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树凯：“大跃进”农民何辜？

“大跃进”的始作俑者虽然在上层，但考究起来，基层农民也并非完全无辜。

“大跃进”运动中，那些高产卫星，并不是高层领导个人放出来的，是基层干部出来的，也可以说，是基层农民放出来的。或者说，是众多农民直接参与了放卫星，参与了产量造假。

因为基层放高产卫星，虚报浮夸高产量，也就有了来自上层的高征购，或者说收购过头粮。这虽然不是造成大饥荒的主要因素，但也是因素之一。从这个角度说，基层放高产卫星者遭受了饥荒，一定程度上也是自作自受，不能完全归咎于高层。

为什么基层放高产卫星、搞疯狂的浮夸造假？当然首先来自高层的诱导和压力，因为高层好大喜功，急功近利，给基层巨大压力。对基层官员来说，这种压力不仅有罢官撤职，甚至有逮捕法办。于是，就有了基层官员的曲意逢迎，甚至有些基层官员为了得到好处，主动加码，变本加厉，放大了种种荒唐行为。至于普通农民，或者默默忍受，或者敢怒而不敢言，只有抱怨，没有抵抗。于是，恶政不断放大。这是人不由得想到了“下愚上诈”。农民命运的历史悲剧由此而成。。

在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中，公共食堂成为农村一大景观，曾经被标榜为“农村社会主义的心脏”，持续达三年。当时很多基层干部和农民，明知公共食堂不可持续，但仍然狂热支持，赞扬吹捧，甚至以对公共食堂的态度作为划分好人坏人的标准，说点公共食堂的不好的就被批斗关押。在这种公共食堂体制下，农户不仅没有自主支配的粮食，甚至连锅碗瓢盆也被收缴。这也是造成大饥荒的重要因素。公共食堂作恶至此，也是上层下层相辅相成的结果。

现在，人们抱怨基层搞形式主义。基层形式主义发生，虽然有高层推动，但基层干部难辞其咎。基层官员在抱怨上级的同时，也应该反思自己。形式主义主要表现在政府活动中，主要是政府官员所为，首先不能归责于普通农民。但是，对于普通农民来说，也存在配合形式主义表演、缺乏抵制监督的问题。

改革年代，因为有了开放的政治空间，基层农民获得了较大自主权，可以做主自己的经济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选择政策、影响政策。所以说，改革使农民有了权力来塑造自己的命运。改革改变了农民命运，也改善了国家治理。农民命运的深入改善，有赖改革的继续深化。

                           （2025年11月）

来源：沽河虎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