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安林：1959年湖南开展反右倾斗争始末

摘    要：湖南反右倾斗争与庐山会议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湖南反右倾斗争和全国其他地区反右倾斗争一样,实际上是庐山会议错误的继续、发展和扩大化。湖南是全国开展反右倾斗争比较积极的一个省份。其危害性主要表现在二个方面:一是在政治上错整了一大批实事求是和敢于讲真话的党员干部,使党内民主生活遭到严重破坏;二是在经济上使湖南刚刚开始纠“左”的工作遭到否定,已经有所收敛的高指标风,瞎指挥风,强迫命令风、浮夸风重新泛滥起来。湖南反右倾斗争的教训是沉重深刻的。

在1959年全国进行的反右倾斗争中,湖南是表现的比较积极的一个省份,打击伤害了大批干部和群众,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为此,本文试对湖南的反右倾斗争来龙去脉作一番述评:

一

湖南反右倾斗争与庐山会议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湖南反右倾斗争和全国其他地区反右倾斗争一样,实际上是庐山会议错误的继续、发展和扩大化。

1959年7月2日,中共中央在庐山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将中共湖南省委对形势的看法概括为“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三句话接纳为会议的方针。他在会议开幕式的讲话中说:“国内形势是好是坏?大形势还好,有点坏,但还不至于坏到‘报老爷,大事不好’的程度,八大二次会议的方针对不对?我看要坚持。总的说来,像湖南省一个同志所说的,是两句话:‘有伟大的成绩,有丰富的经验’。‘有丰富的经验’,说得很巧妙,实际上是,有伟大的成绩,有不少问题,前途是光明的。”按照毛泽东的设想,这次会议是为了纠正1958年“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存在的问题,总结经验教训,准备继续新的跃进而召开的,因此,会议前一段气氛比较活跃,在肯定成绩的前提下揭露出不少问题。彭德怀曾在分组会上多次发言,认为:“解放以来,一连串的胜利,造成群众的头脑发热,因而向毛主席反映情况只讲可能和有利的因素。在大胜利中,容易看不见、听不见反面的东西。”“我们党内是‘左’的难以纠正,右的比较好纠正;‘左’的一来,压倒一切,许多人不敢讲话。”“人民公社我认为办早了一些,高级社的优越性刚发挥,还没有充分发挥就公社化,而且没有经过试验。如果试验上一年半年再搞,就好了。”14日,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针对客观存在的问题,陈述了他对1958年以来“左“倾错误及其经验教训的意见。他的信在肯定成绩的基础上,着重指出了“大跃进”运动以来党的工作中存在的一些严重问题及其原因。他认为;“我们在建设工作中所面临的突出矛盾,是由于比例失调而引起各方面的紧张。”这种矛盾就其性质来看,“是具有政治性的”,我们犯错误的原因,客观上是由于缺乏建设经验,主观上是由于在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上存在不少问题。一是浮夸风和片面性,“犯了不够实事求是的毛病”;二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总想一步跨进共产主义”。还提到纠“左”一般比反掉右倾保守思想还要困难些,彻底克服“左”的思想,是要经过一番艰苦努力的。他最后建议:“系统地总结一下我们去年下半年以来工作中的成绩和教训”,以达到“明辨是非,提高思想”的目的。16日,毛泽东将这一封信加上“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的标题后,印发给与会者参考。这封信得到了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解放军总参谋长黄克诚,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外交部副部长张闻天,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的支持。19日,黄克诚、周小舟明确表示,信中的某些提法虽然可以斟酌,但是总的精神是好的。周小舟认为:“我们这些人都是好心,想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想多搞一点,搞快一点,刮共产风也是想搞共产主义,其结果是违反价值法则,按劳分配等某些社会主义原则,所以是错误的。我们应该把所有这些经验总结起来,引为教训。”他又说:“我的看法,这次会议把缺点讲透很有必要,只有如此才能正确地总结经验教训。缺点少讲,或者讲而不透,是难于使我们自己去正确地总结经验教训的。”21日,张闻天作了三个小时的长篇发言,不仅明确支持彭德怀的意见,还用更加丰富、确凿的材料,更强的理论性,进一步论证和深入剖析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错误及其原因。他认为:“从研究、总结经验的角度看,尤其应该从思想方法、思想作风方面寻找原因”。从主观来看,一是“对于主观和客观、精神和物质关系的了解有片面性”,“造成了主观主义”,“违反了马列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二是在政治和经济的关系上,指导思想上存在偏颇,“公然违反客观经济规律”,“今天总结经验,应该着重从经济规律上进行探讨”;三是在所有制关系问题上“偏向很大”;四是在民主和集中是关系上存在缺点,民主作风不够。他强调:“民主作风很重要”,不能只要求干部敢于提出不同意见,还“要领导上造成一种空气、环境,使得下面敢于发表不同意见,形成生动活泼、能够自由交换意见的局面,”“我们不要怕没有人歌功颂德,怕的是人家不敢向我们提不同意见。”

毛泽东不能接受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人的意见,决定扭转会议方向,错误地发动了对他们大批判。7月23日,他在会议讲话中说:“有些人在关键时刻就是动摇的,在历史大风大浪中就是不坚定的。党的历史上有四条路线:陈独秀路线,立三路线,王明路线,高饶路线。现在又是一条路线。站不稳、扭秧歌。现在又表现出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悲观性。他们不是右派,但是他们把自己抛到了右派的边缘了,距右派还有三十公里,相当危险。”他还对彭德怀信中所讲的“比例失调”、“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有失有得”逐一进行了批驳。26日,毛泽东又在一封来信中指出:“现在党内党外出现了一种新的事物,就是右倾情绪,右倾思想、右倾活动已经增长,大有猖狂进攻之势。这表现在此次会议印发各同志的许多材料上。这种情况远没有达到1957年党内外右派猖狂进攻那种程度,但是苗头和趋势已经很显著,已经出现在地平线上了。这种情况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反右必出‘左’反‘左’必出右,这是必然性。”“我们党三十八年的历史,就是这样走过来的。”

8月2日至16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在庐山举行。会议通过了《为了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和八届八中全会公报等。会议的决议指出:“右倾机会主义已经成为当前党内的主要危险。团结全党和全国人民,保卫总路线,击退右倾机会主义的进攻,已经成为党的当前的主要战斗任务”。会议决定撤销彭德怀的国防部长和军委委员职务,撤销黄克诚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秘书长和解放军总参谋长职务,撤销张闻天的外交部副部长职务,撤销周小舟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职务。同时,保留他们的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职务,以观后效。毛泽东对庐山会议作了错误的结论。他甚至还尖锐地指出:“庐山出现的这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在中国,在我党,这一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至少还要斗二十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总之要到阶级完全灭亡,斗争才会止息。”

八届八中全会结束以后,按照中共中央的部署,在全国范围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右倾斗争。

二

彭德怀上庐山开会前,曾于1958年12月在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陪同下,在湖南做过一番调查研究。他对湖南“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出现的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平均主义等“左”倾错误现象提出了严肃的批评,强调要实事求是,密切联系人民群众。他到平江县调查时,一位负伤致残的老红军战士给他写了一张纸条,上面写道:“谷撒地,薯叶枯,青壮炼铁去,收禾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请为人民鼓咙胡。”黄克诚也曾在1959年1月来湖南搞调查研究。他在调查中发现存在严重的浮夸风和命令主义现象,当即作了严肃的批评。他指出,近来党内作风方面出现了不正常的现象,讲真话实话受到压制打击,讲假话吹牛皮的反而提拔重用。他强调,我们共产党人是为人民服务的,要多办实事,让人民群众过上好日子。周小舟也在1959年4月至5月,先后对湘潭、常德、邵阳、黔阳、湘西自治州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回长沙后召开了省委常委会议,针对“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出现的严重问题,采取了一些纠“左”的措施,取得初步的成效。

由于上述原因再加上彭德怀、黄克诚与周小舟原籍都是湖南人,为此,毛泽东认定他们三人之间关系密切,配合默契,在庐山会议期间多次批判他们是“湖南帮”、“湖南集团”。基于这一处境,中共湖南省委贯彻庐山会议的精神,开展反右倾斗争尤为积极主动,来势猛烈,使湖南成为全国的重灾区之一。

8月5日,庐山会议还尚未结束,中共湖南省委就召开电话会议,向各地、市委书记通报会议精神,通报周小舟在会议上受到批判的消息。6日,召开省直机关干部大会,进行“反对右倾思想”的学习动员,部署8、9两个月工农业生产,8日,印发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右倾思想的指示》。《指示》强调:“现在右倾思想,已经成为工作中的主要危险”,9日,发出贯彻执行中共中央指示的通知,10日,召开“反右倾、鼓干劲”全省广播大会。

8月22日至9月15日,中共湖南省委召开省委扩大会议,正式传达贯彻庐山会议精神,批判周小舟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会议由新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主持。参加会议的有各地、市、县委书记及各大型厂矿、大专院校、部队及省直机关的负责干部一共2029人。

会议传达贯彻庐山会议精神,讨论路线问题,开展反右倾斗争,揭发批判以周小舟为首的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反党宗派活动”。周小舟在会上遭到错误的批判与斗争,同时,会议对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唐麟,省委委员,统战部部长杨第甫,省委候补委员、教育厅长方用,以及省委工业部部长章新、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方克等11名厅局级干部也进行了错误的批判,指责他们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严重错误。会议认为,中共中央及时揭发和处理“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保卫了党的团结和统一,保卫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保卫了党的总路线,保卫了社会主义事业。会议强调,湖南有一股右倾机会主义思潮,出现了一小撮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他们已经开始向党发动猖狂进攻。一定要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和八届八中全会的决议,迅速开展反对右倾机会主义是斗争,彻底清除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机会主义纲领和阴谋活动的“毒素”,使全党同志提高政治觉悟,提高马列主义思想水平,纯洁党的队伍。会议集中对周小舟进行了猛烈的批判斗争,9月15日,通过了《关于周小舟同志右倾反党活动问题的决议》。《决议》指出:“以彭德怀同志为首包括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同志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配合国内外敌对势力,有目的、有准备、有计划、有组织地发动了对党的总路线、党中央和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的猖狂进攻。”“这个进攻是极其恶毒。这个进攻是阶级斗争在我们党内的反映。”“彻底揭发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活动,揭穿他们的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的面貌,清除他们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毒素,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和党的建设,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对于湖南具有特殊重大的意义。”“湖南党内以周小舟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宗派反党活动,和与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是密切联系的。彭德怀、黄克诚同志是周小舟同志进行反党宗派的后台老板。黄克诚同志则是具体的指导者。”“为了对党和人民的社会主义事业前途负责,党必须采取坚决的严肃的态度,彻底粉碎他们的反党活动。省委全会完全拥护中央撤销周小舟同志湖南省委第一书记的职务,保留他的省委委员,以观后效的决定。”10月2日,周小舟被下放到浏阳县,降任中共大瑶公社党委副书记。唐麟、杨第甫、方用、章新、方克等人也都被撤职,下放基层。

省委参照中共中央批转军委总政治部《关于划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标准和办法》,结合湖南的实际情况,规定了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标准,一共五条:(1)公开散布系统性右倾言论,从多方面攻击“三面红旗”的。(2)积极支持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纲领,公开为“反党集团”辩护,攻击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3)历史上多次犯错误,屡教不改,对党心怀不满,借批评“大跃进”缺点之机,猖狂向党进攻的。(4)执行党的路线政策一贯严重右倾,“大跃进”以来又有严重的右倾言论和行动,在学习八届八中全会文件后仍然执迷不悟,不主动深刻检讨的。(5)组织宗派集团,夸大歪曲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缺点,反对中共中央的。

省委扩大会议之后,根据会议决定,重点在全省县以上党政机关、企业事业单位、文化教育系统的党员干部中开展反右倾斗争。省委提出了必须达到的三条基本要求:第一,消除毒素。即彻底清除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右倾机会主义纲领和阴谋活动的毒素。第二,提高觉悟。即通过斗争锻炼,使全党同志,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提高革命干劲,提高政治嗅觉,提高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水平。第三,健全队伍。即通过斗争一方面查明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暗藏在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分别地加以处理,纯洁党的队伍;另一方面,发现优秀干部,选拔到领导岗位上来,加强各级组织的领导。

开展反右倾斗争大体经历三个阶段:

学习文件和酝酿准备阶段,时间安排从8月初到9月底。在这一阶段主要是在党员干部中传达贯彻党的八届八中全会作出的《为了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关于反对右倾思想的指示》和张平化在中共湖南省委扩大会议上所作的报告,会议作出的《关于周小舟同志右倾反党活动问题的决议》。通过学习动员,开展反右倾斗争、鼓足干劲,掀起一个增产节约运动的新高潮。

一般交心和重点批判阶段,时间安排从10月到12月上旬。这是运动的主体和高潮阶段。广大党员干部普遍进行自我检查,向党交心,在此基础上,确定重点批判对象,通过大鸣大放大字报和批判会,开展彻底的批判和斗争。在这一阶段,抓出了一大批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反党宗派成员”、“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党分子”和“犯有严重右倾错误”、“犯有其他严重错误”的人。

专题辩论和系统提高阶段,时间安排从12月下旬到1960年3月。辩论的主题是坚决保卫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这三面红旗、正确认识社会主义时期是阶级斗争、正确对待革命群众运动、正确理解阶级、政党和领袖之间的关系、坚持党的领导等等。通过展开专题辩论,进一步提高广大党员干部的思想水平,并对重点批判对象作出政治结论和组织处理。

党政机关是这次反右倾斗争的重点,所采取的主要方法是党员干部自我检查和群众性的揭发批判相结合,斗争的对象主要是领导干部。根据党政机关中党员干部的思想状况大致分为四种类型。第一类:阶级立场明确,斗争坚决。能分清大是大非,维护党的利益,站稳无产阶级立场。第二类:立场观点基本明确,但对某些问题认识模糊(这些问题不属于原则分歧问题)。第三类:有右倾情绪,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等问题表现动摇,在原则问题上是非不明。第四类:观点立场反动,反对总路线,反对大跃进,反对人民公社,反对党的领导。

党政机关开展的反右倾斗争经历以下几个环节:

(一)分别不同对象,放手发动群众。

在发动群众中,对于第一类党员干部主要是武装思想,进一步提高认识,提高斗志;对于第二类党员干部,由于他们对某些问题分不清是非,在某些问题上有思想顾虑,但他们的思想顾虑不很大,只要说明党的政策,解除他们的顾虑,就可以轻装上阵。对于第三类党员干部,由于他们的错误较多,对于重点批判对象的情况也比较了解,有的还有某种暧昧关系,因此,他们的思想顾虑更重,对于这一类党员干部,在鸣放后期要着重发动,反复交代党的政策,反复说明他们跟第四类人有所不同,以解除他们的思想包袱,引导他们对第四类人积极地进行揭发。

(二)抓住重点问题和重点对象。

在重点问题上,也就是大是大非问题上要界限分明,立场坚定。为此一般都尖锐地提出三个问题进行鸣放辩论:一是要不要革命,也就是说要不要社会主义的问题;二是要不要群众,也即是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的问题;三是要不要党的领导的问题。在这三个重点问题中,把要不要总路线、要不要大跃进、要不要人民公社等都包括进去。

(三)采取各种措施,引导鸣放深透。

例如:湘潭县采取了六项措施:一是召开县委会,要求县委委员端正态度,做到领导带头,同鸣共放;二是交代党的政策,解除党员干部的思想顾虑;三是运用多种多样的形式:即口头的、书面的、大会上的、小会上的、大字报的、小字报的、面对面的、背靠背的等等;四是鸣放的内容不加限制,可以无所不谈,但是领导上应做到心中有数,到一定的火候,要把鸣放的重点引导到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和党的领导第大是大非问题上来;五是对于个别有问题的而思想上又有顾虑的,要进行个别谈话,提供线索,引导回忆;有的三、四类人自己不作检查的,领导可以引导发动干部群众揭发他们;六是对个别顽固分子(指四类人当中的),不作自我检查的,发动积极分子进行揭发,把他们揪出来。

(四)做好重点批判的准备工作。

一是重点对象的材料准备;二是批判上的理论准备;三是训练好队伍,组织好力量。有的重点批判对象污蔑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的,就必须组织力量到农村去,收集资料,以备驳斥。例如:中共临湘县委为了对右倾机会主义进行系统的驳斥,发动党员干部105人,写了175篇文章,进行了充分的说理斗争,做到了“揭其罪而尽其词(意即充分揭发,使重点批判对象理屈词穷),攻其心而服其气”。

(五)重点对象的批判方式、方法要从实际情况出发,灵活多样。

可以大会与小会结合起来,群众斗争与个别谈话结合起来,口头的与书面的结合起来,面对面的与背靠背的结合起来进行批判。

在党政机关开展的反右倾斗争中,对那些凡是有所谓右倾思想和右倾活动的党员干部都进行了群众性的批判,影响较大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大会批判,影响较小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小会批判。因此,打击伤害了一大批坚持实事求是,敢于讲真话的党员干部。

工矿企业开展反右倾斗争主要批判斗争负责生产和技术的基层干部,同时也对一些所谓“忘本变质”的工人进行批斗。因为他们反对在工业企业大搞群众运动,主张恢复正常秩序,加强企业管理,实行厂长负责制,依靠工程技术人员管理生产。这些主张被视为反对党的领导,反对政治挂帅。提出和支持这些主张的基层干部被扣上企图搞“独立王国”的帽子和进行“反党活动”的罪名,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反党分子”,受到了错误的批判和斗争。

湖南省属、地属、县属工矿企业一共有1974个单位,职工797357人,其中干部62912人,工人734445人,职工中一共有党员78486人,其中干部党员22189人,工人党员56297人。据对82个企业602个领导干部的思想状况摸底调查,属于第一类的有409人,占67.94%;属于第二类的有140人,占23.6%;属于第三类的有45人,占7.48%。又据郴县11个单位摸底,党员副科长以上的干部331人,其中属于第一类的209人,属于第二类的74人,属于第三类的20人,属于第四类的13人。株洲市委对16个厂矿摸底,根据589名党员科长干部排队,属于第一类的408人,属于第二类的131人,属于第三类的50人,个别单位属于第三类的人比重还稍微大一些。

工矿企业的反右倾斗争一般都是围绕着生产这个中心开展。例如:湘潭地委提出,反右倾斗争是当前的运动中心,生产是经常性的中心任务,要围绕生产开展运动,通过运动推动生产。厂矿党委主要抓好运动,又要抓好生产。书记抓运动为主,兼顾生产。厂长抓生产为主,兼顾运动。在批判右倾分子的具体做法上采取两种形式:一是开门见山,通过学习提高认识后,立即转入重点批判。例如:株洲钢厂,学习两天后即向有问题的人揭盖子,指出问题,令其检查,转入重点批判。二是通过鸣放、揭发,由一般鸣放到重点鸣放,或者开展背靠背的鸣放。先党委会批判后党委扩大会批判。例如:株洲蔴纺厂就是采取这一做法。株洲机车厂还召开了770多人的党员大会开展批判。在批判期间,有的单位采取了向骨干交底,找重点谈话,会后个别串联发动,又继续开展斗争。例如:株洲冶炼厂批判厂长某某时,本人作了检查后,有的干部认为没有问题了,深刻了,但后来通过个别发动,又揭发了很多具体问题,继而又开展批判,因此批判较为彻底。据某某本人反映:“这是我21年来最大的一次教育”。省属、地属厂矿绝大部分是以企业为单位开展运动。例如:衡阳地区大厂矿单独进行,小厂矿合并到工业局搞。郴县有的小厂矿的领导干部和一般干部同时进行,没有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单位则进行一次总路线的再教育。常德地区则集中工交战线领导20人在工交部搞,工矿企业划分为四个片分别进行。

在工矿企业开展的反右倾斗争,不仅打击伤害了一大批负责生产和技术的基层干部,而且对一些必要合理的规章制度也进行批判否定,使得正常的经营管理秩序受到了严重冲击,影响了生产的发展。

文化教育系统反右倾斗争的矛头主要是指向那些所谓“浸透了资产阶级世界观的的党员专家”。理由是他们“一方面以党员资格获得党内外的政治信任,另一方面又以专家资格同党分庭抗礼,他们坚持要走反党、反群众路线的道路”。“他们虽然人数不多,但是因具有党员的称号。所以比那些党外的旧资产阶级专家更能迷惑人,危害性也更大。”因此,在在文化教育系统开展的反右倾斗争中,那些具有知识分子和党员干部双重身份的敢于坚持实事求是的人,遭受的打击和伤害显然就更加惨重。

例如:中共衡阳市委在文化教育系统开展反右倾斗争,采取将党员干部集中到市委党校办学习班的形式,开展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批判。从集中学习的300人的思想状况摸底来看,对大跃进、人民公社、大炼钢铁、大搞群众运动、党的领导等大是大非问题,观点明确、立场坚定的有139人,占总人数的46.33%。认识基本明确,但对某些问题看法片面,或者夸大工作中的缺点的有132人,占总人数的44%。有29人,占总人数的9.67%,存在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和反党言论,他们大肆造谣,非常恶毒地污蔑人民公社办早了,搞快了,不是广大农民的要求,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污蔑大跃进是“吹牛皮”,大炼钢铁是“得不偿失,亏了老本,只图名声,不顾后果”;污蔑“人民生活水平没有提高”,“大搞群众运动是强迫命令”等等。其中:衡阳日报的记者某某某,由于存在着严重的个人主义,骄傲自满,立场观点模糊,组织观念薄弱,1957年整风运动中鸣放了不少右派言论,受到党内警告处分,不但不认识和改正错误,反而对党不满。在这次鸣放中又放了很多毒草,他污蔑人民公社是“党中央一号召,干部一声喊搞起来的,不是五亿农民的要求,因此群众劲头不足,荒了很多地,出了很多懒汉”;污蔑大炼钢铁是“浪费很大,质量不好,影响很坏”;攻击“农村干部普遍是强迫命令,把农民赶牛一样”;对党的集体领导也极端歪曲,说“工厂党的集体领导是形式主义,厂长权力太小,书记说了算”;特别是把1958年的大跃进说的“漆黑一团”,说“去年大跃进是跛子式的发展”,“粮食核实是弄虚作假的结果”,“人民生活没有提高,农民吃稀饭”;并恶毒地污蔑党中央“违反客观规律,党报是假宣传,假报道”。衡阳师范学校的某某某,家庭成分是地主,虽然她是党员干部,但是立场观点没有彻底改造过来,在这次学习鸣放中,大放厥词,说“市场物质没有增加,肉没有吃,油没有吃,蔬菜没有吃,再苦战三年就活不了了”;“粮食数字公布错了,是党中央和人民政府的官僚主义,应该作检讨”;她还污蔑1958年大炼钢铁不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问题”等等。

文化教育系统开展反右倾斗争具体分为三个步骤进行:

(一)启发动员,组织鸣放。号召党员干部消除顾虑,敞开思想,表明态度,畅所欲言,向党说心里话,掀起鸣放高潮。

(二)抓住鸣放中的主要问题,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开展大辩论,弄清大是大非,澄清模糊思想认识。

(三)在大多数人提高思想认识的基础上,对少数问题严重,仍然坚持错误的人,开展重点批判,将其错误思想批深批臭。[21]

在文化教育系统中开展的反右倾斗争,使许多有知识有才华,敢于追求真理,坚持真理的党员干部受到了错误的打击和严重的伤害,长期不能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应有的作用,这不仅是他们个人的不幸,也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造成的消极影响是深刻深远的。

三

为了与城市开展的反右倾斗争紧密联系,相互配合,中共湖南省委还决定,在农村开展以进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和社会主义的教育为纲,以有“资本主义倾向”的富裕中农和有“右倾机会主义思想”的干部为主要对象,进行重点批判的整社运动。因为“在农村中如果不把一部分富裕中农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猖狂进攻彻底粉碎,人民公社就不可能进一步巩固,农业的继续大跃进和贯彻执行党的总路线也是不可能的。”省委要求:通过整社运动,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和制度上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发展生产,加速农村的社会主义建设。

省委从1959年9月初开始,在长沙的中苏和榔梨、平江的甕江、浏阳的大瑶、湘潭是韶山、衡阳的英陂、郴县的马田、常德的全美、汉寿的护城、邵东的两市塘等10个公社选择了10大队,进行农村整社运动的试点。试点工作分为四个步骤进行:

(一)大力发动干部和群众,组织鸣放辩论,分清大是大非,彻底揭发、批判富裕中农当中有严重资本主义思想的人的错误言行,提高干部和群众的觉悟,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思想斗争问题。

(二)继续贯彻思想发动,通过鸣放辩论,抓住几个主要问题进行整改。比如:整顿公共食堂,贯彻计划用粮,节约用粮,做好全年分配和算旧帐的工作,进一步健全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制度,建立和健全生产管理、生活管理、财务管理的各项制度。

(三)进行党、团组织建设,进一步改善干部和群众的关系,选举新的领导机构,建立民主制度。

(四)制定1960年生产计划和远景计划,通过制定计划,总结生产经验,并且进行三包(即:包产、包工、包成本),全面地建立生产责任制,进一步组织冬季生产新高潮。

在经过试点工作取得经验以后,整社运动于11月下旬在全省农村全面铺开,分为三个阶段进行:

第一阶段:整顿农村基层党员干部队伍,放手发动群众,组织鸣放辩论,分清大是大非,,深入开展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保卫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和坚持党的领导,巩固农村社会主义阵地。具体又分为五个步骤:

(一)使广大农村党员干部明确无产阶级立场观点,提高思想,统一认识,鼓足更大的革命干劲。据有关材料统计,全省一共有80万农村党员干部参加了整社运动并取得了成效。例如:据对长沙等县12个公社的12个大队1462个干部摸底,通过第一阶段的整社,立场坚定、观点明确、工作积极、干劲很大的,由50%提高到81%;立场不够坚定、观点不够明确、工作和干劲一般的,由34.7%下降到15.2%;立场不稳、观点模糊、工作消极、干劲很差的,由14.3下降到3.4%。同时,对党员干部队伍中的所谓少数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及有严重右倾思想的人,进行了彻底的揭发、坚决的批判和斗争,并把他们从领导岗位上撤下来,。据浏阳县22000个作业组长以上的干部统计,在运动中,经过批判和斗争,撤换了工作的就达到370人,占1.68%。

(二)提高广大农民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使他们与资本主义思想划清界限,更加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和决心。全省农村有1800万农民参加了整社运动,使他们受到了一次深刻的系统的社会主义再教育,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和党的领导,已经“家喻户晓,老幼皆知,深入人心,扎稳根子”。郴县地区据在173万人中统计,通过开展大辩论、基本上划清大是大非问题之后,坚决拥护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和党的领导的,由56.2%提高到75.1%;一般拥护,但在某些问题上有所谓糊涂观念的,由32.2%下降到21%;两面摇摆、动摇不定的,由10.1%下降到3.4%;坚决反对、严重不满的,由1.5%下降到0.5%。

(三)彻底揭发以富裕中农为代表的资本主义思想和行为,在群众中把资本主义思想搞臭,孤立有严重严重资本主义思想的人。据不完全统计:开展整社运动以来,全省农村有10.3356万人被重点批判,其中富裕中农6.6327万人,占重点批判人数的64%。通过批判斗争,低头认错,表示决心改正错误的占78.3%;基本上低头认错,但不完全服气的占18.6%;尚无悔改诚意,坚决顽抗的占3.5%。对那些不完全服气和尚无悔改诚意,坚持顽固态度的人,继续进行斗争,决不让他们兴风作浪。

(四)结合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根据群众大鸣大放的意见,边整边改,解决与巩固公社密切相关的问题。把在农村中建立的公共食堂,经过整顿提高以后,更加巩固起来。据统计:湘潭地区10万多个公共食堂中,一类食堂由63%提高到78%;两类食堂由32%下降到19.8%;三类食堂由5%下降到2.2%。有些食堂由于有严重资产阶级思想的人的攻击、破坏,一时停办、散伙,但是很快就又恢复起来了。

(五)以整社为纲,掀起以“水”、“肥”为中心的冬季生产新高潮。在整社运动开展以后,全省参加农业生产的劳动力达到1660万人,比1959年生产最紧张的时期还增加50万人。700万人兴修水利,日平均工效由11月初的一方多,到11月底提高到三方,12月又达到四方以上。全省78万多处水利工程,已经完成了74万多处,完成了8亿多土石方,比1958年同期的4亿方增加了一倍多。积肥已经达到80亿担,比去年同时期25亿担增加了两倍多。

第二阶段:制定生产规划,搞好分配,安排生活,进一步贯彻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制度。具体分为三个步骤:

(一)制定生产规划。制定好1960年的生产规划,这是整社运动第二阶段的中心工作,必须突出地抓好。在制定生产规划中,要发动群众,鸣放辩论,反透右倾保守思想,发扬先进思想,认真总结经验。整个制定生产规划的过程,是先进思想与保守思想的斗争过程,有两种不同的情况,也有两种不同的结果。反掉右倾保守,先进思想占据了优势,定出的规划就是跃进的。反之,定出来的规划就是保守的。据郴县地区689个大队统计:生产规划定的积极的占到75.3%;基本上积极但措施不够有力的占21%;偏高或者偏低的只占3.7%。生产规划有三个指标:包产指标、计划指标、争取指标。包产指标一般比1959年实际产量增加一成;少数生产条件有特殊变化的地方增加一成到两成。计划指标比包产指标高一成到二成左右;争取指标则更高一些。

(二)搞好分配,安排生活。搞好分配,安排生活,这是群众最关心的事情,在整社运动第二阶段中必须抓紧抓好。根据试点的经验,要解决三个方面是问题:一是核实粮食产量。一些公社和大队,由于前一段粮食工作抓的不够扎实、细致,对1959年粮食产量究竟有多少还不很清楚。据新邵、新化两县四个大队调查:大队向公社上报粮食产量2337万斤,而生产队只承认1363万斤,相差42.94%。所以,一定要发动群众,算增产账,具体总结1959年生产成绩,认真核查,把产量情况摸清楚。二是在核实粮食产量的基础上,以大队为单位作好1959年的分配方案,其中最重要的是合理地安排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在安排积累和消费的比例时,要引导干部和群众从发展上看,勤俭办社,节约过生活,逐年积累资金,扩大再生产;既照顾社员目前利益又照顾长远利益。在保证90%以上的社员收入有所增加的条件下,适当多积累一些。三是计划用粮,节约用粮。据检查发现,一部分大队、生产队粮食安排上还存在一些问题,,有思想问题,也有实际问题。少数富裕中农还抓住这个问题大做文章,进行造谣、污蔑,说什么“生产跃进,口粮跃退”。一定要做到计划用粮,节约用粮。衡阳县檀山公社鸭绿大队,以老上中农某某某为首的一部分人大唱其“粮食年年减少,生活年年下降”的谬论,煽动群众对党不满。整社运动开展以后,发动群众进行大鸣大放大辩论,真相大白,彻底驳倒了某某某的谬论。这样,群众对粮食有了底,更加稳定情绪,提高了劳动积极性。

(三)加强经营管理,进一步贯彻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制度。根据各地整社运动的经验,为了适应生产的迅速发展和某些情况的变化,更好地发挥各级组织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正确划分经营范围,适当调整组织规模是必要的。

第一,划分经营范围:公社所有制目前虽然是部分的,但是它是发展方向,要在现有基础上逐步地积极地发展。根据长沙中苏友好、浏阳大瑶、零陵双牌、沅江南大膳四个公社的统计,1959年公社一级的收入占4个公社收入总和(包括公社、大队、生产队、作业组和社员家庭收入)约16%。为了加快社有经济,各地要采取的措施,除了继续发展社办工业以外,积极地扩大农业基本建设,逐步地建立农村电站、拖拉机站、抽水机站;举办社办农场、林场、畜牧场、养殖场和交通运输企业,建立商品基地。大队所有制仍然是基本的,它是公社基本分配单位,要继续积极发展大队经济。大队主要是抓农业生产,积极发展林业、畜牧业、渔业和副业。适当发展一些直接为农业服务的工业和手工业。为了发展大队的集体经济,大片的林木、茶油、果园和经济作物,较大的畜牧场、鱼塘、水库养鱼以及生产集中,需要劳动力较多的副业、手工业和农副产品加工等,一般都由大队组织专业队经营。生产队是直接组织生产的基本单位。它以粮食生产为主,同时也经营一部分经济作物及林、牧、副、渔业的生产。这些生产,都是由大队向生产队进行“三包”(即:包产、包工、包成本),超产奖励。作业组是直接组织劳动的单位。生产队对作业组实行分段“四定”(即:定任务、质量、时间、工分),包工不包产。在搞好集体生产的前提下,允许社员养诸、养鸡和种少量的自留地,作为集体经济的一个补充,但社员家庭副业发展过多了一点,影响了集体生产的积极性。整社运动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对社员家庭副业的发展进行了适宜的控制。

第二,适当调整组织规模。湖南省农村大队一般是五、六百户到一千户。生产队的规模一般是五、六十户、七、八十户、到一百来户。作业组是排工单位,一般是十多户、二十来户、到三十户照这样的规模,有些生产队、作业组的规模需要调整。据衡阳英陂等10个公社统计:生产队平均在五十户的占到40%。少数生产队的规模太小,一个大队的单位过多,要设几十个生产队,领导很不方便,开起干部会来象召开群众会一样,问题难于解决深透。因此,在整社运动中,进行了适当的调整。汉寿县护城公社和平大队原来有5个生产队,分级管理后分为19个生产队,每个队只有三、四十户。据郴县栖凤渡等12个公社12个大队统计:在整社运动中,生产队由原来的107个,每队六十五户,调整为98个,每队七十一户,调整面为9%,作业组由原来的318个,每组二十二户,调整为374个,每组十九户,调整面为15%。

第三阶段:结合进行整党整团,加强党团组织建设,改善干群关系,选举新的领导机构,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

在整社运动的过程中,还要结合进行党组织和团组织的整顿。对于那些犯有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党团员、干部,本着批判从严,处理从宽,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作出恰当的处理。例如:韶山公社如意大队,一共41个党员,在这次整社运动处分了3个。原总支部书记某某某,右倾思想严重,撤销了总支部书记的职务,但保留了总支部委员;原生产队长某某某,撤换为队委兼作业组长。58个团员,只组织处理了2个。整社运动中涌现和培养了大批积极分子及10个建党对象,28个建团对象。从中发展了2个党员,15个团员,增加了新鲜血液。干部通过整党整社,在提高觉悟的基础上,公开诚恳地向社员群众检讨自己的缺点和错误,表示坚决改正的决心。而社员群众则接受干部的检讨,欢迎干部改正缺点错误争取进步。在党内外、干部和社员群众关系改善,思想一致的基础上,通过发扬民主,公开推荐选举领导干部。选举的结果,全大队原有61个作业组长以上的干部,撤换的只有2个,变动工作的只有5个,新提上了的有11个。这种民主选举干部的做法得到了社员群众的拥护,调动了社员群众的积极性,为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奠定了组织和群众基础。

全省反右倾斗争基本结束以后,中共湖南省委在1960年8月召开的省委工作会议上,又错误地开展了反对省委书记周惠的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阴谋活动”的斗争。揭发和批判周惠在庐山会议上前后追随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进行反党、反中央、反毛泽东的阴谋活动,省委向中共中央写了《关于周惠同志反党阴谋活动的报告》。10月,中共中央决定撤销周惠湖南省委书记的职务,调离湖南,另行分配工作。

四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庐山会议后期,毛泽东同志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同志的批判,进而在全党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八届八中全会关于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决议是完全错误的,这场斗争在政治上使党内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在经济上打断了纠正左倾错误的进程,使错误延续了更长时间”。[27]湖南开展的反右倾斗争造成的危害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在政治上错整了一大批实事求是和敢于讲真话的党员干部,使党内的民主生活遭到了严重破坏。

在反右倾斗争中,全省一共批判处分了17765人,其中省、地、县、社四级国家干部有8506人受到重点批判和处分,分别占被批判处分总人数以及当时国家干部总数的近48%和2.6%,有496人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其中领导骨干275人,占“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总数的56%。一共揭发出“反党集团”5个,“反党宗派活动”10多起,他们绝大多数受到了处分。全省县以上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学校等7042个单位,开展反右倾斗争的有6989个,占单位总数的99.1%。反右倾斗争在工业、交通、财贸、统战、政法、文教、科技等部门一直反到职工群众。使更多人受到了批判和打击。在党外一般干部、工人、教师、学生中有14万人以“交心”、“大辩论”、“火烧中游”等形式进行整风学习和交心运动。在农村开展的整社运动,反对“资本主义倾向”和“右倾机会主义思想”一直反到了生产队,80万农村基层干部,1800多万社员群众被动员起来进行大鸣大放、大辩论和大批判,占了成年人口总数的80%以上。仅据66个县的统计,有10.3356万干部和群众被重点批判,其中富裕中农6.6327万人,占重点批判人数的64%。[15]反右倾斗争错整了一大批实事求是和敢于讲真话的党员干部,使党内的民主生活遭到了严重破坏,助长了弄虚作假,逢迎圆滑,明哲保身的不正之风,推动了“左”倾思想的进一步发展。

第二,在经济上使得湖南刚刚开始纠“左”的工作遭到否定,已经有所收敛的高指标风,瞎指挥风,强迫命令风、浮夸风又重新泛滥起来。

1959年11月,中共湖南省委在株洲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会议对1960年的工农业生产提出了比上一年更加不切实际的高指标,要求粮食总产量比上一年增长20～30%,生猪增长40～50%,铁增长92%,钢增长2.3倍,钢材增长6.9倍,煤增长30%。上述增长幅度又是以大大浮夸了的1959年的预计数为基数的,如果剔除基数的浮夸部分,那么,这种增长幅度实际上更大的得多。例如:粮食的总产量实际上要增长62—80%。对于这样一些本来就无法实现的高指标,在往下贯彻时,又层层加码,例如:省里是生猪指标就由原来的2800—3000万头增加到4000万头,并且把全省平均每人千斤粮,一头猪,作为当年农业生产的主要奋斗目标。

省委还决定于1959年秋至1960年秋掀起“继续跃进”的新高潮。主要开展了几个“大办”运动。

大办水利。从1959年冬至1960年春,仅省里安排修建的水库和塘坎就达6万多处,其中大中型水利工程130处,,合计土石方8亿立方米。任务之大是前所未有的,其土石方量相当于1950年至1959年十年中同类工程土石方总量的5倍,总干渠的长度为湘、资、沅、澧四水干流总长度的1.5倍。全省参加兴修水利的农村劳动力最多时达600余万人,直到春耕大忙季节,仍有60余万人在水利工地上,严重影响了冬季作物的管理和春季生产的准备。

大开荒。省委要求将原计划在三年内垦荒3000万亩的任务,争取在1959年冬至1960年春基本完成。于是,全省又有上百万劳动力顶风冒雪上山开荒,结果开了生荒丢了熟地,仅湘潭地区荒芜的田地就达60万亩。

大办养猪场。为了使1960年全省生猪生产指标在上年的基础上翻一番,省委要求在全省开展一个万头猪公社、千头猪大队、百头猪生产队,十头猪食堂的“万、千、百、十集体养猪运动”,经过几个月的突击,全省建起了17万个养猪场,其中大的猪场有数百间猪栏。由于是仓促上马的,加上管理不善,结果造成生猪大批死亡。

大办积肥。省委要求全省一个冬春积肥200亿担。各地迅速掀起群众性积肥高潮,全省参加积肥的人数最多达到370万人。据统计,到1960年2月16日,全省一共积肥264.9亿担,每亩田可施465担。这些数字显然不可信,而且肥质很差,大部分就是土。

此外,还开展大办交通、大造森林、大搞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等运动。

在“几个大办”运动中,全省付出的劳动日达到了6亿个,比1958年秋冬全民大办钢铁和开展农业基本建设的用工还多出了2亿多个,使得高指标风,瞎指挥风,强迫命令风、浮夸风又重新泛滥起来。

“继续大跃进”是在全省国民经济已经步履艰难的情况下启动的,经过一年的强制推行,终于使国民经济到了无法再继续运行下去的地步,到了1960年秋冬,不仅生产建设难以为继,而且人民群众的生活也极度困难,全省出现了普遍性的粮荒。城镇居民口粮标准一降再降,每人每月只有18斤口粮。在农村,农民年人均口粮只有350斤,比1957年减少近4个月的口粮,全省水肿病人,妇科病人,小儿营养不良的病人急剧增加,外流渡荒和非正常死亡人口急剧增多。1960年全省有3569.37万人口,比上一年实际人口减少了122.58万人。从1961年开始,湖南也和全国一道进入了国民经济调整时期。

由此可见,开展反右倾斗争使湖南的历史在这里拐了一个弯,教训是沉重深刻的。

来源：《文史博览(理论)》2010年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