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剑：“河豚计划”与犹太人在上海

【作者简介】陈剑，现代化研究学者，抗战史研修者。

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的恐怖袭击震惊全球。抗战期间2万犹太人在上海一事也在诸多自媒体引发了热议。但一些媒体，包括一些官员，对此事评述存在一些明显史实缺陷。

犹太人最早在7-8世纪，即中国唐朝时候，就已经沿着丝绸之路来到了中国长安，鸦片战争以后，也有一些犹太人来华经商。1881年，俄罗斯排犹，一部分俄国犹太人到了中国东北的哈尔滨、满洲里等地。而抗战期间，2万多犹太人涌入中国上海，则是历史上第四次成规模的犹太人进入中国。

上个世纪30年代中期，当纳粹疯狂迫害、屠杀犹太人之时，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对急需救助的犹太难民关上了大门。而中国上海则向犹太难民敞开了大门。从1938年到1941年，前后有3万犹太人远涉重洋，主要从欧洲，也有从俄罗斯，中国哈尔滨来到上海。其中数千人经上海去了第三国，至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仍有约2万左右的犹太难民把上海当作他们的避居地。

一、上海特殊境况

为什么犹太难民选择了上海。首先是与上海当时的特殊境况有关。

1937年淞沪会战，中日百万大军血战三月，最终日本侵略军占领了上海，占领了华界。但直到1940年初才扶植出汪伪政权，同时租界仍然保持中立——这就形成一个复杂局面：国民政府在上海失去了实际的治权；日本在中国傀儡政府出台前，又不具备名义的治权。也就是说，日本虽然控制了上海全境，却不具备代表中国向外国人发放签证的权力（日本此时侵略了中国，但尚未向英美宣战，还不至于在国际上肆意妄行）；而租界，一向就是开放的，既然与日本开战的中国的难民都可以在租界得到庇护，又何况外国人呢？因此，直到1939年9月日本开始“应上海犹太界之请”限制犹太人入境并收取入境人费之前，上海是当时唯一无需签证甚至无需护照便可自由进入的港口。

二、河豚计划内容与实施

大量犹太难民涌入上海，除了上海特殊的境况外，也与日本占领当局制定的对犹太人政策有关。而了解日本1934年制定的“河豚计划”，则是解开其中钥匙。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侵占中国东北成立了伪满洲国后，一些日本政府和军事官员，认为建设满洲国需要一批能够帮助日本在那里建立工业和基础设施的人。他们相信犹太人拥有大量金钱和政治权势，而且拥有能力来获取这些。他们希望采取扶植、亲善犹太人的政策，吸引世界犹太人移民东北，加快东北的开发进程，同时通过犹太人的影响力确保美国不对日本开战，以期达到取得侵华战争胜利的目的。

历史上，特别是1904年的日俄战争，由于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迫害犹太人，引起了美国犹太人的强烈不满，美国犹太富商雅各布布·希夫为日本提供了2000万美元贷款用于购买军火，是日本得以击败了俄国的重要原因。日本国内形成了一批所谓的“亲犹派”，他们认为犹太人、特别是美国犹太人是一支有资金实力、有政治影响的力量。此外，一些日本人还相信《犹太人贤士议定书》编造的全球犹太人将控制世界经济和政治的传言。这使得日本一些人士过高地估计了犹太人的经济和政治权势，以及他们由于流散世界各地带来的国际便利。他们相信，从纳粹手中援救欧洲犹太人，将会使日本得到美国犹太人坚定和永久的支持。

在日本人看来。河豚虽然是美食，但也含有剧毒，“河豚”计划旨在利用犹太人的资金和影响，但同时也要防范他们。

河豚计划的核心是将数千名、甚或数万名犹太人定居在当时日本的傀儡政权满洲国，或者日本占领下的上海。这样不仅可以获得预想的经济利益，而且可以取悦美国，特别是美国犹太人，推动他们向日本投资。

这一计划制定了许多建立居留地的详细计划，地点包括满洲的许多地方以及上海附近。这些计划允许犹太移民的人数从18,000人上升到600,000人，还包括在各种人口规模情况下，居留地土地规模的详细资料，以及学校、医院等设施的安排。这一计划同意这些犹太人居留地将享有完全的宗教自由，以及文化和教育实行自治。批准该计划的官员们强调，居留地表面上实行自治，但同时必须进行幕后的控制，将犹太人置于密切监视与控制之下。该计划委托世界犹太人社团资助这个居留地，供应定居者。

河豚计划先是考虑开发东北哈尔滨。1937年前，日本政府采纳了“犹太问题专家”提出的一些措施：允许哈尔滨、上海、神户等地的犹太人建立远东犹太理事会；鼓励东北三省的犹太资本家经商办实业，并通过他们吸引犹太资本来“开发满洲”。1937年底日军攻占上海，这给了“河豚鱼计划”的策划者们以极大鼓舞。当时上海聚居着大约4700名中东犹太人，其中有许多上海最富有和最有权力的家族和个人，如地产大王塞拉斯·哈同、沙逊洋行老板维克多·沙逊，上海金融交易所主席和99家会员中三分之一以上都是中东犹太人。

1938年12月5日，日本召开了有首相近卫文麿、外相有田八郎、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海军大臣米内光政，和通产大臣池田成彬参加的五相会议，一个重要议题是讨论“河豚计划”。大臣们面临矛盾选择是：日本与纳粹德国结盟，执行这一计划与结盟有矛盾。但1938年11月水晶之夜后，纳粹统治下的犹太人面临巨大威胁，他们不惜一切择路而逃，正在寻找避难的去处。此时正是吸引犹太人好时机。最终五相会议形成的决议，政府批准实施“河豚计划”，但是任何行动都不得有损与德国的关系。

“五相会议”后不久，日本提出了一个更为具体的方案。该方案长达90页，标题为“关于引进犹太资本的研究和分析”，主要内容是：在日本占领下的中国土地上建立一个“犹太人居留地”，先安置3万名犹太难民，然后逐步扩大；建立这一“居留地”的费用由美国犹太财团提供，首先需要1亿美元的安置费；应大力在美国等西方国家宣传该计划，邀请世界各地犹太知名人士来访问“居留地”；通过建立该“居留地”吸引犹太资本，并改善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关系。在得到高层批准后，“亲犹派”们四出推销此方案，重点做上海、哈尔滨犹太人士的工作，还派人去美国游说。正是在这样背景下，为了配合“河豚计划”的实行，1938年至1939年8月之前，日本容忍大批犹太难民涌入上海。

但希特勒政府对日本做法十分不满。此外，由于引进犹太资本和人力的方案遭到了以美国犹太人为首的全球犹太人抵制，效果很不理想。随着进入上海的犹太难民越来越多，与日本侨民矛盾也愈益尖锐。到了1939年6月底，上海犹太难民人数已超过1.2万人，且大多居住在租金和生活费比较低廉的虹口地区，而这个区域正是日本人聚居区。日侨强烈要求日本政府采取相应措施。于是，日本当局对犹太难民进入上海，特别是虹口地区开始实施限制措施。

在诸多因素影响下，1939年8月9日，日本政府发布了一项声明，限制欧洲犹太难民进一步向上海移民。在日本政府宣布限制犹太移民进入上海后，公共租界工部局于8月14日也通知所有领馆和有关船运公司，不再允许欧洲犹太难民进入公共租界，并将采取严厉措施禁止其登陆。

三、隔离区的建立

1940年日本加入轴心国及签署三国同盟条约以后，河豚计划搁置。

1941年12月偷袭珍珠港之后，日本夺去了上海公共租界，占领整个上海，来自美国犹太人的金钱帮助、甚至通讯全部停止了，一些美英公民，被作为敌对国公民逮捕。

1941年底，纳粹德国向日本当局提出了“最后解决”上海犹太人的计划。利用上海犹太人在1942年犹太新年（一般在公历9月）合家团聚的机会，以突然袭击方式围捕所有在沪犹太人；接着，用果断措施“解决”这些犹太人。该计划提出了三个供选择的“解决”方案：用几艘旧船将犹太人运至东海，然后让他们在海上随波漂流，饥渴而死；强迫犹太人去黄浦江上游废弃的盐矿做苦工，使他们劳累而死；在崇明岛上建立集中营，在营中用犹太人做医学试验，使他们在痛苦中慢慢死去。

日本没有同意德国的“最后解决”方案。但开始重新评估它与全球犹太民族之间的关系。日本外相东乡茂德给日本驻汪伪“大使”重光葵的信中就表示：“由于大东亚战争的爆发，我们不得不重新考虑对犹太人的措施。”

1942年11月18日，日本驻上海总领事矢野征记给大东亚相青木一男发了一份绝密电报，谈了对犹太人的措施，计划设立犹太隔离区，其主旨就是在虹口建立一个犹太区，使散居市区的犹太人集中居住到那里。隔离区建立以后，监视、管理、引导工作将作为军事职责。

1942年，日本外相东乡茂德宣布犹太人不再享有特权。

这意味着日本政府正式废除了五相会议的决议，河豚计划取消。

1943年2月18日，日本当局宣布成立“无国籍难民隔离区”，在上海报纸和电台发布了《关于无国籍难民之居住及营业之布告》。“无国籍难民”一词定义为“1937年以来由德国（包括以前的奥地利和捷克）、匈牙利和以前波兰、拉脱维亚、立陶宛、爱沙尼亚等国来上海避难至今无国籍者”，实际上指的就是欧洲犹太难民。1943年1月末，设置了军队管辖的“上海无国籍难民处理事务所”。在日本当局的压力和逼迫下，大约有1.4万名犹太难民被强迫迁入隔离区生活。

四、中国人民的善良包容

大量犹太难民涌入上海，与当时上海是他们唯一可以自由抵达的自由之地与关。此时，美国、加拿大等西方国家都已通过法案，对犹太人关上了大门。

虽然进入上海不需要签证，要离开欧洲，但签证仍然是必须的。而中华民国驻维也纳总领事何凤山任期（1938.5-1940.5），则为犹太人离境大开绿灯。整个任期向犹太人无条件发放上海签证，具体数目史无记载。目前找到的签证中最大编号是1938年10月27日的第1906号。何凤山余下的一年半任期里又签出了多少，估计最少在2万份。此外，王替夫，伪满洲国驻德国公使馆书记官（任期1938.11-1944.7）。1939.5-1940.5奉命向德籍犹太人签发入满过境签证，据其回忆总约1.2万张。

而上海这座城市的宽容、人民的善良，是吸引大量犹太人涌入上海的重要原因。这也正是在上海犹太难民对上海抱有感恩之心的原因所在。

从文化角度看。中国的儒家文化和犹太文化具有许多接近乃至相同的地方。虽然从古代到现代有这么多犹太人生活在中国，但在中华大地上却从来没有出现过土生土长的反犹思潮。因此，生活在中国的犹太人有一种宽松感和安全感，这对饱受迫害的欧洲犹太人无疑是有吸引力的。

犹太难民在上海能够幸存下来，离不开中国人民对他们的鼎力相助。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许多上海市民自身沦为难民，但仍然克服困难，尽力支持、救助犹太难民。犹太难民回忆道：“如果我们口渴，中国人给我们水喝。如果我们饿了，他们给我们米糕吃。尽管我们的日子不好过，但他们比我们更惨。”当时虹口地区的市民克服种种困难，腾出自己的住房给难民居住。正是上海人民的善良包容，这是吸引大量犹太难民的另一原因。

1992年12月，以色列总统赫尔佐克作为第一个访华的以色列国家元首来到中国，特地访问了上海犹太难民遗址。他对中国领导人说：“中国人民在犹太民族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帮助了我们，以色列人民对此不会忘记。”此后，几乎所有的以色列领导人、世界各地犹太名流来到上海都要访问犹太难民遗址。

参考文献：

1、潘光主编，“上海犹太难民何以免遭屠杀”，:2015年7月13日；

2、鲜为人知的“河豚计划”，犹太人曾与日本勾结，想在我国东北复国，2022-11-04，来源:鉴史官

3、雪笠：二战中犹太人的上海旅程——救命签证与河豚计划，2015年9月10日。

4、河豚计划，维基百科。

来源：常态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