们放弃了，他们要抗日、投身革命、均贫富于天下，奔向延安是奔向理想。

此例表明，家庭出身和一个人的未来道路不是一回事。人生的丰富性才是这个世界多彩多姿的坚实基础。

19岁的张黎群进入陕北公学，与来自四川的同乡田家英成为同学，田家英后来长期担任毛泽东的秘书。

和张黎群一起到延安的杨华村、刘家言、廖仁等人进了抗大。这些青年人对经过长征的“老红军”颇有神秘感。张黎群常听他们说起，抗大有个胡耀邦，老红军，走过长征，年龄不大，讲起课来滔滔不绝，还能引经据典，喜欢和来延安的学生青年聊天。

听到这些，张黎群想去抗大找胡耀邦聊一聊。没有想到，他们的后半生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从马列学院学习后，张黎群回四川从事地下工作，1940年后任川康特委组织部长、夹江县委书记等职。1942年到重庆，在周恩来领导的南方局工作。解放战争中他进入苏北、山东战场办报，济南解放后任共青团市委书记。1950年调团中央，1951年4月参加创办《中国青年报》，任总编辑（后任社长）、团中央办公厅副主任。

1952年8月，胡耀邦从川北来到北京，担任团中央第一书记，和张黎群一见如故。一样的火热心肠，坦诚正直，人世间一段肝胆相照的故事由此展开。

 

3.1957年，胡耀邦帮助他躲过一劫

团中央宣传部的负责人们，每周到胡耀邦办公室参加例会，一起讨论和研究。张黎群说，胡耀邦是“内行领导办报”，“我对这位近在咫尺的‘同行’，尊之如师，亲之如友。我认为他是一位（身为）政治家的新闻学家，（身为）新闻学家的政治家。我处处留心，万分认真地向他学习办报之道。”

《中国青年报》迅速成为国内具有重大影响的报纸，涌现了一批优秀记者和编辑。他们力图履行新闻的社会监督之职，与总编辑张黎群的领导和鼓励是分不开的。

张黎群的性格豪爽奔放，嫉恶如仇，对社会丑恶现象勇于批评，他在1957年5月16日的北京新闻工作者座谈会上第一个发言，谈到报纸对谁负责，报纸工作者如何实现媒体责任的问题，认为：“现在的报纸实际上担任了布告牌、留声机、翻版书和惹是生非的责任，使得新闻工作者的从属性很大，没法儿独立思考。”

他主张：“报纸的新闻应该抢先。”“其实新闻质量高低，首先表现在时间上。”

第二天的《人民日报》1版刊登了张黎群的发言摘要。

半个月后“反击右派”浪潮卷起，张黎群置身于非常险恶的境地。3个月后，中国青年报划出17个“右派”，包括两位副总编辑陈模和钟沛璋，眼看不能止步，下一个该轮到总编辑张黎群了。

这时，在欧洲和苏联访问近两个月后，胡耀邦于1957年9月取道新疆回北京，在乌鲁木齐打电话回北京，听说团中央“反右”的“成绩”，失声而道：“损失惨重啊！”

胡耀邦在电话中说：“你们把那么多笔杆子打成右派，你们还编书编报吗？停下来，停下来。不要再抓下去了，我回北京再说!”

张黎群危在旦夕。有两个人伸出援救之手，在危难时刻救助张黎群。

一个是他在延安时代的好友，时任毛泽东的主要秘书之一、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田家英。看到《人民日报》刊出张黎群在首都第一次新闻工作座谈会上的片段讲话，深知内情的田家英知道不好，给张黎群打来电话：“老兄，你把关于办青年报的意见，统统送来一份。”

过了几天，田家英又打电话对张黎群说：“你认真检查办报思想。我向小平同志一再解释：张黎群决不可能反党，决不会是右派。”

田家英深得毛泽东信任，协助领袖处理大量日常事务，在中央决策层人所共知。田家英站出来向邓小平说话，分量不轻。

胡耀邦也伸出了援助之手。他从新疆回到北京，赶往邓小平处，向老上级陈明情况说，张黎群不会是右派，他不可能反党。

邓小平问胡耀邦，怎么看张黎群在新闻座谈会上的讲话？

胡耀邦说：“有些话是过头一些，那是张黎群的性格。他一时糊涂，说了俏皮话。”

听了田家英、胡耀邦两个人的话，邓小平表态说，既然如此，要认真检查，但是总编辑不能当了。

张黎群逃过“右派”一劫，但受到严厉处分，离开中国青年报，贬任陕西米脂县委副书记。

 

4、胡耀邦关心逆境中的张黎群

在陕北两年以后的1960年，张黎群回到北京，在中央工业部任职。他来到胡耀邦家中看望，胡耀邦问他：“你当七品芝麻官的收获是什么？”

张黎群应声而道：“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白薯。”

胡耀邦闻言大笑。

张黎群参加了1961年初的“七千人大会”，会后到四川成都任西南局办公厅副主任。这时强调调查研究之风上扬，张黎群在《重庆日报》和《成都晚报》上开辟“巴山漫话”和“夜谈”专栏，写了20来篇短文。

“文革”随即爆发，张黎群被污为“西南三家村”骨干，遭受了野蛮迫害，曾关押在三国时庞统中箭的德阳县白马关庞统庙，长期“劳动改造”。张黎群专案组专人前往河南潢川团中央“五七干校”找胡耀邦外调，要从他那里弄出加罪张黎群的材料。

外调人员对胡耀邦说：“张黎群窃踞《中国青年报》总编辑位置八年之久，形成一条修正主义办报路线，你应该向我们揭发他这些反党罪行！”

胡耀邦回答：“他还没有资格犯修正主义路线的错误。因为他只是团中央眼皮底下一个直属部门的负责人。如果说《中国青年报》那时候有过这样的错误，那么这个责任应该由我来承担，因为我是团中央的第一书记。”

胡耀邦说话掷地有声，办案的人心里不痛快，回去以后提审张黎群，指着鼻子叫骂：“‘胡黑邦’真是顽固透顶！他自己都泥菩萨过河了，还大包大揽地死保你哩！”

置身灾难深处的张黎群听到这番话，心里一阵激动。

 

5．胡耀邦鼓励张黎群办大企业、办大学

张黎群于1972年起逐渐恢复自由，要去领导企业。他立即和胡耀邦建立了通信联系，往来信件多为相互鼓励。

赋闲中的胡耀邦当年6月18日给张黎群写信：“我很高兴看到你‘毅然承担’那个使人们感到惊奇的工作，尤其高兴的是看到你准备要‘争取办成大庆式的企业再走’。我们这些人要见马克思的日子并不长了，为了给人民做点好事，何必斤斤计较。做什么才带劲呢？斤斤计较做得好上加好，才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所在呵！”

1972年8月26日，胡耀邦又致信张黎群：“什么时候，我们切实搞调查研究，坚持实事求是，严格进行科学分析，事情就办得好一点，也经得起历史的检验；什么时候主观地、唯心地、盲目地跟着别人乱叫乱喊，不管对人对事，一定要出乱子，一定要遭受历史的惩罚。”

“文革”结束后的1977年11月，张黎群到中组部接受新任务。中组部部长胡耀邦对张黎群说，现在有浙江大学和北京工业大学需要党委书记，你任选一所。

还不待张黎群选择，胡耀邦就为他选好了，去浙江大学担任党委第二书记。这时，浙江大学归属中国科学院领导系统，胡耀邦要张黎群立即去找中科院负责人胡克实和李昌，落实接手工作。

后来浙江大学归属教育部领导后，张黎群回到北京，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少年研究所所长、中纪委教育室主任等职。在北京的日子里，张黎群时常去看望胡耀邦，有很多交谈。

 

6.《怀念耀邦》专辑和胡耀邦传记主要组织者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逝世。张黎群闻讯赶到胡耀邦家中悼念，见到了进门不久的胡启立。他们谈起胡耀邦无限感慨。

胡启立向张黎群提议，约请耀邦的老战友和老部下，对耀邦的事业、人格品质，以及他的言谈笑貌，写回忆文章，以备为将来撰写传记积累第一手资料，使胡耀邦的精神财富得到继承和弘扬。

张黎群承担这个责任，找到曾在团中央任职的张定、李公天、严如平，在当年夏天开始编撰《怀念耀邦》纪念文集。到1990年胡耀邦逝世一周年时，征集到19篇文稿。这些文章，是胡耀邦传记的滥觞之源。

到21世纪即将来临的时候，他们编辑了4卷本，有100多篇文章、共一百多万字的《怀念耀邦》，为撰写胡耀邦传奠定了基础。

这时，张黎群提议，在《怀念耀邦》文集基础上，继续向前一步，写出胡耀邦传记。这将是我们对耀邦的最好纪念。

张黎群说，我们4个人都在耀邦直接领导下工作过，对耀邦有亲身感受，有生活实际，我们能够写出我们眼中的胡耀邦，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他说，我们4个人加起来超过300岁了，平均年龄75岁，孔夫子说‘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我们在晚年就把写耀邦的传记作为事业吧。我们4个书生现在就干，我们的努力会为将来历史学家撰写专著打好基础。

随后，这个撰写队伍增加了曾任《中国青年报》副总编辑的唐非。

没有经费支持，每月工资就是经费。他们走访胡耀邦的老战友、老部下，数次到河北、江西、湖南等地访问调查。还用信函、电报、电话广泛征求史料。胡耀邦夫人李昭给与大力支持，他们可以随时走进会计司胡同胡耀邦的家，了解和查阅材料，和一些老战友共同回忆情况和细节。

他们骑自行车、挤公交车，到图书馆、资料室、档案室，查找和抄录耀邦的讲话、发言以及各种材料。他们都不会使用录音、录像、复印设备，都不会用电脑，因此使用手抄、复写方式，一字一字地起草文稿，总是看花了双眼。

张黎群曾对大家说：“写胡耀邦传记是什么样的课题？”

他自己回答，是研究进入20世纪的华夏大地上，从世纪初到80年代，一位伟大人物的成长和治国活动史。这个使命我们承担得起吗？困难是很大很多的，我们这几下子恐怕是不够用的。然而，我们担上肩了。虔诚的美好的善良的愿望，往往是志气和勇气的源泉。“我们蘸着‘求是’的墨水写传记，谓之不写则已，一写必真。”

传记起草始于1998年。张黎群主持设立传记框架，一篇篇地讨论修改，从篇章结构、史料运用、行文表述，都不断修改。根据商定，唐非执笔写童年到“文革“部分，严如平执笔写此后的部分。

张黎群是大家信任的定稿人。

2003年，近百万字的传记初稿差不多写出来了。但就在这时，85岁的张黎群因病辞世。他临终留言，希望由张定负责，团结战友们坚持下去，将胡耀邦传记修订好。

2005年胡耀邦90周年诞辰，《胡耀邦传》正式出版第一卷。那以后，几位作者不断地修订胡耀邦传记，但这支撰写队伍的人数逐渐减少：2009年，唐非逝世；2012年，张定逝世；2014年，李公天逝世。终于，作者之一的严如平在84岁时看到《胡耀邦》3卷本正式出版。

世界上流传着许许多多关于友谊的故事，或浓情或刚烈，或曲折或持久。信赖与执著总是天然地和友谊、信赖在一起，所谓天荒地老真情永在滴水穿石。胡耀邦诞辰百年之际出版了《胡耀邦》传记3卷本，在叙述胡耀邦历史的时候，也展现了这些撰著者和胡耀邦之间的云水襟怀。

对于胡耀邦这样的历史人物，有几个不同版本的传记不仅完全可能，也是完全应该的。未来的新版胡耀邦传，必定是在第一个版面的基础上得到发展和完善的。

 

       （2016年5月15日于北京初稿， 2024年8月4日修改

2025年10月再改，2025年11月9日于北京）

来源：钱江说当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