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迪善：内参片：是荣耀？是特权？

20世纪50—80年代，观影并非纯粹的娱乐活动，什么人能看电影、看什么样的电影、以什么方式看电影等问题一直都是特权的体现方式之一。被深度“政治化”的观影行为成为区分阶层、建构等级秩序的重要工具之一，在这一权利的丈量下，禁忌与特权的鸿沟一目了然。

一、20世纪50—60年代

1957年，各界人士纷纷响应号召提出意见、建议，其中“等级特权问题”尤为突出：“现在一方面批判干部的等级观点，另方面又处处按等级办事……很需要改变一下……国家机关规定，星期六司局长干部可带家属小孩同去和平宾馆看电影，政协常委、人大常委还有汽水喝”。北京政法学院某教授反映：以前看电影有首长席（有的首长还带着爱人、孩子、保姆)，因反映不好，改为红票席，可是有红票的还是那些“长”，后来又改为送票，其实内容没变，只有“长”才能送给票，不是“长”，看电影就得排队。

1957年5月5日，中共湖北省委书记处在东湖客舍举行座谈会，应邀参加的二十余位高级知识分子、民主党派负责人和省委负责人畅谈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当谈到干部特权问题时，有人反映：“我有一次在德明饭店招待外宾，进房间去休息，但警卫员说：‘今天是首长的孩子在洗澡，你过一下来。’我只有在会客室等待。我还亲耳听到某部长一个九岁的孩子说‘××电影只有我们能看’。这把孩子们养成了一个小贵族”。

1962年，公安部查获某军区负责人的儿子陈××，现年二十二岁，共青团员，原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学生，1962年8月到1963年2月休学养病期间收听过“台湾之莺”“美国之音”等敌台广播，看了《甜甜蜜蜜》《裸体的天堂》等不少参考影片。伴随着“社教运动”的展开，普通观众的看片范围遭到缩减，1963年，中影公司发出了《关于调整发行节目，加强配合社会主义宣传教育的通知》，《通知》要求：为加强社会主义宣传教育，更好地配合国内和国际斗争，暂停发行放映香港影片，减少外国影片，加强发行国产故事片……但“暂停、减少”的封杀令似乎只为普通观众而设。

1963年9月20日，周恩来针对中宣部批复文化部且已经中央书记处审阅同意的《关于影片的输入和放映问题的请示报告》提出异议，这份报告涉及已经暂停发行放映的香港电影，周恩来说：“既不公开上映，要20部作何用？如为支援香港电影界，可从补贴费中出，如果为参考它的艺术价值，我看每年不会有20部之多，至多4、5部，否则，又是供高级干部调看，既助长特殊化，又必影响干部子女追求香港生活”。

农村地区的各级干部虽然不易接触所谓内参片，但其观影方式也足以将他们与普通农民观众区别开来。1958年，全国推行人民公社制度，农村在获得生产和分配的自主权后，纷纷自办电影队，拉近城乡差距。部分领导干部更是利用职权，铺张浪费，其中，“奢享电影”成为他们之后被清算的主要罪责之一。1960年，原中共息县县委第一书记徐锡兰在自我检查中写道：“看电影不到影队去，叫到会议室去看……充分说明我的生活非常特殊，脱离了党的要求，脱离了群众，正在向着各种腐朽透顶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发展”。

1960年至1961年，中共信阳地委多次揭发河南省原光山县委第一书记马龙山蜕化变质的报告：“乱搞男女关系，与女演员合影照相，请女演员陪伴看电影，随身带‘四员’（剧团女演员、电影放映员、通讯员、炊事员）”。“马在闲极无聊时，经常叫电影队到他或张福洪屋子单独为他放电影。

从1959年1月至1960年4月，就给他放专场电影240场。”“马龙山利用职权经常把剧团、电影队叫到自己住室或会议室内为他个人映演弹唱。县直机关共演义务剧38场，浪费2760元，电影109场，浪费5450元。”光山县委副书记张福洪“经常在住室内放电影，演戏都是和马同看”。

湖北阳新县县委委员兼三溪公社党委书记李延年常常“叫放映队到他房里放电影，他独自一人躺在床上看”。一个有意思的共相是，农村领导干部都偏爱独自观影，这不禁令人想起民国时期戏园子里的包间/包厢，或许这是他们在现有条件下使自己区别于多数人并高于他们的存在方式。这种选择与当代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布尔迪厄所说的那些统治阶层喜欢购买最昂贵剧院的最昂贵座位，并将观剧变成一次炫耀消费的行为确有某些相似之处。

观影特权成为一件用于阶层区隔的外衣，其功能强大到足以通过控制其他人的权利范围来显示自己的与众不同，他们的“私自调看”、“独自观影”无不体现出一种反地点、在更高处、更远处的独占权或优先权的特点，这种希望获得独立与距离的审美心态与聚众式的电影院观影有天渊之别，就如同资产阶级精英排斥人与人争斗的民众阶级的体育运动如足球、拳击而偏爱网球、高尔夫等无身体接触的贵族式运动一样，在经济区隔手段被定义为非法而被无奈搁置的时代，制造差异的重担便只能托付给政治身份了。

再则，如果从电影的本质特性来看，这种私享行为是有欠公正的。亚里士多德认为，公正意味着给予人们应得的东西，公正包括“物品以及分配得到这些物品的人”。如一根长笛，应该分配给最好的吹奏者，因为这是长笛存在的目的。如果借助亚里士多德从物品存在之目的推导其恰当分配方式的思路，那么，20世纪50—60年代的这种特权消费电影的方式则是不公正的，因为它违背了电影存在的目的。电影天然的要面对多多益善的观众，其机械复制性注定了私享方式的非道德性。然而，鉴于当时特殊的政治环境，电影的这种非道德分配方式将依然存在，并愈演愈烈。

二、20世纪60—70年代

从1966年到1976年间，全国总共仅发行70部长片，其中6部是重拍的故事片，12部是样板戏和移植样板戏的舞台纪录片，外国影片36部，其中16部是恢复发行的影片。在这段“乏片时代”，全国最大的电影制片厂——拥有1600名职工的上海电影制片厂，年产量仅为3部，1977年提高到8部，1979年计划生产11部。在这段时间内，以美国电影为代表的西方电影以内参片身份成为少数群体的日常所需。

1966年，中影公司基本中断和停止了与世界各国电影发行的业务往来，同时，3个业务小组却被派去各国搜购“资料片”。从1969年开始，电影输出输入工作直接受小群体操纵，办理购买“资料片”的工作。1972年3月27日，外贸部发出《关于加强从港澳地区购进物品管理问题的通知》。《通知》规定，我驻港澳其他机构派人携带进口送给我企业的“电影片等物品”，海关凭我驻港澳机构的证明查验免税放行。于是，在“免税放行”的政策庇护下，数百部西方电影进入中国。

当年承担秘密译制任务最多的上海电影译制厂总共译制完成来自14个国家的82部内参片，其中美国影片31部，占38%。181976年之后，这项保密工作大白于天下，当年的《华尔街日报》这样评价道：“主席夫人总共从腐朽的西方国家进口了500多部电影，并且同官员在私人放映厅中观看，包括《亨利八世和他的六个妻子》《痴情佳人》《远大前程》。坦白来说，我们绝没有料想到伟大革命运动的领导会有这种胃口，不过也让我们窥视到新一代中国领导人的兴趣，他们一定不愿意这种深夜秀只卖普通票价”。据当年参与内参片的译制者回忆：“接到了一批三四十年代好莱坞的影片……为什么要翻译呢？后来才知道，原来她喜欢这部影片中的男演员，只要有这个男演员主演的影片都要拿来翻译”。

据资料显示，此人正是美国明星格里高利▪派克：“将西方文化与中国普通大众彻底隔绝是本世纪最大的伪善行为之一。这个计划的谋划者是毛泽东主席的妻子，她将中国人置于她自己建构的令人头脑麻木的革命艺术之中，自己则长久私自享受着格里高利派克的电影作品，这是她最喜爱的明星。”

按照领导层口味搜购电影并非独此一例，一位曾经参与过苏联中央委员会秘书处电影收购工作的亲历者说，最后的决策无论如何都由中央委员会做出。实际上，苏联最高权威层的品味起着很大作用。譬如《意大利式婚姻》据说是因为阿德朱贝（赫鲁晓夫的女儿，笔者注）是其影迷而得以引进。

内参片除供日常娱乐外，在一定程度上也成为高层在分析形势、做出判断、决定问题时的参考资料。1970年，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空军司令员吴法宪在传达毛泽东等时任中央领导的指示时说道：“最近看了三部日本电影，是宣扬复活日本军国主义的，完全是法西斯化……日本军国主义就是要霸占中国、东南亚，在国内又把天皇抬出来，忠于天皇，搞奴化教育。

主席早在49年就指出：‘要搞洞子机场。这就叫你打我时，叫你打不上。’”毛泽东在看过影片后对国际友人讲话时指出：“日本还要第二次失败。日本正在复活军国主义，这几部电影是反面教材，我们要把它翻译过来，放一放，在报上批判。”同时期，周恩来还指示将《战争和人》等三部影片交给上译厂译制，并表示：过去搞得太少，现在外交很活跃，人家向我们要材料，要看片子。以后搞一部送一部，不要一起送。《战争和人》影片很坏，表面上反法西斯，实质是歌颂日本军国主义，有些亚洲国家对日本复活军国主义还看不清楚，看了影片，事实证明了复活军国主义。

李先念指示，影片在内部小范围内放映。周恩来在不同场合都十分明确地讲过：“就是要花点钱买进来，因为我们同各国都共同生活在地球上。过去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搞禁运、搞封锁，想孤立我们，用尽各种办法不让我们见识世界先进技术，但搞了几年就搞不下去了。再说我们自己也总会有打开国门、面向世界的一天，所以不仅要正确认识和总结自己的东西，也要不断了解和研究外国的东西。看他们一些有价值的电影，是我们了解世界简易而直观的办法”。

1971年，为进行形势和备战教育，全国开始批判性放映日本影片《日本海大海战》《山本五十六》《啊，海军》；1973年，以上三片加上《军阀》共四部影片继续内部发行。看片范围限定为机关、企事业单位行政22级以上、部队排级以上干部。以“党员干部”为观影对象的有限放映政策，除作为备战教育外，更类似某种达到政教目的之外的社会贿赂，它无疑为特权阶层的荣耀感进行了担保备书，并促进了社会的稳定与一致性。

电影业务人员也成为非公映影片的座上宾。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为提高电影业务人员的文化素质，时任文化部电影局局长的陈荒煤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定期举办读书会、观摩影片等等，为配合观摩讨论，他还布置将《雁南飞》《一个人的遭遇》《第四十一》《士兵之歌》《伊凡的童年》等影片做成内部资料专集,供大家研究文学剧本、镜头剧本等。

1966—1976年间，利用非公映外国电影做观摩学习的传统并没有中断。1972年，美国国际电影公司副总裁曾试探性询问中国是否有兴趣购买美国电影，尽管中国之前购买了部分美国电影的版权，但并未公开放映，这种小范围放映的影片还包括英、法国和其他一些国家的影片。有资料显示，这些未公映的西方电影主要供中国电影人观摩学习之用。

1973年，中国又购买了四部西方电影32供上海、长春、北京的电影人观摩学习。1975年年底、1976年年初，中国又从英国EMI娱乐公司购买了部分影片，如《鸽子号》《铁道儿童》《万物生灵》以及希区柯克在20世纪40年代的部分电影，还包括《音乐之声》《虎虎虎》《伟大前程》《远大前程》《哈姆雷特》《呼啸山庄》等，但这些影片仅供中国电影导演、制片人、技术人员观摩学习。

1976年之后，针对某些拥有观影特权群体的控诉材料汹涌袭来，“阴谋、罪恶、糜烂、腐朽、荒淫”成为各类揭发材料的常用语。在文化被禁锢的时代，特权群体无疑是令人惧怕和嫉妒的，于是，普通民众针对他们的揭发、抨击、斥责成为一种极具成效的驱魔方式，在这种仪式性的事件过后，他们受伤的心灵能够得到最大成效的治愈。这份秘密享用的精神奢侈品与欧洲君主专制时期男子高耸的假发、路易十四的六英寸高跟鞋、贵妇们的“方当诗”头饰和紧身女士胸衣的作用类似：不仅为了身份彰显和阶层区隔，更具有一种自我神化的功效。

这种不平等的做法是反人文主义的极端表现之一，因为它代表着更看重人类的某些边际特质，如金钱、财富、权利、地位等因素，认为这些因素比人类的普遍本质更重要，因此构成了对人类神圣性的最严重亵渎。如官员比群众有特权，就代表重视权利、地位超过人类的普通本质。但就本质而言，不论地位如何悬殊，人类的本质应该全部相同。理解了这一点，充斥于各类揭发材料中的愤怒与咒骂便不足为奇了。

三、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

1976年之后，观影特殊化现象并未消止。据美媒报道，1979年，中国政府官员对新近创作的很多美国电影、电视剧相当熟悉，可见他们能够在自己的办公室看到这些并不对外公映的影视作品。当美国记者向某中国官员询问对美国电影《根》的看法时（此片并未引进中国），该官员回答：“我非常同情黑人”。1986年，中国电影家协会代表团访问香港后，感言香港是大陆了解世界电影，尤其是美国电影的一个窗口……今年获奥斯卡七项奖的美国影片《非洲之旅》在大陆仅在电影圈的一个小范围内观摩过，而在香港已经公映。

对于普通观众而言，观影禁忌的解除始于1976年，尽管内参片的译制工作又延续了两年，但观影环境终究开始朝向正常轨道徐行。有资料显示，1978年，中国有两百九十亿人次的电影观众，其中很多是自己带板凳到露天看电影的农民，甚至在冬天，也有十一万五千余电影队在农村放映。城市观众对电影的需求同样非常巨大，很多电影院的第一场是从早晨六点半开始。要获得一张电影票是需要动用政治关系的一门交际艺术。

有外媒这样评价1976年后中国的一系列变化：北京正在积极支持美国在国际事务中对抗苏联，并计划从北约国购买高端武器；社会生活和文化生活出现解冻信号，很多外国游客注意到中国女性开始烫头发，夏天穿短裙子，曾经被禁映的电影开始复映，传统京剧开始上演，书店里开始售卖西方文学名著，购买者排起了长队。大家对西方国家充满了兴趣和好奇。

另有外媒称，自1977年8月以来，中国政府已经放开了观影限制，曾经被禁映的电影得以重映，从西方购买的曾经作为教学使用的参考电影也得到公映。然而，事实远非如此。1980年4月14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国务院发布33号文件，对于制止滥放“内部参考影片”和同类录像带现象做出规定：“极少数可供内部放映的有参考价值的影片，在什么范围、让什么人看，必须经过文化部党组审查批准，否则一律不准放映……凡不能公演的影片，一律禁止在内部放映，任何领导人都无权从电影部门索取这类影片……所有过路影片不得在社会上和内部放映。”

并非影片自身具有某种稀缺性，而是其从前的拥有者的身份赋予了它们莫测的价值，此时得以合法公映或被非法“滥放”的影片毫无悬念地受到了观众热烈的追捧，它们就像古玩市场上的珍稀古董一样，其价值与曾经的拥有者之间具有密不可分的联系。这类影片仿佛被时代施以了魔咒，它们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不过，解咒者即将现身。不久之后出现和普及的电视机与录像带就像酒精与高温一样，将附着在禁映影片身上的时代霉菌瞬间涤荡得干干净净。

来源：《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20年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