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冰：父亲孙泱，倒在黎明前的黑暗中

父亲孙泱（1915-1967）

爷爷孙炳文1927年牺牲的时候42岁，长子孙泱12岁。父亲孙泱1967年52岁去世时，我13岁。

父亲孙泱原名孙宁世，四川省南溪县人。他信仰共产主义，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理想主义者。我们几个孩子从小就被他教育：我们是革命烈士的后代，我们是共产主义的接班人，要热爱党，热爱毛主席，周总理，朱老总，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在孩子们眼里，父亲性格开朗，为人亲近，喜欢打太极拳，是一个非常乐观的人。父亲对我非常宠爱，我还没有机会好好了解他，孝顺他，他就离开了我们。如果时间能够倒流，如果我能穿越，我一定会努力让父亲坚持住，活下去，让他能看到改革开放的成功，中国和中国人翻天覆地的改变……可是他自己却倒在黎明前的黑暗中。

孙泱与女儿，本文作者

孙泱参加革命后，先后三次担任朱德总司令秘书，曾在八路军总部、东北军区、国家计委等单位工作。孙泱的烈士后代背景及能力与才干，使他有更多的被重用和晋升机会，但他却多次选择了远离权力中心，到地方和高校工作。尽管如此，他还是没有逃脱政治斗争牺牲品的厄运。

孙泱与女儿，本文作者

这些年来，我整理了父亲的日记，父亲和母亲的往来书信，收集了家里长辈及父亲朋友们的回忆，归纳了我们同父亲一起生活的点点滴滴。

学生时代的孙泱，在蜀社负责体育事务

负笈东瀛奔赴延安

1932年，17岁的孙泱以全校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上海光华大学外文系，并直接插班到二年级，主要学习英文和日文。1935年，孙泱考入东京明治大学，攻读法律和经济。在大学期间，孙泱翻译了《邓肯传》《教育心理》、黑格尔的《法律哲学》等外文名著。孙泱不但翻译书籍，还经常给别人当写手，用别人的名字发表文章、小故事，稿费用于支付学费和自己的生活费用。

孙泱在日本

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家仇国恨使得孙泱毅然放弃即将要完成的学业，回到中国参加抗日救亡工作。他同妹妹孙维世在武汉找到当时中共负责人周恩来。周恩来得知是孙炳文的子女，便把他们都送到延安。

1939年朱德在太行山八路军总部，二排左三孙泱

朱德见到挚友孙炳文的儿子来到延安，即将孙泱留在自己身边工作。从此孙泱就跟随朱总司令转战太行山区，出入于硝烟烽火之中。孙泱担任朱德总司令的政治秘书，并兼八路军总部宣传科科长，做八路军的政治宣传工作。

孙泱是唯一一个三次在朱德总司令身边工作的人。他在朱德身边前后工作了十多年，整理了朱德的传记，并协助朱德总司令写了不少军事战略方面的文章。他曾与黄华共同执笔，为朱老总写了《论解放区战场》一书，是当年那个时期的亲身经历者及见证人。

朱德《论解放区战场》

1939年朱德在给他和孙炳文的共同好友张从吾先生的信中这样写道：

浚明（孙炳文）亡后，其全家切能继续革命。孙泱即宁世现在我处工作，有父风，颇过之无不及。继世在河南，亦是广材。维世（女）亦聪明绝顶，后生可畏，革命必期成功就在此。浚明夫人任同志亦到延安工作，特此正告。

——朱德

1940年5月，孙泱跟随朱德从晋东南抗日前线回到延安后，朱德提出了在不妨碍部队作战和训练的前提下，实行屯田军垦的政策，“以减轻人民的负担，密切军民关系，同时帮助边区的建设，也改善部队本身的生活。”孙泱陪同朱德多次到南泥湾实地了解情况，他整理了朱德的建议，向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提出了开垦南泥湾的报告，并很快得到批准。孙泱亲身经历了1941年-1943的延安整风、延安大生产等运动。

孙泱（前右一）与战友在太行山

1942年7月，八路军总参谋长左权阵亡。孙泱作为总司令朱德秘书，兼八路军政治部宣传部宣传科长，撰诗《痛悼左权》：

山如故里壑如家，

转战沙场遍北华。

唯有太行令我痛，

清漳河畔凝血花。

朱德题赠给孙泱的戎装照

在延安，孙泱作为老革命家孙炳文的后代，母亲是延安备受尊重的“妈妈同志”，妹妹孙维世被周恩来认作干女儿，他自己又是延安有名的“笔杆子”，被大家戏称为延安“四大才子”之一。（孙泱、乔冠华、黄华、康生）而他的妹妹孙维世却是被大家戏称为延安早期的“四大美女”之一。（孙维世、龚澎、浦安修、蓝苹）这个才子美女是最早的说法，后来来延安的人多了，有些人离开延安了，才子美女也就换了人。

孙泱与妹妹孙维世

孙泱在延安有良好的口碑，他的工作能力也受到广泛的认可。孙泱的第一任夫人是覃珍，是通过组织上介绍及严格审批通过的，他们在延安结婚，并在延安有了一个孩子名为孙延滨。后来他们因为性格不合离婚。

孙泱与同事

1945年，解放战争期间，林彪进军东北，请求朱德选派干部，孙泱、莫文骅等随同林彪出关到嫩江。孙泱先后任中共嫩江省委秘书处处长、宣传部副部长、省委委员等职。辽沈战役胜利后，东北军区进驻沈阳，孙泱又被东北局书记高岗调到东北军区政治部，出任宣传部部长兼文化部部长等职。东北军区文化部下辖东北军区文工团，当时团长是陈其通，演员有田华、王心刚等。石崎也是部队文工团的演员之一，她后来成为孙泱的第二任夫人。

孙泱与东北军区战友们在一起，站立者第一排左三穿大衣者为孙泱

孙泱与东北军区女文工团员

在国家计委的日子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周恩来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朱德总司令又把孙泱从东北调回自己身边协助工作。孙泱来北京后，为了工作方便，全家搬进了中南海，距离朱德居住的含和堂不远的一个小院子。

当年孙泱在北京鼓楼附近有一套四合院，是他父亲的一个老朋友留给他的。但为了充分体现自己是无产阶级的一员，孙泱把这四合院上缴给了国家。

孙泱与中办同事，中为冯文彬

孙泱与中办同事及家人

孙泱与长子孙延滨，1952年

孙泱与警卫员

1952年初，中央让国家副主席高岗负责组建国家计划委员会。高岗将孙泱从朱德总司令处“借调”出来，在北京西城区北河沿54号组建国家计委，当时组建办只有17个人，孙泱是其中之一。

朱德与孙泱等合影

1952年11月15日国家计划委员会成立，简称国家计委。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高岗兼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邓子恢为副主席，委员有陈云、彭德怀、林彪、邓小平、饶漱石、薄一波、彭真、李富春、习仲勋、黄克诚、刘澜涛、张玺、安子文、马洪、薛慕桥。马洪兼任国家计委秘书长，原任东北人民政府秘书长的王光伟任副秘书长，下辖17个办事机构。1953年，国家计委搬到北京西城区三里河，新的计委大院是苏联设计的。

国家计委机构搭建好了，1953年中共中央挑选一批干部送到苏联去培训计划经济，孙泱便是其中之一。孙泱当时是身兼职务最多的干部之一。孙泱原是高岗借调的，但他在计委被重用，也就“还”不回去了。

孙泱手迹

1954年，高岗被定为反党集团遭到批判。之后，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兼任国家计委主任。马洪、王光伟受高岗牵连下台。爷爷孙炳文同李富春及夫人蔡畅曾经一起在欧洲留学，李富春的女儿李特特是孙泱妹妹孙维世一起在苏联留学，并且是非常好的朋友，加上孙泱自身的业务能力强，所以李富春没有把孙泱划到高岗集团的圈子里，继续重用。

孙泱负责过国家计委的军工和战备局、国民经济动员计划综合局，担任过国家计委研究编译室主任等。他参与制订了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编写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故事》，以通俗有趣的形式，介绍了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任务、目标、发展远景，当时很受读者的欢迎。

孙泱在国家计委时期的著述

孙泱在1955年~1957年任职国家计委时，还著有《我国过渡时期的社会主义经济规律》《漫谈第二个五年计划》《苏联国民经济的几个比例关系》《我国五年计划的故事》《共产主义道德品质讲话》等书籍。接着，他又写了《第二个五年计划远景》《我国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等著作，还参加《计划经济讲座》到大学给大学生们上课。

孙泱在国家计委时期的著述

1957年毛泽东发动“反右”运动，要求每个单位要清除5%的右派。按照5%的要求，计委本来懂经济的干部就很少，结果那些敢说实话的人，很多都被划成右派，最典型的就是后来当了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他当年年轻有才，是一个处级干部。孙泱明白计委非常需要懂经济懂技术的人才，但面对党的大政策环境，他无可奈何，他唯一能做的就是想办法把已经是右派的朱镕基调到他管的国民经济动员计划综合局，让他能继续发挥他的专业技能。

孙泱陪同贺龙等领导视察

转战高校，培养人才

中国一下子出了那么“右派”，孙泱认为国家缺少又红又专的人才，培养人才是振兴民族的希望，才能避免右倾意识。

孙泱主动找了计委主任李富春谈了自己的想法，主动请缨要求调到教育战线，为党培养更多德才兼备、又红又专的社会主义建设人才。李富春听了很不高兴，因为计委也需要能干的人才，他已将孙泱列入提升计委副主任的名单。他极力挽留孙泱，并告诉他只要他能留在计委，他的政治前途会很有前途，但离开计委，就意味着放弃更快的晋升机会。当时的计委直属中央领导，权力很大，如果到了教育口，教育部归国务院领导，大学又归教育部领导，从行政的隶属关系来看，相差未免太多了。

孙泱手迹

但孙泱却坚持自己转入教育界的决心，李富春见孙泱如此坚决，也只好同意放人。

孙泱得到李富春的放行令，马上去找中宣部部长陆定一。陆定一告诉孙泱，当时国内有几所大学急缺党的领导干部，其中有四川的学校。孙泱是四川人，弟弟孙继世在成都担任四川省的部门领导，他自然选择了位于重庆的西南师范学院。就这样，孙泱被调到了教育战线上。

孙泱与大学生

孙泱到西南师范学院任职后，学校分给他们安排了濮安村一栋小洋楼的2楼，一层有7个房间两个厅。孙泱觉得面积太大，只要了其中的一半，另外的几个房间让出来给学校做了招待所。三个间房，孙泱夫妇一间睡房，两个儿子一间睡房。女儿孙冰平时住校，只是周六才回家，孙泱认为没有必要浪费一个房间，周末回家住书房就可以了。客厅则基本是父亲开会工作用。

我们一家人基本上都在学校食堂打饭吃。很快进入三年灾害时期，西师食堂三顿饭中只有一顿饭加青菜，根本看不到肉类。孙泱带头要求校领导与同学们一起度过难关，自己的三个孩子也与西师同学们一起就着咸菜、盐和酱油少得可怜的定量的饭菜。孙泱和妻子都因为长期营养不良得了浮肿，石崎还患上了非常严重的便秘。就这样，孙泱还把学校给他补助的奶粉让给学校有新生孩子的老师。

孙泱与石崎

重庆是中国著名的大火炉，夏日天气闷热得出奇，40℃的夏天是常事。尽管孙家的电风扇日夜不断，但一家人还是抵不住热浪的袭击。孩子们也因为天气太热、太潮湿，身上不是长痱子就是长大疮。石崎在北方长大，没受过这种热，不免抱怨。孙泱笑到：“是你希望能上大学，现在有机会了。有利就有弊，你就不要追求十全十美了。”

孙泱给夫人石崎的信

1958年，毛泽东提出“大跃进”，要求争取在15年或者更短时间内，工业产量赶上和超过英国。为了实现中央提出的指标，全国上下掀起了“大炼钢铁”的全民运动。孙泱作为新上任的第一把手，到了西南师范学院就马上响应中央号召，亲自率领西师同学到四川綦江县钢铁厂。他和同学们同食同住，一起下厂劳动。当时全国处处可见小高炉，老百姓纷纷把家里能炼铁的东西找了出来，砸锅炼铁。旧钉子、铁丝、铁锹、铁镐等等，只要是与铁有关的，恨不得掘地三尺，甚至把祖坟里的铁器都收集到一起，送去再炼钢铁。

孙济世、孙维世、孙泱、孙新世和孙维世养女儿孙小兰

“大跃进”同时要求在农业上“以粮为纲”“高产卫星”，鼓吹“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记得1958年还发出了《关于除四害讲卫生的指示》，提出要在10年或更短一些的时间内，完成消灭苍蝇、蚊子、老鼠、麻雀的任务。城市居民积极响应，人人都举着苍蝇拍消灭苍蝇、抓老鼠，到了晚上到处都点上了灭蚊药。大家敲锣打鼓赶麻雀，直到麻雀飞不动了，纷纷从天上落下来，被大家一窝蜂抢了回家烧菜吃。

孙泱与石崎

孙泱也带着学生去支援人民公社的秋收，区里下达的红薯指标是52万斤，但实际收成远远不到25万斤，完全达不到任务指标。面对沮丧的同学们，孙泱也只好安慰和鼓励大家说：“你们很辛苦，参加劳动是体力和意识的锻炼，在收成上虽然没有丰收，但在思想体会上有丰收就行了。”

孙泱与大学老师

学校里的师生都响应“大跃进”运动跑去大炼钢铁了，只留下老弱病残人员。孙泱对学校无人上课学习的状况，感到非常郁闷和纠结。他从国家计委转战到教育行业，目的是给国家培养更多的人才，没有知识如何才能实现发展国民经济，建设社会主义的目标？他也对这种揠苗助长，土法大炼钢铁，农业收成浮夸的做法感到很无奈。他还是相信，毛主席做了这样的决定，就有他的道理，应该坚定的执行，但执行人不应该是学生，学校的任务是为国家培养接班人，学生的任务是读书。

孙泱石崎夫妇与孙维世

孙泱当过军人，军令是要绝对的服从，他相信党中央的决定是正确的，是下面的理解和执行出了问题。他将自己的看法反映给中央，并再三请求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到西南师范学院视察。在孙泱请求下，陆定一到西南师院考察了解情况，他赞同孙泱的意见，并通过教育部对全国大学发出指示，让大学生都撤回学校恢复上课。西南师范学院这才恢复开课。1960年初，国家副主席朱德到西南师院视察，他对孙泱把教育搞得有声有色非常满意。

孙泱、陆定一夫人严慰冰与孙冰

1960年代，中国的电子通讯技术非常落后，急需电讯方面的技术人员，特别是部队需要更多的人才，发展更新军方的通讯系统。军委为此召开会议，为总参直属的成都电讯工程学院配备更强的领导班子。总司令朱德听到消息，推荐了孙泱。

总参研究了孙泱的档案，认为孙泱曾在部队工作过，又在国家计委搞过军工，他军方、政府的关系都熟悉，是最佳人选。总参向教育部协商要人，孙泱接到赴京开会的通知，莫名其妙地来到北京。朱德及总参领导找他谈了话，让他到成都电讯工程学院任党委书记兼副院长。

朱德出席的军委扩大会议，孙泱在后排中间

当时中国军工高校中，有北有哈军工，南有成电的说法。听说还是搞教育，孙泱当场表示：“坚决服从上级领导的意见，服从分配，党让去哪里就去哪里。”1960年3月，孙泱同志调离西南师范大学，转任成都电讯工程学院党委书记及副校长。1961年，成都电讯工程学院被确定为七所国防工业院校之一。

中国从1959年至1961年期间，“大跃进”运动导致了全国性的三年困难期，出现大规模的粮食和副食品短缺危机。学校干部的家属也在大饥荒中饿毙的，孙泱和妻子都患上缺蛋白性浮肿病，但他还是带着全家人一起在学校的食堂吃饭，以身作则，不搞特殊化，坚持同广大师生共渡难关。孙泱不摆官架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学校管理很快得到了的提升。

孙泱陪朱德在四川视察

返回北京，调任人大

1962年，朱德到成都电讯工程学院考察，看到学校已经步入正轨，他对孙泱提出：帮他用两年时间整理传记，两年后再回教育界。孙泱很喜欢目前的工作，并不愿意回到是非太多的中央，但他还是回复朱总司令：

想到您忠心耿耿为党工作的一生，我只能义不容辞地接受您委托的任务。漫说一两年，如果工作需要，三五年我也应该拿出来的。

就是担心自己水平低，写不好，不过，既然是组织决定，组织上当然会有领导和指示。自己也就应当勉为其难了。

谨致敬礼！

并问克清同志好！

孙泱

五月二十九日

于成都

孙泱致朱德的信

朱德调孙泱回北京，是中央书记处书记康生同意的，整理朱德的传记也是康生同意的。康生当时编辑《毛泽东选集》，但是孙泱到了北京之后，康生拖了很久才找孙泱谈话。康生的态度很是奇怪，令孙泱迷惑不解。随后，孙泱出任了朱德秘书组组长的职务。

孙泱与中办同事

刚刚从成都回北京的时候，中办的房子很紧张，孙泱一家人被安排在北海公园边上的三座门的总参招待所。女儿孙冰在北京育英小学住校，两个儿子孙宁和孙名则在中南海幼儿园全托。

在中南海为朱德整理了两年的《朱德传》，孙泱完全没有意识到：他整理的《朱德传》道出了真实的历史，同康生等人极力推行的个人崇拜不在一个频道上。也正是因为这个传记，给孙泱带来了杀身之祸。

朱德给孙泱石崎夫妇的题词

两年后，孙泱整理完《朱德传》，中宣部、外交部等部委均有职位，但孙泱还是表示希望回到教育系统。他选择了中国人民大学。1964年6月，孙泱调到人民大学任党委副书记、副校长，兼任政治部主任、政治理论课教研室主任和苏联东欧研究所所长。一家五口人就搬到西郊的人民大学校园。

当时北大清华是培养专业人才，而人民大学却是培养国家干部的最高的学府。人民大学前身是陕北公学、华北联合大学等，中共中央直接领导创办的革命大学。1950年人民大学创立后，校长一直由中央委员吴玉章担任，副校长先后有成仿吾、胡锡奎、郭影秋、崔耀先等。其中副校长郭影秋同孙泱一样，1957年辞任云南省省长转职高校，先后出任南京大学校长、人民大学副校长。

孙泱与吴玉章等人大校领导

1964年，毛泽东为了防止修正主义，开展了一场以反修防修、防止和平演变为主旨的“四清”运动，要求在全国城乡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农村中是“清工分，清账目，清仓库和清财物”；在城乡中是“清思想，清政治，清组织和清经济”；“反贪污行贿，反投机倒把，反铺张浪费，反分散主义”。运动期间，中央领导亲自挂帅，数百万干部下乡下厂，孙泱到中国人民大学后，马上就被学校派往山西去参加“四清”。

孙泱带了几个教师在山西贾家庄做调查，他和老百姓同吃同住同劳动，条件十分艰苦。孙泱在给夫人的信中对当时生活这样写道：“过去在晋东南当八路军的时候生活就是这样，有时候还不如现在好。”他说：“我们住的一间小土房，只有一个小土炕。仅容两个人，生个小炉子，连烧炕带取暖都是它了。点了一盏小煤油灯，只是有个灯罩，这就算农村的奢侈品了。吃的是棒子窝窝，高梁毂，小米南瓜粥，就一点酸菜和咸菜，这比老乡好得多。老乡还要掺上糠和菜。每天的半天劳动也坚持下来了。”

孙泱下基层“四清”

孙泱在“四清”运动中学习和研究了重大的、政策性的问题。搞了农村经济调查，对所在西社的经济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和研究。他从生产分配积累消费流通等各方面，对一个大队进行全面的剖析，写出《贾家庄农村调查报告》。通过这一缩影，他提出了在农村开展多种经营，使农民脱贫致富的意见，提倡“农民不应只追求单一的粮食产量，要使农民摆脱贫穷，使农民逐渐致富，应该走多种经营之路，才是出路。”

他的想法和意见，同当时的政策大有出入。他纠结再三，想到了延安时期朱德老总提出的要“减轻人民的负担”的初衷，认为要为广大人民的疾苦着想，社会主义不能教条，回京后他把这份调查报告递交给了负责人民大学日常工作的郭影秋副校长，也转给了农林口的谭震林副总理，希望为国家调整经济政策提供基础依据。

孙泱在山西基层“四清”中

文革期间被迫害致死

1966年，毛泽东发动和领导了“文化大革命”。“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党内领导层的不同意见，转变为“造修正主义的反”的阶级斗争。同时，个人崇拜也被推到了极致。

全国形势一片混乱，学校大小领导通通被揪了出来，群众乱打乱斗。孙泱经历过延安整风、“反右”“四清”等种种运动，虽然他对文革非常不理解，但是文革是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那就应该服从和支持，他对待群众的过激行动毫无怨言。他开始还给别的受冲击干部做工作，让他们想开些，正确对待这场革命。

很快，孙泱被解除了党内外的一切职务。接着党委瘫痪，各校系干部自身难保，所有的校领导都成为“黑帮、走资派”，大字报贴满了各大校园。校领导们带着用纸糊的高帽子，胸前挂着一个大牌子，上面写着被批斗者的名字“走资派XXX”“黑帮XXX”“我是牛鬼蛇神XXX”，被学校的学生和普通教员用绳子把他们串起来游街。群众们个个情绪高昂，高呼着各种革命口号。很多干部被学生剃了阴阳头，每天都被批斗，游街和打骂……

文革初期，批判孙泱的大字报

随后，学生和教师们分成了两派。两派发生武斗时，孙泱就给两派头头写信，要求把斗争矛头一致对他，斗他三天三夜都可以，不要打派仗了。都到了这时候，他考虑的不是个人的安危，而是担心两派武斗会伤害了群众。

1966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再一次确立了毛泽东的核心领导地位，确认了林彪的接班人地位。毛泽东成为全国人民“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的精神领袖。但老革命一代都知道“朱毛红军”，现在要“大树特树”个人崇拜，贬低朱德将是不可避免的。更有一种说法：“朱德不倒，林彪不香”。

康生为了推行他搞的个人崇拜路线，让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张春桥研究《朱德传》。张大骂此书将朱德这个“大军阀”写成了开国元帅，是在歪曲历史，亵渎毛主席的功劳。他下令对几名作者进行追查，目的是逼其交待朱德的“罪行”。要打倒朱德，从孙泱入手是最佳选择。

1967年9月6日，康生点名孙泱是“大特务”。同月26日，陈伯达说，孙泱是坏人。江青接着说，孙泱是苏修特务、日本特务、国民党特务。中南海外墙和人民大学的校园里，都出现了“打倒朱德！打倒孙泱！”的大标语。

孙泱是周恩来总理介绍参加革命的，又长期在朱德总司令身边工作，所以被中央文革小组视为开刀的对象，并把矛头直接指向朱德和周恩来。孙泱坚决不肯就范，他认为自己就是这段历史的当事人，最有发言权，他写的朱德传记是完全尊重历史事实。

1967年，对人民大学校领导的批斗大会

江青干脆直接插手了人民大学的运动，指出“孙泱是人大头号敌人，是大特务，日本特务…….”并指派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作为“孙泱专案组”组长，要揪孙泱的后台。这些伎俩使得对孙泱的迫害陡然升级。孙泱被在大会批斗，屡遭到连续审讯和毒打，孙泱至死不屈，陈伯达、江青这些人，最终也没能得到他们想要的材料。

多年后，人大副校长郭影秋回忆说：“我有一段时间就关在孙泱隔壁的房间，那时我常常听到屋子里传来皮带的鞭打声、打手们的叫骂声、和一种令人心碎的痛苦呻吟。”“其中，打得最厉害的一次是批斗学校的几个主要领导，包括我、孙泱、胡锡奎、李培之。批斗会后，把我们拉到会场旁边的一个小屋子里。一群打手，疯狂地扑向我们每个人，大打出手。我直听到孙泱同志被打得‘唉’了一声，便倒了下去，过了十几天他就死了。”

孙泱石崎全家福，中为本文作者

朱德得知孙泱的死讯后十分悲痛，说：“孙泱有什么错？他的错误无非两点，第一是给我当过秘书，第二是说了真话。”孙泱遇难前后，朱德还曾几次想请周恩来出面伸以援手。周恩来苦笑说：“有些人，我没有保他，他的日子还好过些。我保了他，日子更难过了。”

1970年代，孙继世和孙新世去拜见朱德老总。朱老总握着孙继世和孙新世的手，三个人在一起嚎啕大哭。孙泱和孙维世的死在朱德心里头留下非常痛的伤，他对孙家幸存的两兄妹说：”你家是满门英烈，共产党对不住你家。”

上次朱德为孙家痛哭，是在1927年，当朱德听到孙炳文遇害，被蒋介石腰斩在龙华的时候.......

拨乱反正平反昭雪

粉碎“四人帮”，拨乱反正后，1978年8月22日，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为孙泱召开了隆重的追悼大会。聂荣臻、谭震林、李井泉、吴德、黄克诚、康克清、胡耀邦、傅钟等领导人送了花圈。

中央和各部委、解放军、北京市领导吴德，李井泉、蒋南翔、高沂、邓力群、李昌、房维中、马仪、金熙英、叶林、毛联珏、李立功、黄镇、柴树藩、杨奇清、周桓、马洪、薛暮桥、袁宝华、宋养初、胡绩伟、廖盖隆、任继愈、刘复之、薛暮桥、廖盖隆、冯文彬等和孙泱生前友好700多人参加了追悼会。

时任人民大学校长成仿吾在悼词中高度评价了孙泱革命的一生。

孙泱追悼会签到簿的部分签名

悼词说，我们怀着极其沉痛的心情，深切悼念我党的好党员，无产阶级的好战士，毛主席的好学生，我们的亲密战友，我校党委副书记、副校长孙泱同志。一九六七年孙泱同志遭受“四人帮”的残酷迫害，于十月六日不幸逝世，终年五十二岁。

悼词说，孙泱同志是四川南溪人，是革命烈士孙炳文同志之子。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孙炳文同志惨遭国民党杀害。在党组织的关怀下，孙泱同志和母亲、妹妹先后到达延安，受到党中央、毛主席、周恩来副主席、朱德总司令的亲切关照、培养和教育。孙泱同志早年在上海参加抗日救亡工作。一九三八年四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朱德总司令秘书，嫩江省委秘书处处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东北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长、文化部长，国家计委军工局、动员计划局局长、计委委员，西南师范学院党委书记、副院长，西南电讯工程学院党委书记。一九六四年调来中国人民大学任党委副书记、副校长。

悼词说，孙泱同志无限热爱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对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朱德委员长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怀有崇高的敬意和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在几十年的革命实践活动中，他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孙泱同志衷心拥护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林彪、“四人帮”的倒行逆施进行了抵制和斗争。孙泱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光荣战斗的一生。

悼词说，林彪、“四人帮”为了达到他们陷害周恩来总理和朱德委员长的罪恶目的，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直接插手人民大学的运动，指使他们的爪牙点名诬陷孙泱同志是人民大学的“头号敌人”，并扬言：要揪孙泱的后台。叛徒江青用谎言和诽谤编造骇人听闻的罪名陷害孙泱同志，使孙泱同志在精神上肉体上受到了残酷的折磨和摧残，不幸与世长辞。万恶的林彪、“四人帮”强加给孙泱同志的种种罪名纯属诬陷，应予推倒。我们要为孙泱同志彻底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孙泱在八宝山的空墓牌位

孙泱革命简历

1937年，孙泱经周恩来介绍到延安，先到马列主义学院学习。

1938-1944年，中共军队总司令朱德政治秘书，兼八路军政治部宣传部任宣传科长。1938年4月孙泱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5年底，中共嫩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

1945-1951年，东北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部长、文化部部长。

1951-1953年，中央办公厅国家副主席朱德秘书。

1953-1957年，国家计委委员，国家计委军工战备局局长，国民经济动员计划局局长，国家计委研究编译室主任，负责组织编写了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

1958年，中国西南师范学院党委书记、副院长。

1959-1961年，成都电讯工程学院党委书记，副院长。

1962-1964年，中央办公厅兼中央副主席朱德秘书，负责整理朱德传记。

1964-1967年，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苏联东欧研究所的所长等职。

1967年10月，孙泱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1978年8月被平反。

作者档案

1977年当兵时的本文作者

孙冰，原名孙磐，孙炳文孙女，孙泱长女。1954年生于北京。少年时期遭逢乱世，父亡家破，13岁因“反江青言论”被关押，14岁赴“五七干校”，15岁下乡，经历了农民、工人、军人、大学生、从商等职业。1981年出国，后嫁在华工作的比利时人范克高夫，返回中国定居，曾在世界500强法国阿尔卡特、阿尔斯通公司工作，负责政府关系。目前是北京大策略商业顾问有限公司总经理、国家外专局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基金会-外国专家委员会秘书长。丈夫范克高夫长期在中国任职外企高管，曾获中国对外国人的最高奖中国国家友谊奖、比利时国王授予的骑士勋章等荣誉。

"红二代"孙泱之死

作者：陆伟国

一

孙泱，生于1913年，四川南溪人，早年在日本东京明治大学肄业，1938年入党，长期在部队工作。解放后，历任西南师范学院党委书记、副院长，成都电讯工程学院党委书记。1964年4月，为加强人民大学的领导班子，配合新调来的郭影秋工作，由中共中央任命为人大党委副书记。

孙泱的引人注意，不只是他的个人经历，更在于他非同一般的身世。他出身于一个令人敬佩的革命世家，按现在的说法，那就是响当当的“红二代”。他父亲孙炳文与朱德是好友，生前与朱德数度共事，交往甚密。1922年两人同去法国，11月就由周恩来和张申府介绍，两人一起入党。

孙炳文

孙炳文是我党早期军事工作领导人，曾任北伐时的国民革命军政治部秘书长。1927年4月携妻儿从广州坐船北上，准备去武汉就任武汉政府军事委员会总务兼军事厅长，结果刚到上海港即被捕，20日牺牲于上海龙华。当时，孙泱14岁，妹妹孙维世才5岁多。此后，朱德对孙炳文家人关心甚多。孙泱也就长期随朱德工作，任朱德秘书。所以，后来孙泱参加了《朱德传》的编写。

左起：前排：孙泱、孙维世（孙泱三妹）、黄富生；中排坐者：任锐（孙泱母亲）、任馥坤、黄志烜；被抱者：孙济世（孙泱二弟）、黄连生、黄直生；后排：孙炳文（孙泱父亲）、任载坤、任焕坤。摄于1925年左右。

说明：任馥坤是任锐的大姐，黄志烜是大姐夫（矿业专家），黄富生、黄连生、黄直生是他们的孩子。任载坤、任焕坤是任锐的三妹、四妹，任载坤的丈夫是冯友兰，任焕坤21岁就已去世。他们中有不少早年参加革命，后来颇有作为。

1956年冬摄于北大燕南园冯友兰住宅前。左起：后排：孙泱、金山、冯友兰；中排：孙维世、宗璞、石琦、任载坤、任均；前排：王延风、冯枚、冯蓓、王津津、王乔乔。

说明：石琦为孙泱妻子，金山为孙维世丈夫，任载坤是孙泱的三姨，任均是孙泱的六姨，宗璞是冯友兰的女儿。

二

但是到了文革，这份光荣历史却给孙泱带来了巨大麻烦。极左势力很早就盯上了孙泱。1966年6月中旬，“中央文革小组”成立大会在上海召开。那次会上，康生找到已成为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的人大党委书记郭影秋谈话。康生问：“孙泱这个人怎么样？”郭影秋回答：“他还不错，是革命烈士孙炳文的后代，做过朱老总的秘书，政治思想表现和工作能力都可以。”但康生却沉着脸说：“是这样吗？”稍后又说：“这个人很坏，不能说做过朱老总的秘书就一定可信，你要注意。”

果然，孙泱是人民大学领导干部里第一个被揪出来批斗的。人民大学对当权派的第一场大批判会，是在6月13日，工作组进校的前一天。那天上午9点，学校依据上面的要求宣布，孙泱停止领导职务。10点，孙泱等人就在文化广场上被批斗。

这次还只是叫几位领导站在台上，垂手而立，接受批判，还没有怎么动手动脚，但这已经是很惊人的了。因为是第一次看到领导会被这样对待，站在下面参加大会的我，感到很突然、很惊讶，甚至怀疑起自己的眼睛，这是怎么啦。这场批斗会的照片，至今我还留着。

1966年6月13日，人民大学文化广场首次批斗孙泱大会

1966年10月之后，文革进一步深入，提出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极左势力的矛头更加明显，其打击目标也包括了要打倒朱德。他们采用的战术是首先点名批判孙泱编写的《朱德传》，想以此打开缺口，从孙泱身上搞到“朱德反对毛主席”、从而整倒朱德的材料。这个点子，是张春桥出的。

张春桥大骂《朱德传》此书将朱德这个“大军阀”写成了开国元帅，并说这是在歪曲历史，开国元帅是毛泽东，朱德什么都没有做。张春桥下令对几名作者进行追查。有的作者开始“检讨”，说自己写了本“大毒草”，并开始对这本书进行批判，表示要“重新做人”。

可是，孙泱不肯认错，他认为自己就是这段历史的当事人，最有发言权，这本书没有写错，他为朱德元帅立传写书是尊重历史事实的。1966年11月，对孙泱的斗争开始升级。

在反对朱德、反对孙泱的浪潮中，“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极左势力的爱将戚本禹充当了急先锋。1967年1月21日晚，戚本禹在全国政协小礼堂召见中国人民大学的红卫兵头头说：“不要以为打倒刘邓陶就完了，还有呢。”看到红卫兵有所不解，马上又补充了一句：“还有朱德，他是大野心家，是一个大军阀，他一贯反对毛主席。你们要把他揪出来，批倒批臭。”有人问：“怎么个批法？”戚本禹说：“这还用我说吗？你们人大不是有个走资派叫孙泱吗？他给朱德当过秘书。你们可以通过搞孙泱的问题，把朱德的问题搞清楚。”

想说明的是，这天晚上，戚本禹对人大的两派组织都召见了，而且双方是一同去的。但戚先对“新人大”谈，“新人大”的人也就先打电话回学校。等“三红”这边回到学校，“新人大”就已经抢先把孙泱抓走关了起来。直到孙泱被害死，一直被关在“新人大”那一边。

不久之后，戚本禹还嫌声势不够。3月3日，他直接跑到人大召开大会，挑明了“人民大学的敌人就是孙泱、郭影秋、胡锡奎。”他在大会上，对孙泱的问题，讲得很具体，也很明确。

戚本禹说：“孙泱是几号（被罢的官）？（会场呼应：六月十三号）六月十三号，孙泱六月十三号的罢官是个大阴谋。孙泱是个什么人物？是蓝衣社的特务，钻到共产党内部里边来，与陆定一黑帮严慰冰反革命分子有密切的联系。长期给反对毛主席路线的人服务的。在这里，忠实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压制你们革命的，这样一个人。你们现在看，你们进行什么斗争？进行的斗争，水平高不高？（不高）他们居然对你们的战斗队十分猖狂，说他有权和不回答你们的问题，你们没资格问他的问题，为什么他敢于说这样的话？所以说你们没打倒孙泱，孙泱敢于同你们那样嚣张，敢于跟你们说，‘你们没有资格弄清这个问题’。‘我有权力不回答你们这个问题’。甚至说中央文革小组对他有了解。是的，我们对他是有了解的，我们了解他是我们的阶级敌人！”最后他说：“人民大学的问题变成北京市各大专院校最复杂的问题。什么道理？就是没有掌握这个对敌斗争大方向。”

在戚本禹的煽动和指令之下，对人民大学校领导的迫害，就此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高潮。典型的就是6月8日和6月13日，连续大会批斗孙泱。

但事不遂愿，孙泱还没斗倒，戚本禹自己先倒了。1967年夏，武汉发生“7·20事件”，极左势力借机发起了“揪军内一小撮”的攻势，结果引起了一些军内领导的强烈不满和不安。极左势力想想，还是枪杆子比笔杆子重要。为了安抚局面，王力、关锋、戚本禹被当作替死鬼，扣上“反党乱军”的帽子，先后被甩了出来。

三

然而，极左势力要打倒朱德、从而扫清打倒刘少奇过程中可能有的最后阻力，这个企图始终不改。于是，尖刀又指向了孙泱。戚在政治上跛脚了，康生、陈伯达、江青便跳到了最前面。

1967年9月6日，康生点名孙泱是“大特务”，并说中国人民大学特务多。同月26日，陈伯达、江青两人也迫不及待地在接见北京大专院校革命群众的大会上再次讲这个话。（顺便插一句，并不是事后诸葛亮，因为后来知道他们是坏人，所以现在就说当时我就能看出来。他们这几个极左势力的代表人物讲话的那个腔调，叫人听了就不像人话。陈伯达是没有进化好的福建普通话，纯粹是大家都听不懂的鸟语。江青是高八度的尖叫，人们只能听出猖狂和嚣张两个词。至于林彪那更是变了调的装腔作势，根本不像是人在讲话。任何当时听过他们讲话的人都有这个感觉，只是不说而已。）那次会上，陈伯达说，孙泱是坏人。江青接着说，孙泱是苏修特务、日本特务、国民党特务，是蓝衣社特务。

这种毫无根据的凭空捏造，使得对孙泱的迫害陡然升级。孙泱除了大会批斗，还被连续审讯和毒打，打得很厉害，受到严重内伤。郭影秋在他的“临终口述”中讲到：“在连续几年的批判、斗争、关押过程中，我经常遭受殴打。其中，打得最厉害的一次是批斗学校的几个主要领导，包括我、孙泱、胡锡奎、李培之，批斗会后，把我们拉到会场旁边的一个小屋子里。一群打手，疯狂地扑向我们每个人，大打出手。我直听到孙泱同志被打得‘唉’了一声，便倒了下去，过了十几天他就死了。”

没几天，10月6日，孙泱就被害死在被“新人大”关押的图书馆地下室里。据说，当时有个“上吊自杀”的现场。因为关押他的地下室内没有任何可供自杀的工具，他就把床单拧成一条，捆在暖气管上，一端套住自己的脖子，可是暖气管道很矮，所以只能使劲向下，自己勒自己，活生生将自己的一条命勒死。

孙泱更有可能是遭受毒打伤重而死。有句话说，文革中的自杀，其实都是他杀。尸体解剖发现他腹内空无一物，这之前还不知经受了多少的饥饿。不知道后来工宣队进驻后对此事进行调查的正式结论是什么。

按说，那时对关押“走资派”的看管是很严密的。比如“三红”这边对王若飞夫人李培之副校长的关押，就是每天都有两个女同学24小时连续看管。尽管李在1965年初已经离校去邮电部任监察组长。我们班的两个“三红”女同学就去看管过一天。不知他们那边怎么会出这个问题。

尤其要指出的是，在孙泱被关押和遇难后，他的夫人、相貌和风度都非常出众的石琦也被关押，而且遭受到了灭绝人性的迫害和蹂躏。他们的孩子孙名和孙宁，精神也都受到了很大的打击，非常地压抑。

但是，孙泱像他父亲一样，表现刚强，至死不屈，康生、陈伯达、江青这些人，最终也没能得到他们想要的材料。

来源：新三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