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学常：批周批孔批邓：江青在的小靳庄“政治秀”

小靳庄当时是天津市宝坻县林亭口公社的一个大队，不过是一个只有101户、582人的小村庄。那时的一份宣传材料说，解放前的小靳庄是地主的一个佃户村，“广大贫下中农受着残酷的剥削和压迫，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解放后，劳动人民翻了身，走上了合作化道路，一直到成立人民公社。但是，“文革”前的小靳庄，亩产停留在一二百斤左右，仍是一个“老大难”的穷村庄。后来，“广大社员群众平整土地，建设园田，挖渠引水，广开肥源，从而使农业生产也有了较大的发展”。这个宣传性的说法，自然不可全信，但可以肯定的是，在全国农业学大寨的运动中，小靳庄确实有了一些发展，1973年，这个村庄被评为天津市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单位。

尽管已经是学大寨的先进单位，小靳庄也还是比较落后，不用说在整个天津市，就是在全宝坻县，这个村庄也不算突出。但是，江青来到了天津，来到了小靳庄，这个藉藉无名的小村庄，也就随之开始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江青“发现”小靳庄

1974年6月17日，江青来到天津。此前，天津市委负责人解学恭、王曼恬诸人，按照江青等人的旨意，在天津的一些基层单位点起批林批孔的烈火。天津站的工人，成立了三结合理论小组，用儒法斗争的观点讲解历史，登上了史学讲台，甚至还编写了一部《儒法斗争史讲稿》。工人们的所谓“革命创举”，被反映上去，还写进了新华社的《国内动态清样》，江青得知这个消息，觉得大可利用。这样，江青便率领迟群、谢静宜，还有“梁效”写作组等一批人马，乘专列赶到天津。此次出巡，搞得十分神秘。据冯友兰的《三松堂自序》记述，他们上了专列，仍不知道将要去哪里，去干什么，到了目的地，看了站牌，才明白到了天津。住进招待所，又向他们传达了三条禁令：不准写信，不准打电话，不准上街。

6月19日晚，江青主持召开了一千余人参加的儒法斗争史报告会。这是一次漫长的大会，从晚上7时30分开到次日凌晨，由天津站工人主讲所谓“贯穿中国历史的儒法斗争史”。江青也有一个长篇讲话，通篇东扯西拉，荒唐可笑。

江青等人此次来天津还跑了几个地方，其中就有小靳庄。刚批判“四人帮”时，解学恭揭发说：“江青第一次来天津时，听了介绍给她的几个农业学大寨先进单位，都不感兴趣，唯独听到小靳庄时，如获至宝。”

江青在小靳庄的“政治秀”

6月22日，江青一干人来到小靳庄。到了某个地方，江青一般会说，“是我们的主席派我来的”，“我带来了毛主席的问好”。那天上午11时许，江青照例如是说，小靳庄的社员激动得不知所措，齐声高呼“毛主席万岁”。不料，江青却回应道：“不要喊这个，不要学林彪那一套。”甚至还补充了一句老实话：“活到万岁也得死呀！”

江青很快就要求下地。她身穿裙子，脚登白色凉鞋，在众人前呼后拥下，来到正在收割的麦田。江青见到麦子，非要割麦子，众人无法，只好让她割。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江青割下一小把麦子。众人知道江青在表演，但嘴上还说她割得很地道。

出了麦田，又来到麦场。江青对场上的女社员说：“我身体不太好，到你们这儿来就是锻炼。”说着就要翻场。对于江青来说，翻场可能难度更大些。她翻了半天，竟然一叉也没有翻起来。不过，她摸过的叉子，连同她用过的镰刀和割下的麦子，在“四人帮”垮台前都被当作“革命文物”珍藏在小靳庄。而且，在那一段时间里，一批又一批来小靳庄参观取经的人们，大多要和这些叉子、麦子、镰刀在一起合个影，以见证一种奢侈的“幸福”。

表演完了下地劳动，吃过午餐，江青还要午睡。她有言在先，说自己神经衰弱，睡眠时一向不能容忍任何声响。要让人不出声比较容易，可要让小靳庄的鸡不鸣狗不叫，确实有困难。江青发话了：“那就暂时委屈委屈鸡鸭狗吧。”她的意思是要把鸡鸭狗暂时圈起来。说圈就圈，干部社员雷厉风行，终于把这个中午弄成了一个寂静的中午。

江青睡得不坏。接下来，进入江青在小靳庄一天的正题——召开批孔报告会。会前，精心准备的一批批孔材料早已分发到社员手中，江青说：“材料给你们，这不是礼物，我们来向你们学习！”开会了，最先开讲的是老共产党员王树青，江青不停地插话，先是同这位老共产党员一起声讨大地主李九的“驴打滚儿”盘剥，接着批判孔老二的男尊女卑思想，呼唤男女同工同酬。王树青讲完了，江青嚷嚷要“半边天”讲，一个名叫郭淑敏的“半边天”开讲了，江青又批评她不该让男人先讲，“下次你们要勇敢一点，啪的一下站起来，不叫男同志先讲”。进而又说：“你们这里现在还男女同工不同酬，半边天不是半边天，这是大男子主义。”郭淑敏批判孔老二，越批越气愤，突然反问道：“孔老二说我们妇女无用，我们是无用吗？”这一问问得好，再次激活了江青的女权思想。

来到小靳庄批林批孔，江青一开始即设计好了两重用意，一重是批林批孔批周公，另一重是批男尊女卑思想以力倡女权，为自己的夺权制造舆论。所以，郭淑敏的反问，再次给了江青一个机会，她打断郭的话，说：“马克思说生产力中劳动力是最主要的，劳动力是谁生的，是女人生的，这是超过他们的。”说着说着江青也就不顾忌什么了，非常露骨地说什么中央不合理，在政治局就她一个是单干户，“他们都是大男子主义，到了掌握政权的时候，都出来了，一把抓，就我这一个，他们没有办法，只好要我”。

在小靳庄，江青还做了一件事情，那就是不厌其烦地为人改名。面对每一个人，江青几乎都有“正名”的冲动。轮到又一个“半边天”王淑贤开讲，刚自报家门，江青就怂恿她造自己名字的反，说是又有淑又有贤，《三字经》里全有，要改成“王树先”或“王先”，由王淑贤挑一个。又有“半边天”于瑞芳，江青觉得“瑞”字特别要不得，同样透着《三字经》气味，于是为她改名“于芳”。老贫农魏文忠刚报告“我叫魏文忠”，江青就批评他的名字太封建，后来，这个老农自己给自己改名为“魏文中”。又有一个王孝岐，这个名字把江青吓了一跳：“啊呀！你这个‘岐’字改了吧，周文王啊！”最终，王孝岐获得了一个完全革命化的名字，“王灭孔”。江青在小靳庄最著名的改名，发生在一个名叫周福兰的妇代会主任身上。周福兰也是负责接待江青的人员之一，江青见面就问她的姓名，又问是哪几个字，周答：“幸福的福，兰花的兰。”江青说：“你这个名字太封建了，我可要造反了。”周诚惶诚恐，江青就为她改名“周抵周”或“周克周”，说是要“抵抗奴隶主头子周公”，或者“克制周公”，“用咱们这个周，克制他那个周”。这些被江青命名的新名字，在随后公开出版的《小靳庄诗歌选》和《小靳庄批林批孔文选》里，都曾经反复出现。

来到小靳庄，自然少不了读读诗唱唱戏之类的活动。那个名叫于瑞芳的“半边天”汇报说自己写了74首诗，江青夸她“了不起”，又要她当场朗读自己的诗作。批判会场转成文娱会场，然后是大唱样板戏，社员唱，江青带来的人也唱。浩亮唱了《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唱着唱着还表演起来，江青当仁不让做了李奶奶。演员出身的江青一下子就进入了表演状态，说：“铁梅，拿酒去！”紧接着拿了酒，面对浩亮，一副庄严而又深情的模样，说：“这碗酒，你把它喝下去！”浩亮作一饮而尽状，同样深情而庄严地说：“谢谢妈！”然后唱《浑身是胆雄赳赳》。

下午6时30分，江青一行离开小靳庄。临行前，江青唤人拿出带来的发卡，亲自为五位青年社员卡上。她一边卡一边对女人头发进行阶级分析：“头发只能齐眉，所以古人叫‘齐眉穗儿’，地主阶级叫‘刘海儿’。”又告诫紧跟在旁的解学恭：“要多生产发卡，为妇女们服务，不然把眼睛都弄坏了。”依依惜别之际，江青庄重地宣告小靳庄是她和解学恭两人的点，并敦促解要多来，“我这个人也不知道白天黑夜地干，我的点几个月见一次面，没有办法”。

三个月后，9月24日，江青陪同菲律宾总统夫人伊梅尔达·马科斯，再次来到小靳庄。这位来自马尼拉的前美丽女王的中国之行，竟然为江青提供了又一次难得的显山露水的机会。罗斯·特里尔的《白骨精——毛泽东夫人传》记述了江青的此次“政治之旅”：“农民们为两位来访的夫人唱歌跳舞，表达他们政治上的好斗精神。在参观牲畜栏、玉米地和面粉磨坊时，江青向她的菲律宾客人扼要重述了，她仲夏时节在天津一次讲话的主题。”江青向菲律宾前女王称颂了中国历史上的两位“女王”，她问马科斯夫人是否知道中国的武则天，那可是一位“比男人还有力量”的女皇帝。又问她是否听说过汉朝的吕后，那可是位“封建时代伟大的女政治家”。

江青服

从仲夏到初秋，江青的两次小靳庄之行，使这个村庄在全国迅速窜红，也使天津成了“女皇的城市”。“女皇梦”做得正酣的江青，也幻想着有朝一日像武则天那样，临朝改制，变换服色。在天津，她让人按照旧戏中武则天服装的样式，设计制作梅花百褶拖地大袍裙，是为“女皇服”。又指导服装设计人员翻阅史籍，参照旧戏舞台上和历朝贵族夫人、小姐服式，设计制作开襟领裙衣，是为“江青服”，并以此作为“国服”在全国妇女中推广。当时游历过天津的韩素音回忆说：“几乎每个商店的橱窗里都挂着至少一件同式样的浅色女装——宽松的裙子，V字领。这就是江青装，是由她本人设计的”，“所有的裁缝都接到指示，他们只能做这样的衣服，不准做其他式样的，中国的妇女都要穿这种衣服”。

小靳庄成为江青的批邓基地

1976年唐山大地震后的中国，也正处于一场政治大地震的前夕。8月28日，正是地震后一个月，江青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来到小靳庄。

下午4时，江青等人抵达小靳庄。见了社员就说：“可到家啦！”“整天看文件，把我憋坏了”，“到你们这里才幸福”。

江青照例要干些农活，这一次是传砖。早有各路记者在旁伺候，他们的镜头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摄取了江青的姿态。刚传了几块砖，就有人来“干涉”江青，说是农活太累，江青理应为了革命而爱惜身体。如此“美意”，江青自然领受了。可江青讨了好，还要卖乖，两天后，在天津另一处“视察”时，江青抱怨说：“到小靳庄都管着我，不准我搬砖搬瓦，我的‘公公’、‘婆婆’太多。”

随后来到抗震救灾战士的驻地，江青一副老爷派头，高声叫喊：“我还没有吃饭呐，我饿了，我还要吃药。”进了战士的帐篷，江青命令解学恭立即解散围观的社员，然后吃了社员送来的玉米面饼和稀饭，然后在帐篷里睡了一个小时的觉。

江青睡好了就主持座谈会。还是在村里转悠的时候，江青见到业已改名为“王灭孔”的王孝岐。此一时彼一时，彼时的“灭孔”，已经不合于此时的政治主题了，但王孝岐在向江青报告“我叫王灭孔”的时候，很有几分骄傲，不料江青却不冷不热地说：“不仅要灭孔，还要灭邓。”“灭邓”正是江青此行的主题，所以，江青的座谈会其实就是批邓座谈会。已经是晚上8点了，小靳庄政治夜校前的场院里灯火通明，各路批邓人马早已汇集在这里，除了小靳庄的代表，还有司家庄和窦家桥两个生产大队的代表。

首先发言的是小靳庄的党支部副书记兼民兵连连长。那位连长去年年底就曾派人到北大、清华，从迟群、谢静宜那里秘密领受了旨意，小靳庄的大批判也就由批孔转入批邓。就在江青到小靳庄的前一天，迟群和谢静宜还来过小靳庄，送来了邓小平的所谓“三株大毒草”。现在在江青面前，那位连长的批邓更是卖力。他控诉说，去年邓小平大刮右倾翻案风，胡说小靳庄是国家拿钱喂肥的。江青急忙附和说：“邓小平讲我们是学小（小靳庄）不学大（大寨），小靳庄要什么给什么，我可什么也没有给，有人为证。”她指了指解学恭，解连忙点头称是。往下的情形基本就是像这样的一唱一和，许多时候，与其说是那位连长在汇报，不如说是江青在主讲。那位连长说，去年七、八、九三个月，小靳庄的日子不好过，我们都憋了一肚子气。江青就说：“邓小平在政治局斗了我两个月，何况你们呢？”那位连长说，邓小平压我们，是我们的光荣。江青就说：“对！对！一个共产党员，没有敌人反对，那叫什么共产党员？共产党员被压光荣。我天天挨骂，觉得光荣。”

那位连长讲到他们去年派人找了迟群和谢静宜，江青好像很生气，质问道：“你们忘了我啦！为什么不找我呀？”见那位连长有些莫名其妙，江青又改口说：“找他们也可以嘛！我昨天派他们来，让他们问好。”那位连长讨好地说，首长工作忙，当时就没有找。这下可引发了江青的怨愤：“当时不敢找你们，不敢找天津，找你们就遭殃了。”她越说越有气：“咱们是七、八、九，家家有，家家都受他的气！邓小平是造谣公司的总董事，也叫总经理。他造毛主席的谣，造我的谣，造革命同志的谣，分裂党，分裂党中央。谁跟毛主席革命，他就打击谁。文化部、体委、小靳庄，都受他的压。他要把迟群和小谢打入十八层地狱，还有我。他搞的那些比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还恶劣。他要登基，当皇帝。”“我不怕，跟他们斗，斗了两个多月。”

小靳庄汇报完了，窦家桥的党支部副书记接着汇报说，窦家桥以小靳庄为榜样，坚决同邓小平对着干。江青评点说：“小靳庄受气了，名声太大，树大招风。”这一次江青又扯上了主席，说主席很宽大，邓小平犯了那么大的罪，主席却对他宽大得不得了。说邓小平还一直拿着国家最高的薪水，“享受超出资产阶级法权”，“他是个大家庭，有二十几口人，住最好的房子。他和孩子在一起，天天见面”。最后，她反问道：“你说主席宽大不宽大？”解学恭在一旁应和：“留个反面教员嘛。”

窦家桥汇报完了，司家庄的党支部副书记接着汇报。她讲到1975年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期间，江青顶住“逆流”，亲手为他们抄送材料，给他们极大的鼓舞。原来，那次在大寨举行的会议上，江青要把小靳庄的所谓“新鲜经验”强行塞给大会，邓小平抵制，说小靳庄今不如昔，粮食产量甚至还赶不上解放初期。江青气急败坏，当场和邓顶牛。还有，大会期间的报纸刊发了江青和邓的新闻照片，江青的那张是她正在大寨劳动，而邓的那张却是邓小平在大寨参观，这显然是江青操纵新闻媒体，有意与邓小平对着干。邓将这些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批评了江青。这次汇报，又一次勾起江青对邓小平的仇恨。她喋喋不休，历数邓小平的“罪行”：“他在主席那告我的状，说我乱插话”，“他斗我，跟在监狱里差不多，就差低头，揪辫子”，“他造我的谣，说我犯了错误，撤消了我党内外一切职务，劳动改造，自杀了”。江青每有“我”字必指自己的鼻子，末了，她环顾会场，低声道：“涉及到政治局的话，不要往外宣传，我是拿你们当亲人啊！”

批了邓，还得讲讲女权。江青此次还真能讲出一些“新意”。她说男的女的都是女的生的时，有人在笑，她又说男的很简单，只有一个精虫，更多的人低头含羞。江青不管这些，接着说：“我在政治局讲这些话，有人还撇嘴呢！这都是受邓小平的影响。”终于将邓小平与女权扯上了关系。说到最后，江青道出了她在政治局真实的野心：“男的要让位，女的来管理。”

小靳庄的“文化革命”

江青宣布了小靳庄是她和解学恭的点，不管解愿意与否，他都得按照江青的旨意来经营小靳庄。1974年7月初，刚送走江青，解即返回小靳庄，一连住了八天。八天里，解领导的工作组总结了小靳庄的新经验，归结为以大办政治夜校为首的“八件新事”。总结材料写成后，解又向江青写信汇报，江青自是十分欣赏，批曰：“小靳庄办政治夜校的经验值得推广。”解学恭领旨，开始大力推广小靳庄经验，要求小靳庄周围的大队学习小靳庄，逐步小靳庄化。

小靳庄的“八件新事”，很快又变成了“十件新事”，并正式向全国推广。这个“文化革命”的新经验，以《小靳庄十件新事》为题，上了1974年8月4日的《人民日报》，小靳庄被塑造成“文化革命”或意识形态领域革命的典型。“十件新事”中，政治夜校是小靳庄“文化革命”的发动机，许多“新事”都是从这里生产出来。至于唱戏、赛诗、大批判，乃是小靳庄“文化革命”的拿手好戏。还有几件“新事”却是子虚乌有，如开办图书室、成立体育队，都是别有用心的编造。另一件“移风易俗，破旧立新”的“新事”，以“十二姑娘退彩礼”最为出名，却也是有人导演的结果。

作为“文化革命”发动机的小靳庄政治夜校，其实根本不是什么“新事”。在一个全中国都成了毛泽东思想大学校的年代，政治夜校肯定不会是稀罕之物，天津市乃至全国的许多生产大队早已举办。小靳庄政治夜校之“新”，恐怕主要“新”在它的过度“繁荣”。据载，小靳庄政治夜校创办于1971年8月，到1974年6月江青来到小靳庄，已有将近三年的历史。此间，这个政治夜校与全国其他地方的政治夜校没有大的不同，不过是广大贫下中农结合政治运动，学习一些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学唱几段样板戏，学写几篇大批判文章，也编几个快板之类的文艺节目，或者再写几首用于大批判的“顺口溜”。但是，江青来过，事情起了变化，小靳庄政治夜校不得不在激进的方向上，一天胜似一天地“繁荣”起来。首先是群众参与度高，整个小靳庄250名男女整半劳力，全都参加了学习，甚至几位七十多岁的老人也坚持上夜校。其次是学习的强度大，每周三次，坚持不断，老年人和家务重的妇女还要额外补课。一篇题为《小靳庄的政治夜校》的文章，刊于《人民日报》1974年9月8日，集中宣传了小靳庄政治夜校的高度“繁荣”。据该文报道，三年来，小靳庄共有一百九十多人学会了写大批判文章，一百二十多人学会了写革命诗歌；还培养了58名理论骨干，其中12人担任了夜校的教员。这支理论骨干和群众一起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出了十期大批判专栏，写出了一千二百多篇大批判文章。

自然，小靳庄政治夜校之“新”，还在于它的过度的文艺性。正是在政治夜校的动员和组织下，小靳庄的一支贫下中农业余文艺宣传队宣告成立。这支宣传队和举国上下其他的宣传队一样，也是以贫下中农所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配合政治宣传，不同的是，小靳庄的文艺宣传队并不“业余”，它频繁出动，不管农忙农闲，也不顾场所，说演就演。当时的报道说，文艺宣传队带动了小靳庄文艺活动的广泛开展，出现了许多“夫妻同唱一出戏，全家男女老少齐登台”的“生动景象”。报道还说，“不会唱几段样板戏，在小靳庄是一件不光彩的事”。贫下中农把演旧戏用的蟒袍马褂等统统拆掉，卖给社员做缝补用的布料，用收入的钱买来一台电视机。电视机的一个最主要的用途，就是学唱样板戏。据统计，全村整半劳力250人，有220人会唱样板戏。不少家庭人人能唱，一些老人也会唱，73岁高龄的老贫农魏文惠能唱七八段。每次开会，干部带头，大家都唱。其他的时间和场所就更不用说了，“在小靳庄，地头、场上、饲养院、磨面房，从早到晚，到处都有人唱样板戏选段”。

赛诗会

在小靳庄，不会写诗，同样不光彩。也是干部写，社员写，男女老少都写。许多社员全家一起写，一位名叫于哲怀的贫下中农，一家七口，人人能诗，一家人还经常集在炕头上，互相修改润色。经常性写诗的贫下中农，全村高达一百多人。据说不到一年的工夫内，小靳庄的贫下中农就能高产诗歌一千余首。“新天新地新时代/公社社员多豪迈/满手老茧拿起笔/大步登台赛诗来”，将写诗纳入竞赛机制，在革命性之外又赋予它娱乐性。赛诗会一般在田间地头或麦场上举行，竖起“小靳庄贫下中农赛诗会”的大牌子，把贫下中农分作两队人马，赛诗会即可开始。参与者或站立或席地而坐，都是一副豪迈的样子。待到正式开赛，更是你方吟罢我登场，赛诗场立即成了战场：“笔似五尺钢枪/墨似子弹上膛/万弹疾发射靶/齐向林孔开仗。”批林批孔运动开展后的短短几个月，小靳庄的赛诗会就赛了六场，有一百七十余人当场献诗，献出诗歌六百多首。

小靳庄“文化革命”的过度“繁荣”，正是江青一伙直接操纵的结果。自1974年开始，江青亲自或派人给小靳庄送来九批材料，还不时派“梁效”写作班子到小靳庄讲课。甚至在小靳庄，常年活动着江青派来的两名特殊的“联络员”。两人的活动十分诡秘，可以自由参加村中党团组织的任何会议，但他们的行动却不向任何党组织汇报。江青插手后，小靳庄的“文化革命”先是吹法家，批大儒，捧女皇，在唐晓文的指导下编写《新三字经》。经迟群授意，这一批成果编成《小靳庄诗歌选》和《小靳庄批林批孔文选》，均于1974年12月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并多次重印，总印数达一百五十多万册。继而批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早在1976年2月7日，江青一伙即从北京打来电话，透露清华大学点名攻击邓小平的消息，向天津交了底。2月26日，《“十二级台风”刮不倒》在《人民日报》以头条发表，报道小靳庄与“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专开对头车”的事迹，一时间，小靳庄又被塑造成“以反潮流的革命精神”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典型。3月5日，解学恭亲临小靳庄，煽动说：“找到风源了吗？点名了吗？可以点名。”稍后，迟群、谢静宜一干人来到小靳庄，向王作山透风交底。也就在此时，《小靳庄诗歌选》第二集火速编成出版，总共一百五十多首诗里，直接或间接批邓的就有八十余首。此间，话剧《红松堡》也正在小靳庄紧锣密鼓地炮制。这是一部《反击》式的“阴谋文艺”，以小靳庄两条路线的斗争为背景，将年轻的女支部书记宋金秀塑造成“造反英雄”，而将县委书记刘达这位老干部描画成“走资派”、“还乡团”的典型。又是“红色劲松”的象征，又是女的“造反英雄”，这让人时刻联想到江青，而小靳庄作为江青的“点”，自然成了“红色劲松的堡垒”。

按照“文化大革命”的理念，“文化革命”即是“意识形态领域的革命”，也就是“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唯有如此，才能清除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树立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从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具体到小靳庄，在当时的宣传中，它的“文化革命”也共享“文化大革命”的“宏大叙事”，不外乎说小靳庄的“十件新事”乃是“进行意识形态领域革命的崭新成果”，同时也是“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的有力措施”。“十件新事”的出现，给小靳庄带来了“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干部群众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而精神力量可以转化为巨大的物质力量，抓革命可以促生产，因而小靳庄的“文化革命”促进了集体经济的迅速发展，近几年的粮食亩产“跨过了‘长江’，闯过了‘千斤关’”。但事实证明，“抓革命”未必就能“促生产”，蹦蹦跳跳说说唱唱不可能弄出粮食，小靳庄的生产“奇迹”不过是一种虚构。而江青在小靳庄的“文化革命”，也不过是借用了“文化大革命”那一套冠冕堂皇的说辞，实际上贩卖的却是不可告人的政治阴谋。

来源：往日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