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德宏：思想永新的史学家――怀念李新先生
【按】
一、李新先生“家”衔很多，研究历史的人视他为著名的史学家。因为“他主持开拓的中华民国史研究工作”，“产生的影响对史学界来说是全局性的”。这是金冲及先生的评价。
二、1995年5月，包括萧克在内的抗战老人聚会，商讨纪念抗战50周年活动，李新和廖盖隆等大家入会。李新先生有个简短的发言。其中两句话我至今记得：凡是参加过抗战的人，都是有功的；凡是为抗战而牺牲的，都应该是革命烈士。都应该纪念。博得满堂掌声。1995年，以他的身份，讲这样的话不易。这也成为我约组抗战题材稿子的指导思想。
三、李新先生自带威严，不像廖盖隆先生那样亲和（廖是我刊编委），我也就没敢再去拜见他。不过，后来与其哲嗣李小丁和李大兴成为好友，倒是透着一份对他的敬仰在内。因为这份敬仰在，《李新回忆录》我认真读并推荐过；2018年他诞辰100周年的活动我没落过；今年2月5日是他去世20周年祭日，我也记得。
四、郭德宏先生是著名党史专家，我山东先贤，一直对我关爱有加。2019年10月他去世时，我不在京，连他的告别仪式都没有参加。他给过我不少文稿，这篇怀念李新先生的是其中之一。当时我编发了魏久明先生的怀念文章，这篇就留下了。在李新先生二十年祭日刊发，也借此表达我对郭先生的思念。
李新先生是一位著名的老革命家、教育家，也是我非常崇拜的史学家。
我最早知道李新先生的大名，是上个世纪60年代初读大学的时候。我是1962年9月进入山东大学历史系学习的。那时，由李新、彭明、孙思白、蔡尚思、陈旭麓等主编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四卷本，已经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当时最详尽的一部关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看到这部皇皇巨著，我十分敬佩，立即翻阅了其中的有关内容，使自己对中国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有了更多的了解。
1978年9月，我从江西调到红旗杂志社。当时，我在山东大学历史系的老师孙思白先生已调到近代史研究所。由于他和李新先生共同主编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是好朋友，我和同学孟庆和去看他时，就不免谈到李新先生。他还带我们看了当时他们编书的八角亭，回忆了他们一起编书的情景。当我得知李新先生也招考了中国现代史的硕士研究生时，感到很后悔：自己为什么不报考他的研究生呢？真是太遗憾了！
我第一次见到李新先生，是1979年。从1979年3月到1980年7月，我在中共中央党校理论部学习。那时，李新先生正带着一个写作班子，住在中央党校主楼的六楼，编写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历史资料长编，参加的有陈铁健、邵维正、萧生（生）等先生。因为我和邵维正先生早就熟悉，所以见面时经常交谈，也了解了他们编书的一些情况。因为同在一个院子，所以有时也会看到李新先生的身影。但由于感到自己水平太低，一直不敢贸然前去拜访。
（1948年秋，李新和夫人于川）
我第一次听李新先生作报告，是1982年11月在厦门大学召开的中国现代史学会学术研讨会上。1980年5月中国现代史学会成立时，大家本来请李新先生当会长，但他坚持请黎澍先生当会长，于是他就担任了学会的顾问。在这次学术研讨会上，他作了关于中国历史分期问题的报告，主要是谈中国近现代史的分期问题。按照传统的观点，划分中国近代史和现代史的标志是五四运动。在此之前的历史属近代史，在此之后的历史属现代史，但李新先生认为这样划分是不妥当的。为什么呢？因为按照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的学说，历史分期应该根据生产方式、社会制度来划分。五四运动虽然是一次伟大的爱国运动，可以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开始的标志，但并没有能改变中国的社会性质。从经济上说，五四前后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经济；从政治制度上说，五四前后都是军阀统治。因此，不能以此作为中国现代史开始的标志。它的标志应该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也就是说，1949年以前的历史，应该属于中国近代史；1949年以后的历史，才属于中国现代史。接着，李新先生把1840年到1949年的中国近代史，划分为12段；把1949年以后的中国现代史，划分为8段，详细地论述了中国近现代史的分期。他在这方面的一些观点，我以前也听说一些，但系统地听他讲，这还是第一次，觉得他思想很解放，讲得很有道理，对他非常崇拜。为了表示自己对他的仰慕，以后自己在写文章时开始使用“郭新”的笔名。
1984年，《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评选第一届青年优秀论文时，把我发在该刊1980年第6期的《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的土地政策的演变》一文，作为史学的两篇候选文章之一，送给李新、胡华、彭明、丁守和、马齐彬等五位专家评审，李新先生很快给写出了评语：
本文作者明确地认定了1947年12月会议以后，我党的土地政策才完全成熟，它以毛主席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任弼时同志的《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和毛主席的《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等文章为标志。这个认识是完全正确的。
由于有了这样的明确、正确的思想，就能从高处去回顾过去土地政策发展的过程，给这一过程以恰当的描述、分析和论断。这种方法是合乎唯物辩证法的历史研究法的。作者掌握的材料是大量的、比较全面的。虽然由于条件的限制，材料还不够完备，但作者的努力，可以说是很辛勤的了。有了这么多的比较可信的材料，再加以有正确的思想来分析，所以作者作出的许多具体评论，是较能令人信服的。
关于我党的土地政策，还缺乏从历史上加以系统地总结的文章和著作，本文是这方面较有学术价值的文章。
经过五位专家的评审，我的这篇文章荣获《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第一届青年优秀论文奖。这在当时是学术界的一件大事，《中共党史通讯》、《社会科学评论》等杂志都介绍了我的文章，而且还得到了400元奖金。现在看来这笔奖金是很少的，但在当时却是个大数目，相当于我7个月的工资。我立即花360元买了一台12寸的黑白电视机，这在当时还是稀罕物，全家都非常高兴。对于李新等五位专家对自己文章的肯定，自己永远都不会忘记的。
1985年中国现代史学会换届时，黎澍先生不再担任学会的会长，李新先生担任了学会的会长。但1985、1987年学会的两次学术研讨会，自己都因为工作太忙没有能够参加，失去了与李新先生接触的机会。因此，在我于1988年4月调到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以前，我与李新先生并没有多少近距离接触。那时对他虽然很仰慕，但总觉得自己才疏学浅，不好意思登门拜访。
（1950年五一劳动节，张自忠路（铁一号），李新随同吴玉章（前排右二）、成仿吾（前排左二）和苏联青年代表团在一起，吴玉章右后为毛岸英。）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是1980年成立的，由胡乔木任主任，廖盖隆、李新等任副主任。当时，胡乔木本来想让李新先生担任常务副主任，主持研究室的工作。但李新先生以自己要集中精力编写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资料长编及中华民国史等书为由，推荐廖盖隆先生担任常务副主任，他自己只担任一个一般的副主任，主要进行学术上的指导。那时，中央党史研究室借住在中央党校南院办公，李新先生的办公室和住房就在82号楼的楼上。我调到中央党史研究室以后，担任《中共党史研究》杂志副主编，编辑部在87号楼的楼上。我们虽然不在一个楼，但因为住在同一个院子里，可以经常见到李新先生。当时中央党史研究室没有自己的食堂，工作人员都在中央党校南院的第七食堂吃饭。中午我去吃饭时，经常看到李新先生拿一个饭盒，到食堂去打饭。因为这个食堂并不是中央党校的主要的食堂，伙食搞得并不好。自己当时深有感慨：一个老干部，一个著名的史学家，怎么能和我们这些年轻人一起吃这样的饭呢？
因为逐渐熟悉了，我经常到李新先生住的楼上，向他请教一些问题。他好像一个人比较寂寞，很欢迎别人前去拜访。他的办公室门向北，进门后靠东墙有一个长的布沙发，他经常坐在沙发上看书、看报。但当我进门后，他立即起身，让我坐在沙发上，他自己则搬一把硬木椅，坐在我的对面。那时他已经70多岁，身体也不好，所以我非常不好意思，认为不能让老先生坐在木椅上，而自己坐在沙发上，但他坚持要这样坐，我只好听命，但心里总是惴惴不安。李新先生非常风趣、健谈，不管请教什么问题，他都认真地回答，悉心地指导。所以我们在一起时，主要是听他侃侃而谈。由于自己怕耽误他的时间，每次都不敢多坐。但每次去，都感到收获匪浅。他的很多话，至今还响在耳边，例如范文澜老先生曾说：“板凳需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这是治学的最高境界，但现实中很难做到。李新先生深知其中的难处，对这个意思作了一点改动，说：“写文章，写书，要敢于说真话，少说空话，因为不说一点空话也不行，但千万不能说假话。”我觉得，李新先生说得更实在，所以后来在讲课时经常对学生讲，要他们严格遵守。
1992年到1993年，我的《中国近现代农民土地问题研究》一书基本完稿。这本书的写作，花了我十多年时间。但因为觉得自己学术水平太浅，所以想请李新先生写篇序言，以增加本书的份量。我请李新先生的学生、我的好友黄修荣先生去请示李新先生，他开始没有答应。他说写序要看书稿，而他没有时间看书稿，所以几乎从来不为别人的书写序。但经过几次请求，大概被我的诚心所打动吧，他后来答应了。不过他说他没有时间写，要我自己起个草。于是，我就写了个题为《中国的农民问题与土地改革》的稿子送给他，主要是谈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农民土地问题的理论，农民土地问题的极端重要性，中国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历史及经验教训，指出“无论是在革命时期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和在建设时期解决农业发展问题，都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严格地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才能走出一条适合于中国具体情况的道路来”。作为一本书的序言，一般都要对本书作些评价。但因为这篇序言是自己起草的，不好意思说自己的好话，所以序言中没有一句关于这本书的评价的话。李新先生看完以后，对稿子还比较满意，一字未改，就签字同意了。这本书，由于有李新先生的序言，郑惠、彭明、丁守和、张静如、马齐彬、盖军等专家的推荐意见，1993年得到“青岛优秀图书出版基金”的资助，由青岛出版社出版。像这样一本非常专门的学术著作，没有资助要想出版是极其困难的。而这本书之所以能得到资助，与李新先生的序言和各位专家的推荐是有很大关系的。因此，我对李新先生的感激之情，是不能言表的。
1997年，中国现代史学会换届，董谦先生因为已经连任两届，按照民政部规定不能再继续连任。当时，董谦、丁守和等先生看到我比较年轻，愿意做事，就推荐我担任下一届会长。而李新先生推荐了另外一位专家做会长。我当时感到非常为难。一方面完全理解李新先生的意思，感到自己学术水平和威望、资历都不够，确实不适合当会长，所以一再推辞；另一方面又感到如果坚决不当，又不好向董谦、丁守和等先生交代，所以最后没有再坚决推辞。结果经过常务理事会的推选，自己担任了学会的第四任会长。十多年来，我一直牢记着自己的不足，尽力多做一些事情。
（1970年代，李新和黎澍开心交谈）
李新先生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开始，主要从事领导写作班子集体编书的工作。除《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四卷本以外，后来他还领导编写了多卷本的《中华民国史》、《中国新民主革命通史》等书。这些大型专著，都具有很高的水平，推动了这方面的研究，是研究这方面历史的必读书。因为他主要从事领导集体写作，所以个人专著并不多，主要有《新民主主义革命简史》、《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讲话》、《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五讲》等。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出版的《流逝的岁月：李新回忆录》，是他一生中最后出版的一本书。这本书在出版以前，我就看过部分内容，深深被书中优美的文笔、新鲜的内容所吸引。
李新在《流逝的岁月：李新回忆录》的前言中说：“写回忆录，按理我是没有资格的。”那为什么还要写呢？“因为我亲身经历过的一些历史事实，都被一些大名鼎鼎的‘史学家’为了政治目的而把它歪曲了，我的良心使我感到有责任把它纠正过来，因此我必须写回忆录。对于那些‘隐恶扬善’的回忆录，虽然并没有隐去真事，但它毕竟太不全面，我也应该就我所知，加以补充，以便后人对真相不致以偏概全。总之，我写回忆录是应客观的要求，至于够不够资格，我就不管它了”。他还说明本书写作的宗旨，是“按照历史本来的面目来写”历史。他说：“我是一个历史工作者，研究历史的人。我认为写历史应按照历史本来的面目来写，把它写成信史、真史。但这样做是很难的，有各种各样的困难。自古以来，要想写真史，首先在政治上就会遇到很大的困难。‘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说明写真史会遭到杀身之祸。但是，中国的史学正因此而形成了一个光荣而伟大的传统。即认为写史而不真，有违史德，丧失了史学家的良心。尽管有不少‘史学家’由于昧心写伪史而飞黄腾达，但悠久而光荣伟大的史学传统并没有完全失坠，它依然存在于史学界和广大人民的心中。”本书的很多部分，确实是真实地记录了当时的历史，纠正了很多被歪曲的历史真相，提供了很多在别的书中看不到的史实，具有很高的史学价值。十分可惜的是，这本书出版时有很多可能会犯所谓“忌讳”的部分、而且是十分重要的部分被删掉了，使读者不能看到书的全貌，留下了很多遗憾。李新先生如果地下有知，也会感到很无奈吧！
（1982年的全家福）
李新先生的这本回忆录不仅文辞优美，还留下了一些他的诗词。他是著名的史学家，没有想到他的诗词竟写得这样好，我非常喜欢。他悼念左权将军的诗曰：“清漳，浊漳，萦回太行。曾经多少沧桑？终流向远方。天长地长，日月争光。千秋万代留芳。念将军不忘！”李新先生和他的著作也是“天长地长，日月争光。千秋万代留芳”，我们后辈永远念先生不忘！
（本文图片由李小丁兄提供）
来源：徐庆全与八十年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