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清扬尹子：“出身罪”：它的存在，是人类的悲哀

出生是有罪的，电影《牧马人》里许灵均那句：“我犯的是出身罪！”让现在的年轻人听着云山雾罩的。对于经历过那段日子的人来说，一定是刻骨铭心。姐姐在即将上高中时，公社书记批了一行字：“该生家庭成分复杂，可录取可不录取”，结果可想而知。姐姐每说起此事，脸色凝重。姐姐说一想到他们高喊“斩草除根”，时过几十年，依然胆寒心惊。连坐，想必是我们这块土地上诞生的，斯大林、齐奥塞斯库、萨达姆、卡扎菲等“伟人”肯定拜读过《商君书》。

“黑五类”在文革期间常指黑五类子女，也就是地、富、反、坏、右（即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破坏分子、右派分子）的子女，在血统论观念的影响下，黑五类或黑七类子女在入团入党、毕业分配、招工、参军、提干恋爱和婚姻等方面都受到歧视。

“出身罪”是让人感到恐惧和无奈，你想啊，你一出生就有了罪名：“反动派”、“狗崽子”、“小特务”，它不是滑稽，是人类的悲哀。

1966年一个姓遇的小伙子，一个中学生，他发表了一篇名《出身论》，反响巨大。他讲述了家庭出身问题是个严重的社会问题，是封建血统论。当然，这个勇敢的小伙子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1970年3月5日，27岁。罪名是“现行反革命”。

1942年5月1日，遇罗克出生于北京，有一个妹妹和两个弟弟。遇罗克的父亲遇崇基早年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 20世纪 50年代是华北电业管理局的工程师，1957年被划为“右派”。 母亲王秋琳出生于富商家庭，曾两度留学日本，回国后创办实业，50年代被公私合营后，“理研铁工厂”改名机床附件厂。1957年也被划为了“右派”，企业都交出来了，也得赏一帽子。从此，一切都改变了，遇罗克兄妹的童年很快就被打破了，全家开始遭遇劫难，他们成为了“黑五类”子女。

遇罗克属于早慧，他从北京六十五高中毕业，成绩优异，可高考时落榜了。头回落榜，他虽觉得蹊跷，但还是认为自己的问题，不够优秀。可在他第二年、第三年仍考得不错，也十分注意填好志愿，表示绝对服从分配，却还是落榜、落榜。后来他才明白，这并不是因为自己考得不好，而是他有“原罪”——出身不好。

遇罗克连续三年考大学落榜后，先时去了农场当农工，后又进工厂当工人，他希图从人文展示自己的才能，也因为是“出身不好”而被退稿或不予理睬，但也有些社会缝隙得以让他的某些尝试“穿隙而出”： 1962年他在《北京晚报》发表了短篇小说《蘑菇碉堡和菜花老人》； 1963年《大众电影》杂志刊登了他的《评影片〈刘三姐〉》； 1964年他写了梅花大鼓《焦裕禄演戏》，由北京曲艺团演出。

那个年代，谁都想向上靠拢，成为接班人，可无奈接班人是有“框框”的，你怎么优秀也成不了。可遇罗克认为，自己出身虽不算好，但只要自己够积极，够上进，够马列，党终于有一天会看见自己。因此，他觉得没必要看低自己，自己完全有资格以马克思主义者的身份，参加社会政治的主流队伍。

1966年开始反击，2月13日，遇罗克在《文汇报》上发表文章《和机械唯物论进行斗争的时候到了》，反对姚文元批判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文章中，遇罗克说：“姚文元同志代表了存在于思想界中的机械唯物论的倾向。我觉得和这种倾向进行斗争的时候到了。”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遇罗克基于自身的遭遇和切身体会，以“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为笔名，围绕出身问题，共写了六期《中学文革报》的头版文章及其他文章。

最著名的就是那篇《出身论》，批判血统主义，亦即血统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文中列举事实反驳“有成份论，不唯成份论，重在政治表现”的政策，提倡民主和人权。该文被广为传播，在全国反响巨大。《出身论》等文章引起“一小撮人”的恐慌，他们立即组织反击。

1967年4月14日，戚本禹公开宣布《出身论》是大毒草。1968年1月5日，遇罗克被捕 ，被扣上“大造反革命舆论”、“思想反动透顶”、“阴谋进行暗杀活动”、“组织反革命小集团”等罪名。遇罗克明白了，清晰地意识到自己的宿命。他进监狱后对难友说：“何为不朽？不朽在于引起后人的共鸣。”

他深知为真理而献身的代价，但其中并不包括自己的尊严。他说：“假如我也挨斗，我一定要记住两件事，一死不低头；二开始坚强最后还坚强。”

遇罗克受到八十多次“预审”，他们想从他口中找到所谓“恶毒攻击”以及“组织反革命集团”的事实，但没有捞到半点证据，最后只好以“思想反动透顶”、“反革命气焰十分嚣张”等罪名为遇罗克定罪。1970年3月5日，在“一打三反”运动高潮中，遇罗克和另19位政治死刑犯在北京工人体育场的十万人大会上，被宣判死刑，并被执行枪决。

遇罗克在狱中的时候，有个名叫张郎郎的狱友（系国徽主要设计者张仃、周总理机要秘书陈布文之子；后来张郎郎成为美术设计家、作家），很佩服遇罗克的才学和胆识，问他：“你为一篇《出身论》去死，值得吗？”遇罗克回答：“值得。”

文革结束后，全国上下开始“拨乱反正”。1978年冬天，遇罗克的母亲王秋林找到《光明日报》编辑、记者苏双碧，希望帮助为遇罗克平反。1979年11月21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告遇罗克无罪。1980年9月21日，《光明日报》发表《划破夜幕的陨星》纪念遇罗克。

在遇罗克遭难期间，妹妹遇罗锦的日子也不好过。文革开始后，红卫兵在遇罗锦的二十几本日记中，找出几句“反动言论”，于是遇罗锦同样被定为“思想反动分子”，被拘留。又受到哥哥遇罗克牵连，遇罗锦被判到河北劳改农场劳动教养三年。1969年结束劳动教养后，遇罗锦被弄到河北临西县一小村插队落户。1970年，又迁至北大荒落户。

和遇罗克当天一起处决的有20人，也就是说，1970年3月5日被处决的，除了遇罗克还有其他19人。这份拟“处决者名单”20人，分为17桩案件。其身份和“罪名”分别如下：

1. 杨淑辰，女，48岁，北京通县人（职业不详），罪名：“现行反革命犯”；

2. 唐志强，男，25岁，北京市西城区少年科技站天文辅导员，罪名：“现行反革命叛国犯”；

3. 宋惠民，男，49岁，山东省人（职业不详），罪名：“现行反革命叛国犯”；

4. 邓振铎，男，26岁，北京市海淀区人（职业不详），此次被捕判刑前亦曾因“反革命”罪被捕入狱，罪名：“现行反革命叛国犯”；

5. 尉尤山，男，45岁，无业，住北京市东城区，材料上称其为资本家、国民党员，罪名：“现行反革命犯”；

6. 王宗海，男，52岁，山东人，资本家，住北京东城区，罪名：“现行反革命犯”；

7. 刘镇江，男，40岁，北京市人，“军统特务分子”，罪名：“现行反革命集团首犯”；

8. 于江林，男，40岁，北京市昌平混凝土构件厂合同工，罪名：“现行反革命集团首犯”（刘、于二人系编号为七的同一案件）；

9. 宗福海，男，32岁，北京市密云县人，罪名：“现行反革命犯”；

10. 侯庆龙，男，28岁，北京市密云县人，罪名同上（宗、侯二人系编号八的同一案件）；

11. 元令秀，男，34岁，山东省人（职业不祥），罪名：“反革命集团首犯”；

12. 孙义，男，32岁，河北省人（职业不祥），罪名：“反革命集团首犯”（元、孙二人系编号为九的同一案件）；

13. 遇罗克，男，27岁，北京市人民机械厂徒工，罪名：“现行反革命犯”；

14. 王佩英，女，54岁，铁道部铁路专业设计院勤杂工，罪名：“现行反革命犯”；

15. 李定一，男，44岁，河南省人（职业不祥），右派，并因此多次被拘和“劳教”，罪名：“现行反革命犯”；

16. 唐赞义，男，32岁，北京煤气热力公司调度员，罪名：“现行反革命犯”；

17. 李世安，男，43岁，北京木城涧煤矿工人，罪名：“现行反革命犯”；

18、马正秀，女，38岁，北京自然博物馆讲解员（其父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其兄亦因“军统特务”罪被处决），罪名：“现行反革命犯”；

19. 王步云，男，60岁，北京市海淀区大钟寺小学合同工，此前其兄被处决（罪名不祥），罪名：“现行反革命杀人犯”；

20. 张长利，男，22岁，北京市平台区芦沟桥公社农机厂工人，罪名：“现行反革命杀人犯”。

这20人，17男3女，从年龄看，50—60岁有3人，30—40岁有12人，不满30岁者（包括遇罗克）有5人。

这份名单，其中元令秀、孙义、王步云、张长利等四人其实应当算做刑事犯，元、孙两人实为一个盗窃团伙的首犯及主犯，材料上注明的罪行主要为：“窃得电动机六台，自行车195辆，缝纫机4架等大量财物，价值3万余元”（3万余元在当时是很大一笔数字）。至于说其盗窃目的是“筹集反革命活动经费”。

王、张两人，则是杀人犯，前者1966年七月用菜刀砍孙某20余刀，“重残1人”；后者1968年一月用铁棍致死1人。至于说两人伤人杀人均带“阶级报复”性质，称其“反革命犯”。

二十人中，排名第一的杨淑辰，从提供的材料看，“罪行”很严重，带有“间谍罪”性质，“1966年充当外国特务”，“仅1967年3月杨出卖情报数百份，同年四月向外国驻华使馆人员递交情报时，当场被抓获”。不过，杨“出卖”给外国驻使馆人员的“情报”，很可能是当年于街头随处可见的文革传单、小报等资料。因为以杨某那种身份，一个地处北京郊县毫无背景地位的普通中年妇女，短短一月之内（1967年3月）就能获得并提供“数百份”“机密情报”，根本无可能。哪怕是苏联克格勃的超级间谍、情报高手也做不到。当时驻华的外国使馆人员及海外媒体记者，几乎每天都在北京的大街上收集文革小报、传单等材料。杨因此致祸，极有可能。

真正与“间谍罪”挨得上边的，是排名第6位53岁的王宗海，该材料称，1960年底，被台湾“蒋匪组织委任为‘北平联络专员'，向特务组织密报我重要情报，并发展特务组织一人”。

另外，唐志强、宋惠民、邓振铎三人均被定为“叛国罪”。宋、邓二人是已成功偷越出境，后被引渡回国。25岁的北京西城区少年科技站天文辅导员唐国强，是1967年7月20日“化装成外国人”“到外国驻华使馆投靠，当场被抓获”。

名单上排名第7的刘镇江、于江林均定为“现行反革命集团首犯”，“罪行”是1966年春，合谋组成“国民党党政军警张家口联络总处”，并附设“国民党京绥张家口（检）查总站”，下设“宣化联络分处”、“涿鹿、蔚县、怀来联络组”等。

其余包括遇罗克在内的9人，则是真正意义上的“思想犯罪”。即其仅仅是按自身所思所想，写了文章、书信、日记等，因此获罪并遭极刑。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那位38岁的北京自然博物馆讲解员马正秀，显然是这批人中难得的一位知识女性。从材料上看，仅仅因为“刻骨仇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经常散布大量反动言论，1967年8、9月间，多次书写和公开张贴反革命标语、传单、恶毒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穷凶极恶地污蔑诽谤无产阶级司令部”，“在押期间，仍疯狂地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反革命气焰嚣张至极”就被处以极刑。

这位马正秀的情况，与遇罗克极为相似。著名作家艾芜在《往事随想》一书《夜深我走在北京的街头》文中记述，原来马正秀的丈夫赵光远是艾芜1940年代在重庆“育才学校”的学生，地下党员，亦是文学青年，在艾芜主编的《半月文艺》中发表过作品。抗美援朝时，曾参加志愿军入朝作战，因病退伍后，艾芜帮其在北京找了工作，后入人民文学出版社任编辑。1968年，工宣队进驻该出版社后，赵光远从四楼跳下自杀身亡。其妻子马正秀已于1967年9月16日被捕，罪名是贴大字报拥护刘、彭。赵光远自杀时，马正秀正在狱中，工宣队进驻，赵光远深觉大祸临门，所以自杀而亡。马正秀于1980年2月28日由北京中院平反，撤销原判决书，对马正秀不追究刑事责任。

青年诗人北岛目睹了一场审判，他用诗记录下了自己的感受：

我并不是英雄

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

我只想做一个人

……

本文转自继善学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