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庆全：中国为何停止对阿尔巴尼的援助？

我在本号《驻阿尔巴尼亚商务参赞的回忆——读翟厚仁<九三杂忆>》推出后，有朋友陆续提供了一些关于中阿之间关系的材料，也促使我翻看了一些材料，就那篇小文再作点补充。

那篇小文中，引用了驻阿尔巴尼亚商务参赞翟厚仁的回忆。他说，1970年夏天，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副主席凯莱齐为团长的代表团到中国来，狮子开口，引起“大家的不满”。

翟厚仁的记忆是准确的，那次，中央负责与阿方对接的是李先念副总理。在《李先念年谱》1970年8月14日条中有记载。15日，李在于凯莱齐会谈时说：我们想根据毛泽东同志和霍查同志所缔造的中阿两党的友好关系的原则，确定各项援助，商谈我们的问题，但又坦率地交换意见。我们应当看到另一方面，就是我们的经济还很落后，这一点我们是要给阿尔巴尼亚的同志说清楚的。既要想到你们的需要，又要看到我们的可能。能办的，我们应该办；办不到的，或者今天办不到的，我们就和同志们交换意见。

李先念的援助原则就是，要量力而行。但受那时国际阵营意识形态的影响，有时候，我们往往是算大帐的。

9月中旬，外交部、外经部、外贸部基本上确定了对阿尔巴尼经援方案，“照这个方案，成套项目大体上满足了阿方的要求,一般物资只满足阿三分之一要求。此方案（按国内价格计算），给阿拨款十三亿元，扣除阿方在出口物资中还我贷款三亿元，实际支出为十亿元。”。10月16日，李陪同周恩来等出席关于中国向阿尔巴尼亚提供长期无息贷款的协定和关于一九七一年到一九七五年交换货物和付款的协定签字仪式，并代表中国政府在协定和议定书上签字。

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阿方对中方提出指责，但要求援助的欲望不减。

李年谱1972年9月15日条记载：他将外交部、外经部《关于阿尔巴尼亚新的经援要求的请示》报送周恩来时写下批语说：阿尔巴尼亚提出建设要求太大了，谈判起来是一场艰苦的说服工作，基本上拟同意这个报告。请审批。

关于这次谈判的情况，我没看到材料。显然，中方对阿方提出的要求，已经大打折扣了，要不然李批示中也不会说谈判不易。

此后，阿方这厢继续要援助，那厢仍然对中国内政方针说三道四。李年谱1975年6月15日条：以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阿迪尔・查尔查尼为团长的政府经济代表团又来了。

16日下午，李同查尔查尼举行会谈。在会谈中就阿尔巴尼亚方面要求中国在阿第六个五年计划期间，提供援助一事答复说：中方对于这件事非常重视，作了认真的研究。我们将一如既往地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给予积极援助。但我们认为，你们要求的数量和我们的实际能力差距太大，因而不能满足你们的要求。我们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确实有很多困难，请你们体谅。因此，在阿尔巴尼亚第六个五年计划期间，我们只能提供贷款五亿元贸易人民币，军援也包括在内。查尔查尼对中方的答复表示不满和无法理解。

7月3日，李在《关于中国向阿尔巴尼亚提供长期无息贷款的协定、中国向阿提供成套项目的议定书》、《中国向阿供应一般物资的议定书1976年到1980年交换货物和付款的协定》上签字。

中方要量力而行，阿方却“表示不满和无法理解”。那就是翟厚仁回忆中所说的，阿方觉得理所应当。这样，双方差距就拉大了。

1976年10月，中国粉碎“四人帮”；11月，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召开，阿方开始公开对中国内政说三道四。

1977年7月7日，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人民之声报》刊登《革命的理论与实践》长文，批驳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并用十几种语言向世界播发，公开两党分歧。同时，阿方还通过驻外机构广为散发。在北京，各外国驻华使馆，我政府的一些部门，都收到了这篇文章，在国内已经公开了。

1977年7月27日，中联部、外交部给中央报送《关于阿尔巴尼劳动党发表反华文章和我处理意见的通报的请示》，7月31日经华国锋同意，中央转发了这个通报，并要求“口头传达到全体党员和群众”。

通报认为：阿方这篇文章，不仅观点是完全错误的，手法也是十分恶劣的。这是阿劳在去年11月七大以来对我公开攻击的一个升级。

如何应对？通报认为，从国家层面来说，不予公开驳斥，不公开论战。如果在与友好国家、友好人士接触中，如对方谈起中阿分歧，可根据不同对象适当阐明我党观点，驳斥阿劳错误观点。

关于对阿方援助，中方根据实际情况，继续执行已签订的协议。

通报说：考虑到阿尔巴尼亚广大党员、干部好人民群众是好的，有对我友好的愿望，凡是有阿留学生、实习生、专家的地方和单位，我仍应对他们友好相待，注意多做工作。我不主动向他们谈中阿分歧，如他们主动提及，可正面阐述我观点和立场。如对方无理指责，应坚决顶回去，但不予纠缠。

这个通报的确传达到最基层。当年在昌平某部服役的女兵王元元，就认真地听了传达和笔记。读到我那篇小文后，她对我说：

当年，大家对阿方的做法非常气愤，议论纷纷，我们援助了他们那么多，他们反而这样说三道四。所以，这个通报要求我们对他们友好相待，但是，大家做不到。我们那里也有阿方的实习生之类的人，本来食堂是给他们开小灶的。通报传达后，食堂立刻停止了小灶，阿方人员就和我们一起吃饭了。但是，阿方人在一起，我们也不和他们接触，立刻泾渭分明了。

此后，中阿双方带着各自的意识形态，进入磕磕绊绊状态了。从1978年春开始，双方就一些具体援助项目施工问题，谈不拢。中方对阿方一而再再而三的援助要求，答应得少了；而阿方依然比较强势，几次中断谈判。

1978年4月29日、5月20日，阿方外交部先后照会中国驻阿大使馆，毫无根据地指责中国专家“怀有损害阿尔巴尼亚经济的蓄意图谋”，中国在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中“设置障碍”，“违反”协议，使阿尔巴尼亚的经济“受到严重损害，”等等。

6月7日中方复照阿方，希望通过照会交换意见，解决两国合作中存在的分歧，使合作能继续进行下去。但是，阿方驻华大使则拒收复照，拒绝协商解决问题。

不得已，7月7日，中方派出外交部副部长余湛给阿方驻华大使递交照会：停止对阿经济和军事援助，并决定从阿尔巴尼亚撤回中国经济和军事专家。

来源：徐庆全与八十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