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宝祥：中央党校基本教材《邓小平理论基本问题》的编写

中央党校基本教材《邓小平理论基本问题》的编写

沈宝祥

中央党校于1977年复校后，在发展的历程中，有若干节点。

1982年后，主要由第一副校长蒋南翔推进，党校实行正规化办学。从此，党校有了固定的班次，有了学历，也有了寒暑假。中央党校的正规化办学，有力地推动了地方党校，特别是省级党校的发展。

郑必坚任常务副校长后，进行教学改革，以“三基本”为主要课程。这是中央党校发展的又一个节点。

所谓“三基本”，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问题”、“毛泽东思想基本问题”、“邓小平理论基本问题”。“三基本”中，又以“邓小平理论基本问题”为重点，当时的说法是：“重中之重”。

郑必坚对这个教学改革采取很慎重的态度。具体情况我不了解。但我在参与李瑞环《学哲学用哲学》一书的编辑工作时，李瑞环对我说，郑必坚两次打电话给他，征求他的意见，李表示支持（李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分管宣传思想）。

本人自始至终参与了《邓小平理论基本问题》的编写。整个过程比较长，凭我的日记，大致能回忆编写情况。

1998年3月23日上午：“参加中央党校教材编写委员会会议和‘邓小平理论基本问题’编写会议”。

3月31日下午：“考虑《邓小平理论基本问题》的指导原则，总要求和框架”。

4月1日上午：“参加教材编写委员会第二次会议”。

4月8日：“拟《邓小平理论基本问题》方案”。

为编写这本教材，郑必坚召开了多次会议。我记得，刚开始时，有一次会议参加者很多，我数了一下，有41人。

《邓小平理论基本问题》这样一本书，应当是怎样一个体系，没有现成的样本，要从中央党校的教学需要出发，来构建，是开创性的学术研究。为此，用了很多精力。

《邓小平理论基本问题》框架经多次设计

7月13日，17日，20日，郑必坚在主楼七层大会议室连续召开会议讨论《邓小平理论基本问题》的提纲。27日，28日，又在育员楼讨论。27日，讨论一天，直到晚上十点半，28日又讨论到晚上八点半。

经过反复讨论，有了一个大家认同的体系框架。

然后，就分头撰写文稿，反复讨论，修改，大约到1999年9月，有了一个比较成形的书稿。

1999年10月，将编成的初稿印出，作为“内部试用，征求意见”，发给学员，广泛听取学员意见。

《邓小平理论基本问题》初稿印出试用本，发给学员，征求意见

广泛听取意见后，由六个人对书稿作最后的修改。这六个人是：郑必坚、龚育之、杨春贵、李君如（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在此过程中，调任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忠杰（中央党校校委委员，科研部主任），沈宝祥。

《邓小平理论基本问题》初稿广泛听取意见

我们逐章逐节讨论，提出修改意见。连续讨论了多个半天。讨论后，六个人分工修改（郑必坚与李君如组合，由李执笔）。修改稿印出后，我们六个人又逐章逐节讨论一遍，提出一些修改意见。另组一个班子，由本人带领，再作修改。

我们这个班子共四个人，除我外，有三位较年轻的老师（赵长茂，侯少文，青连斌）。在18号楼给我们开了四个房间。12月24日，我们进入18号楼，到2000年1月6日，撤出18号楼。

本人除了修改文稿外，主要是通稿。所谓通稿，就是将文稿通读一遍，作必要的文字加工。

1月7日，我将文稿送印厂，改后付印。

印厂改出后，1月14日，杨春贵和龚育之召集我们开会，要求再作修改。我们先后在19号楼和崇学山庄作了一些修改。我的日记：1月28日，“将书稿交出版社”。

中央党校出版社于2001年出版。

“三基本”，“马基本”和“毛基本”的主编都是教授，“邓基本”的主编都是校领导，这大概也是体现“重中之重”吧。在“后记”中写了一句：“沈宝祥同志协助主编做了大量的修改统稿工作”。

这就是《邓小平理论基本问题》这本教材形成的大体过程。

《邓小平理论基本问题》，在编写过程中，有多位教授参与，确是集思广益的成果。

《邓小平理论基本问题》，就其内容来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体系。

《邓小平理论基本问题》，也是省级党校和各级党校的主要教材。

2002年2月，《邓小平理论基本问题》，连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问题》、《毛泽东思想基本问题》，以“全国干部培训教材编审指导委员会组织编写”的名义，作为“全国干部学习读本”，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江泽民为出版的这套书写了“序言”。“序言”开头就说：“中央组织部组织有关部门编写的干部培训教材陆续出版了。这是推动广大干部深入学习、提高干部素质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很有意义”。

这样，这套书的编写就有了三个名义：“中央党校教材编审委员会”，“全国干部培训教材编审指导委员会”，“中央组织部”。

《邓小平理论基本问题》被作为“全国干部学习读本”，2002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邓小平理论基本问题》这本教材，当时发生了较大影响。

2023年10月22日初稿

2023年10月24日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