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蕴晖:十五年,让资本主义绝种!
1952年9月24日,毛泽东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提出:我们现在就要开始用十到十五年的时间基本上完成到社会主义的过渡,而不是十年或者更长时间以后才开始过渡。
毛泽东的这个设想,得到了中央书记处其他同志的赞同。至于如何具体实施,还有一个逐步酝酿的过程:
1952年11月3日,毛泽东在中央会议上说,要消灭资产阶级,消灭资本主义工商业;但是要分步骤,一是要消灭,一是还要扶持一下。
1953年2月15日—26日,毛泽东外出考察。2月27日,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谈了在湖北视察时同孝感地委负责同志谈话的内容。他说:什么叫过渡时期?过渡时期的步骤是走向社会主义。我给他们用扳指头的办法解释,类似过桥,走一步算是过渡一年,两步两年,三步三年……十年到十五年走完。我让他们把这个意思传到县委书记、县长。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还多一些的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及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要防止急躁情绪。
4月,毛泽东在第一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期间写的关于农村工作问题提纲中提出:农村工作总的精神,是生产的恢复和逐步组织起来的路线。进而指出:在十年至十五年或更多的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这是较早形成的对过渡时期总路线内容的文字表述。但是,直到这时,除了2月间将1951年12月中共中央做出的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决议(草案)经过修改作为正式决议,明确经由土地入股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将个体农民引导到社会主义的集体化道路外,对如何将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为社会主义国有化企业的途径,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尚在思考之中。
十五年使资本主义绝种
由原来先经过一段“相当长久”的新民主主义建设时间,工业发展了,国营经济壮大了,再采取“严重的社会主义步骤”,实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国有化和个体农业的集体化,即10到15年以后才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改变为从现在就开始过渡。这是一个重大的战略性改变。其具体步骤,除对个体农业已找到了农业生产合作社这种逐步过渡的形式外,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具体途径还有待总结和确定。
为了确切掌握建国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变化情况、国家资本主义发展的情况,以及它们在国民经济中占的地位和作用,以便研究和确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形式,中共中央指派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率领包括由国家计委和工商管理局负责人参加的调查组,于1953年三四月间到武汉、上海、无锡、常州、济南等地进行调查研究。
调查组掌握的基本情况是:经过三年国民经济的恢复,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也经历了深刻的改组和改造。私营企业的大多数都在各种不同的方式下同国营经济联系和合作,已不同程度地改变了资本主义企业的生产关系,不再是纯粹的私人资本主义性质,而是在人民政府管理之下的、同国营经济相联系的、并受工人监督的国家资本主义企业了。私营工业从低级国家资本主义形式(统购包销、加工订货)到高级国家资本主义形式(公私合营)发展的过程,事实上也就是逐步改造其生产关系和逐步走向社会主义的过程。国家资本主义的各种形式,已包括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主要部分,在现代性工业经济中已占居第二位;各种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对私人企业改造的程度虽有不同,但对这些企业的生产发展都明显地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各地在处理同资产阶级的关系上存在的问题是:政治、财经、工运各部门之间不统一, 财经部门和国营单位内部也不统一,“国营不顾私营,各依需要,各行其是”,“限制干涉有人,解决问题无主”。上海资本家利用领导机关本身的不统一,采取“倚靠工商联,团结工商局,中立劳动局,孤立职工会,打击税务局”的战略对政府进行反限制斗争。
调查组通过邀请各地党委和财经行政主管部门负责人进行座谈讨论,并结合学习列宁、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理论,于5月间形成了《资本主义工业中的公私关系问题》的调查报告。
李维汉在报告中提出,为了充分利用那些可供利用的资本主义工业,同时使其消极面得到限制,又能使资本家保持一定程度的积极性,必须加强统一领导,作出通盘计划,认真实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政策,并逐步地将其纳入国家计划的轨道,使之有利于向社会主义过渡。报告明确肯定已经创造的国家资本主义各种形式,是将资本主义工业改造为社会主义经济的主要形式,是利用资本主义工业来训练干部和改造资产阶级分子的主要环节,也是我们同资产阶级进行统一战线工作的主要环节。抓住了这个主要形式和主要环节,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有利于领导和改造资本主义企业和资产阶级分子。并明确提出:“公私合营是国家资本主义的高级形式”;“是最有利于将私有企业改造和过渡到社会主义去的形式”。这就为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找到了一条具体途径。
李维汉的报告受到毛泽东高度重视。他在报告上批示:“党的任务是在10年至15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社会主义的改造:所谓社会主义改造的部分:(一)农业;(二)手工业;(三)资本主义企业。”并打电话给李维汉,“说要提交政治局会议讨论”。
6月,中央政治局两次召开扩大会议进行讨论,肯定了李维汉报告中的意见,确定经过国家资本主义改造资本主义工业的方针。随后又决定对私营商业不采取单纯“排挤”的办法,也采取国家资本主义的方针。毛泽东在6月15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10年到15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不要脱离这条总路线,脱离了就要发生‘左’倾或右倾的错误。”他强调说:“我们现在的革命斗争,甚至比过去的武装革命斗争还要深刻,要在十年到十五年使资本主义绝种。”会议经过讨论,正式接受了毛泽东的建议。
1954年2月6日,刘少奇代表中央政治局向七届四中全会报告说,I953年,我国进入有计划的经济建设时期,并开始执行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党中央政治局认为在这个时机提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是必要的和适时的,根据毛泽东的提议,确定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2月10日,四中全会通过决议,正式批准中央政治局确认的这条总路线。
上述过程,表明中共中央作出这样的重大改变不是偶然的,是当时历史条件的产物。这就是:
第一,党认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已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而现时无论在政治上,还是经济上,解决这个主要矛盾的条件都已具备。
第二,误认为搞新民主主义,将阻碍向社会主义发展。因此,应该在完成土地改革的基础上,“趁热打铁”,向社会主义过渡。
第三,1951年12月,《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的贯彻执行,实际上已经开始了个体农业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起步。
第四,通过对已有实践的总结,党确认当初在合理调整工商业过程中,为帮助私营工商业克服困难而创造的一系列的国家资本主义形式,事实上已成为对资本主义经济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最初步骤。
第五,从国际环境看,当时,帝国主义对我国军事上侵略威胁,经济上严密封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尚未完全复苏,社会主义的苏联相对具有活力。恢复经济和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只有苏联援助中国。尽管中共中央在制定具体的经济政策和工作方法的时候是从中国的具体情况出发的,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和经济制度仍然对中国具有重大的影响。
总之,对于中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这种战略改变,从当时的条件来说,确有它难以超越的必然性。但从后来的实践来看,在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当时就提出消灭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要使资本主义绝种,对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不利的。
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基本思路
为使全党和全国人民对总路线的内容及其实质有全面准确的了解,1953年12月,中共中央批发了由中央宣传部起草、经毛泽东亲自修改审定的《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斗争——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
毛泽东在审定和修改提纲时写了这样一段概括的话:“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对于为什么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作为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起点,他作了这样的解释:“我们说标志着革命性质的转变、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的东西是政权的转变,是国民党反革命政权的灭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不是说社会主义改造这样一个伟大的任务,在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就可以立即在全国一切方面着手施行了。不是的,那时,我们还须在广大的农村中解决封建主义与民主主义即地主与农民之间的矛盾。那时在农村中的主要矛盾是封建主义与民主主义之间的矛盾,而不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矛盾,因此需要两年至三年时间在农村实行土地改革。那时我们一方面在农村实行民主主义的土地改革,一方面在城市立即着手接受官僚资本主义企业使之变为社会主义的企业,建立社会主义的国家银行,同时在全国范围内着手建立社会主义的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并已在过去几年中对私人资本主义企业开始实行了国家资本主义的措施。所有这些显示着我国过渡时期头几年中的错综复杂的形象。”
关于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宣传提纲》认为,近代历史表明,实行工业化有两条道路可走:一条是资本主义工业化的道路,从发展轻工业开始;一条是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道路,从发展重工业开始。由于帝国主义对中国国家安全的严重威胁和国防建设的需要,由于苏联已经有了从发展重工业开始并迅速实现了工业化的经验,我们的目标又是实现社会主义,所以,“苏联过去所走的道路正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榜样”。也就是应该依据苏联的经验,走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道路。
关于对农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宣传提纲》认为,基本途径是经过合作化的道路,把落后的小规模生产的个体经济变为先进的大规模生产的合作经济。引导农民在生产上逐步联合起来的具体道路是,经过简单的共同劳动的临时互助组,和在共同劳动的基础上实行某些分工分业有少量公共财产的常年互助组到实行土地入股、统一经营有较多公共财产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到完全社会主义的集体农民公有制的更高级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也就是集体农庄)。
关于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宣传提纲》认为,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第一步,是经过国家对资本主义的监督和管理,经过国营经济对资本主义的联系和合作, 把私人资本主义引导到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上来,并有计划地稳步地使低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向高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发展。随着国家工业化的前进和社会主义经济的加强,随着国家对整个国民经济控制的加强,随着农业和手工业合作化的发展以及它们与资本主义联系的缩小和消灭,随着国家资本主义企业中国家资金和国家管理力量的增大,随着人民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和要求的发展,国家将逐步地变国家资本主义的经济为社会主义经济,即完全的国家所有制。
这条一“化”三“改造”的总路线,按当时的解释,国家工业化,是主体;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两翼”。是一条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的总路线。但在实现工业化与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两个方面并非没有重点。《宣传提纲》认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实质,就是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的经济基础。”就是说,重点是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改造。当时设想,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将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逐步进行和逐步实现,大体估计需要三个五年计划即15年时间,加上3年恢复时期,共18年。
把思想统一到总路线上来
从1953年起,国家开始进入大规模经济建设阶段,党的绝大多数干部是有充分思想准备的。但在这同时,也将开始逐步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和农民个体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因而也就开始了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党内的思想准备又是不足的。因此,党中央利用各种场合,向各级党员干部传达解释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内容,以使党内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的思想,统一到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上来。
毛泽东在6月15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强调说: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不要脱离这条总路线,脱离了就要发生“左”倾或右倾的错误。他一方面指出:有人认为过渡时期太长了,发生急躁情绪。这就要犯“左”倾的错误。但他着重批评:有人在民主革命成功以后,仍然停留在原来的地方。他们没有懂得革命性质的转变,还在继续搞他们的“新民主主义”,不搞社会主义改造。这就要犯右倾的错误。他说,右倾的表现有这样三句话:
“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这种提法是有害的。过渡时期每天都在变动,每天都在发生社会主义因素。所谓“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怎样“确立”?要“确立”是很难的哩!比如私营工商业,正在改造,今年下半年要“立”一种秩序,明年就不“确”了。农业互助合作也年年在变。过渡时期充满着矛盾和斗争,是变动很剧烈很深刻的时期。我们现在的革命斗争,甚至比过去的武装革命斗争还要深刻,要在十年到十五年使资本主义绝种。“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的想法,是不符合实际斗争情况的,是妨碍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的。
“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这种提法不明确。走向而已,年年走向,一直到十五年还叫走向?走向就是没有达到。这种提法,看起来可以,过细分析,是不妥当的。
“确保私有财产”。因为中农怕“冒尖”,怕“共产”,就有人提出这一口号去安定他们。其实,这是不对的。
6月至8月,中共中央举行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会议围绕如何贯彻过渡时期总路线,讨论关于五年计划、财政、民族资产阶级等方面的问题。会议听取了高岗、李富春关于经济建设计划的报告,李维汉关于利用、限制、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意见的报告。周恩来在会上传达了经毛泽东审改过的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第一次正式的文字表述,并向与会的高级干部强调指出:我们在各个方面执行任务、检查工作和批判错误的时候,都必须以党的总路线为指针。8月12日,毛泽东到会讲话。他说,过渡时期,是向社会主义发展,还是向资本主义发展?按照党的总路线,是要过渡到社会主义。这是要经过相当长期的斗争的。他批评新税制讲“公私一律平等纳税”,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违背了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他说:新税制发展下去,势必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离开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向资本主义发展。毛强调要在共产党内反对资产阶级思想。他说:为了保证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功,必须在全党,首先在中央、大区和省市这三级党政军民领导机关中,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倾向,即反对党内的资产阶级思想。
财经会议结束不久,九、十月间,中共中央召开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会议在集中讨论为保证贯彻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实现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干部工作和组织工作的同时,重新审议了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通过的《关于整顿党的基层组织的决议》《关于发展新党员的决议》,决定对有关党的任务的表述——当前任务“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而斗争”,按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内容进行改写,并以此教育全体共产党员。
稍后,中共中央准备召开第三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10月15日、11月4日,毛泽东两次同中央农村工作部负责人的谈话。指出,对于农村的阵地,社会主义如果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就必然会去占领。如果不搞社会主义,那资本主义势必要泛滥起来。他交待说:总路线,总纲领,工业化,社会主义改造,10月的互助合作会议,要讲一下。他还解释说,从解决供求矛盾出发,就要解决所有制与生产力的矛盾问题。是个体所有制,还是集体所有制?是资本主义所有制,还是社会主义所有制?个体所有制的生产关系与大量供应是完全冲突的。个体所有制必须过渡到集体所有制,过渡到社会主义。总路线也可以说就是解决所有制的问题。毛泽东再一次批评邓子恢等在土改以后针对中农不敢发展生产,不敢“冒尖”的思想顾虑,明确宣告保护农民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允许农村土地买卖、租佃、雇工、信贷自由的主张,认为这些都是有利于富农和富裕中农的,是资产阶级观念。毛严厉批评他们是“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惠,难矣哉”。“言不及义”就是言不及社会主义,不搞社会主义。
毛泽东这一系列批评,就从理论上和现行政策上把建设新民主主义与向社会主义过渡对立了起来。后来,他在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说,新民主主义秩序——实际是资本主义民主秩序,发展资本主义。
为进一步从理论上武装全党中高级干部,党中央决定,从1953年下半年起用一年半时间,结合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组织党员干部学习《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9至12章(关于俄国十月革命以后,苏联恢复国民经济、实行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内容),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有关著作,通过系统了解苏联实现国家工业化、农业集体化和完成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更好地理解和执行党的总路线。
对《联共(布)党史》的学习,在全党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这就是,在理论上形成了一个固定观念:社会主义只有一个模式——苏联的社会主义。
大张旗鼓宣传总路线
1953年9月8日,周恩来向政协全国委员会第49次常委扩大会议作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报告,揭开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公开宣传的序幕。报告传达毛泽东概括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内容,分析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有利条件和困难。他指出,我国的经济基础落后,发展不平衡,还是一个农业国,工业大多在沿海。我国的文化也是落后的,科学水准、技术水准都很低。这些落后状况会使经济建设发生困难。现在还是五种经济并存。要使其能够均衡发展,并在新情况下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关系非常复杂。向社会主义过渡,不看到有利条件,就会产生保守倾向;但不估计到这些困难,就会产生盲目冒进情绪。
9月24日,由政协全国委员会通过发布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周年的口号”,号召“全国人民一致努力,为实现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而奋斗,为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而奋斗!”全国城乡大张旗鼓宣传总路线的活动随之展开。
10月23日,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会员代表大会开幕。在此之前,毛泽东曾约集民主党派和工商界部分代表谈话,明确阐明: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完成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改造。毛泽东的谈话,为这次大会规定了指导思想。大会主席陈叔通致开幕词。他号召全国工商界人士要为实行国家总路线,正确地发挥私营工商业的积极作用而奋斗。李维汉以中财委副主任的身份到会讲话。他对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内容,尤其是对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以及党对私营工商业的有关政策原则作了具体、明确的说明。他向到会的代表指出:一切积极为实现过渡时期总路线努力的私营工商业者,今天有合法的利润可得,将来有适当的工作可做,和全国人民一道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并同样享受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幸福生活。这是私营工商业者的现实和前途,也就是他们的光明大道。与会代表经过讨论,于11月12日通过决议,郑重宣告接受和拥护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对私营工商业所采取的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会后,以传达贯彻这次会议精神为内容,工商界广泛开展了学习宣传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活动。
与之同时,党在工矿企业和农村也展开了总路线的宣传。
11月25日,中华全国总工会下发了《关于学习、宣传与贯彻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指示》。要求:务必使每一个职工和家属懂得,只有实现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于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才能使中国由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一个社会主义工业国,才能满足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工人阶级对实现这一伟大艰巨的历史任务,担负着主要的责任。总路线的宣传教育,要讲清个人利益服从国家利益,目前利益服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的道理,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克服资产阶级自私自利腐朽思想对工人群众的影响,号召全体职工群众发扬中国工人阶级勇敢勤劳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用自己的忘我劳动创造社会主义的美好未来;总路线的教育最主要的步骤,是要落实到完成或超额完成国家建设计划的行动,把增产节约劳动竞赛向前推进一步,保证国家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的胜利完成。资本主义企业的工会组织和职工群众,还担负着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重大责任,一方面要对资本家进行教育,并协助资本家改善经营管理,发展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生产和营业;另一方面,必须监督资本家,使之遵守国家的政策法令,从这两方面来引导资本家走上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
在整个11月间,《人民日报》连续发表《必须大张旗鼓地向农民宣传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帮农民算三笔账》《领导农民走大家富裕的道路》《巩固工农联盟是实现总路线的保证》四篇社论。社论用通俗的语言,生动的事例,阐述国家为什么要实现工业化,工业化与农业发展、提高农民生活有什么关系;为了支援国家搞工业化,就要多卖粮食给国家,而要多打粮食,必须组织起来的道理。社论指出,农业合作化,实行共同劳动,按劳分配。劳动所得除了纳税、缴合作社的公积金和谋当地的公共福利以外,都归农民各家自享自用。谁劳动得最好,谁的收入就最多,谁的日子就过得最好。这样的结果是大家富裕,没有穷人,鳏寡孤独也能够得到社会的照顾,所以,这是全体农民的唯一光明大路。社论还指出,对农民宣传总路线,如果光对他们谈眼前的经济利益,不宣传社会主义,不宣传国家工业化和农业合作化对农民的好处,那当然是不对的;但如果光对他们讲千篇一律的大道理,不从他们的切身经验出发,不从他们眼前的经济、政治利益出发,同样是不对的。社论要求各地在农村宣传总路线,应结合当地的具体情况,帮助农民算清三笔账:第一,党和政府在解放以来使农民得到了哪些利益,证明党和政府始终是为人民谋利益的,证明农民的利益和工人阶级的利益、和国家工业化的利益是分不开的;第二,党和政府为什么号召农民把粮食和其他农产品卖给国家,这对国家有什么利益,对农民有什么利益;第三,党和政府为什么号召农民参加互助合作,这对国家有什么利益,对农民有什么利益。由于党在农村的宣传工作,从农民的实际利益出发,因而,取得激发而不是损伤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的效果。
1953年12月,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宣传部制定的《学习和宣传提纲》正式下达,总路线的宣传教育进入高潮,在全国形成了浓厚的社会主义政治空气,唤起了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意识,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贯彻执行发挥了巨大的政治动员作用。
中国这条开往社会主义之船,由此开始开足马力向前奋进!
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所规定的任务,就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而言,到1956年已经基本上完成。经过短短的4年时间,中国就仓促地进入了社会主义,在当时既未引发社会的急剧动荡,也未使生产力受到大的破坏,工业化建设又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与历史上的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各国相比,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伟大的胜利。但是,后来的历史表明:无论认为10到15年就可以使资本主义绝种,还是社会主义只能是苏联的模式,都不符合中国的实际。它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还处在幼年阶段。
来源:林蕴晖:《国史札记——史论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