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冬连：筚路维艰：中国社会主义路径的五次选择

专题导言

亨廷顿提到：“对布尔什维克来说，获取国家政权是一场戏剧性的变化；而对中国共产党来说，它只是一个漫长的、旷日持久的过程的最后的结果。”1949年新中国的建立，决定性地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走向，并使中国走上了截然不同的现代化道路。而对于刚刚夺取全国政权，首次成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来说，他们需要在革命与现代化、古老的国情与激昂的使命、乌托邦式的革命承诺与现实的政治实践之间谨慎地构筑起政治秩序，来重塑这个古老却又年轻的国家，并长久地影响着中国社会的发展与走向。传统来看，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的研究往往被归为中国近现代史与中共党史研究的范畴，而随着社会科学视角的加入，对这一时期的研究也从关注历史时期转而关注具体的研究议题。

有鉴于此，本专题试图基于“议题”而非“时段”的视角，来展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更为多样且波澜壮阔的一面，以期带来新的启发。本专题将首先以“国家与社会革命”为开端，从“国家形态”的视角回顾革命与现代中国的形成。随后将深入围绕1949年后的中国展开的不同视角的研究，专题一“共产主义中国的政权、组织与体制”聚焦于上世纪50年代，西方学者对新中国政治体制的思考与范式。专题二“城市接管与政权建设”，主要关注中国共产党从农村走向城市的历史进程。专题三“官僚监督与国家能力构建”则将视角聚焦在建国初期的干部队伍建设，从而关注中国共产党如何解决“代理人”监管的问题。专题四“群众动员、政治运动与革命教化政体”关注“运动”作为中国共产党革命时期的重要组织手段，是如何延续到其建国初期的国家治理中来。专题五“新中国成立后的乡村改造与变迁”主要关注1949年后变化最大的乡村，以观察新生的政权如何面对中国最古老的农村问题。专题六“财经秩序、生产与经济秩序的重建”则主要关注社会主义体制下的经济秩序。专题七“家庭、文化与社会变迁”聚焦于社会巨变下的“个体心灵”与“集体生活”，关注历史转折中的普通人的生活。专题八“医疗、教育与公共事业的开展”则是关注共和国早期，如何重塑新时代的教育，以及实现革命的理想与抱负的过程。

显然，受策划人本人智识所限，下列文献不仅不能涵盖所在议题的全部研究，而这些议题同样也不能涵盖这一领域的研究，但正如裴宜理鼓励中国研究学者关注早期的关于当代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一样，“回望而以前行”，通过对过去的关注，通过将社会科学视野带入过去，从而直面我们脚下土地的古老、变迁与希望。

鸣谢

专题策划人：

陈立夫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生

萧冬连，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校。1969年参军，1978-1986年间，先后在南开大学和解放军政治学院主修中国近现代史和经济学。1979年至2000年，其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国防大学任教。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共党史和当代中国史。

自1953年始，中国走上了全面仿效苏联的轨道。尽管在细节上有所不同，动员技术更娴熟，社会改造引起的震动也比苏联小，但在整体上是仿效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亦称斯大林模式），包括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单一公有制基础上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以及高度集权的政治社会体制。1954年9月，刘少奇在关于宪法草案报告中明确说道：“我们所走的道路就是苏联走过的道路”，而“苏联的道路是按照历史发展规律为人类社会必然要走的道路。要想避开这条路不走，是不可能的”。

一、优先发展重工业

从某种意义上说，仿效苏联模式，是从启动重工业优先的工业化计划开始的。1951年2月，毛泽东提出了“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的设想，随后，成立由周恩来、陈云等人组成的领导小组，组织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编制。刘少奇、周恩来都把“十年建设”解释为10年“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周恩来在解释这个设想时说：“毛主席的方针是稳步前进. 三年恢复，十年、二十年发展。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可能要十年、二十年，不能把时间说得那么准，马克思主义不是刘伯温的‘推背图’。”工业化能否在新民主主义制度内推进，在一定意义上，取决于选择什么样的工业化类型。选择从轻工业开始的传统工业化类型，自然可以依托市场经济和自由企业制度。然而，国内外都有学者指出，选择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战略”，必然导致对市场的排斥和对计划的依赖。优先发展重工业必须解决几个问题：一是压低全民消费，提高储蓄率，加快资金原始积累；二是保证有限的资源集中投向国家确定的重点领域特别是重工业领域；三是实行平均主义的民生保障，确保社会的稳定。这三方面的要求，都不可能在一个竞争性的市场经济环境下获得，只能诉诸国家控制，依托集中计划经济体制。这正是苏联走过的道路。

工业化是中国人的百年夙愿。毛泽东思考工业化从20世纪40年代就开始了，1944年8月31日，毛泽东在写给博古的信中明确提出：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基础是机器，不是手工。民主革命的中心目的，就是从侵略者、地主、买办手下解放农民，建立近代工业社会。但当时毛泽东还没有形成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思路。毛泽东一度相信，在中国实现工业化，“只有通过自由企业和外资援助才能做到”，“必须经历漫长的、民主管理的私人企业时期”。这正是他提出中国应当经历一个新民主主义阶段的主要依据。刘少奇则明确说，工业化要从轻工业开始。1948年12月25日，刘少奇在给华北财政经济委员会做报告时说：“现在可以肯定地说，农业与轻工业是我们的重点”，“历史上的国家，要从轻工业方面积累资本之后，才能建设重工业”。第一次明确提出以“发展重工业为重点”，是1949年9月通过的《共同纲领》。其中，有一段十分明确的文字：“应以有计划有步骤地恢复和发展重工业为重点”，“以创立国家工业化的基础”。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已经考虑仿照苏联的发展模式。1949年7月，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说：“联共就是我们的最好的先生，我们必须向联共学习。”1950年3月3日，毛泽东访问苏联回到沈阳时，饶有兴趣地谈到他参观苏联各地的大工厂留下的深刻印象。他说：“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的历史，就给我们提供了最好的经验，我们可以用他们的经验。”在这之前，1949年8月15日，《人民日报》刊登苏联学者F.P. 柯舍列夫《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苏维埃的方法》的文章，转述斯大林的话说：资本主义工业化的道路是“漫长的需要几十年之久的道路……我们比先进国家落后了五十年到一百年，我们应当在十年之内跑完这段距离，或者是我们做好这点，或者是我们被人打垮”。1950年9月21日，毛泽东又请苏联哲学家尤金（1953年出任驻华大使）在北京做《苏联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讲演，尤金重述斯大林的观点，强调“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实质，不在于简简单单的发展工业，而是在于发展重工业，首先是发展重工业的核心——机器制造业，因为只有建立起重工业和自己的机器制造业，才能保证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并使国家处于不依赖资本主义世界而独立的地位”。最能打动毛泽东的，是斯大林强调从发展轻工业起步，过程太缓慢，社会主义不能等待五十年到一百年，必须在十年之内跑完这段距离。苏联快速工业化的成功，对毛泽东具有极大吸引力。然而，这时高层似乎还没有取得共识。1950年5、6月，刘少奇在一篇题为《国家的工业化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的手稿中仍然坚持，中国的工业化应当“以发展农业和轻工业为重心”。尤金讲演是刘少奇亲自主持的，但似乎没有说服刘改变观点。1951年5月和7月，刘在两次党内报告中，仍然强调中国必须采取从轻工业开始的工业化战略。刘反复阐述的理由有两条：一是为了积累资金。“轻工业可以赚钱，也容易办些，又不用很多资本。”轻工业发展了，才能“积累继续发展工业的资金”。二是为了改善民生。发展轻工业和农业，“可以把劳动人民迫切需要提高的十分低下的生活水平提高一步”。这种想法很正常。一般来说，在开国之初，执政者都会采取与民休息的政策。有这种想法的不只刘少奇，还有周恩来。1951年3月，周恩来在两次会议上讲道：“发展工业生产，首先是轻工业生产，从公家到私人都可以发展。”“重工业固然要搞，轻工业在今天还要多些才行。不仅私人要搞轻工业，国家也要搞轻工业。只有这样，才能适应农村的需要，才能更快地积累资金，建设城市。”可以看出，到1951年春夏，刘、周的工业化思路仍然是从发展轻工业开始、公私企业参与、注重市场作用的渐进式工业化，是在新民主主义制度下推进工业化的既定思路。

图为1951年03期《人民画报》苏联专家妮娜·波尔达芙车瓦指导大连铁路分厂工作。[图源：wikipedia]

在高层领导中，公开支持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是高岗。他连续在《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强调“实现国家工业化，有两条相反方向的道路”。我们必须依据毛主席的指示，“走俄国人的路”。“假如有人幻想按照资本主义发展工业的道路来实现国家的工业化，那显然是错误的，根本行不通的”。高岗的高调对刘少奇会有影响但不会太大，真正帮助高层取得共识的，是朝鲜战争的爆发和苏联援助的到来。一方面，朝鲜战争改变了斯大林对中共的态度，更愿意慷慨地帮助中国实现自己的工业化计划。另一方面，朝鲜战争使中共领导人对于加强国防力量产生了紧迫感，西方对中国的封锁禁运使建立独立工业体系的要求更为迫切。1951年12月，毛泽东明确提出，完成国家工业化，“首先重要并能带动轻工业和农业向前发展的是建设重工业和国防工业”，要“用一切办法挤出钱来建设重工业和国防工业”。据宋劭文回忆，中央决定着手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时候，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明确了“工业建设以重工业为主”的方针。薄一波的说法有所不同，他说，工业化从何处起步，是一个“苦苦思索”的问题。各有关部门提出过不同的设想，经过“反复权衡和深入讨论”，最后“大家认为必须从发展原材料、能源、机械制造等重工业入手”。可见，尽管有毛泽东的倾向性意见，最终确定以发展重工业为主，在党内高层是经过认真讨论的。

当然，这一计划能否实现，还取决于苏联的大规模援助能否到来。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斯大林对毛泽东和中共心存疑虑，认为毛泽东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担心中国走“铁托式”道路。即使毛泽东访问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也没有消除斯大林的怀疑。这种情况在毛泽东毅然决定出兵朝鲜之后才得以改变。周恩来说过，“一到抗美援朝，他的看法改变了”。毛泽东也说过，“多少使斯大林相信中国共产党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入朝作战”。中国入朝作战后，中苏之间在军事上密切配合，经济关系也大大加强了。在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严厉的封锁禁运的环境下，中国的工业化必须而且只能依靠苏联的帮助。当时，中国驻苏大使张闻天看得十分透彻。1952年1月16日，他给周恩来写信，提出中国今后的工业化方针，必须完全依靠与信赖苏联的援助，从一开始就建立最现代化的工厂。用不着走弯路，用不着摸索又摸索。今后，苏联对中国的最大的、最有效的援助，就在这个方面。毛泽东对此信非常重视，批示中央会议讨论。中央书记处连续召开多次会议，最终确定工业建设以重工业为主、轻工业为辅，速度力求迅速的方针。8～9月，周恩来、陈云、李富春等组成中国政府代表团前往苏联，商谈“一五”计划中需要苏联援助的141个工业项目问题，中心环节是重工业，包括钢铁、煤、电力、石油、机器制造、飞机、坦克、拖拉机、车辆制造等。斯大林明确表示，苏联愿意帮助中国的五年计划建设，尽力在资源勘探、企业设计、设备供应、提供技术资料、派遣专家和提供贷款等方面给予帮助。9月24日，周恩来、陈云回到北京，当晚即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汇报同苏联商谈的情况，讨论“一五”计划的方针任务。中国的工业化起步，重点是苏联援助的156个项目，既然中国领导人向苏联寻求援助项目，不会要几个食品厂、纺织厂之类，肯定是那些赖以奠定工业化基础的项目，所以接受苏联援助自然是重工业优先。薄一波回忆，正是在这次会议上，他第一次听到毛泽东提出：“现在就要开始用10年到15年的时间，基本上完成到社会主义的过渡，而不是10年或者以后才开始过渡。”《毛泽东传》作者也说，在这次会上，毛泽东“关于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步骤、方法，同原来的设想，发生了变化”。1953年5月15日，有关苏联援助中国的协议在莫斯科签订。一个月后，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可以看出，苏联承诺援助中国工业化计划，是促使毛泽东最终选择仿效苏联模式的重要背景。这种仿效是整体的：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型工业化，全面推行农业集体化和工商业国有化，建立单一公有制加计划经济的经济模式。

对于总路线，毛泽东有过两种说法，一是把工业化与三大改造比作“一个主体和两个翅膀”的关系，社会主义工业化是主体，农业和工商业改造是两翼；另一种说法是，“总路线的实质”是使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惟一的经济基础”，“总路线也可以说就是解决所有制的问题”。前者强调工业化的主体地位，后者强调所有制变革更具实质意义。这两种说法看起来矛盾，其实并不矛盾。按照苏联的经验，全盘农业集体化正是强制推行赶超型工业化的制度安排。在仿效苏联发展模式的同时，毛泽东也接受了斯大林对社会主义的阐释。例如，使公有制“成为惟一的经济基础”，就是从斯大林那里接受过来的社会主义观念。社会主义就是消灭私有制，这是全党毫无争议的共识。刘少奇在1955年说过：“要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就要改变资本主义所有制和个体所有制，建立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只要我们抓紧了这一点，在这一点上不动摇，那末，我们就基本上没有违背马列主义，就不会犯重大错误。”这种观念支配了中国几十年的制度安排，使中国陷入了公有制不断升级的陷阱。实践证明，这种制度安排并不利于中国的发展，即使实施重工业优先的赶超战略，也很难证明一定要消灭一切私有产权。

在中国这样一个劳动力充裕、资本匮乏和资源禀赋严重不足的国家，推行重工业优先的赶超战略，从经济学上分析似乎不合理，但从历史看有其理由。在东西方冷战白热化的1950年代，中国没有亚洲“四小龙”（韩国、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台湾）那种在世界自由贸易体系内发挥“比较优势”的条件；很难设想，在冷战白热化的年代，以强国为目标的中共领导人能长期忍耐“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的局面。周恩来说：“任何一个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总要有一点独立的能力，更不用说像我们这样一个大国。”我们“必须建立自己的完整的工业体系，不然一旦风吹草动，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支援我们完全解决问题”。

图为鞍山钢铁公司。[图源：wikipedia]

二、统购统销的深远影响

把1953年看成中国实行计划经济的起点，其实是不准确的。新民主主义经济也是一种计划经济，这在毛泽东等人是很明确的。1949年1月，毛泽东强调说：“不要以为新民主主义经济不是计划经济，不是向社会主义发展，而认为是自由贸易，自由竞争，向资本主义发展，那是极端错误的。”《共同纲领》多处提及要有计划地发展经济。周恩来在有关报告中强调：“在逐步实行计划经济的要求下，使全社会都能各得其所，以收分工合作之效，这是一个艰巨而必须实现的任务。”当然，这种计划性建立在多种所有制经济之上，不排斥市场的作用，大体是一种“混合经济”。

事实上，在1953年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之前，中国经济的计划性就已经在强化，先后建立了如下制度：（1）统制外贸，实行进出口许可证、外汇管制和保护性关税等制度。（2）成立中央财经委员会，统一全国财经，形成中央集中管理体制的雏形。（3）通过接管国民党“四行二局一库”，建立以中国人民银行为中心的金融体系；1952年底，率先完成私人钱庄全行业公私合营，实行资金统一配置。（4）统一调度重要物资。1952年，政府统一调度的物资已达55种，包括重要工业生产资料和粮食、棉花等重要农产品。（5）国家统筹安排就业。这些制度性架构的建立，加上国营经济比重迅速增长，私人工商业加工订货和代购代销形式的发展，国民经济已初步走上计划轨道。有研究者统计，1952年工业生产中，计划机制支配的产值占全部工业产值的47.8%，略低于市场机制支配的比重。在批发商业中，计划机制支配63.7%，市场机制支配36.3%。在零售商业中，二者的比重分别为42.2%和57.8%。从总体上看，政府与市场作用的范围与程度大体平分秋色。这种建立在公私企业制度基础上的计划与市场双轨运行的体制，帮助中国完成了国民经济的恢复，但与即将展开的以重工业为重点的工业化计划难以匹配，这个工业化计划要求有更快的资金积累，更集中的资源调度。陈云说：“现在有些资本家有这样的想法：政府搞重工业，他们搞轻工业，政府搞原料工业，他们搞制造工业，包袱都要你背，他们赚钱，我们当然不能这么办。”毛泽东完全赞同陈云的看法，批评党内有人赞同政府搞重工业和原料工业，私人企业搞轻工业和制造业是“反映了资本家的一种意见”。毛泽东的解决办法是提早向社会主义过渡，把全国的资源集中到国家手里，把整个国民经济纳入集中计划。

1953年，粮食收购危机及由此引出的统购统销政策，是中国经济计划化进程中极为重要的一步。从1952年下半年起，全国许多地区出现抢购粮食，以致粮价上升、社会混乱的现象。当年出现了40亿斤赤字，靠挖库存才得以解决。到了1953年，这种状况进一步加剧，粮食销售远远超出计划，出现了87亿斤的粮食差额。当时估算，1953～1954年度，国家需要掌握粮食700多亿斤，农业税可拿到275亿斤，还要收购431亿斤，仅靠市场收购定难完成。1953年6月，全国财经会议得出结论：粮食“问题很大，办法不多，真有点难以为继”。从粮食产量看，1951～1953年年平均增长8.1%，增幅不算小。1952年，全国粮食总产量3278亿斤，比1949年增长44.8%，超过1936年即战前最高水平9.3%，是一个少有的丰收年。为什么还会出现严重的供不应求呢？陈云分析认为：“城市工矿区和农村经济作物区的粮食需要量增加得很快，但是农民不急于出卖他们的余粮，这是1953年发生粮食供不应求的根本原因。”这就是说，原因在供需两方面。农民自身消费量增加和持粮惜售，使国家收购粮食占粮食总产量的比重有所下降，从1951年的28.2%降为1952年的25.7%。不过，国家收购粮食总量仍然是大幅增长的，从1949年的308亿斤增为1952年的607亿斤。三年增加了近1倍，却仍然不能满足需求。可见，粮食危机的“根本原因”是陈云讲的前半句话，即“粮食需要量增加得很快”。

新中国成立后，几百万人进城，又有几百万旧政权人员被“包下来”，政府供给的“脱产人员”近千万人。同时，全国城镇人口迅速增加，1953年达到7826万人，比1949年增加了2061万人，增长35.8%，这近8000万城镇人口主要靠政府粮食供应。另一方面，由于经济作物产区迅速扩大，加上灾民救济，农村吃商品粮的人数增加到1亿人。这样，到1953年底，需政府供应粮食的人口近两亿，这是旷古未有的局面。可见，粮食供需矛盾源自政府粮食供应面的急速扩大，而大量工矿项目的启动则使矛盾日趋加剧。

用统购统销来化解危机，并不是偶然想到的办法，延安时期就有过对重要物资进行统购统销的经验。1950年11月，陈云提出，“对一些民用必需品实行统购统销”。随后，中财委做出统购棉纱的决定。1951年底，陈云开始酝酿粮食统购问题，并准备在1952年进行试点，只因地方负责人深有顾虑，试点工作被推迟。1953年上半年，面对粮食形势日益紧张，毛泽东让中财委拿出办法。中财委提出八种方案，归纳起来，无非是两条路：一是继续市场收购，一是实行统购统销。邓子恢等人主张维护自由贸易。陈云权衡利害，认为只能选择统购统销，具体办法是在农村实行征购，在城市实行配售，同时管制粮食市场，禁止私商经营粮食。陈的解决办法得到毛泽东赞许，中央一致同意，1953年底即刻实行。1954年又把统购统销的范围扩大到油料和棉花、棉布等重要品种。

图为1965年南京的民用线票。[图源：wikipedia]

是否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是一个两难抉择。陈云形容为“挑着一担‘炸弹’”，他说：“如果搞不到粮食，整个市场就要波动；如果采取征购的办法，农民又可能反对。两个中间要选一个，都是危险家伙。”实行统购统销，必会引起反弹，甚至强烈反弹，这种情况陈云和毛泽东都预计到。毛泽东说有三个不满：农民不满、市民不满，国际舆论不满。统购统销的关键是，要尽可能多地把农民的“余粮”逼出来，这就必然侵犯农民自由处置余粮的权利和待价而沽的利益，引起农民不满是不难想到的。陈云甚至估计，“逼死人、打扁担，甚至暴动的事情都可能发生”。然而，如果加大力度在市场上收购，势必强化农民惜售和粮食投机，引起粮食价格波动。粮价涨了，“物价必然波动起来，并立即逼得工资上涨，波及工业生产，预算也将不稳，建设计划将受影响”。决策者不愿看到刚刚平抑的物价再度波动而引起社会不稳，更不愿看到因收购粮价大幅上涨影响财政积累，使工业化计划受阻。据有关研究，当时国家通过“剪刀差”，从农业转移出来的资金已达28亿元，与农业税总额（27.4亿元）相当。任何国家工业化都绕不过一个话题，就是原始积累。在中国这样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在没有或很少外部资金和资源输入的封闭型经济中，工业化只有依靠本国的积累，而且相当大的部分靠农业积累。优先发展重工业，注定要让农民“买单”，这首先是苏联做过的事情。斯大林说，为了保持工业化发展的高速度，必须通过“剪刀差”使资金从农业“流入”工业，这是“一种类似贡款的东西”。毛泽东、陈云都谙熟苏联模式的真谛。1950年6月，毛泽东就说：“国家工业化又要靠农民的援助才能成功”。陈云说得更明白：“中国是个农业国，工业化的投资不能不从农业上打主意”。但是，许多党内干部同情农民，他们本身就出身于农民。薄一波说：“当时党内党外都有一些同志过于同情农民，不赞成统购统销。”有抵触情绪的不但有基层干部，也有县、区两级干部，甚至还有省部级干部。例如，河北省女副省长薛迅、全国合作总社副主任孟用潜就坚决反对统购统销。在党外，意见最为激烈的是梁漱溟，1953年9月11日，他在全国政协常委会上发言说，由于建设重点在工业，“生活之差，工人九天，农民九地”。这引起毛泽东极为敏感的回应。第二天，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会议上，毛泽东讲话，提出“大仁政”与“小仁政”问题。他说：“所谓仁政有两种：一种是为人民的当前利益，另一种是为人民的长远利益，例如抗美援朝，建设重工业。前一种是小仁政，后一种是大仁政。”我们的重点应当放在“大仁政”上，放在建设重工业上，要建设，就要资金，就要多收些农业税。毛泽东批评说，有些人“哇哇叫”，还说他们是代表农民利益，“其实就是要抗美援朝战争别打了，重工业建设别干了”。这个道理不是毛泽东第一个讲的。早在1949年12月，陈云提出“要纠正片面的群众观点和仁政观点”。他说：“现在税轻，将来建不成工业国，群众要骂；相反，税重一点，财政有了办法，农业国变成了工业国，人民自然会喜欢。”为了长远利益，不能不牺牲一些眼前利益，事实上是必须让农民做出牺牲。这就是毛泽东心中的“大仁政”。

统购统销政策从两方面缓解了粮食等农产品市场的紧张局面：一是减少了粮食投机，一是增加了粮食征购比例。实行粮食统购统销的第一个月，就开始扭转购少销多的局面。在1953～1954年粮食年度，粮食产量只比上年度增长1.8%，国家收购粮食却增加了80%。到1954年6月，国家粮食库存已比上年同期增加了50%。这种效果不仅在粮食收购上，还包括其他主要农产品的收购。1954年，农业总产值只比上年增长3.3%，但国家收购农副产品总值比上年增加41%。可谓“立竿见影”。

最初选择统购统销是一种现实性选择，与意识形态无关。但毛泽东敏锐地抓住了它对推动城乡社会主义改造的意义。1953年10月2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话，把统购统销作为“对农民的改造”的重要一环，纳入过渡时期总路线。他委托邓小平在10月13日全国粮食会议上讲话，要求各地联系过渡时期总路线宣传粮食征购政策，以此消除党内干部普遍存在的抵触情绪。在随后中共中央做出的有关决议中，把粮食供销紧张归结为“社会主义因素与资本主义因素之间的矛盾”，强调统购统销是引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必须采取的重要步骤，是过渡时期总路线“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在当时，党内普遍把根本解决粮食问题的希望寄托在实行农业集体化上。1952年，马林科夫在苏共十九大报告中宣布，苏联以前认为是最尖锐、最严重的粮食问题依靠农业集体化“顺利地解决了，彻底而永远地解决了”，这给中共高层留下印象深刻。1953年10月2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讨论粮食问题时，曾引用马林科夫的说法鼓舞到会的人。10月15日，毛泽东说：“个体农民，增产有限”，“个体所有制的生产关系与大量供应是完全冲突的”，“个体所有制必须过渡到集体所有制，过渡到社会主义”，“才能提高生产力，完成国家工业化。生产力发展了，才能解决供求的矛盾”。这样，统购统销就不只是解决粮食收购危机的措施，而且是作为引导农民走合作化道路的重要工具，“要从各方面堵死农民走向资本主义的路”。1954年9月23日，在全国人大一届一次会议上，陈云明确说，统购统销政策“要继续实行下去，是不会变更的”。因为取消计划收购，“等于放纵私商和富农去操纵农产品市场，农村的资本主义就会发展”。统购统销被赋予了意识形态合理性和阶级斗争功用，它的现实性本质反而被遮蔽了。这样，一项危机处理措施转变成一项长期政策，成为基础性制度的一部分。

统购统销不只是农业走上集体化道路的一个重要步骤，也是把民族资本家逼上改造之路的有效手段。实行统购统销以后，“整个市场关系发生了根本性质的变化”，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迅速扩张，私商所占比重显著下降。到1954年底，国营、合作社商业的批发比重由1952年的63.7%上升到89.8%，私营商业的批发比重由36.3%降到10.2%。被排挤的私人批发商，或转业他营，或为国家代理批发业务。私人零售商则为国家代销经销。这样，私营商业1954年就率先实行了改造，进而推动了私营工业的公私合营。由于国家掌握了70%的粮食、油料、棉花、纱布等重要物资，割断了资本家与农民的联系，使私营企业很难从市场得到货源，只能依靠国家。毛泽东后来说：国家“一方面掌握了原料，另一方面又控制着市场，同时又对资本家贷给流动资金，这样就使民族资本家不能不接受改造”。薄一波也说：“中国的私营工业大约有2/3是轻纺工业，受统购统销制度的影响很大。国家从供销两头卡住了它们，他们不能不接受改造。”

三、高潮是如何出现的

虽然毛泽东提前放弃了新民主主义，但开始时设想，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间将需要3个五年计划，即到1967年基本完成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然而，这样一个涉及6亿多人口的社会大改造，竟只用了4年时间，即在1956年就完成了，比原来设想整整提前了11年！其实，真正的“社会主义高潮”不是4年，而是1955年下半年以后的一年半时间，而初级社转高级社更是在两三个月内“一下就轰上去了”。“社会主义高潮”是如何出现的，杨尚昆和薄一波的看法几乎一致：决定性的推力来自毛泽东本人。《杨尚昆日记》说：“这一巨大的变化，首先是由毛主席（1955年）7月31日提出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引起的。在这个报告之后，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个突飞猛进的巨浪，出现了合作化的高潮。”薄一波后来的回忆则说，高潮来源于“三个会议一部书”，“三个会议”就是5月17日毛泽东在杭州召集的15个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7月31日毛泽东做《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报告的全国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10月毛泽东主持的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一部书”就是毛泽东亲自主编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两位都是当年的高层决策亲历者和见证人，他们的说法有权威性。可以说，如果没有毛泽东以路线斗争的方式加以推动，合作化高潮不可能以如此戏剧化的形式出现。

事实上，在1955年5月之前，尽管各地不时有冒进的冲动，但基本上是按照原来的设想渐进式推进的。这与主其事的邓子恢等人的主张有关。1953年1月，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二书记邓子恢受毛泽东之托，携杜润生进京，组建中央农村工作部，邓任部长，杜任秘书长。毛泽东对邓子恢说：“调你来做农村‘统帅’。”然而，毛泽很快发现，邓子恢与自己并不合拍。与土改时的激进主张不同，邓子恢在农业合作化步骤上相当谨慎。他自己解释说：办合作社与搞土地改革不同。搞土地改革，是要解决农民与地主的关系问题，那是阶级斗争，要用强制的方法来解决。办合作社绝不能用阶级斗争的办法，而只能用说服、示范、引导、帮助的办法。必须照顾农民小私有者的利益和习惯，当前应以发展互助组为中心环节，切忌急躁冒进。1953年，邓子恢上任不久，就着力纠正互助合作运动中的冒进倾向。

毛泽东并非不知道农民小私有者的特性，但他的方针不是照顾农民的特性而是要改造它。他说：“马克思、恩格斯从来没有说过农民一切都是好的，农民有自发性、盲目性这种反动的一面。”1953年10月和11月，毛泽东两次找中央农村工作部负责人谈话，批评邓子恢“不靠社会主义，想从小农经济做文章”，是“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惠，难矣哉！”一方面，毛泽东认为，单干制度长久下去，就要使农民成为富农、高利贷主和商业资本家剥削的牺牲品，重新失去土地，坚信“农民的基本出路是社会主义，由互助合作到大合作社”。另一方面，毛泽东认为“个体农民，增产有限，必须发展互助合作”。更重要的是，毛泽东把合作化视为与资产阶级争夺农村阵地的斗争，“对于农村的阵地，社会主义如果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就必然会去占领”。因此，他要求发展合作社，“只要合乎条件”就“韩信将兵，多多益善”。1954年，党在农村的运动是双管齐下：一方面加强粮食征购，一方面推进合作化。当年，在大灾情况下，超购100亿斤粮食，许多干部强迫农民交粮，引起了农民强烈不满。在合作化方面，各地发展势头越来越猛，到1955年1月初，全国办起新社38万多个，还有10万个老社。然而，工作粗糙，强迫入社并非个别现象。两方面的“过猛”使农民严重不安，农村全面紧张。不少地方“贱卖与滥宰牲口，滥砍林木”，农民“不热心积肥，不积极准备春耕，生产情绪不高”。这使主持农村工作的邓子恢等人感到情况严重，进而引起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高层关注。从1月到3月初，中共中央连发四道“紧急指示”，要求整顿和巩固生产合作社、保护耕畜、迅速布置征粮指标，以安定农民情绪。然而，中央的紧急指示没有立即阻止各地合作化的过猛势头。到4月，全国合作社达到67万个，此外还有许多“自发社”（即农民自发办的未经批准的合作社）存在，出现了强迫入社、侵犯中农利益等问题，发展最快的浙江省问题最为突出。4月20日，刘少奇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确定“停止发展，全力巩固”的总方针。中央农村工作部会同浙江省委，决定在浙江开展“全力巩固，坚决收缩”的整社工作。全省由53144个合作社减为37507个，减少15637个，大部分转为互助组。全国有“缩”有“发”，两者相抵，减少了2万多个合作社，保存下来65万个。

毛泽东也不希望出大乱子。他不只是听中央农村工作部的报告，也从来自农村的身边工作人员那里得知，入社并非都是农民自愿，干部用“跟共产党走，还是跟老蒋走”的大帽子压群众入社。毛泽东还收到黄炎培的来信，说他的家乡农民生活苦，吃不饱。这些信息使毛泽东一度冷静下来，考虑暂时放慢合作化的步伐。3月中旬，毛泽东约邓子恢、陈伯达、廖鲁言、陈正人、杜润生谈话，说：“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否则生产力就会起来暴动。当前农民杀猪、宰羊，就是生产力起来暴动。”他提出，现在有些地方要停下来整顿，有些地方要发展。“一曰停、二曰缩、三曰发。”在这前后，毛泽东甚至说，发展合作社1955年春就停下来，到明年秋收再看，停止一年半。关于浙江整顿合作社的事，毛泽东也是与闻并同意的。

然而，当毛泽东4月6～22日到南方视察后，改变了看法。他感到，在外地看到、听到的情况，和在北京接触的材料有很大不同。生产情绪消极的农民只是少部分，所谓缺粮大多是虚假的，“是地主、富农以及富裕中农的叫嚣”。问题是，有些干部“不愿意搞社会主义”，这种人下面有，省里有，中央机关也有。5月1日，毛泽东对谭震林说：合作化还可以快一点，前一段出去看到沿途庄稼长得很好，农民种田积极性很高，办合作社的积极性也很高。5月5日，毛泽东告诫邓子恢：“不要重犯1953年大批解散合作社的那种错误，否则又要作检讨。”这是毛泽东发出的一个严重信号。

虽然总目标一致，但在合作化的速度和步骤上，在如何解决农村紧张问题上，邓子恢与毛泽东产生了分歧。邓子恢认为，乱子主要出在合作化方面，主张在合作化问题上向农民让步，以发挥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增加生产，解决粮食问题。毛泽东则始终相信，只有合作化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粮食问题，主张以减少征购数量的办法缓和同农民的紧张关系，以便在农业合作化方面加快步伐。按他的话说，减少粮食征购“换来个社会主义”。5月17日，毛泽东在颐年堂主持召开有华东、中南、华北15个省市委书记参加的会议。毛泽东提议，江苏、湖南、湖北、广东、广西都要放手发展。于是，各省重报计划。有些省委书记埋怨中央农村工作部压抑了下面的办社积极性，毛泽东批评中央农村工作部“发谣风”。他认定，所谓农村存在紧张，农民不满统购，合作社有强迫现象等说法，一概是“发谣风”。这次会是一个大转折，毛泽东关于合作化的方针，从“放慢步子”转向“加快步子”。会后，中央农村工作部修改计划，提出到1956年秋收前，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到100万个。6月14日，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批准了这个计划。但这与毛泽东的想法仍有距离。7月11日，毛泽东在颐年堂召集邓子恢等人谈话，提出合作社增加到130万个左右。邓子恢说，回去考虑考虑。第二天，邓去找毛，说还是维持100万个的计划好。双方发生争论，持续好几个小时。7月15日，邓子恢又向刘少奇反映，说130万不行，还是100万为好。这引发毛泽东严重不满，他对邓小平说：“邓子恢的思想很顽固，要用大炮轰。”杜润生事后说，邓子恢的坚持，有其执拗性格的因素，其实无论100万个还是130万个，都是一个“拍脑袋”的数字。毛泽东的想法总会首先得到一些省委书记的响应，如柯庆施对毛泽东说，下边有三分之一的干部有右倾消极情绪，这和上边有关部门领导不无关系。王任重对毛泽东说：“贫农听说合作化要慢一点，感到‘冷半截’，说又要多受几年苦了。”毛泽东说，他原来主张停一年，但看到浙江、安徽搞了几万个合作社，“我的主意变了”。他得出结论：不是农民没有办合作社的积极性，不是办不好合作社，而是党内有右倾思想。

自此，毛泽东下决心批判农业合作化问题上的“右倾错误”。7月31日，毛泽东主持召开全国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在会上做《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报告。他不点名批评邓子恢是“小脚女人走路”，“被胜利吓昏了头脑”，站在资产阶级、富农、有自发倾向的富裕中农立场上，替少数人打主意。毛泽东说：“新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大风暴就要到来”，现在的问题是“领导赶不上运动”。在他看来，过去几年合作社的发展都超过计划，而且大都巩固下来了。各地给他报告的情况是，现有65万个合作社80%以上是增产的，这给了毛泽东底气。他断定，合作社社员“生产积极性是高的，合作社胜过互助组，更胜过单干户”，农民中“有一种社会主义的积极性”，而党有能力领导全国人民走进社会主义。

与其说高潮即将到来是毛泽东的一个判断，不如说是他的一种热望。毛泽东从“农民立场”和“国家立场”来论证为什么要全力推进合作化。一方面，他认为，占农民60%～70%的贫农和下中农要摆脱贫困，改善生活，抵御灾害，只有联合起来，走社会主义道路；另一方面，他强调，国家工业化需要合作化。毛泽东说，如果不能在3个五年计划内解决农业合作化问题，进而由使用畜力农具的小规模经营跃进到使用机器的大规模经营，就不能解决日益增长的商品粮和工业原料的供应问题，工业化“就会遇到绝大的困难”。他说，苏联用合作化的方法解决了问题，我们也只有用这种方法才能解决它。“苏联所走过的这一条道路，正是我们的榜样。”这或许是毛泽东首先要考虑的问题。合作社能否大幅度增产粮食还在未定之数，但合作社的确能够大大降低粮食征购的“交易成本”。陈云讲得十分明确：面对1.1亿农户，“要估实产量，分清余缺及其数量，很不容易”。而“向农业生产合作社进行统购统销的工作”，“要容易得多，合理得多”。在这前后，毛泽东还提出一个战略上的理由，就是要利用不太长的和平机会。1954年，日内瓦会议后，毛泽东估计“有可能给我们十二年的和平时间，来完成我们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基本上工业化”。1955年10月以后，毛泽东在几次中央会议上反复强调这个观点。他说：“如果我们不加快建设，农业未合作化，私营工商业未改造，工业未发展，将来一旦打起来，我们的困难就更多；如果完成了就好办。”所谓社会主义高潮，是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1955年8月26日，毛泽东指示，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电报“由中央直接拟电答复”。这样，毛泽东撇开邓子恢和中央农村工作部，亲自掌控运动。他在北戴河每天阅读各省、市、自治区党委送来的报告，加写批语，转发各地，这些报告无一例外表示完全拥护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检讨和批评“右倾思想”。10月4～11日，在北京举行中共七届六中全会，“大炮轰”邓子恢。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彭德怀、彭真、邓小平等80人在会上发言，另有167人做书面发言。刘少奇批评中央农工部“发谣风”，周恩来批评杜润生“分散主义”，邓小平批评农工部对合作化的动摇，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形势一边倒，一致拥护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批评“右倾机会主义”，邓子恢、杜润生在会上做检讨。毛泽东点名批评邓子恢，认为六中全会是高潮来临前的一次社会主义大辩论。在会上，他提出了一个新规划：多数地区到1958年春基本上完成半社会主义的合作化。这比原计划又提前两年。

中共七届六中全会精神贯彻下去，全国掀起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批判，各级领导人争先恐后，总是超指标完成任务。高潮就这样出现了。各级领导人把推动合作化运动视为表明政治坚定性和展示政绩的机会。另一个原因更为本质，那就是党的各级干部早已对集体经济优越于个体经济坚信不疑。相对于合作化的目标，速度的快慢只是个策略问题，既然能快为什么不快呢？在这种信念支配下，合作化的高潮很难阻挡。到12月下旬，入社农户已达到7500多万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63.3%。

各地的典型材料像雪片似地送进了中南海，总共有1000多份。这些材料反映农村确实出现了“社会主义高潮”，反映农民确有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反映合作社确实有比单干增产的“优越性”，反映“穷棒子”也能办好合作社。毛泽东极其兴奋地批阅了100多份材料，并着手把它选编成书，书名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并亲自撰写了104条按语和两个序言。7月31日，毛泽东的判断是：“大多数农民有一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在这里，毛泽东提出了一个新判断：“群众中蕴藏着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这个判断又在上下互动中得到了自我证明。

1955年12月，中共中央把基本完成初级社的时间从1958年提前到1956年下半年，并首次提出1959年基本完成高级社的时间表。1956年1月，又把基本完成高级社的时间从1959年提前到1957年。然而，一再提前的规划，仍然赶不上各地的形势，高潮来势之猛甚至超出毛泽东的预料。1956年初，毛泽东曾想降降温，但没起作用。到3月，全国已有90%的农户加入了初级社，而且有55%的农户参加了高级社。到1956年底，全国96%的农户入了社，加入高级社的农户高达87%。

一些亲历者口述证实：“绝大多数人都痛痛快快地将土地证交到社里并办了入社手续”。费孝通亲见江村成立高级社时，“热烈的场面真是动人”！“几村的人都穿上节日的衣服，一队队向会场里集中。一路上放爆竹，生产积极性的奔放，使得每个人都感受到气象更新。”这些陈述不能说不真实，但显然过滤了不同人群的内心纠结。不过，中国的集体化运动比苏联平稳得多，却是事实。这被一些学者称为“中国集体化之谜”。

中国合作化运动的成功，官方的解释是：中国创造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如从互助组、初级社再到高级社逐步过渡的形式，坚持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和国家帮助的原则等，这种解释经不起历史的检视。1955年年中，全国参加初级社的农户还只占总数的14%，高级社只是个别地试办。多数农户加入初级社是在此后半年之内，许多农户没有经过初级社的分配年度，甚至没有入初级社就一步跨入了高级社。说合作化是从低级到高级的逐步过渡，对多数农户来说不是事实。当年新华社《内部参考》披露的许多材料说明，各地在动员农民入社时强迫命令、侵犯中农利益现象是很普遍的，所谓“自愿互利”也很难做到。

为什么中国没有遇到苏联当年那样的群体性反抗，有学者认为，这应归结为两国农村的不同社会结构。中国没有俄罗斯那种村社组织（米尔公社），正是这种村社组织成为抵制苏联国家集体化运动的主要力量。中国农民一盘散沙，因而没有任何有组织的抵抗力量。这样的比较颇有启发性，但更应注重中国农民的特性和共产党的动员技术。中国农民是相信世道和服从权力的，这个“世道”就是肇始于土改的不可阻遏的社会主义潮流。土改改变了无数农民的命运，也改变了农民的生活理性和对所处世界的认知。经过土改划阶级，在农民中深刻地植入“阶级”“剥削”“社会主义”等观念，农民虽有个人发家致富的愿望，但怕“冒尖”。生活和生产有困难的农民，希望通过互助合作得到帮助，更希望得到政府的帮助。当然，也不乏“合伙平产”、想“揩油”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共产党所描绘的社会主义美好前景，在农民中也产生了一种憧憬。党组织正是利用了农民的这种心态，实行“依靠贫民、下中农，团结中农，孤立、分化、改造地主富农”的阶级路线，造成“贫农下中农的优势”。这个政策十分奏效，形成“羊群效应”。邓子恢说：“60～70%的人都起来了，其他20%的人就会跟着来，10%的人就分化了。”这被分化、跟着来的主要是富裕中农。许多材料证明，富裕中农入社是迫于形势。在政治上，富裕中农怕被划到地主富农一边，尤其怕被划为新富农。在经济上，富裕中农很难平等获得国家在技术、物资和贷款等方面的帮助，又往往要在粮食征购上承受更重的负担，虽然对入社顾虑重重，担心利益受损，但面对大势不能不入。《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向农民描绘了一幅美好农村的图画，农民对社会主义美好生活的憧憬，减少了他们对未来不确定性的疑虑。农业四十条甚至让知识分子也为之振奋，一千多位科学家和民主人士应邀参加了讨论，这当中肯定融入了热衷于中国乡村建设的知识分子的理想。毛泽东总是在一个任务完成之际，先人一步提出新的愿景，牵引人们追赶他的步伐。

同时，不能忽视来自农村干部和积极分子的动力。在土改及随后的统购统销、合作化运动中，基层干部和积极分子被大量培养出来，这些农村干部和积极分子都是土改中的翻身农民，对共产党及其政治主张有很高的认同感，其中有不少热心为群众办事的干部。当然，也有利益的驱动，他们对社会主义前途的信念正好与他们自身的社会荣誉和利益相吻合。个人发家致富的路被明令禁止，合作化又提供了一条新的上升途径，使农村干部的权力由单纯的乡村治理进入经济领域，通过成为合作社的管理者既可获得更高的地位和超出其家庭经营的经济利益，又能脱离繁重的农业劳作。事实上，自1955年高潮出现之前，一些农村地区就不断出现合作化的冒进倾向，许多合作社是由群众和村党支部自发办起的。农村干部办社热情很高，而且热衷于办高级社、并大社，因为社的规模大，干部掌握资源相对更多，权力更大，“可以办想办的事”。有学者认为，“农村干部反对单干主张合作化，已经成为一个势不可挡的潮流”，把它归结为农村蕴藏巨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模糊了这种“积极性”背后的利益动机。

对毛泽东来说，相对于对分散的汪洋大海般的个体农民走向社会主义心中无数，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则完全在掌握之中。资本家与农民对社会主义改造的思想准备也是不同的。农民没料到通过革命获得的土地会这么快被收回，资本家则不同，自始就清楚自己将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资产早晚要被剥夺。几年来政府一系列举措压缩了私营经济的生存空间，货币统一、外汇管制及对外贸易国家垄断，切断了资本家与国外的资金流和物流；1952年底对金融业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迫使私人经济只能依赖国家提供融资渠道；粮棉油统购统销后，切断了私商与农民的联系；在私企内部，工人力量壮大和反剥削运动兴起，也使私营业主难以自主组织经营活动。私人企业纷纷主动要求纳入国家资本主义。在1953～1955年三年里，公私合营的工业产值在全部私营工业中由13.3%增长到49.7%，可见绝大部分已转为“半社会主义”性质。1955年社会主义高潮兴起后，毛泽东把农业改造和工商业改造作为一盘棋局，借农业合作化高潮形成的政治压力，迫使资本家接受改造。1955年10月9日，他在审阅彭真的发言稿时，加了一段话：农业合作化运动“是使城市资产阶级彻底地孤立起来，造成一种使他们非接受社会主义改造不可的形势，因而可以消灭一切城乡资本主义痕迹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运动”。10月11日，毛泽东在七届六中全会讲话中说，一切措施，就是要孤立资产阶级，最后消灭资本主义，要使“资本主义绝种，小生产也绝种”。民族资产阶级走上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是被“逼”出来的。资本家受到的压力不只是经济上的，更是政治上的，甚至他们的子女也急切想摆脱剥削家庭。10月27、29日，毛泽东两次邀约资本家头面人物和出席全国工商联会议的全体执行委员到中南海颐年堂和怀仁堂，举行座谈。被邀请的有陈叔通、李烛尘、胡子昂、胡厥文、荣毅仁等人。毛泽东要让资本家相信，过渡到社会主义是社会发展的必由之路，要他们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了解社会发展趋势，站在社会主义方面”，并以赶超美国的强国目标相激励。从中南海出来，工商界巨子看清了自己的归宿。11月2日，全国工商联执委会通过决议并发表《告全国工商界书》，号召响应中共中央号召，把自己改造成社会主义社会的良好公民。11月16～24日，中央政治局召集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代表会议，通过了对资改造的决议。中共采取了“两面夹击、网开一面”的政策。“两面夹击”，一是用农业合作化来促工商业改造，一是用私人企业中的工人来促资本家。“网开一面”，就是给定息，安排资本家及其子女的工作，给予政治上的待遇，实行“和平赎买”。在随后的几个月里，中国的资本家敲锣打鼓，交出自己的企业，有的甚至交出自己的私人财产。其中有些怀抱实业救国梦想的资本家如荣毅仁等自觉选择了社会主义。当然这是少数，他们大多是头面人物，不少受到毛泽东的亲自接见，政治上有地位。绝大多数资本家只是无可奈何，随着潮流走。当时流行两句话：“白天敲锣打鼓，晚上抱头痛哭”，反映了资本家的真实心态。

图为1956年上海公私合营信大祥绸布商店挂牌成立。[图源：thepaper.cn]

农业合作化高潮的兴起，私人工商业公私合营的加快，使小业主有被遗忘的感觉，他们甚至抱怨共产党“嫌贫爱富”，这些人本来本小利薄，加上国家计划范围日益扩大，经营日益困难，都强烈要求公私合营。1956年1月25日，在第六次最高国务会议上，陈云发言说：“高潮一来，他们天天敲锣打鼓，放鞭炮，递申请书，要求公私合营，没有办法，只好批准。”结果“商店中的大店、小店，连夫妻老婆店，统统合营了”。一场涉及几亿人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竟这样戏剧性地结束了。农村高级社基本上是苏联集体农庄的中国版，实行集体所有、统一核算、集中劳动、按工分分配的经营方式；国家对国营企业实行统收统支、统包统配的集中管理；全行业公私合营后的企业管理体制等同于国营企业；个体手工业和个体商业合作化后，形成了第一代城镇集体经济；城镇人口就业统包统配，形成“铁饭碗”制度；“一五”计划时期基本建设投资90%来源于财政，79%来源于中央财政，国家几乎成了唯一的投资主体；国家统配物资从1952年的55种，增加到1957年的532种；中央直属企业由1953年的2800个，增加到1957年的9300个；国务院工作机构和人员从1954年的46个、2.3万多人，分别猛增到1956年的82个、5.2万多人。市场作用从金融、生产资料、劳动力和消费品等领域依次退出，以公有制为基础，以“条条”管理为主、以行政指令配置资源的苏联式计划经济模式，基本上在中国被复制出来，尽管有人认为中国始终未能形成理性的计划经济。

四、“举国体制”的形成

把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仅仅理解为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其实是不全面的，它至少还包含三个重要方面：政治、文化、社会。

首先，政治集权。伴随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中国政治体制也明显地趋向集权化。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由“联合政府”向“一党政府”转变。这个过程是通过“制宪”完成的。本来，中共没有打算急于制定宪法，因为1949年通过的《共同纲领》具有临时宪法的性质，不仅民主党派满意，共产党也认为在过渡时期仍管用。以《共同纲领》为基础，以政协为平台，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正处在一个愉快合作的“蜜月期”。1952年10月，刘少奇率中共代表团出访苏联，向斯大林表达了中共的这一意向。然而，斯大林建议，中国应尽快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制定宪法。刘少奇解释说，我们目前使用《共同纲领》，《共同纲领》在人民及各党派中威信很好。如果两三年内制定宪法，势必重复《共同纲领》，承认资本家的财产及剥削雇佣劳动为合法。再过七八年以后又要把资本家的企业国有化，再制定社会主义宪法，似乎有些不好。然而，斯大林坚持他的看法，他提出三条理由：其一，确立中共执政的合法性。他说，未经人民选举，没有宪法，人家就可以说你们的政权是建立在刺刀上的。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宪法就可以拿掉他们的借口。其二，防止泄密。他说，你们的政府是联合政府，不能只对一党负责而应向各党派负责，国家机密很难保障。其三，通过选举向“一党政府”转换。他说，如果选举结果共产党员占大多数，就可以组成一党政府。其他党派落选了，可以给以恩惠，在政府中任用一些其他党派的人，继续在经济上合作，不使统一战线破裂。斯大林提醒中共，通过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和制定宪法获得执政合法性，展现出他的确是一位老辣的政治家，但中共执政合法性未必是毛泽东担心的，所谓合法性对一个革命政党并不是问题。打动毛泽东的也许是这样的话：通过选举建立一党政府，然后，在组织政府时给落选的民主人士“以恩惠”。中共接受了斯大林的建议，刘少奇从苏联回国，即刻启动制宪工作，并开始筹备召开全国人大。宪法的起草由毛泽东亲自主持，基本框架模仿苏联宪法。宪法仍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新民主主义制度，但明确规定了过渡时期的总任务和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总目标。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完成了体制的转换。取消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原政务院改为国务院，副总理全由中共党员担任；民主人士仍有12位国务院部委部长、主任，8位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原3位国家副主席保留，原3位副总理改任人大副委员长。民主人士都得到安排，各有其位，但实际权力变化很大。原来，民主人士占半数以上的政务委员会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取消了。变化最大的是政协地位。原来全国政协不仅是各党派共同议政的平台，而且是代行人大职能的“最高权力机关”。现在，政协虽然还保留，但已变为一个咨议机构，即“各党派的协商机关”。毛泽东在第一届全国人大的开幕词，精确地概括了五四宪法及其政制的实质：“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事实上，自宣传总路线以后，在中共党内就有利用普选排斥民主党派的思想倾向，但中共高层出于统战考虑，要“把资产阶级、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等一直引导到社会主义”，制止了这种“错误倾向”。二是由地方分权向中央集权过渡。战争年代，各根据地被分割，中央给各根据地较多自主权。随着解放区的扩大和连片，首先完成了几大区域内党和军队的统一。新中国成立之初，实行大行政区的管理体制，全国划分为东北、华北、华东、中南、西北、西南六大行政区，设有大区一级人民政府。1952年6月20日，毛泽东致信斯大林，提出“我们拟参考联共（布）中央的经验加强我们党的中央机构”。随后调高岗、邓子恢、邓小平、饶漱石、习仲勋到中央，戏称“五马进京”。同时将6个行政区改为中央派出机构，不再是一级地方政府。增设国家计划委员会，与政务院平行，统管全国经济，史称“经济内阁”。后来，林彪、刘伯承、叶剑英、陈毅、贺龙等人也相继调京。据高岗秘书赵家梁观察，调各路“诸侯”进京，毛泽东是一石三鸟：一则加强中央领导力量；二则形成刘少奇（党务）、高岗（经济）、周恩来（外事及统战）三足鼎立，分解周恩来的职权，并制约刘少奇；三则“调虎离山”，削弱大区权力，防患“山头主义”于未然。鉴于20世纪中国长期分裂的教训，防范“山头”坐大，加强中央集中统一，是毛泽东考虑的重要问题。高饶事件加快了撤销大区的步伐，1954年10月，各行政大区及其相关党政机构已不复存在。

三是大权集中于党。鉴于共产党已经建立了自己的政权，鉴于政府中有众多党外人士任职，周恩来、董必武曾主张党政分开。1950年4月，周恩来提出“一切号令应该经政权机构发出”，“党不能向群众发命令”。董必武更是坚持认为：“党领导着国家政权，但这决不是说党直接管理国家事务，决不是说可以把党和国家政权看做一个东西。”毛泽东一度赞同董必武的主张，但很快就感觉“分散主义”倾向在发展，对政务院决定方针政策不报告中央不满，尤其不满刘少奇“擅自做主”。1953年5月19日，毛泽东批示：“凡用中央名义发出的文件、电报，均须经我看过方能发出，否则无效。”在6月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毛泽东论述党政关系，明确提出：“一切主要的和重要的问题，都要先由党委讨论决定，再由政府执行。次要的问题，可以由政府部门的党组去办，一切问题都由中央包下来就不行。”由此加强了中央集权，强化了以党为核心的决策体制，重大问题服从于毛泽东个人决断。

第二，文化改造。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基石是意识形态一元化。建国伊始，中共就开始了文化改造，主旨是改变自五四以来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和激进主义的多元并存，确立马克思主义的统治地位。1951年5月，刘少奇在中共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提出：“用马列主义在意识形态上的思想原则在全国范围内和全体规模上教育人民，是我们党的一项最基本的政治任务。我们要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前进，首先就要在思想上打底子。”1951～1953年，《毛泽东选集》第一、第二、第三卷先后出版，印行达100万册以上，目的就是为人们提供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范本，用以统一全国人民的思想。

文化改造的重要领域是教育界。对教育的重视不言而喻，马叙伦说：教育“是一种控制人类行为和思想的有效工具”。不只是共产党，左翼民主人士也不满于民国时期的学校教育体系，认为“将来必然地须在根本上来一个革命”。不只因为现有院系、专业设置不适应工业化建设要求，尤其因为它深受欧美自由主义影响，学生大都为富家子弟，很少工农子弟。1949年12月下旬，教育部召开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提出“教育必须为生产建设服务，为工农服务，学校向工农开门”的方针。改造“旧教育”的第一步，是使全部学校教育公立化。国家政府全部接管国统区公立学校；从1950年下半年开始，对所有接受美英等国资助的学校、医院、教会先后收回自办，包括20所高等院校，514所中等学校，1500余所初等学校；1952年下半年到1956年，全部私立79所高等学院、1467所中等学校，8925所小学由政府接办，改为公立。

几乎同时，全国高等学校及所属院、系进行全面调整，以培养工业建设专业人才为重点，将不同高校相同专业的院、系合并，发展专门学院，整顿综合性大学。例如将北京大学工学院、燕京大学工科各系并入清华大学；清华大学文、理、法三个学院和燕京大学的文、理、法各系并入北京大学，撤销燕京大学。经过调整，全国共有高等学校184所。院系调整虽然适应了国家工业化对专业人才的急需，但也导致了一系列问题，诸如忽视人文学科、理工分家、专业设置狭窄、拆散名牌大学、削弱综合性大学、中断民间办学传统等。

院系调整的政治含义是削弱欧美教育传统，引进苏联教育模式。凯洛夫《教育学》以及大量苏联高校和中专学校的教材被引进中国，1950年创办的中国人民大学和1951年创办的哈尔滨工业大学成为仿效苏联教育的样板，从培养目标、学制、专业设置到教学计划、教学大纲、教学方法、组织机构和师资培训全部依照苏联经验，随后苏式教育的影响在全国扩展。1954～1956年，尊奉苏联模式，否定欧美教育传统达到极致。

文化改造的主要目标是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从民国时期过来的知识分子，多数是中共党外知识分子。直到1956年初，在10万高级知识分子中，党外知识分子仍占93%，他们大都有接受西方民主自由思想的教育背景。在新旧政权交替之际，多数高级知识分子选择了留在大陆。1948年当选的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共81人，去美国的12人，随国民党政府迁往台湾的9人，留在大陆或从海外回大陆的60人，占74%。中国知识分子政治上有“左、中、右”的分野，但共同点是爱国，有“以天下为己任”的深厚传统。他们中的多数并不了解和认同共产主义，对共产党存有疑惧，但他们痛恨帝国主义侵略和国民党的腐败却是实情。季羡林回忆说：“解放初期，政治清明，一团朝气，许多措施深得人心。旧社会留下的许多污泥浊水，荡涤一清……觉得从此换了人间”。新中国成立后，大规模工业建设的到来，曾激发出广泛的热情，吸引了大批海外学子和科学家回国效力。1950～1953年，约有2000名留学生回国，成为发展新中国科技事业的骨干力量。至1955年11月，回国的海外高级知识分子达1536人，其中从美国回来的有1041人，许多人后来成为新中国各类科学研究的奠基人或学术界的泰斗。中共对知识分子的待遇也相当优厚。一份研究表明，北洋政府时期，教授薪俸相当于中央政府部门的科长；南京政府时期，教授薪俸相当于一等县长；新中国成立后，教授最高工资相当于中央副部长。台湾学者陈永发认为，中共透过“包”下来的政策，变成知识分子最重要的衣食父母，使名气响的知识分子深感知遇之恩，并有负疚感，“他们对中共的思想改造工作，与其说是抗拒，毋宁说是欢迎”。1951年秋，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就是由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首先在北大发起，众多名教授响应的。

然而，接下来的运动渐渐激烈起来，给知识分子以很大精神压力。批判电影《武训传》，批判陶行知的教育思想，批判梁漱溟的“九天九地”，批判胡适的唯心主义，批判红学家俞平伯，形成了政治围攻，知识界感到的压力与日俱增。1955年2月，对胡风文艺思想的公开批判演变成政治上的肃反运动，高级知识分子受审查的人很多，知识界空气变得空前沉闷。为什么发动一系列文化批判，一方面，毛泽东认为，知识分子阶层的大多数是依附于资产阶级的，政治上难以信任他们；另一方面，他又清楚地知道，国家建设离不开知识分子的服务。因而，他的政策是改造和使用两手，通过思想改造促使知识分子皈依马克思主义，至少是拥护新政权，为国家建设出力。首先是打掉知识分子的道德优越感，使资产阶级及其思想“在非党知识分子的心目中名声扫地”。

第三，社会整合。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共在全国城乡发动了有史以来最为剧烈与彻底的社会改造运动。在农村，通过剿匪反霸、废除保甲制、土地改革、构建基层政权等社会改革运动，重构了传统的乡村社会结构：大地主、劣绅、特务、土匪、国民党党团、会道门等新政权敌对势力被彻底肃清；家族宗法组织、神祖祀会等传统社会网络基本瓦解；千百年来政权止于县和乡绅自治的传统结构被彻底打破；随着共产党组织和基层政权的普遍建立，曾经作为社会动员工具的农民协会也淡出历史。处于传统社会底层的贫苦农民获得政治上的翻身，以土地改革积极分子为主体、高度认同新政权的政治精英开始成长，国家权力成功楔入乡村社会。在土地改革和抗美援朝战争之际，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大规模的镇压反革命运动，这场以城市为中心的运动，扫荡了国民党潜伏势力和派遣的特务，也根除了在其他社会中很难根除的社会黑恶势力，大量以乞讨、偷窃、诈骗、赌博、凶杀及其他不正当手段维生的城市游民被收容改造，400多万流落在各个城市的国民党军散兵游勇全部被资遣回乡。政府取缔各种会道门，取缔妓院，全面禁烟、禁毒，废除封建把头，切断国内宗教与国外的联系。这一系列措施，固然是为了巩固政权、恢复治安，然而城乡旧有的传统社区组织和民间势力也由此被彻底摧毁。国家对社会的整合以运动方式推进，又依托于一系列社会制度。

一是城镇街居制。中共接管大城市后，废除保甲制度，建立城市街道办事处和居民委员会制度，简称“街居制”。新中国成立之初，全国各城市的街道组织有三种类型：一为街政府，二为街公所或街道办事处，三为在公安派出所内设行政干事或民政工作组。1954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条例，统一在城市基层设置街道办事处和居民委员会。街道办事处为市政府或市辖区政府的派出机构，是城市的基层行政组织。居委会的性质定为“群众自治组织”，实质上成为街道办事处的延伸，垂直行政体系的末梢。通过街居制，国家对社会的控制和管理覆盖城市社会的各个角落。

二是单位制度。所谓单位制度，是国家管理公有体制内人员的组织形式。单位可归为三种：其一是党政机关和工会、共青团、妇女联合会等群众团体。其二是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单位。其三是事业单位，包括公立大、中、小学，公立医院，公立的研究院所、博物馆、影剧院等。单位是国家体制的延伸，也叫“国家单位”。每个单位都有相应的行政级别，如省部级、地局级、县处级、科级。所有城镇正式就业者，都隶属某个单位，绝大多数城镇人群都生活在单位之中。单位制度源于根据地时期形成专为管理“革命队伍”的体制，1949年以后，中共将这种管理体制普及全社会。随着三大改造的完成，单位所覆盖的人口迅速扩张，成为城镇社会体制的主体，在单位体制以外的城市就业人口所剩无几。城市社区被挤缩，城市街道办事处和居民委员会成为管理未被单位覆盖的社会边缘人的配套组织。国家对城市居民的行为控制，主要不是通过基层社区组织，而是通过一个个的单位来实现。在单位制下，个人对国家的依附体现为对单位的高度依赖，一个人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几乎都依赖于单位。

三是人事档案制度。国家职工大体区分为两种身份：干部与工人，两种身份界限分明。所谓人事管理，主要是指对干部的管理。干部不专指领导骨干，还包括所有以从事脑力劳动为主的公职人员，诸如大中小学教师、文艺工作者、公安司法警察、科学研究工作者、医护人员等。干部管理的首要原则是“党管干部”，所有干部都由中共各级组织管理，政权机关和群众团体以及企事业单位设立人事管理机构，协助党委组织部门管理人事，形成覆盖全国的干部人事管理网络。人事管理的一个重要制度是严密的档案制度，干部档案涉及个人简历、自传、鉴定、考核、学历、职称、政治历史审查、参加党团、录用、任免、转业、工资待遇、奖惩、退休、退职等材料，档案制度既便利于干部的管理和使用，也是对干部队伍实行控制的有效工具。

四是户籍制度。1953年，有两个情况推动了户口管理制度在全国的建立。其一，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的普选做准备，开始在全国范围进行人口调查登记工作；其二，大规模工业化建设需要准确的人口数据，实行粮油棉布等生活必需品计划供应，需要核准供应对象，控制供应规模和范围，尤其要严格控制城市人口规模，减少国家计划供应的压力，避免从农村提取的积累又被农村人口大量迁入城市消费掉。1955年8月，国务院发布《农村粮食统购统销暂行办法》和《市镇粮食定量供应暂行办法》，规定凭城镇户口按人定量供应粮食，规定了粮食转移证、粮票的管理办法。11月，国务院颁发《关于城乡划分标准的规定》，确定“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作为人口统计指标。中国的户籍人口由此分割出“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户籍制度把中国社会从此分割为城市与农村两大部分，市民与农民是两种不同的身份，而且带有世袭性质。这种城乡分割二元体制对中国社会影响深远。

全面控制的社会体制是以国家对社会资源高度垄断为基础的。新中国成立后的最初几年，由于个体、私人经济大量存在，由于城乡自由市场的存在，仍然存在一个广泛的私人生活领域，存在自主经济活动和自谋职业。1956年以后，随着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和单一公有制的建立，在全国基本消灭了私营经济和私有产权制度。农村人口绝大多数被组织在合作社内，通过统包统配的就业制度和统一分配工作的高等教育制度，城市人口绝大多数被组织在各类单位内。由于城市人口迅速增加和就业渠道趋于狭窄，政府开始严格控制人口自由流动，尤其限制农民进城，个人基本被定格在一个区域和单位内。

由此，形成了一种被称为“全能主义政治”的举国体制。在这种政治社会体制下，国家垄断大部分稀缺资源并试图控制人们的观念，国家权力覆盖整个社会，个人高度依附于国家，民众被动员起来实现国家目标。

来源：社會學會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