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湘宁 刘晓：冷战初期的国际科技交往 ——日内瓦和平利用原子能会议与中国

摘要：作为冷战初期首次国际大型核能会议，1955年日内瓦和平利用原子能会议让极端敏感的“核科技”主题突破了东西方阵营分界。本文根据会议记录、馆藏档案、传记文集、报纸杂志等原始文献，探究中国如何对接会议，充分利用这一国际核科技窗口，借以开启和发展原子能事业，从而揭示出中国现代科技史中的国际维度。研究发现，中国对于会议的态度经历了较大转向，尽管台湾问题是影响中方出席的关键障碍，但对于当年刚刚开启原子能事业的中国来说，核科技本身的特殊性、争取苏联全面的核援助、为集中力量进行核研究开创舆论环境等综合考量，又构成中国积极投身于会议的原因，体现出“一个中国”原则下参与国际学术交流的灵活性。会议前后中苏间就会议的密切沟通，成为中国走向国际科技对话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此次会议的研究还揭示出，即使在冷战初期中苏合作最密切的时期，中国也积极利用跨阵营的国际交流来发展先进科技，建立双边和多边的科技交往。

关键词：日内瓦和平利用原子能会议；核科技；国际科技交流；中苏关系

来自《中国科技史杂志》2023年第2期。

1955年8月8—20日，第一届和平利用原子能国际会议在瑞士日内瓦万国宫(Palaisdes Nations)举行(图1)。它是战后最早的大型国际核能会议，让当时敏感的“原子能”主题突破了冷战分界。曾以科学记者身份参会的英国科学史家克劳瑟(James G.Crowther)高度评价会议是“有史以来举行过的规模最大且意义最重大的一次科学会议，标志着受战争影响20年的科学状况发生变化—‘科学的战后时代终结’(the end of the post-ware poch in science)”。

图1 1955年第一届和平利用原子能国际会议现场

1955年，尽管东西方仍然对立，但萌生的许多新变量打开了一扇历史窗口:苏联不仅打破了美国对核武器的垄断，而且建造了世界上第一座核电站，开启了“原子为人民”的宣传攻势；赫鲁晓夫领导下的苏联重新调整了强硬的对外政策，推行有限缓和政策，并正式向社会主义阵营提供核援助；美国发起了“原子为和平”计划，启用以核合作代替核保密政策的新原子能法案，并与多国签署双边协议推进核工业的海外发展；英国、法国、加拿大等发达国家开始投入资源拓展原子能的应用前景。这一年也是中国原子能事业发展的开端，1955年1月，中共中央做出发展中国原子能事业的战略决策，并在苏联援助下快速推进核工业建设。随后，中国台湾在同年7月与美国签署《和平利用原子能合作协议》，试图在美国援助下发展原子能。在日内瓦会议之前、期间和之后，大陆和台湾都与会议进行了丰富互动，这种互动最终深刻影响了中国原子能事业的早期发展。

然而，在现有的研究中，除了当年的报道性文章和一些亲历者的评价外，罕有学者，包括国外学者，关注到中国的参与和会议对中国的影响。当然，国际学界对此次日内瓦会议的其他方面的研究比较丰富，主要资料类型有两种:一种是大量亲历者在会后1至3年内对会议过程及成果的总结，另一种是历史学家、国际政治学家在数十年后，从冷战史、外交史或国际关系史角度对会议的论述，鲜有从科技史视角切入的研究成果。瑞士学者吕谢尔(Fabian Lüscher)与美国学者克里格(John Krige)不约而同地指出，尽管科学中的国际关系一直是科学史和文化外交史上的一个话题，但围绕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国际网络构建与知识交流，尚未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在会议距今的70年中，核科学与核技术的世界发生了许多变化，但会议所开创的“和平利用原子能”国际网络仍在全球范围内持续普及，这一事实促使科技史学者重新评估会议的定位及影响。

本文将通过对会议记录、馆藏档案、传记文集、报纸杂志等原始资料的收集整理，探究中国是如何充分借助和平利用原子能这一国际核科技窗口，融入国际合作网络，以开启和发展国内原子能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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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初期国际核科技窗口的展开

1955年8月8—20日，第一届和平利用原子能国际会议在联合国驻欧洲总部的日内瓦万国宫召开。时值美国在日本投放原子弹10周年之际，而经过近20年的隔离，来自世界各地，尤其是冷战铁幕两边的美国和苏联的核科学家们重聚一堂，尝试超越对立、凝聚共识、探讨分歧，筹议原子能利用的“和平转向”。来自73个国家和8个联合国机构的1428位官方代表、1334名观察员和902名新闻媒体代表参会，其中不乏许多曾参与曼哈顿计划和苏联核计划的科学家与工程师、核领域诺贝尔物理学奖、化学奖、生理医学奖获得者，以及各国政府官员、情报机构的工作人员等。

会议主要活动由论文宣读研讨、展览会和原子能纪录片放映三部分组成。其中全体会议(plenary sessions)共8场，讨论了未来世界对能源的需求、原子能经济学、国际合作项目和科学教育等相对宏大的议题。技术分会(technical sessions)共52场，相关内容包括:反应堆和加速器的构造及其物理研究、相关工艺问题，铀矿及钍矿的勘察及开采，企业中的防辐射措施，放射性同位素的生产、处理及其在工业、农业、医疗、生物等领域及学科中的应用等。提交至大会的论文共1067篇，集合成会议论文集16卷，其中收录的高质量实验数据、模型等内容在核电、实验物理学、生物医学、工程学等领域影响广泛，至今仍被频繁引用。

联合国秘书长达格·哈马舍尔德(Dag Hammarskjöld)指出，虽然日内瓦会议是在科学基础上组织起来的，但是它将发生相当重大的效果—“不仅是科学方面，而且是经济、社会和政治方面的效果”。美国、苏联的领导人德怀特·艾森豪威尔(Dwight D.Eisenhower)与尼基塔·赫鲁晓夫(Nikita S.Khrushchev)全程跟进了此次科学会议的筹备。这种美苏双方领导人直接参与科学会议筹备的事件，在过去和此后的数十年中都十分罕见。日内瓦会议召开前一个月，美、苏、英、法四国在瑞士日内瓦举行了首脑峰会(Geneva Summit，1955)，共商战后和平、军备控制、东西方关系等问题。首脑峰会期间，作为1953年“原子为和平”(Atoms for Peace)计划的提出者和会议的倡议者，艾森豪威尔专程前往正在筹备的万国宫展览区，在专业人员指导下亲手操作了从橡树岭空运而来、刚刚在广场组装完毕的美国实验沸水反应堆，成为第一位操作核反应堆的国家元首(图2）。

图2 1955年7月20日，美国总统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后中)走在视察反应堆的途中

日内瓦国际和平利用原子能会议共召开四届，除1955年首届会议外，后三届分别召开于1958年、1964年和1971年。1970年代后，这些覆盖范围甚广的“日内瓦式”(Geneva-type)会议不再举办。原因很明显，四届会议的成功召开以及国际原子能机构的顺利运行，和平利用原子能国际交流网络已经完成构建并日益铺开，各国科学家们能够在更多场合(如各种小型会议、工作协调会议及专家小组会议等)进行日常的跨国学术交流，国际核活动走向常规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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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对会议的参与情况及态度演变

作为战后第一个跨阵营的国际科技会议，第一届和平利用原子能国际会议无论在科技层面还是政治层面，都为海峡两岸原子能事业的起步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机遇。然而在国际冷战的大背景下，由于中国大陆遭受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政治与外交上的封锁，科技交流与合作受到严重影响。会议筹备期间，苏联曾屡次强调联合国应邀请一切国家，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参会。然而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还未恢复，美、英两国政府不承认所谓非联合国成员国的“分裂国家”，并坚持邀请中国台湾出席，大陆方面未能收到会议的官方邀请。得知此事，一贯对中国持友好态度的法国左翼物理学家、时任世界科学工作者协会主席的弗雷德里克·约里奥-居里(Frédéric Joliot-Curie)1955年初致函联合国大会，成功说服了联合国同意世界科协的成员组织(包括中国科协)各派一位代表参加日内瓦会议。

在得知中国大陆可以派代表参加日内瓦会议后，中国科学院关于是否应该参加产生了激烈的辩论，有两种声音:一种认为联合国复函世界科协时提到“例外地允许世界科协各国组织可有一位代表出席日内瓦原子能会议，申请书应在七月二十日前送达联合国非政府组织部，这样的答复似含有分化世界科协的阴谋”，担心大陆代表会遇到中国台湾的参会代表，给美国以默认“两个中国”的借口，持这种意见的人主张中国大陆不出席会议，并向联合国大会提出抗议，声明“应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参加”。另一种意见则认为，此前约里奥致函联合国要求中国等国家或地区出席之目的，在于“表达和扩大和平阵营科学家对禁止使用原子武器、核子武器的主张”，因此提出了一种温和的出席方案，“如遇处境不利，可退席或拒不出席”。据统计，主张不去的意见占大多数，但中国科学院党组在两种声音中认为“根据目前国际局势的发展，既然世界科协通知报到，仍有争取参加会议的必要”，在人选上“初步考虑从钱三强、周培源、涂长望三人中选定一人”。后经中央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指示，派出世界科学工作者协会名誉秘书涂长望，以世界科协观察员的名义参会。中国台湾方面则派出以物理学家魏学仁为团长、6位科学家与工程师组成的代表团出席了大会。

《人民日报》对这次13天的日内瓦会议共刊载了30篇报道，其中有2篇刊登在第一版头条，其余大部分登于第4版海外专栏头条。作为一场科技会议，此次会议所受报道的规格之高实属罕见。中国大陆的参会者涂长望在日内瓦会议第5天抵达瑞士，《人民日报》在对此进行报道时，强调涂长望是作为世界科协观察员的身份出席，而非世界科协组织下属的中国代表。8月25日，《人民日报》报道了涂长望在会议闭幕时的公开谈话:

这次会议从科学的观点来看是有巨大的成就的。科学史证明，科学家之间进行密切的国际合作是科学进步的基础……希望这次会议能够打开科学家进行更加密切的国际合作的道路……(然而)作为一个中国科学工作者，我感到遗憾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科学家没有被邀请出席这次会议，在会议议程上也没有列入千百万普通人所要求的禁止原子武器的问题。

1955年末，涂长望在回国后发表的报告文章中感慨，此次日内瓦会议规模空前，“这次大会上所宣读的论文绝大部分在开会以前还是秘密的或绝密的……据一般估计，有关原子能和平利用各方面的研究结果，将近70%都公开了”。同时他详细地罗列了会议关于铀、钍矿藏、反应堆种类、放射性同位素应用、核电站建设、放射性遗传危害等问题的讨论—这些科技内容是首次被系统地介绍给中国读者。

从内部层面对日内瓦会议的怀疑和抵制，到公开层面的广泛报道、高度评价，中国对于会议的态度经历了较大反差。在高度政治化的环境中，敏感的“台湾问题”政治考量一直是影响中方态度的核心因素。已有研究指出，“文革”前的中科院主要是与社会主义国家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除了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外，也与一些国家有意制造“一中一台”或“两个中国”的政治问题有关。当时中国科学院参与国际学术活动的原则是:凡是有“中华民国”为会员的国际组织召开的会议，不管有无台湾人员出席，中科院的代表均不参加；凡是邀请台湾人员参加或已有台湾人员报名参加的会议，中科院也不派代表与会。

然而，对于1955年刚刚向原子能事业进军的中国大陆来说，核科技本身的特殊性才是影响参会决策和会议评价的关键因素。响应了世界科协的号召，中国派员参加此次大会并进行广泛正面的报道，既为国内集中力量发展原子能事业开创舆论环境，向世界宣传中国和平意愿，更重要的是鉴于苏联的积极参会态度，为争取苏联全面的核援助创造条件。且以“观察员”而非政府官方代表身份出席冲淡了“两个中国”的危险性，这也体现出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下，中国大陆在国际学术交流决策中存在一定的灵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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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苏为窗”的国际核科技交流

1955年的日内瓦会议是苏联原子能专家在隔绝多年后首次参加的大规模国际会议，对于后斯大林时代的苏联科学来说意义非凡。苏联核科学家不仅在会程中的各个场合表现活跃，实际会前也做了较为充分的准备，包括抢先于1955年7月1—5日紧急举办了与日内瓦会议同名的“苏联科学院和平利用原子能会议”，赫鲁晓夫也跟进了该会议的筹备。有学者指出苏联“抢先赶制”的此次会议，在现实中是仓促、尴尬、不甚理想的，但这也反映出苏联对日内瓦会议这一展现其核科技成就机会的重视程度。两次会议打开的跨国科技交流新局面，为苏联科学家在国内争取“基础研究”摆脱意识形态控制、论证苏联与国际科学界直接接触的必要性两方面，提供了重要支持。

日内瓦会议结束以后，最早来华介绍此次会议的苏联专家，是苏联军事与辐射卫生的奠基人之一、时任苏联医学科学院副院长的克罗特科夫(Krotkov Fyodor Grigorievich，1896—1983)。他不仅出席了1955年的日内瓦会议，还连续参加了此后3届国际和平利用原子能会议。1955年11月11日，克罗特科夫在中国科学院做了日内瓦会议专题演讲，就会议情况与中国科学家们进行交流。尽管克罗特科夫级别高、准备详细，但其专长仍集中于原子能利用的医学方面。

为更充分地向中国传达日内瓦会议的相关信息与成果，苏联代办在一周后接受周恩来总理接见时称:“鉴于中国未能参加日内瓦和平利用原子能大会，决定派遣苏联科学家来华向中国科学家报告会议成果。”此次派遣的是一个覆盖矿物学、冶金学、工程物理学、生物物理学等多领域、多学科、高级别的和平利用原子能专家访华团。访华团共7位正式成员，团长为莫斯科工程物理学院院长伊万·伊万诺维奇·诺维科夫，其余6位成员是曾屡获斯大林奖、列宁勋章、劳动红旗勋章等国家级奖项、在核领域享誉世界的苏联科学家(表1)。即便在中苏蜜月期的1955年，这样高级别的苏联专家访华团也并不多见。

12月10日，访华团抵京。12月13日，7位专家至中国科学院进行交流，不仅涉及科学内容，还深入交流了科学院所的组织管理、人才培养问题。12月22日，周恩来接见了苏联和平利用原子能专家访华团，时任外交部副部长的张闻天，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国家建设委员会主任薄一波，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和副院长竺可桢、李四光、张稼夫、吴有训，国务院第三办公室副主任刘杰，中国科学院秘书长陈康白，原子核物理学家王淦昌、赵忠尧，日内瓦会议亲历者涂长望，以及国务院副秘书长杨放之均出席。团长诺维科夫教授把苏联政府和苏联科学院赠予中国政府和中国科学家的“一批珍贵礼物”转交给周恩来总理，包括四部科学影片:《世界第一个工业原子能发电站》《示踪原子》《游离辐射对微生物机体的生理影响》《日内瓦和平利用原子能国际会议的科学技术展览会》；大批有关和平利用原子能的书籍，如苏联代表团与各国科学家在日内瓦会议上的报告、苏联科学院同年7月召开的和平利用原子能会议上的论文集等。《人民日报》详尽报道了这一盛事。

12月24日，周恩来总理同党政军各机关1400余名高级干部出席报告会，在全国政协礼堂听取了苏联访华团关于日内瓦原子能和平利用大会的各项报告；会上还放映了3部原子能纪录片。诺维科夫强调，会上450篇被宣读的论文中提到了大量“很重要、很复杂的问题”，“我们的时间无论如何不够，每个人都能参加最重要的会议，听取了最有意义的报告并参加了报告的讨论”。会后，访华团的7份报告被译成中文在《科学通报》等刊物陆续发表，并在翌年6月整理成科普小册子出版，汇入国内刚刚开启的原子能通俗宣传运动中。

1955年9月，钱三强、刘杰、吴际霖等曾调研美、英、法核科技的情况，并在薄一波的主持下，结合中国实际情况起草了《关于我国制定原子能事业计划的一些意见》，至12月修订成《中华人民共和国1956—1967年发展原子能事业计划大纲(草案)》。12月26日，周恩来总理偕同李富春、薄一波、习仲勋等政府官员以及李四光、吴有训、钱学森、华罗庚、王淦昌、赵忠尧、周培源等科学家们，再次设宴招待苏联代表团，并与团长诺维科夫等讨论了这一大纲草案。草案提出的方针是“在苏联大力援助下，积极地建设我们自己的原子能工业，使我国以近代的科学技术，发展国民经济，巩固国防”，提出以研制一批生产和动力两用反应堆为中心，建设中国核工业的设想。该草案备受中央领导层重视，虽未形成正式决定，但它实际上成为此后中苏谈判核合作的蓝本。12月底及1956年初，访华团成员分批回国。此后，中苏高层开始就核工业发展进行书信协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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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瓦会议对中国原子能事业的影响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东西方冷战开启，国际局势的日益紧张、世界核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增加了中国创建原子能事业的紧迫感。在中共高层领导人眼中，发展先进科学技术，特别是原子能这样的前沿科技，是新中国在工业和军事上摆脱对外依赖的前提，也是应对现代战争、保障国防安全的基础。然而核工业体系是一条门类繁多又环环相扣的产业链，也是一个庞大又复杂的科技系统，在短时间内建立起完备的原子能工业体系亟需吸收已有的先进经验。20世纪50年代，通过大批聘请苏联专家、大量翻译苏联各类科技文献和引进技术设备等，中国大陆掀起了全面学习苏联科学技术的热潮。1955年初，苏联向中国开启了和平利用原子能这扇窗口，而中国的原子能事业也正是以此为起点。

1955年1月15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丰泽园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会上作出了发展中国原子能事业的战略决策；三天后，《人民日报》刊登了一项苏联部长会议声明，宣布苏联将援助中国、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和东德发展和平利用原子能的计划。苏联提供的援助包括设计、供给设备及建设具有达到5000千瓦热能的实验性原子堆、原子微粒加速器，供给必要数量的原子堆和科学研究用的可分裂物质，且这些国家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们可以到苏联了解相关科学研究和实验性原子堆的情况等。1月20日，中苏签署了苏联协助中国勘探和开采铀矿的议定书；1月31日，周恩来主持第四次国务院会议，通过了关于苏联建议帮助中国研究和平利用原子能问题的决议；4月27日，中苏两国政府签订了关于苏联援助中国发展原子核物理研究与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协定，规定由苏联帮助中国建造一座功率为7000千瓦的研究性重水反应堆和一台两兆电子伏特的回旋加速器，促进了中国核科学技术装备的显著改善和中国第一个综合性科研基地的建成—至8月和平利用原子能国际会议召开时，中国已经为原子能事业的全面铺开做出了一些关键的准备。

1956年4月，在世界科协成立十周年的纪念大会上，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世界科协执行委员会副主席的李四光在发言中强调了日内瓦会议的深刻影响:

不待说，更重要的是日内瓦和平利用原子能国际会议。在那里不同国家的代表聚集一堂自由地交换材料和意见，全世界的科学家都为此感到庆幸。遗憾的是居住在世界各地的很大的一部分科学工作者—例如中国的科学工作者，却不能派遣自己的代表出席这次会议。但是，我们中国科学工作者从许多材料里也知道了这次会议上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我们之所以能获得这许多材料，一方面是由于我们的几位同事作为世界科学工作者协会的代表以观察员身份出席了这次会议，另一方面，也就是主要的一方面，是苏联政府派遣以诺维科夫教授为首的科学代表团访问我国，传达有关日内瓦会议上讨论的和平利用原子能问题的各种资料。就是这样，我们才清楚地知道日内瓦会议的成就以及贯穿在整个会议中的友谊气氛。虽然我们没有代表参加，但是我们完全赞成召开这次会议的精神以及在会上自由交换具有无上重要性的科学资料这种作法。

苏联访华团1955年底所移交中方的日内瓦会议文献，是科技人员的跨国交流与科技文献的跨国流动一个鲜明的例子，也体现出中方当时在科技领域积极“向外国学习”的意愿。1955年日内瓦会议期间，时任美国橡树岭国家实验室助理主任的罗伯特·夏贝(Robert A.Charpie，1925—2011)担任了会议的科学秘书和会议论文总编，他在同年10月发表的文章中指出，日内瓦会议等同于一份“进度报告”:日期是1955年8月，内容则是和平利用原子能的所有相关信息，这意味着任何有兴趣从事核能事业的国家，都可以将会议的记录作为在不久的未来利用这一新能源前景的“可靠指南”，会议论文集将不可避免地成为核能领域的标准参考著作之一。

苏联和平利用原子能专家访华团转交至周恩来总理的，正是这样助力中国发展核科技的“可靠指南”。其中，日内瓦会议的全套论文集等关键核科技文献为中国原子能事业的发展提供了现实参考。1958年，中国科学院院士、有机化学家袁承业在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工作期间，建立并领导了核燃料萃取剂研究组，接受了钱三强直接交付的铀用萃取剂研制任务。“回忆当年我们接受任务时，对核燃料萃取剂完全是门外汉”，在讲述这段工作时袁承业坦陈，是“后来也只有在二战后的日内瓦和平利用原子能会议论文集中获得一些初步资料”，为进一步的研制工作提供了重要线索。2007年，中国计算数学家、理论物理学家金星南在接受专访时提到，中国原子能事业开创初期，核理论与粒子物理研究尚有少量公开刊物可供参考，但核能方面的参考文献实属罕见。以探讨核能科技为主要内容的日内瓦会议，构成中国获知国际核能研究动态的契机。1956年后的10年间，金星南领导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计算数学组的研究人员在计算方法上取得诸多成果，为核反应堆工程、氢弹理论探索、同位素分离和核试验测试等国防军工任务承担了大量理论计算工作—特别是蒙特卡罗方法(Monte Carlo method)应用于核工业方面，在国内尚属首创—其中就吸收了日内瓦科学会议中交流的文献内容。同时参加了中国氢弹和原子弹研究的核科学家黄祖洽曾参考会议公开的反应截面等物理数据和计算方法，完成了苏联援建中国的第一座实验性重水反应堆的物理计算；中国核物理学家卢鹤绂利用会议资料中的方法与假说研究了等离子体表面形变扰动在磁流体力学中的不稳定性难题，并计算出片状柱型等离子体稳定性的关键数据；中国高分子化学家钱保功通过对会议资料的综述性研究，研判出20世纪60年代后中国高分子辐射化学的发展重点；中国核数据委员会第一届委员、核数据专家梁祺昌在参考会议材料的基础上，测算出快中子反应堆设计中的重要参数；国内最早从事核医学研究的卢倜章借鉴会议报告的临床经验，开创了在中国用碘-131治疗甲状腺机能亢进症的先河；中国土壤农业化学家鲁如坤利用会议文献，向中国科学界系统介绍了放射性同位素在土壤学及农业化学研究中的应用……此外，还有中国贵金属领域奠基人谭庆麟、化学家钟焕邦和曾广植等，都参阅并引用了日内瓦和平利用原子能会议中的论文报告开展前沿性研究，其中不乏通篇利用会议论文开展的综述性研究。

尤其值得关注的一个案例是20世纪60年代中国后处理流程的工艺之争。后处理是核工业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由于有强放射性和临界反应的危险性，后处理技术一直是核科技领域内一项复杂的尖端技术，至今也仅有少数国家掌握。中国的后处理技术最初从苏联援助的沉淀法工艺起步。1959年初，苏方提出了设计任务书并发来初步设计文件，苏联专家开始到原子能所指导研究室的中国科学家学习并掌握沉淀法工艺流程。随后，就工厂设计、设备制造及使用的培训工作也相应铺开。尽管沉淀法比较成熟，但却具有流程冗长、厂房庞大、操作断续、放射性废液量多等缺陷。

1957年7月，中国工程化学专家、时任清华大学教师的滕藤来到列宁格勒工学院，学习人工放射性物质工艺学，他在回忆录中记述道:

(在列宁格勒谢德林图书馆)我非常幸运地发现了1955年8月美国给日内瓦第一届和平原子能会议提供的缩微胶卷。其中讲到美国40年代制做原子弹的材料钚，都用居里夫人当年用的沉淀法。“二战”结束后，美国研制出溶剂萃取钚的新方法，叫雷道克斯流程(Redox Process)，1954年投入运行；1956年美国汉福特工厂又用普雷克斯流程(Purex Process)代替了雷道克斯流程，成为世界上最先进的核处理技术。它比苏联仍在使用的沉淀法，不但效率高，而且可以自动化，对操作人员放射性伤害小……1958年7月，清华建立了工程化学系……我向系里介绍了美国的萃取法，正好汪家鼎也拿到一份美国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报告，他们做的也是萃取法。我们在实验室用冷试验做了验证，数据都符合。

经过系列的文献阅读与部分实验验证，腾藤确信:“我们已经充分认识到沉淀法是个落后的工艺，萃取法迟早会为工业部门所采用。”此后，中国科学家根据两次日内瓦国际和平利用原子能会议文献中关于萃取法工艺的大量内容，研判出萃取法是国际后处理技术发展的大势所趋—其中美国的普雷克斯流程被认为是萃取法中最为经济且可靠的工艺。最终，这一工艺变更不仅将中国后处理技术提升至同时期的国际水平，其带来的经济效益也十分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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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

受制于冷战格局等诸多因素的影响，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初，新中国科技外交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主要特点包括:科技外交的对象范围较窄，局限于学习苏联、东欧国家；科技外交形式单一，更多的是派出中方研究人员去往苏联、东欧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成果；科技合作基本是单向度的，主要是接受苏联、东欧国家的援助，而非真正意义上的科技合作和交流。然而，围绕1955年日内瓦和平利用原子能国际会议的系列事件表明，期间仍存在一些特例。

一般认为中苏科技交流影响到中国国内的科技发展，其实中苏关系也深刻影响了中国的国际科技交往。以日内瓦会议为例，中国核科技专家通过会后与苏联密切的高水平交流，不仅学习到苏联的先进科技，而且得以超越“唯苏联科技是瞻”的单一框架，对接会议这一冷战中的科技窗口，在更广泛的国际平台上获取核科技研究前沿的大量信息，用以发展国内原子能事业。同时，会议的解密契机使中国核科学家们能够在与西方国家相对封闭的国际环境、高度政治化的国内环境下，辩证地解读国际数据与资料，在苏联、美国、英国、法国、加拿大等国际方案中进行“去政治化”的研判与选择，从而避免了被动依赖、停留于苏联核科技援助模式的局面，以一种主动的姿态考察最佳技术方案。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一次中国科学家主动融入和平利用原子能国际交流网络、展开国际核科技“对话”的尝试。此外，一般认为中国在1949—1971年之间与联合国下属科技组织几乎没有任何联系，但涂长望参加1955年日内瓦和平利用原子能会议显示仍有例外。一般认为世界科协只是中国民间科技外交的一个渠道，而此例则显示它也起到了连接民间、政府层面，甚至联合国级别科技交流的作用。

综上所述，该案例揭示出两个关键线索。首先，它生动见证了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苏科技交往的加深。苏联本试图通过援建中国核工业、提供“一批珍贵礼物”以巩固阵营，将中国最大程度地锁定在对苏联前沿技术依赖中；然而由于中国独特的战略定位和战略方向，这些原本只是用于谋求冷战利益的科技资源，最终真切地对中国产生了高度现实的意义。在此后的社会主义阵营中，唯有中国造出原子弹且深刻影响了冷战格局。

其次，苏联专家就日内瓦和平利用原子能会议与中国科学家和政治高层频繁的密切接触，表面上是中苏两国之间的交流，实则是以中苏交流为切入点，使中国对接国际核科技研究前沿。中国早期的核科学技术，正是在对苏联的继承与突破之下、对国际“和平利用原子能”交流网络的融入之中，实现的跨越式发展。即使在冷战和中苏合作最密切的时期，中国也能利用苏联之外的跨国交流来发展核科技，从而可以观察到中国科技交往链条的延伸。

来源:四史与马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