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铭苇：上世纪中期的包产到户（下）

上条说到，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在无为县率先推行的"责任田"制度，使粮食产量两年增长42%，但该做法很快被指责为"变相单干"。

支持曾希圣的中央领导属实不少，但除了邓子恢之外，其他持赞同态度的领导，基本上没能明确地指出，包产到户是社会主义集体农业的一种经营方式。

那他们又都是怎么说的呢？

先来看看邓子恢，一对比，就一目了然了。

按照时间线来捋，五马进京后，1952年10月，邓子恢担任农村工作部部长。基本上在整个50年代，邓子恢都坚持实事求是，提出要“从小农经济的现状出发”。

时间到了1955年4月，毛主席主张在原有65万个农村合作社的基础上翻一番，增加到130万个。邓子恢主张原计划不动，即在65万个社的基础上翻半番，发展到100万个。由此，两人出现分歧，小脚女人走路的典故就是来自于此。1955年10月七届六中全会，邓子恢依然坚持“农业合作化发展速度不宜过快，要求不能过急”的意见。对此，毛主席说，“你的思想要用大炮轰”。

1956年4月2日，邓子恢在全国农村工作部长会议上讲话。这次讲话，较为系统化，也较为理论化。

他讲了什么呢？整顿巩固现有合作社的基本关键，主要是做好三件事：一、搞好生产，保证增产增收，改善社员生活。这是巩固合作社的物质基础，这一条做不到，一切都完了。要勤俭办社，发挥群众的潜在力量，把劳动定额包工包产搞好。二、政策上要补课，提高合作社干部素质。要确立社内民主制度、选举制度，确立社干之间、社员之间、社员与干部之间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制度。

1961年，邓子恢下乡调查，仍然坚持主张保留土地责任制、进行包产到户，对毛主席的过激农业合作化政策有所抵制。曾希圣在无为县率先推行的"责任田"制度，也是得到邓子恢的大力支持。

讲到了这里，大家也能发现两件事了。一是毛主席有雅量，邓子恢屡屡跟毛主席对着干，但毛主席依然让邓子恢主持农村工作。二是当时的一线领导，也确实不太买二线领导的账。

到了1962年9月，八届十中全会上出现了转折。邓子恢依旧提出的支持包产到户，但在会上被批评为“修正主义纲领”，并撤销了邓子恢领导的农村工作部。对于邓子恢坚持的主张，毛主席用了一句话回怼：

家庭经营已经试了几千年，还不清楚吗？

讲完了邓子恢，我们再看看其他人，也都是三年困难时期以及1962年的主张。

刘少奇提出：

有些零星分散的山林地区，可以包产到户。发展集体经济也好，包产到户也好，无非看哪种形式更切合当地的实际情况，哪种形式更能充分发挥社员的积极性。

邓小平提出：

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在全国巩固集体经济，这是根本方向，但要承认多种多样的形式，有些包产到户的，要使它们合法化。

陈云提出：

这是非常时期的非常办法。

田家英提出：

生产恢复了，再把包产到户重新引导到集体经济。

讲完了，大家可以在回味回味这其中的不同。不管是邓子恢、刘少奇，还是邓小平、陈云、田家英，他们都认为包产到户好，有限度的包产到户能解决问题。

但是他们各自的表述，存在巨大的差距。

大家也可以回想一下这两天，我讲的这个主题，在意识形态的理论中，包产到户为何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找不到支撑点？

带着这个问题，大家再回头看刚才我所讲的，每个人对包产到户的公开表述。

只有邓子恢一个人，把包产到户与社会主义理论结合到一起。尤其是1956年4月，邓子恢的那个讲话，之前讲过了不赘述。

再看其他人，表述中不经意地，将包产到户与集体经济分离开来。在推行政策主张中，这是一个大忌。同样的一个事情，怎么去表述，还是很关键的。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能看到认知上的历史局限性。当时决策层对家庭经营效率的认知盲区，将自然经济条件下的小农生产，与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家庭承包混为一谈。

当然了，这种认知上的历史局限性很正常，理论提出都是需要实践，都需要干中学。直至改革开放后，我们通过实践验证，包产到户确实好。

回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只说理论支撑层次，深层制度原因，在于传统社会主义理论的自我强化机制。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具有"预算软约束"和"投资饥渴症"的两大特征，人民公社制度通过将农业生产纳入国家指令性计划体系，进一步强化了对微观经济活动的控制。在这种体制下，任何偏离集体统一经营模式的做法，都被视为对计划经济的否定。

而中国农村的基层结构，它是乡土性的，熟人社会的伦理规范与现代科层制之间存在天然张力。这种文化特质，使得集体劳动的监督成本居高不下，而包产到户通过明晰产权边界，有效降低了交易成本。

可是，还是那句话，一切都需要实践来验证。在当时的背景下，大多对现代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知之甚少，习惯于用行政命令代替经济杠杆。

另外，当时工业化的战略部署，也是重要的原因，农业方面不得不这么做。这也是大家认为很重要的原因，如果从理论角度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中，恩格斯有段话，倒是能引用，我给大家读一下：

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

所以，当时工业化的战略部署，自然是重要的原因了。工占农利，就是这么一个现实。而且，也不能光从产业角度，去看工占农利这四个字。比如，举个例子，抗美援朝，农村子弟出去多少，城市子弟出去多少，都有统计的。远的不说，只说近的，河北农村那帮大爷，对吧？

农业农村农民，一直是托底的。在此基础上，都需要一定程度的零和。所以，对于现在的新三农来讲，我想大家也能得到一些启发。在新三农下振兴农村，不是简简单单的回农村种个地，搞个什么旅游或者行为艺术，或者投资拿地皮搞个配套产业，然后当甩手掌柜的。以上这些，在我看来都是骗政策红利的，去吃政策饭的。好的政策是让你更方便的落地，而不是去当个吸血鬼。对于现在的三农来讲，它的方向应该是对城市进行承接，包括产业、技术，还有人才。怎么去承接，需要看你的产品如何设计。所以回到上边，不是回去种个地，搞个行为艺术，再或者无脑投资这么简单。

多读历史，还是有些好处。回到最近小系列，讲的都是理论层次，包产到户为什么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无法全面落地。经济层次则是一个更大的范畴，包括很多人知道的工业化，但也不仅仅是工业化这一条。今天我会在我的会员内容社区，做第222期分享，预计还是十多分钟的时间，经济层面，包产到户为什么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无法全面落地，欢迎加入和收听！

来源：王铭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