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江：取代人民日报编委会的“文革小组”——人民日报劫难（12）

钱江：“记者团”空降人民日报和带队“团长”李思恭（11）

上文记述一个由20人组成的“记者团”进驻人民日报，“只带耳朵”，了解报社编辑部的情况。他们带不带嘴巴呢？陈伯达没有说，其实是带的，而且为下一步进入编辑部做准备。

正文：

1.陈伯达指示人民日报成立“文革小组”

“记者团”进驻人民日报的第二天，1966年6月6日，陈伯达在重组报社领导层上又迈出一步，他给人民日报下达指示说，报社应当成立一个领导运动的小组，名字可以叫做“文化革命小组”，由工作组领导，负责报社的日常事务，明天下午就可以选举，暂定每一个支部出一个人，不受原职务高低的限制。

当天下午，讨论这个“小组”人选的总编室党小组会上，胡绩伟发言说：“我认为吴冷西的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明显是唱了反调。

1966年6月6日《人民日报》1版上，刊登了陈伯达组织撰写的一篇社论《夺取资产阶级霸占的史学阵地》。为什么将史学如此高看，自然是有缘由的，姚文元的“论海瑞罢官”就是从史学角度打开缺口的。

也在同一天，毛泽东同意周恩来将于6月16日到罗马尼亚访问一周。同一天，解放军报发表长篇文章《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宣传教育要点》。这篇文章公布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的要点。

2.陈伯达来到人民日报亲自组织“小组”

6月7日，陈伯达来到人民日报亲自落实“小组”的组成，召开全社工作人员大会。

陈伯达在会议上宣布，要成立报社“文革小组”，中央批准这样做，工厂也要派人参加，不要忘记了工人。而记者团呢，可以选出3个人参加。

陈伯达说：“现在我们工作组只有几个人，需要一个纽带，把工作组和大家联结起来，即组织一个文化革命小组。”

陈伯达说：“文化革命小组的组长，由工作组、记者团的人当也可行。”

他还说：“文化革命小组是运动的核心，但不是代替原编委会的领导核心。”待真正的领导核心组织出来了，工作组会撤走。

有人对陈伯达说，要罢免吴冷西。（见《人民日报文化大革命大事记》第3页）

这正是陈伯达前几天提出、又被刘少奇顶回来的事情。此时陈伯达的倒是将口气软了下来，说：“罢官的问题慢慢来做，何必着急？你们动起来，行动起来，一个官、两个官，没有什么。我最喜欢罢官，把吴冷西撤掉，文化革命小组也没事干了。”

他补充说：“群众还没有革命化的时候，罢官是不自然的。不自然的罢官，不如不罢。”

针对人民日报大楼中已经出现的要求将吴冷西等人罢官的大字报，陈伯达说：“有的大字报急于罢官，不要性子那么急。我是急性子人，在这个问题上不性急。”

说到这里，陈伯达自言自语起来，说：“是不是我太右了？右倾机会主义吧？我想，我懂得毛主席的工作方法就是这样。”这句话和他在刘少面前提出罢免吴冷西的要求，显然是矛盾的。

有人对陈伯达说，现在人民日报的要害在编委会。编委会成员、部主任以上人员，一律不能参加“文革”小组。

陈伯达没有同意，说：“对具体的人作具体分析，要一分为二。不要把任何组织看成铁板一块。”

情绪亢奋的人还向陈伯达反映说，有的编委为什么不发言，不写大字报？

陈伯达说：“不能勉强他们发言。勉强发言是假的。要自然而然地革命化。”说到这里，他拿起粉笔，在身边画版面的黑板上写了“自然而然地革命化”几个大字。

待安排“文革小组”事了，陈伯达又吩咐，这个“文化革命小组”成立以后要负责编辑一份《文化革命动态》，每天一张，送中央领导人每人一份。

“文革动态”之前的社内刊物《文化革命简报》，与随后出现的“动态”只有一词之差。“动态”出现后，原先的“简报”就消失了。

随“简报”之后编辑发行的社内刊物“动态”刊头。笔者未能收集到较多“动态”原件，是明显的缺失。

人民日报“文革小组”于6月9日成立，举行首次会议，确定凌建华为组长，李希凡、姚炜、李思恭、王保生为副组长。这几个人，前两位是报社部主任和编辑组长层面的人物，看来名列李思恭之后的王保生来自报社印刷厂。

这个小组编辑的“文革动态”很快就编辑印行了，在“文革”中存在了一段时间，留下了不少“文革”初期的记录。这个作用，恐怕是当年的陈伯达没有想到的。

新的“小组”编印这个不定期活页不是难事。1966年5月1日，人民日报党委办公室开始编印《文化革命简报》，新的“小组”编印《文化革命动态》，在这个基础上延续即可。这些“动态”大部分被保存了下来。

3.钱抵千和李庄之间的“妥协”

新的“领导小组”出现了，作为原“编委会的核心”的人民日报副总编辑一级高层领导怎么办呢？“文革小组”的做法是，要他们“协助工作”。

副总编辑李庄回忆，跟随陈伯达来到人民日报夺权的两位军中笔杆子——《解放军报》代总编辑唐平铸和总政文化部副部长钱抵千，都是他在抗日战争时期在太行山就熟悉的，建国以后和他们的工作关系也很密切。但此次他们前来“夺权”，李庄敬而远之以避嫌。

几天以后钱抵千就找李庄谈话了，大意说，前段时期李庄犯下删节军报社论的错误是“孤立事件”，不担负主要责任。现在事情已经过去，过去你做什么现在还做什么。钱抵千的意思是恢复李庄副总编辑的工作。

李庄略做考虑，予以谢绝，说，我停止工作将近一个月了，情况生疏了，勉强工作还会犯错误。

钱抵千退一步说，可以给李庄配备一个助手，由军报副处长尚力科来做。

李庄见机也退一步说，一定要我工作，我当参谋长，他做司令员。他指挥，我承办；我设计，他拍板。除此之外，断难从命。

这样一来达成妥协，副总编辑李庄成了工作组成员的编辑助手。（《李庄文集》4卷本，人民日报出版社、宁夏出版社2004年出版，回忆录下编第340页）。

这时，陈伯达到人民日报夺权已有一周，他组织的社论文稿基本上登完了，下一步怎么办？6月9日，陈伯达飞往上海，向毛泽东当面汇报。临行之前，他要唐平铸负责人民日报的全面工作。

(未完待续)

来源：钱江说当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