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象：陈布雷与陈伯达，书生从政之命运

▲陈布雷（左）陈伯达（右）

二十世纪的中国政治，书生从政是一个引人注目的话题，而陈布雷与陈伯达又是书生从政的两位具有典型和比较意义的代表人物。他们分别在1930～1940年代和1950～1960年代，曾备受信任而位居权力中枢，权重一方，红极一时。

但最终两人均以悲剧而结局——陈布雷自杀身亡，陈伯达被打入监牢。陈布雷和陈伯达殊途同归的悲剧命运，固然有个体人生的喜悲莫测和性格因素使然，也未尝不是一个风雨飘摇时代与动荡不安年代的背影折射。

01

陈布雷

从“文胆”到“书生误国”

陈布雷，1890年出生于浙江慈溪，属于清末民初一代读书人。由于科举废除和工商社会的兴起，“学而优则仕”不再是这一代读书人唯一的价值追求，人们可有各种方式选择自己的人生出路。陈布雷最初的人生选择是新闻记者。1911年，21岁的陈布雷从浙江高等学校毕业，担任上海《天铎报》撰述记者，不久辛亥革命爆发，陈布雷以敏锐的识见和雄健的笔力，大胆撰文，鼓吹革命，轰动京沪，一举成名。其后，陈布雷归隐故里，做起了教书先生，直至1920年才重返报界，重操旧业。此时的陈布雷历经丧母、丧父、丧妻等一系列人生变故，老成持重，锋芒内敛，但为文论政不改本色，主笔《商报》，立场鲜明，思想尖锐，笔锋犀利，议论透彻，不仅深得读者喜爱，也成为中国报界“四大主笔”之一。

1927年，陈布雷的一次南昌之行改变了他的人生命运。这一年年初陈布雷应邀赴赣晤见率军北伐而进驻南昌的蒋介石。此前一年，邵力子衔命先期自粤北行，联络沪上报界人士，并转赠陈布雷一张蒋介石亲笔签名的戎装照片，其推重、结交之意尽在其中。在庐山，陈布雷会见了这位对自己释放善意、且即将登上中国最高权位的蒋介石，并由蒋介绍加入国民党。由此，陈布雷的人生轨迹彻底改变，从新闻生涯转向政治人生，由一名自在逍遥的纯粹的新闻人，变为替人“捉刀代笔”的幕僚和复杂的政治人。

弃文从政，投笔从戎，古今中外所见多有，不足为奇。但像陈布雷这样热衷于新闻且已享有盛誉的人，发生这种变化，做出这种改变，仍不免让人感到好奇，而觉颇有可探之处。那么，何以一次南昌之行就改变了陈布雷的人生轨迹，为什么与蒋介石的一次会面就让其“一见倾心”而“以身相许”呢？

晚年陈布雷对部下诉说过这样一段话：“先总理所说训政结束以后，是否还有各党各派问题，在民国16年（1927年）以后不久，我早就问过胡汉民先生。胡先生答：‘依总理遗教所言，不应有各党各派。’我又问吴稚晖先生，则答：‘此问题甚重要，但尚未深思，暂不能作答。’问蒋先生，则答：‘此问题极好，惟在提出此问题之前，实从未想过。不过，以我想法，中国国情不同，不应取人家一D专政的办法，顶好将来要各D各派共同负起建国的责任。’我觉得蒋先生的看法，胸襟远大，于国家有利，故从那时起就死心塌地为他服务。”这段话大致可以反映陈布雷当年的心曲，不难从中窥见其所以弃文从政、追随蒋介石的内在缘由。

其实，这也正是中国传统知识人“得君行道”价值理想的一次现代演绎和体现。在陈布雷看来，蒋介石是“明君”，是当时中国政治的最大希望，且礼贤下士，对自己恩惠不薄，跟随蒋这一“明君”，借助于“政治”这一通道，士子之“道”庶几可以达致。于是，在蒋的邀请下，受宠若惊的陈布雷，接过权力的聘书而走上政治的不归路。

当然，陈布雷是纯粹的书生，他追随蒋介石而涉足政治，源于“得君行道”的理想，也出乎感恩图报的忠诚，做官非其所愿，权力更非所求。“行道”和“忠君”是支配其政治人生的主要因素，并贯穿其政治实践活动的全过程。无论是前期扮演客卿角色，担任浙江省政府秘书长、省教育厅厅长、教育部次长等职之时，还是后来充当幕僚进入权力中枢，出任侍从室主任、中宣部副部长、国民党中央委员、总统府国策顾问之际，陈布雷始终谦恭自抑，谨小慎微，循规蹈矩，恪守本职，克己而不张扬，奉公而不弄权。即使在权力最为显赫、同时又是生活最为艰难的重庆抗战时期，依然安贫守道，为政清廉，保持了书生从政“志于道”的本色与尊严。正是这一难得的品行与品格，使其在蒋介石身边一待就是十数年，成为蒋最为信任的心腹幕僚和须臾不可或缺的文胆与智囊。

毫无疑问，陈布雷在道德上是理想主义的，但性格上却又胆小懦弱。道德理想使他能洁身自好，端持清高，如一枝出泥不染的芙蕖，独立于浑浊不堪的国民党政坛而放出光泽；但胆小懦弱又使他缺乏坚强有力的意志，不敢于担当，不勇于任事，在黑暗而复杂的现实政治面前显得无能为力，无可奈何，而感到失望。这种无法克服的内在性格矛盾，源于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冲突，让陈布雷常常纠结不已，痛苦不已。只不过，当其处于失望而痛苦之时，因有理想的支撑，尚可看到一线未来的希望，还不至于陷入绝望。可是一旦理想破灭，希望无有，脆弱的生命意志就无法承受理想的失落之重，就会轻易导致悲剧的发生。

1948年，陈布雷因国势危殆前途渺茫而信念崩溃，走向了自己生命的尽头。这一年国共内战攻守互换，军事势力发生根本性转变，国民党的表现让陈布雷彻底失望。原本以为“我们国民党……再腐败，我看至少二十年天下总可以维持的”自信乐观，被急转直下的局势击得粉碎，国军兵败如山倒的战报和物价飞涨经济濒于崩溃的消息，令身处中枢的陈布雷瞠目结舌，不寒而栗。

国民党败局已定，陈布雷陷入了绝望。他没想到从政二十余年，鞠躬尽瘁，一事无成，最后竟是这种局面；二十余年中，支撑他生命的理想信念已与他为之效劳的党国事业融为一体，甚至可以说，很大程度上党国事业就是他的信念，他的信念就是党国事业，党国在，他的信念在，党国亡，他的信念灭。如今国民党大势已去，大厦将倾，陈四顾茫然，阴郁黯淡，心灰意冷，去意萌生。

而此时陈布雷与蒋介石的关系也发生了微妙变化，原来心心相印的亲密无间因对时局看法的歧见而出现裂痕。陈甚至因进言不合蒋意而受到斥责，这是从蒋二十余年以来从未有过的事情。11月11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临时会议上，陈布雷的陈言再次受到蒋介石斥责，被指为“书生误国”，成为压垮陈布雷这头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两天后，油尽灯枯、万念俱灰的陈布雷吞药自尽，诀别人世。

02

殊途同归亦不归

“当代完人”与身败名裂

陈布雷和陈伯达，分属于两个不同性质的党派，随从于两位不同类型的领袖，但无论外貌还是性格，两人有着惊人的相似一面。都是身材矮小，其貌不扬；都胆小懦弱，木讷内敛；且都拙于口才，不善言辞。这当然是一种巧合，这种巧合背后或许折射了国共两党领袖某种共同的心理需求。

陈布雷和陈伯达又都以文章闻达于世，陈布雷为民国“四大主笔”之一，文章练达自不容说，陈伯达也以笔力雄健称雄延安，但从政之后，两人文章均为之一变，几无可观，不是内容空洞陈腐，满嘴说教，就是思想平淡无奇，了无生气。这种变化自是官家文章写作的规定性使然，也是文人从政付出的代价所在。

晚年陈布雷对当年弃文从政的选择有所悔悟，对自己厕身其间的政治也有所反思。他说：“我自脱离报界以来，即不能舒畅自如地用我的笔表达我所欲之言。”“余今日之言论、思想，不能自由主张，躯壳灵魂已渐为他人之议题。”坦承“我一生最大的错误就是从政而又不懂政治，投在蒋先生手下，以至于无法自拔”，并告诫亲属不要从事政治，因为“政治太肮脏了”！

以陈布雷在国民党之身份，能说出“政治太肮脏了”这样批判性的话，委实难能可贵。这一方面说明陈布雷所处政治的不堪，同时也说明政治是可以批评的。此外，另有一背景不可忽视，这就是陈布雷为新闻人出身，从政之前已是主流社会的精英人士，不从政，他照样生活得自由自在甚至更好，他曾多次表示想摆脱政治，重做新闻。正是如此，使他对政治不迷恋，更不依赖，在思想认识上保有一定的间距，所以，能够对厕身其间的政治进行反思与批评。

这种对厕身其间的政治进行的反思与批评，在晚年陈伯达身上惜未呈现。以陈伯达理论家的身份和后来的境遇，似更有条件也更有可能对所处政治看得更清。但除了对自己在“文革”的行为表达过忏悔、歉疚，未见其从政治的角度对此作过深入的反思。

此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或在于：陈伯达是革命者出身，在革命者眼中，革命就是政治，政治就是革命，政治一开始就被赋予了神圣的光彩，视为伟大光荣正确的事业，不可随便议论，更不能提出批评。这种对政治的神化、美化乃至崇拜，使陈伯达们“道”“势”合一，作茧自缚，其结果，不仅视“势”为“道”，“道”“势”不分，失去了对政治特性的清醒认识与判断能力，缺乏对政治危害的必须警惕与防范。

陈布雷因绝望而自杀身亡，陈伯达以反党被打倒下台。两位分别投身国共而位居权力中枢的书生，最后均以悲剧而结局，在人生命运的意义上，堪称殊途同归，令人哀叹。

但两人事迹到此并未结束。陈布雷死后，蒋介石挽书“当代完人”，国民党为之举行公祭，而备极哀荣。陈伯达下台之后，被关进监狱，而身败名裂。这一褒一贬之际，一荣一辱之间，极具时代隐喻意味。

来源：大家谈cultu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