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敏：胡绩伟先生的一封信

整理书柜，看到胡绩伟先生1993年2月1日给我的一封信。信里谈到：“拙作《建立中国民主理论，推进中国民主建设——同企业家们谈谈我的民主观》，刊登在四川成都出版的《厂长经理日报》一月十一日第三版。你对民主很有研究，希看后提出批评。我虽有志于作些研究，可惜心有余而力不足，写的文章水平不高，成稿较难，只想在有生之年尽量多做一点事。希望能早日拜读你的大作。”

这封信，让我想起了和胡绩伟先生的交往。

1980年代初，我在《人民日报》理论版相继发表了三篇文章，其中一篇安排在该版头条。经理论部主任何匡引荐，我第一次与《人民日报》社长兼总编辑胡绩伟先生相见。

胡绩伟先生出生于1916年，长我31岁，是我的父辈。他1936年由华西大学数学系转入四川大学经济系就读，同年参加革命，1938年入党，1940年到陕甘宁边区，相继任《群众报》主编、《群众日报》总编辑、新华社西北分社总编辑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调入人民日报社，在该报工作达半个世纪之久，先后担任副总编辑、总编辑和社长。在拨乱反正的年代，胡老主持《人民日报》，以惊人的勇气，披荆斩棘，为革故鼎新鸣锣开道，使这张发行量最大的报纸，在亿万读者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声望。在这样的年代，与胡绩伟先生相识，是我一生的荣幸。从此以后，我与胡老有了多次通讯联系。

 胡老1983年到全国人大常委会任职，大力推动民主研究。他不仅撰写了《民主论》（合著）《中国民主论续篇》等专著，主编“民主研究丛书”，还在报刊上发表了不少有关民主问题的文章。1991年离休后，他仍然笔耕不缀。他晚年出版的“自选集”第五卷，主题就是《论社会主义民主》。他于2012年去世，享年96岁。可以说，研究民主，追求民主，就是他生命最后三十年的魂牵梦系。

 在此期间，我教学科研的重点，也集中于民主研究。胡老的相关著作，我都有研读。我撰写的《干部制度改革与民主》一书，1986年在群众出版社出版，曾寄给胡老，拜求指教。他在信里提到我的所谓“大作”，则是指当时即将在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民主建设论》。不久此书付梓，我也寄给了胡老。我与胡老晚年的研究志趣相同，他把我这个后生晚辈视为同道。这便是他信说我“对民主很有研究”的缘起。

1993年，有报刊发起了主题为“千年之交：中国与世界”的大讨论。成都《厂长经理日报》作为这场讨论的“特邀首席协办单位”，邀请胡老参与讨论，胡老的文章，在该报发了一个整版。胡老把刊载文章的报纸随信寄给了我，我拜读后，感触颇深，很受教益，当即写信，向胡老讲述了自己的感受和体会。

记得当年拜读胡老的信时，他对我的称赞之词，使我感到十分惶恐。胡老在信中说自己“写的文章水平不高，成稿较难”，这种虚怀若谷的态度，则加深了我对他的崇敬。

我精心保存了胡老的信，但随寄来的报纸，翻箱倒柜找了大半天，却“云深不知处”,怎么也找不到了。

我校图书馆和太原市、山西省图书馆，也没有这份四川的报纸。无可奈何,我只好求助好友成都市委党校刘益飞教授。刘教授所在学校图书馆也没有保存此报，他又让其在市纪检委工作的女儿，托朋友先后到四川省和成都市图书馆寻找，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总算找到了，并将胡老的文章拍照发给了我。

30多年后，再次拜读胡绩伟先生的文章，仍然让我耳目一新。胡老从七个方面，阐述了他的民主观：

第一，中国要想文化更新、政治改革和经济繁荣，非实现民主不可。没有民主的确立，就没有中国人健全和幸福的人生，就没有现代中国的进步和发展。

第二，就中国民主实现的价值、目的和途径来说，民主是全体公民在平等的前提下，以法律的形式，对自由自觉的界定，对社会公正的确认。民主首先应该成为一种观念，一种价值取向，它意味着人应该重新确认人的本质、人的尊严和人的价值。

第三，从当前看来，评价中国民主理论正确与否的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看其是否能适应和有利于实现国家和社会现代化的需要和追求。

  第四，从历史的基本事实来看，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人在很长时期内，并不需要民主，甚至不知民主为何物。

第五，从专制皇权垮台至今，中国经历着从一个奴役状态下解放出来的过程。解放不仅意味着破除原有的文化结构和社会结构对人们的束缚，更意味着人们开始确立自主自觉的权值意识，就是去寻求、选择和确立新的价值取向，建立新的文化结构和社会结构。

 第六，民主理论的创立和完善，只有在真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民主气氛中才能实现，我们必须十分沉痛地宣誓，再也不能搞思想专制主义。

第七，希望企业家们多多关注中国的民主问题，并且成为创立中国民主理论和推进民主建设的一支主力军。没有民主政治，整个企业不能生龙活虎地大显身手，大展宏图。

 胡老的思考，一点也不过时。

来源：丁东小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