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其瑞：邓子恢与安徽责任田

1962年,我在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工作。3月间,邓老(子恢同志)到广西参加农垦会议,顺便带我随他作点农村调查。事前,我并不知道调查什么。到了西郊机场,陈兰同志(邓老夫人)作了介绍,邓老同我握手叙谈。

到了广西武鸣县后,邓老召集生产大队和生产队干部座谈农村形势。人数不多,大约八九人。在座谈中,邓老提出“大活集体干，小活分散干”,牲畜分户喂养,生下幼畜,三条腿归户,一条腿归集体,自留地、宅基地、开荒地可以增加到耕地面积的15%—20%等等办法,征询意见。大家一致赞成,并称赞邓老了解农村情况,了解农民。

为了进一步探索大活集体干,小活分散干这种责任田的办法是否可行,同年5月间,根据邓老的建议,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王观澜同志,带我到实行责任田较多而意见又不完全一致的安徽省调查。我们选择了以稻田为主、收获较早、上年已实行责任田的当涂县进行调查。5月26日到当涂,6月15日回到北京,前后共20天。王观澜同志跑面,我专门调查实行责任田的效果。调查结果,上年增产增收,当年早稻又普遍增产。我还总结了这种实行“五统一”的包工包产到户责任田的许多条好处。

回到北京,向邓老汇报后,用我的名义写了个报告,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秘书长郝中士同志签发铅印上报。大约是6月下旬,邓老带我到中南海参加一个会议。会议将结束时,谭震林同志对着邓老说:“你要讲的问题,今天不讨论了,以后再说。”

几天以后,我问邓老:“到底实行责任田怎样?”邓老说:“我向毛主席汇报了,主席不同意。我还要说服毛主席采纳这种办法。”邓老要我再次去安徽调查,上次去淮南,这次他要求去淮北。

6月27日,我带一个调查组到宿县符离集区。这个区的区委全体同志曾上书给毛主席,陈述实行责任田好处,地委书记也赞成。宿县是以种玉米、高粱为主的地区。调查结果和当涂县一样,上年增产增收,当年庄稼长势很好,丰收在望,群众普遍满意。

7月中旬回到北京以后,邓老召我到他的办公室汇报。去了以后,见摆了很多座位。我问:“为什么摆这么多座位?”邓老说:“想请各位副部长和有关处长都来听听。”然而几位副部长都说有别的会议不参加了。我只好向邓老一人作了汇报。在座的,除他的秘书外,别无他人。汇报后,即将调查材料打印送邓老。

10月,八届十中全会以后,我们的处长告诉我:“你要作好思想准备,邓老主张‘包产到户’受批判了。你作过这种调查,要准备检查。”于是,我就反复翻阅我写过的调查报告,准备检查。但是,过了很长时间,并没有让我作任何检查。事后才知道,邓老一人承担了全部责任,不让在部内搞层层检查。

回顾这一段历史,并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取得很好成果联系起来看,邓老所主张实行的责任田,尽管不同于现在的大包干到户,但可以看出邓老多么富有远见。邓老当时就认为,安徽实行的责任田,是经营管理的最好办法,是一场改革,是一场革命。这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以及他从不诿过于人、保护下属干部的高尚风格,怎能不让我敬佩,永志不忘呢!

(1986年6月)

（来源：《回忆邓子恢》，人民出版社1996年7月版。原题为：回忆安徽责任田的两次调查。转自《当代农政》公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