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树凯：九号院“秀才”杂感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不论国家农委三年，还是中央书记处农研室七年，九号院都以研究政策、起草文件为主业。虽然人不足百，却堪称“秀才”云集，“笔杆子”林立。1979年初，从农林部政研室集体调入十一人，此为“秀才”群体之核心团队，后来有三人跻身部级，其他位列司局。农研室成立时，内设部门有六，称为“组”（相当于司局级），四位组长出自其中。在早期文件起草和后来连续五个中央1号文件草中，一组（综合组）和二组（体制组）有扛鼎之功，组长也出自其中。

1982年初，第一个中央1号文件发布不久，华国锋迁入九号院居住。此时，华国锋从最高领导滑落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副主席，但所有会议都告病缺席。九号院里，秀才们一派忙碌，华国锋俨然闲人。同处一个院落，华国锋每天从自家小院出来散步，与人们时时相遇，说擦肩而过难免夸张，说近在咫尺确属实情。华国锋并不认识这些秀才，但是秀才们相当熟悉华国锋。从1971年初调到中央分管农业，到1976年初成为国务院代总理，华国锋都是他们的直接服务对象。秀才们曾经不舍昼夜、冥思苦想，为他写讲话，或根据他的指示写文件、报告。写作中，他们对华国锋指示太多“捉摸”，太多“领会”。现在，华国锋就在院中，抬头不见低头见，人们颇多兴奋，颇多感慨。于是，茶余饭后，会上会下，重要谈资常常由此而生。

对秀才们来说，那些年是否宣传华国锋，怎样宣传华国锋，似乎只是临时工作，时过境迁，如过眼烟云。这使人联想到现在那些拙笔代刀的文章“枪手”。

文革以来，也包括文革以前，农口的高层秀才们一直在翻来覆去地宣传或批判。批谭震林（文革前分管农业副总理）是他们，为谭震林平功摆好也是他们；歌颂林彪是他们，批判林彪也是他们；宣传农业学大寨是他们，批大寨极左错误也是他们；批判包产到户是他们，宣传包产到户也是他们。有些人的写作表现可圈可点，“批判”时斗志昂扬，“歌颂”时意气风发。超越农村工作部门来看，那些更加宏大的“理论”创制，出台过程也大致如此。著名的“两个凡是”提法——“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也是出自两位高层秀才之手。华国锋后来曾多次感慨：“两个秀才起草了一篇讲话稿，我拿到会场上去念了一遍，就把‘两个凡是’的错误主张栽到我头上了。”而这两位秀才后来宣传改革又有重要建树。

高层中诸多“秀才”，一生笔墨依归于上峰需要，难有真情实感，个人立场无所其谓。当然，奉旨作文也有足够激励。在诸多应景写作中，无论反右还是反左，都有“佳作”出手，都有上乘表现，往往会有很快升迁，多能置身高位。有些人几十年写作，颠三倒四，是非轮转，且乐此不疲。 “逢迎”多见， “风骨”难寻。他们可以把连自己也不信的东西，那些逻辑不通的道理，那些厚颜肉麻的圣颂，写得看上去振振有词，读起来朗朗上口。这是“文章”功力，更是“精神”境地。

当然，“秀才”群体中也不乏异数。1960年代初，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在一段时间农村调查后，为包产到户犯颜直谏，结果被弃用，文革中以身殉难。这使人想到古代所谓“武死战，文死谏”。农村改革之初，时任分管农业副总理王任重的秘书杨坤泉（兼国家农委办公厅副主任），属1980年中央75号文件稿主笔之一。当时，中央召集省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专门讨论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会议在京西宾馆，杨坤泉不在乎领导不悦，会下搞“非组织活动”，敲门拜访若干大员，为包产到户游说。杨坤泉早年毕业于清华物理系，建国初即以文章扬名，身在官场，位居要津，但耿介之气昭彰，被称“不食人间烟火。”1982年夏，我到九号院工作后第一次乘班车，我们毗邻而坐，说到研究，他给我一句告诫。当时心里并不觉受用，几十年间多有回味，诚为金玉良言。

从九号院念及庙堂江湖各色文人，不禁慨叹：与世沉浮而气节不移，时政纷纭而操守自持，实乃弘毅大德。天下无道而“士”志于道，志于明道济世。道之所存，虽因时世而异，但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为其所宗。

                      （2021年1月）

来源：沽河虎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