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涵漠 张卓: 4月特写：广场抗议者

“我们回忆 ‘四五’，是为了不能忘记历史。我们反思 ‘四五’，是为了不再走向广场。”

文|赵涵漠 张卓 摄影|时会理

像许多60岁上下年纪的人一样，当这些人聚在一起的时候，他们谈论着子女的近况、白内障手术、怎样避免伤害膝关节，以及朋友刚刚渡过的癌症难关。

只有在很偶尔的情况下，他们的对话里才会透露一些过去的特别经历。比如，当《人物》摄影师请他们以斜线站成一排合影时，忽然有人笑起来，“就像我们在里面跑操似的，周为民喊的‘向右看齐’”。

监狱生活曾是他们人生的一部分。1976年清明节前，数十万民众以悼念刚刚去世的周恩来为由，走上天安门广场。4月5号夜里，工人民兵手持棍棒封锁天安门，逮捕示威者。当时，这一事件被定性为“四五天安门反革命事件”，北京共有388人被捕，据传其中有49人曾被列入死刑名单。同年，毛泽东去世，“四人帮”随即被粉碎。被捕者先后出狱、获得平反。后来，这些广场运动的参与者，被称作“四五英雄”。

当年被捕的388人如今大多失去音讯。作为这次聚会的组织者，毕谊民本想找到十几位四五运动参与者，可因各种事由，除家属外，最终只有4人参加。当年的英雄们正在老去、死亡。过去几年，常常是因为某个人的讣闻才将他们重聚在一起。

总得应该有一批人站出来吧？

那一天，陈吕蒙（化名）本来打定主意做一名旁观者。“天安门事件”发生3天前，他刚刚因反“四人帮”而被开除团籍、学籍，并将在4月7日被遣送农场劳改。他难得获得几天自由，当然要到广场上亲睹这历史性场面。“但是，在广场上，我一直十分谨慎。我深知，如果我再次被捕，等待我的将是什么。”

但这种“谨慎”被轻而易举地击破了。当陈吕蒙站在广场西南角的汉白玉栏杆前时，他面前贴着第一篇点名批判江青的檄文。他正在看，后面有人喊：“请前面的同志念一念！”于是，一只手在陈吕蒙肩膀上拍了拍。

他回忆起那个时代特有的革命激情：“我当时早已是个‘反革命’了，但那位不知名同志的轻轻一拍和群众焦急的请求声，使我从犹豫中醒过来。我是一名受过‘伤’的战士，但我决不能以此为借口当一名看客，人民需要我挺身而出。”

他和身边的一个年轻人齐声朗诵起来。可声音还是太小了，于是便由他念一句，周围的十几个人齐声重复一句，用人声组成了广场上的“扩音器”。

同样偶然被写进历史的还有刘迪。那时的青年往往更熟悉他另外一个名字——“小平头”。在当时的广播里，他被称为“几个理着平头的家伙”、反革命行动的组织者。可在现场时，他本来也只是普通一员。一个戴黑边眼镜穿蓝衣服的青年正拿着话筒喊话，刘迪发现有警察逼近，他一把夺过话筒，让蓝衣青年赶快跑。之后，他才承担起组织现场秩序的责任。

自1976年1月周恩来去世，广场上以悼念为名的抗议就开始了。清明前夕，《北京日报》发文称“清明是鬼节，悼念是四旧迷信活动”。一夜之间，官方将广场上所有花圈、悼词和祭品没收。这激怒了抗议者。

当时的清华大学工农兵学员周为民与几位同学一起，用十几张白纸扎了一朵白花，粘在一个竹架子上。他亲笔写下一篇悼词，贴在花圈下。“当时我们在纪念碑前宣誓，要与反对周总理的人血战到底。4月3号、4号是周末，我们不用上课，整整两天不吃不喝，就在那里游荡。我们的花圈放下以后十几分钟，那里就变得人山人海起来，大家都在朗诵那篇悼词。”

直到今天，他还可以背诵悼词的一些段落：“敬爱的周总理，我们向您献上这朵表达我们心意的白花，我们把我们全部的爱、全部的恨、全部的怀念之情、全部的愤怒之心全扎在这朵白花中。”

工人贺延光也带着花圈和80多名青年工人组成的队伍前往天安门。在悼词里，他将江青称作“穿着资产阶级奇装异服的野心家”。围观的人们向他鼓掌、欢呼，最后，几百人一起在广场上唱起《国际歌》。

那时，贺延光已经是崇文区工业局党委委员，组织重点培养的年轻干部，但即便在党委会上，他也不愿意说违心的话，“长时间中国就是这样，两面人，这是一件事、两件事培养的，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培养出来的。‘四五’那时候我就想，总得应该有一批人站出来吧？那我就要做这一批人”。

脑子里所有的理想都被现实击碎

如今，他们可以在饭桌上谈起毛泽东，谈一些回忆录里写到的“四五”运动对毛的影响，谈毛晚年的心理状态。但在“文革”年代，这一切不可想象。

“文革”初期，贺延光、周为民、毕谊民、陈吕蒙都是红卫兵中的普通一员。这场长达10年的“革命”中没有永远的胜利者。曾经的干部很快就受到冲击。王洪文曾带人软禁周为民的父亲，连续8天不让他睡觉。绝望的母亲走进公用厨房，打开所有煤气，试图自杀。但她还是被救醒了。孩子们去医院看她，其中最革命的一位兄弟并不同情她，反而质问她：“你怎么能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呢？”那个兄弟还要与母亲划清界限。

对大部分人来说，决定性的转变发生在1971年的“林彪叛逃”。那年9月14日，贺延光所在的兵团接到一级战备命令，睡觉时不能脱衣服、铺床，还要一直抱着枪。贺延光每晚兴奋得睡不着，“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他妈的，总算要和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动真格了”！

战备状态延续了20多天，却丝毫没有开战的动静。终于，团长传达了林彪叛逃、坠机的消息。空气瞬间凝固。就在大家突然一愣神儿的当口，贺延光和战友们坐的这一侧通铺“哗啦”一下塌了，几十个人随着铺板一屁股坐到了地上，顿时人仰马翻。可由始至终，没有一个人敢说话。

后来，一位北京四中的知青悄悄与他议论：“你说，不会是林副主席被人绑架了吧？”贺延光记得，这是他人生中第一次对政治产生怀疑。

随后，贺延光、周为民、毕谊民等分别以办理“特困”、工农兵学员、“病退”等渠道回到城市。

在他们回到北京后，邓小平曾短暂复出，生产恢复，反对“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极左路线。可没过多久，邓再次被打倒。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官方压制悼念。这一决定成为“最后一根稻草”，人们最终走向广场。

陈吕蒙后来回顾，认为那时的勇气来源于绝望，大家实在“想象不到有什么更差的局面了”。

“在中国不坐牢，人生不完整”

几十年后，当这些人重聚时，那段监狱生活是最经常的话题，就像大学同学谈论当年的寝室生活。他们将4月5号之后一段日子被捕的人，称作“大拨儿”。

甚至直到进了陶然亭附近的半步桥监狱，他们彼此也不认识，平反大会后才知道。当年的政治犯大多住进了二层“王八楼”——狱警待在中央，四周有6条放射性通道，通道里是一个个小隔间。

令人窒息的牢房大概只有六七平方米，贺延光按对角走个“8”字形，大概只能迈上8小步。毕谊民曾在这样的牢房里想起波兰革命者伏契克的狱中书简，“从这里到这里只有7步”，而自己的牢房，只能走上3步。

两个月里，贺延光被提审了40多次。他出狱后才知道，警方想从干部子弟里找到黑手，一直查到中央。但走上广场是他的自发行为，警察实在问不出什么。他完全无法预测自己的结局，生怕在寂静的牢房里“待傻了”，就趁每天看报纸的20分钟时间，背新华社字头。“布宜诺斯艾利斯，我背了百十多个国家的首都。”他哈哈大笑起来，“后来想，不要有什么怨言，在中国不坐牢，人生不完整！”

毕谊民还记得，当自己被提审的时候，他穿着军大衣，像电影里的革命者一样昂首挺胸，做出大义凛然的姿态。在叙述“犯罪动机”时，他甚至还认为会感动审问者，“悼念敬爱的周总理，声讨万恶的‘四人帮’，要求为‘四五’事件平反”。

他还没说完，对方一拍桌子：“对天安门反革命事件的定性，是什么性质的问题？是毛主席定的，你翻得了吗？”

他当即哑口无言。

与毕谊民的乐观不同，周为民自从被捕后就没有打算活着离开。“不害怕，不准备活着出去了，所以他问我任何东西都承认是我的，但是我绝不牵连任何朋友、亲人。”周为民回忆。

在这些普通人失去自由的日子里，中国的政府高层正在进行激烈的角力，直至粉碎“四人帮”，华国锋宣布“文革”“胜利结束”，1978年，“四五”运动才获平反。

可在很多经历“文革”的人看来，自己并没能真正走出那段历史。周为民形容自己，“一生都受到‘文革’话语系统的影响”。而当贺延光出狱，要给父亲发电报，报平安时，他字斟句酌地写下了这样一句话：

“华主席给了我新生命！”

这群人是上帝赐予人生的礼物

如今回顾“四五”，周为民觉得那个时候人们的“民主水平并不高”。“包括现在我自己说话动不动就启用毛主席语录。那就是我们熟悉的语言体系。我们这代人，带着太多那个时代留下的痕迹。我们这代人要翻过去，不要期望。”

现在他不大谈政治，不过，他对现在的年轻人感到乐观，“还有80后、90后，好一些70后，我是挺看好这批人。这个社会一定属于年轻人，不属于老年人，社会就是这么发展，像我们年轻时所受的迷信教育，他们身上更少”。

在这次聚会上，有人问道：“其实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想，推进民主应该是渐进式的，像‘四五’这样走向广场来产生这种突变，到底对中国历史有多大意义？”

毕谊民曾告诉《人物》记者，他极少花费时间谈论什么“主义”或“意识形态”。他一直参与乡村建设的研究，只想关注社会存在的现实问题，寻求其解决的路径并为之努力。“与其泛泛空谈，我还不如实实在在做点事，只谈‘三农’问题。”

但对于那人提出的问题，其实他早就给出过自己的答案。在一篇回忆‘四五’的文章末尾，他曾写道：“我们回忆‘四五’，是为了不能忘记历史。我们反思‘四五’，是为了不再走向广场。”

来源：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