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永： 观察中共革命浪潮时空演变的一个视角——对新中国成立初期高级将领参加革命情况的统计分析

星火燎原编辑部编、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权威著作《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帅名录》收录了1614名1955年到1965年授衔的高级将领，包括10位元帅、10位大将、57位上将、177位中将、1360位少将，每人附有小传。这些在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武装斗争中战功显赫的将军，常被称为“开国将军”。他们的小传虽然单篇很短，合在一起却蕴含着丰富的历史信息，是用定量方法研究中国革命的宝贵数据来源。对此，学术界虽有少量成果，但在分析的全面、深入程度，以及与历史过程充分结合等方面，还存在很大的推进空间。

笔者尝试把开国将军“参加革命”这一关键信息提取出来，定量化展现其在不同时间和不同空间的潮起潮落。某年某地参加革命的开国将军较多，大致意味着此时此地革命形势较好，革命前景吸引了较多有志青年，革命队伍迅速扩大，反之亦然。因此，对1614名开国将军参加革命情况进行统计分析，可以成为观察中共革命浪潮时空演变的一个独特视角。

一、对开国将军参加革命时间的统计分析

表1 开国将军参加革命时间统计表

注1：组织人事工作中常常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作为“参加革命”的界线，但本文不涉及相关事务，故表中存在1950年、1951年“参加革命”的情况。

注2：《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帅名录》中缺少少将马尔果夫·伊斯哈科夫、祖农·太也夫的详细资料，鉴于二人出身新疆民族军，可以推断他们是1949年被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少将桑颇·才旺仁增也没有详细资料，鉴于其参与了西藏和平解放，可以将1951年作为“参加革命”时间。

图1 开国将军参加革命时间分布图

图1显示，开国将军参加革命在时间分布上很不均衡，出现了1930年和1937年两个波峰，1934年则是两个波峰之间的波谷。在这两波起伏之中，有逐渐发展的上升期（1921年至1929年、1934年至1936年），也有短暂的顿挫期（1928年），还有明显的下降期（1931年至1934年）。同时，革命浪潮在空间上的变化也非常显著，不仅经常表现为大进大退，还出现了二万五千里长征这种尺度的战略转移，使得第一波浪潮主要发生在南方，而第二波浪潮则主要发生在北方。

需要指出的是，对开国将军参加革命时间的统计分析有其局限性。由于众多较晚参加革命的北方军队干部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还是校级、尉级军官，没有晋升到将军级别，因此本文的统计难以充分显示全民族抗战初期即1937年至1938年革命浪潮的高度，也无法显示抗战后期和解放战争时期的革命高潮；而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共领导下的人民军队获得空前发展和壮大，对此只能另寻合适的数据样本加以研究。此外，图1上的1937年波峰其实是冰山一角，只能看到当时革命浪潮的顶端，下面更庞大的部分没有显示出来。这是统计分析天然的短板，即容易将生动的历史抽象概括成冰冷的数字。若要更全面地还原历史，则须对代表性人物的具体经历进行摹写，以为补充。

（一）大革命失败与开国将军1928年参加革命人数的短暂顿挫

由图1可以看出，从1921年建党到1930年的最高点，开国将军参加革命人数的总体趋势是上升的，只是在1928年出现了短暂的顿挫。当年参加革命的有96人，比1927年的108人回落了11%，但在近30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中仍然可以排在第七位。这是因为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后，中共革命在城市遭遇极大困难，各地农村暴动也相继失败，但革命队伍在湖南、湖北、广东、江西等省的农村仍顽强地坚持斗争，吸引不少青年农民参加革命。

关于革命形势的判断是1928年在莫斯科举行的中共六大上讨论颇为热烈的问题。苏联和共产国际领导人斯大林、布哈林的主要倾向是纠正中共领导层中的盲动主义。斯大林在1928年6月9日与瞿秋白、周恩来、向忠发、李立三等中共领导人谈话时说：“在城市中搞暴动，不可能。”“农民夺得了政权，建立了红军，可是没能巩固这些成果。”布哈林在6月29日的报告中也强调，“现在之中国的情形是：失败是事实上的，而高涨是口头上的”。“工人阶级被打倒了，这应当承认的。”斯大林和布哈林的判断一定程度上与中国城市工人运动低落的情况相符，得到了在六大代表中占多数的城市工人代表的支持。王若飞在报告中承认：“现时工作做不起来”，“革命是低落了”，“没有一个人说是高涨的”。

斯大林和布哈林的态度对纠正盲动主义起到了一些作用，但他们立足于苏联城市革命的经验，忽视了中国城市和农村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在争论中，周恩来委婉地提出了不同意见：“我们发展的不平衡——以地方言，南部与中部北部的不同，以阶级言，农民发展与城市沉闷不相配合”；“我们虽然不能说是高潮，的确也说不到高涨，但我们相信革命是前进，是向高涨或高潮方面的前进”。邓中夏在发言中更是乐观地认为：“现在都是反守为攻的形势，如海陆丰之重新占领，湖南醴陵之克复，赣南农民暴动之复活”；“大会应该决定的认定武装暴动是不能摇动的。要知道割据局面是客观形势所〈决定〉的，是总暴动中必要的前途”。福建代表罗明也说：“依福建的情形，在农村方面的争斗看来是向上高涨”，“可以断定革命，潮流不久便可高涨”。

总体来说，中共六大对中国革命的若干重大争议问题，作了基本正确的回答，但思想上仍然带有城市中心论经验的局限。既然中国城市工人运动低落，那么在城市中心论者看来，革命肯定处于低潮。他们虽然也注意到中国农村武装斗争有发展，但认为农村斗争不起决定作用。斯大林说：“农民游击战争是农民革命运动的宣传。今后也将如此。农民能把政权拿到手吗？不能。”周恩来在1944年回顾中共六大的时候，一方面承认六大纠正盲动主义是对的，另一方面则批评六大“不重视农村武装割据，搞军队和政权”，“从决议中看不出象毛泽东同志那样的在农村中创造苏区长期割据的思想，而是抄袭苏联的经验，看重城市苏维埃，所以仍是教条主义的”。

（二）国民党派系混战与开国将军1930年参加革命人数的第一个波峰

在城市中心论影响下，中共中央于1929年2月给红四军写信，要求毛泽东、朱德等红军领导人离开部队，把红军分散成小的游击队。但是，红四军前委根据农村武装斗争的实际情况，没有接受“二月来信”的指示。毛泽东在4月5日的回信中明确提出不同意见：“我们感觉党在从前犯了盲动主义极大的错误，现时却在一些地方颇有取消主义的倾向了。”彭德怀和贺龙在同一时期采取了类似立场。形势的发展证明，斯大林和布哈林在中共六大上的判断是脱离中国革命实际的，中国革命在1928年短暂顿挫之后，在1929年至1930年就走向复兴。

在总体上敌强我弱的形势下，1929年至1930年革命走向复兴不仅是革命者努力奋斗的结果，国民党派系战争的外因也起到了重要作用。1927年至1928年，红军还处于创建初期，巩固的主力红军只有几千人，而国民党军队加起来有上百万人，双方实力极为悬殊，红军只有在国民党统治薄弱的边远山区才能生存。国民党军队人数虽多，却并不统一，蒋介石的黄埔系、冯玉祥的西北军、李宗仁的桂系、阎锡山的晋军、张学良的东北军是五大派系，小的派系更是数不胜数，他们之间的矛盾给革命带来了发展机会。从1929年春季开始，蒋介石和桂系为争夺湖南发生战争，继而爆发蒋冯战争，到1930年发展到五大派系全部参加的中原大战。其间，围攻苏区和红军的国民党主力部队大为减少，红军因此获得了巨大的发展空间。

各地红军抓住时机积极进攻，迅速壮大。例如，湖北阳新县的中共组织在1927年至1928年遭到国民党残酷镇压，残存的红军游击队活动非常艰难；但到1929年，形势大为改善，中共阳新县委在9月3日的报告中提到：“游击战争近几月来已由黑夜暗杀行动变成白天干，打杀豪绅地主案件及收税人员不下数十次。”1930年，何长工率红五军第五纵队到鄂东一带，整编阳新、大冶等地游击队，程子华领导大冶兵暴又带来几百人，很快创建了实力不俗的红八军。当年初，红四军进军江西，旗开得胜；2月24日，在吉安、吉水两县交界一带歼灭国民党军唐云山独立第十五旅。红四军军委代理书记熊寿祺说，“这一个时期是前进的形势，群众非常热烈，士气亦很壮盛，政治上经济上群众都感觉向前了，以前一个月不上两元零用钱，现在有了三四元，以前在山边走，现在到了平原”，“在富田养精蓄锐，天天叫准备‘进攻敌人’”。

1929年至1930年革命走向复兴，在开国将军参加革命人数方面具体体现为：全部1614人中，1929年参加革命的有283人，1930年更是多达329人；两年合计612人，占总数的37.9%。可以看出，1929年至1930年农村武装斗争出现了大发展，大批贫苦农民参加革命，主力红军发展迅猛。周恩来1930年3月编写的材料显示，红军已经发展到6.27万人，拥有3.89万支枪，广泛分布于南方127个县。

（三）全民族抗战爆发与开国将军1937年参加革命人数的第二个波峰

在国民党军队规模不断扩大的军事“围剿”下，红军的发展在1934年陷入低潮。当年参加革命的开国将军只有27人，不到1930年的1/10。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离开中央苏区，开始长征。但是革命形势走过低点之后，就进入上升期。1935年，遵义会议召开，中国革命迎来转折，共有33名开国将军参加革命。1936年形势明显好转，人数翻了几乎一倍，达到64人。1937年全民族抗战爆发，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再次获得重大发展机遇。当年参加革命的开国将军有105人，形成了一个新的高潮。

任弼时和彭德怀在1937年8月致电毛泽东汇报八路军改编情况时提到，改编后第一一五师1.15万人，第一二〇师约1.4万人，第一二九师1.3万余人，合计3.85万人。到了1938年2月，任弼时从前线回到延安报告八路军发展情况时说：“到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底，共扩兵九万二千余人，各种枪两万余支。一共新编了二十四个团，其中第一一五师增加三个团，第一二〇师增加五个团，第一二九师增加二个团，军总直属队增加一个特务团，一个炮团，聂荣臻部增加十二个团。”1937年参加革命的105位开国将军多数应在这新扩兵的9.2万人之中，他们大多来自山东、河北、山西等北方省份。

二、对开国将军籍贯的统计分析

表2 开国将军籍贯统计表

注1：鉴于海南建省、重庆成为直辖市发生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表中广东包括海南，四川包括重庆。

注2：籍贯标注为“越南”的是洪水，他生于越南河内，长期投身中国革命，1955年在中国被授予少将军衔，故纳入统计范围。

从表2可以看出，开国将军的籍贯分布很不均衡，超过50人的共有10个省。其中超过200人的有湖南、湖北、江西3个省，100人至200人之间的有安徽、河南2个省，50人至100人之间的有四川、山东、福建、河北、陕西5个省。这10个省开国将军总计1412人，占总数1614人的87.5%。

在重点省份内部，开国将军在各县的分布也很不均衡。开国将军最多的10个县被称为“十大将军县”：湖南平江52人，湖南浏阳30人，江西兴国54人，江西吉安46人，江西永新40人，湖北黄安（今红安）61人，湖北大悟36人，安徽金寨55人，安徽六安34人，河南新县38人。全中国大约有3000个县级行政区，10个县只占0.3%，却出了446位开国将军，占全国开国将军总数的27.6%。

由此可见，中共革命浪潮的空间分布很不均衡，湖南、湖北、江西等少数省份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同时，革命浪潮的时空变化非常剧烈，大致分三个阶段，影响不同区域：第一阶段是北伐战争期间，以湖南、湖北为核心区，主要以大规模农民运动的形式兴起。第二阶段是大革命失败后，在敌军压迫之下从两湖向周边江西、福建、安徽、河南等省扩展，利用敌军内斗的机会使革命走向复兴，重返两湖核心区，但随后在整个南方遭遇挫折。第三阶段是长征到达陕北后，在陕西、山西、山东、河北等北方省份开创了新局面，革命力量在抗战时期获得空前发展和壮大。

表3 10个重点省份开国将军参加革命时间统计表

（一）第一阶段：北伐战争中，革命在两湖地区兴起

北伐战争有力地推动了革命的兴起，农民运动声势浩大的湖南、湖北成为核心区域，是十个重点省份中的重点。开国将军中，湖南204人，湖北235人，两省合计439人，占总数27.2%，几乎是全国的1/3，在元帅、大将、上将等级别相对更高的将领中的占比更远超其他省份。

图2 湖南204位开国将军参加革命时间分布图

湖南出了204位开国将军，虽然在总数上少于江西、湖北，但参加革命较早，因此在高级别开国将军中占很大比重，包括：元帅3人，占30%；大将6人，占60%；上将21人，占36.8%；中将46人，占26%。可以说，湖南是中共军队创建初期最重要的省份。北伐战争中，湖南的农民运动规模最大，到1927年6月，有451.7万农会会员，是中共建军初期群众基础最为雄厚的地区。湖南籍开国将军多出在该省东部湘赣边界一带，其中平江出了52位开国将军，在“十大将军县”中排名第四，浏阳也出了30位开国将军。

1925年，国共合作举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在湖南招生，当年有13名湖南籍开国将军投身革命，包括大将许光达、黄克诚，上将甘泗淇、朱良才、李志民、傅秋涛等。1926年北伐战争开始，当年参加革命的湖南籍开国将军大幅增加，达到23人，包括大将粟裕，上将王平、李涛、萧克、宋任穷、宋时轮、钟期光、彭绍辉等。1927年参加革命的湖南籍开国将军有28人，包括元帅罗荣桓、贺龙，大将谭政，上将王震、邓华、杨勇、唐亮等。

大革命失败后，由于湖南的国民党军队比较强大，革命在1928年至1929年遭遇一定挫折，特别是在城市损失较大，但在平江起义等农村武装暴动中仍有所发展。1928年参加革命的湖南籍开国将军人数比1927年略有回落，但仍相当可观，共有25人，包括元帅彭德怀，上将苏振华、李聚奎、杨得志等。1929年也有24人，包括廖汉生等6位中将和18位少将。1930年中原大战爆发，湖南国民党军队大为削弱，彭德怀率领红五军和红八军乘机于7月攻占长沙，毛泽东也率领红四军和红六军进入湖南，湖南的革命形势迅速发展。当年参加革命的湖南籍开国将军猛增到57人，包括丁秋生等12位中将和45位少将。

1930年10月，中原大战结束，国民党调集重兵围攻苏区，红军主力被迫离开湖南，再次撤往江西，此后参加革命的湖南籍开国将军就比较少了。值得一提的是，1949年革命胜利前夕，湖南籍原国民党将领陈明仁率部起义参加湖南和平解放，陶峙岳率部起义参加新疆和平解放，两人因此成为开国上将。

图3 湖北235位开国将军参加革命时间分布图

湖北出了235位开国将军，在总数上仅少于江西，在高级别开国将军数量上仅次于湖南，且远多于其他省份，包括：元帅1人，占10%；大将2人，占20%；上将12人，占21.1%；中将31人，占17.5%；少将189人，占13.9%。

湖北受北伐战争影响晚于湖南，农民运动规模也小于湖南，有250.3万农会会员，但北伐军打到湖北后，武汉一度成为革命中心。湖北1925年参加革命的开国将军有2人，即元帅林彪、大将徐海东；1926年有5人，包括大将王树声、上将周纯全等。这两年的数字远少于湖南。1927年参加革命的湖北籍开国将军陡然增加到32人，超过了湖南，包括王宏坤、王建安、陈士榘、陈再道、郭天民5位上将，秦基伟、詹才芳、徐深吉等7位中将和20位少将，是当年开国将军参加革命人数最多的省份。这体现了当时武汉作为革命中心的影响。

1928年，湖北的革命形势在城市转入低潮；但在农村，受1927年底黄麻起义推动，仍有相当发展。当年参加革命的湖北籍开国将军有22人，包括王必成、杜义德、李天焕等6位中将和18位少将。湖北籍开国将军主要分布在鄂东北地区，黄麻起义的中心黄安出了61位开国将军，在“十大将军县”中排名第一，大悟县也出了36位开国将军。

从图2、图3可以看出，湖南、湖北两省革命形势在1929年有显著差异，当年湖南参加革命的开国将军比1928年略有下降，湖北却出现大幅上升，达到58人，包括陈锡联、韩先楚、贺炳炎3位上将，胡奇才、黄新廷、李成芳等9位中将，以及46位少将。1930年，湖北出现了本省开国将军参加革命的最高峰，达到69人，超过湖南，仅次于江西，包括上将王新亭、谢富治，中将王近山、程世才、张才千等，以及少将62人。1931年，湖北参加革命的开国将军人数略有下降，但降幅远小于湖南。当年参加革命的湖南籍开国将军只有2人，而湖北仍有34人，包括上将刘震、中将王尚荣，以及少将32人。这在某种程度上说明湖北国民党军队实力不如湖南，鄂豫皖苏区仍有相当发展。1932年，鄂豫皖苏区遭到国民党重兵围攻，红四方面军主力被迫突围西征，此后湖北参加革命的开国将军就很少了。

（二）第二阶段：敌军压力下，革命转移和扩展到江西等省

湖南、湖北的革命力量相对较强，但反革命力量也很强，武装斗争初期的总体形势是敌强我弱，因此毛泽东不得不带领红军从湖南撤往江西、福建，推动了江西、福建的革命浪潮。安徽、河南、四川的情况也类似，安徽西部、河南南部是鄂豫皖苏区的边缘地带，受到鄂豫皖红军的推动，四川北部则是鄂豫皖红军西征后新开辟的苏区。

图4 江西325位开国将军参加革命时间分布图

江西出了325位开国将军，是开国将军数量最多的省份。由于江西红军发展晚于湖南、湖北，在高级别开国将军中比例不高，没有元帅，也没有大将，上将只有萧华、陈奇涵、赖传珠3人，占5.3%。但江西后来成为中央苏区的中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首都在江西瑞金，故江西籍开国中将和少将很多，包括：中将38人，占21.5%；少将284人，占20.9%。少将数量远多于湖南、湖北。

江西受北伐军影响较晚，北伐战争时期农民运动规模不大。1927年6月，江西农会会员只有38.3万，远少于湖南的451.7万和湖北的250.3万。但是江西的国民党军队是朱培德的滇军，实力比较弱，又与江西地方势力有矛盾，这是有利于红军发展的条件，因此江西成为红军发展的重要基地。江西籍开国将军主要分布在赣西南一带，其中兴国出了54位开国将军，吉安出了46位开国将军，永新出了40位开国将军，都进入了“十大将军县”。

1927年9月秋收起义攻打长沙失败后，毛泽东率部队向江西方向转移。1930年9月红一方面军攻打长沙失败后，毛泽东再次主张全军过赣江，撤往江西腹地。据何长工回忆，当时湖南人最多的红三军团大部分干部反对，因此在10月17日的总前委会议上，毛泽东反复说明去江西的理由：“江西的敌军都是客军，对地方的守备并不那么热心；当地的靖卫团不是红军的敌手，易于击溃。从地理环境看，湘江赣江之间有两条铁路，一是粤汉路、一是南浔路，敌军易于调集；而赣江与闽江之间则没有这样的铁路，而且有武夷山、罗霄山脉做屏障，敌军不易调集，也难于对付我们。从群众条件来看，闽赣也有广泛的革命根据地……”毛泽东的阐述清晰揭示了江西能够成为中央苏区中心的基本原因。

江西籍开国将军成批参加革命主要从1927年开始，当年有15人，包括上将赖传珠、中将吴富善等4人，以及少将10人。由于毛泽东率秋收起义部队上了井冈山，1928年参加革命的江西籍开国将军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在全国革命形势整体回落中继续增加，达到19人，包括上将萧华、中将曾思玉等4人，以及少将14人。1929年蒋桂战争爆发，江西敌军减弱，红军快速发展。当年参加革命的开国将军比前一年增加将近4倍，达到74人，包括余秋里、梁必业、张国华等13位中将和61位少将。1930年中原大战爆发，革命力量乘机继续迅速发展。当年参加革命的江西籍开国将军多达126人，包括梁兴初、黄火星、王恩茂等11位中将和115位少将。

中原大战后，蒋介石调集重兵围攻江西苏区，红军在几次反“围剿”作战中仍有发展，但参加革命的开国将军人数比1930年已有明显回落。1931年有47人，包括刘西元等3位中将和44位少将。1932年继续减少到28人，包括中将谢有法和少将27人。1933年后，参加革命的江西籍开国将军就非常少了。

图5 安徽127位开国将军参加革命时间分布图

安徽有127位开国将军，仅次于湖南、湖北、江西3省，不过由于受革命浪潮影响略晚，没有元帅和大将，上将也只有李克农和洪学智2人。安徽籍开国将军大多来自鄂豫皖苏区东部边缘区域即皖西一带，包括金寨、六安等几个县。其中金寨出了55位开国将军，在“十大将军县”里排名第二，六安也出了34位开国将军。

安徽籍开国将军参加革命时间分布与湖南、湖北、江西有明显差异，最高峰不在1930年，而在1929年。皖西革命浪潮是从湖北向东传过来的，因此到1928年才有成批的开国将军参加革命，包括皮定均、杨国夫、李耀3位中将和7位少将。1929年蒋桂战争和蒋冯战争先后爆发，皖西成为鄂豫皖红军发展的重点区域。当年参加革命的开国将军有46人，包括上将洪学智、中将陶勇等7人，以及少将38人。1930年中原大战爆发，在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影响下，鄂豫皖红军主力向西进攻平汉铁路方向，远离了皖西地区，所以当年参加革命的安徽籍开国将军回落到22人，且都是少将。1931年参加革命的安徽籍开国将军数量与前一年接近，共有23位少将。1932年鄂豫皖主力红军向西突围之后，参加革命的安徽籍开国将军就很少了。

图6 河南108位开国将军参加革命时间分布图

河南出了108位开国将军，情况与安徽类似，主要来自鄂豫皖红军，大多出在鄂豫皖苏区北部豫南的几个县，包括新县、光山、商城等。其中新县出了38位开国将军，进入了“十大将军县”。由于受革命浪潮影响较晚，河南籍的高级别开国将军也较少，上将只有许世友1人，中将也只有8人，绝大多数是少将。

河南籍开国将军参加革命的高潮是1929年至1930年。1929年参加革命的有21人，包括中将张池明和少将20人。1930年参加革命的有26人，包括中将范朝利、郑维山和少将24人。1931年人数相对有所回落，但绝对数量仍不少，有17人。1932年鄂豫皖红军突围西征之后参加革命的河南籍开国将军就很少了。1937年全民族抗战爆发后，河南处于八路军活动区域的边缘，又迎来了一轮小高潮。

图7 四川99位开国将军参加革命时间分布图

四川拥有99位开国将军，而且情况比较特别。一方面，高级别开国将军不少，出了4位赫赫有名的元帅——朱德、刘伯承、陈毅、聂荣臻，是元帅最多的省份，另有大将1人——罗瑞卿，上将3人——张爱萍、陈伯钧、傅钟。另一方面，中间层的将领却很少，中将只有毕占云、吴瑞林、贺诚3人，甚至比元帅还少。

由于地理位置更为偏僻，四川受新思想影响晚于两湖地区。四川的4位元帅中，朱德、陈毅、聂荣臻3位都不是在四川接受革命思想，而是得益于四川人的吃苦耐劳和长江等航道的交通便利，远赴他乡，在欧洲打开眼界、加入革命团体，最后成长为开国元帅。

四川籍开国将军参加革命的时间非常集中，绝大多数是在鄂豫皖红四方面军1932年西征开辟川陕苏区后的两年。1932年参加革命的四川籍开国将军有23人，军衔都是少将。1933年川陕苏区鼎盛时期增加到49人，也都是少将。1934年后参加革命的四川籍开国将军就很少了。

图8 福建83位开国将军参加革命时间分布图

福建有83位开国将军，大多出自中央苏区东部的闽西地区。1929年初，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从井冈山出发，东征赣南闽西，掀起了闽西革命高潮。当年参加革命的福建籍开国将军数量达到高峰，包括刘亚楼、杨成武2位上将，刘忠、罗舜初、袁子钦3位中将，以及25位少将，合计30人。1930年，红一军团按照中共中央指示向江西、湖南开进，福建革命形势有所回落。当年参加革命的开国将军下降到19人，包括张南生、陈仁麒2位中将和17位少将。1931年后参加革命的福建籍开国将军就比较少了。

（三）第三阶段：全民族抗战爆发后，革命在北方各省快速发展

1934年，革命在南方遭遇严重挫折，三支主力红军分别从中央根据地、川陕根据地、湘鄂川黔根据地撤出，先向西、再向北，经历艰苦卓绝的长征，相继到达北方，在陕甘根据地找到了关键的落脚点。1936年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暂时结束了国共内战。全民族抗战初期，中共在华北蓬勃发展，山东、河北等地大批青年加入八路军，其中不少人成长为开国将军。

图9 陕西63位开国将军参加革命时间分布图

陕西籍开国将军人数不算很多，其参加革命的时间分布相当特殊，在中国革命史上发挥了难以替代的作用。在革命整体处于低潮的1934年，国民党统治相对薄弱的陕西西部、北部出现了革命高潮。当年参加革命的陕西籍开国将军达到最高点9人。尤其是陕北，在中国革命最危险的时期作出了特殊贡献。

陕西出了63位开国将军，在北方省份中少于山东、河北；但陕西人口比山东、河北少得多，所以若按人口比例计算，该省开国将军并不少。而且陕西与山东、河北有明显差异，从1927年北伐战争时期起就一直有红军活动，参加革命的开国将军数量在1927年和1934年出现两个波峰。

北伐战争时期，陕西处于冯玉祥西北军控制之下。由于冯玉祥当时与革命力量合作比较深入，陕西农民运动规模很大。1927年6月，陕西农会会员有70.5万，仅次于湖南、湖北，在全国排名第三，这在北方是非常突出的。陕西籍的上将张宗逊、阎红彦，中将张达志、崔田民、阎揆要参加革命都比较早。

国共合作破裂后，陕西革命者发动了清涧暴动、渭华暴动。虽然两次起义都失败了，但在刘志丹和谢子长等领导下，陕北红军一直顽强坚持斗争。1932年至1934年参加革命的陕西籍开国将军相对较多，三年合计22人，均为少将。此后，红二十五军和中央红军先后到达，陕北成为革命中心。但陕北苏区总人口只有100多万，兵员潜力不大。全民族抗战时期，八路军扩军主要依靠山东、河北等北方人口大省，陕西参加革命的开国将军相对较少。

图10 山东88位开国将军参加革命时间分布图

山东出了88位开国将军，大多在全民族抗战爆发前后参加革命。这些开国将军参加革命时的身份大致可以分成两类：青年学生和青年农民。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开始，北方青年学生对国民党政府不抵抗政策不满，不少人开始倾向于中共，秘密参加地下党或者中共领导的群众组织，比如民族解放先锋队等。1937年全民族抗战爆发，山东受到日军直接侵略，大批青年农民在中共领导下奋起反抗，发动抗日武装起义。他们构成了山东籍开国将军的主体。

山东籍高级别开国将军有3位，即中将孔庆德、刘兴元、孙继先。他们都是在南方参加红军的，而非在家乡参加革命。实际上，包括孙继先在内，很多在南方加入红军的北方籍开国将军都出自宁都起义（甘肃出了9位开国少将，其中7位是宁都起义出身）。

山东籍开国将军参加革命相对较晚，没有元帅、大将和上将，除了上述3位中将，其余都是少将。1936年华北危机日趋严重，当年参加革命的山东籍开国将军增至16人。1937年全民族抗战爆发，山东抗日武装迅猛发展，参加革命的山东籍开国将军数量达到高峰，共26人。1938年略有回落，仍有19人。1939年后参加革命的山东籍军人数量众多，但他们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还没有晋升到将军级别，因此没有进入统计范围。

图11 河北80位开国将领参加革命时间分布图

河北出了80位开国将军，在北方各省中仅少于山东，情况也与山东类似。河北籍的2位中将孙毅、韩振纪都是西北军出身，通过宁都起义在江西参加红军，其他都是少将。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青年学生参加革命数量增加。1937年全民族抗战爆发，八路军开赴华北抗日前线，青年农民大批参军，当年参加革命的河北籍开国将军达到高峰21人。1938年略有回落，为17人。抗战后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河北参加革命的人数也相当可观，但同样因为没有晋升到将军而未能纳入统计。

三、对开国将军参加革命情况的个案分析——以湖南籍高级别开国将军为例

统计分析可以获得更准确的信息，但一定程度上模糊了历史主体的形象。因此，在统计分析基础上，本文以省为单位选取个案，补充描摹人物群像，尝试让这项关于开国将军参加革命情况的研究变得更加生动形象。鉴于湖南籍将帅在高级别开国将军中占比最大（大概占四成），且传记资料相对较多，下面以他们为例略作分析。

表4 湖南籍高级别开国将军出生和参加革命时间统计表

注：1949年起义的原国民党将领（上将陈明仁、陶峙岳）情况比较特殊，未列入表中。

由表4可知，湖南籍高级别开国将军参加革命时都相当年轻，“元帅/大将组”9人平均出生时间为1903年，平均参加革命时间为1925年，参加革命时的平均年龄为22岁。即使是年龄最大的贺龙，在1927年南昌起义参加革命时已经是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年龄也不过31岁。苏联顾问戈列夫在讨论南昌起义领导人时评价说，“贺龙是个精力充沛、英勇果敢的小伙子”。“上将组”列入统计的19人平均出生时间为1908年，比“元帅/大将组”小5岁，平均参加革命时间却只比“元帅/大将组”晚1年，平均参加革命年龄只有18岁，其中杨勇参加革命时年仅15岁。

战争年代，参加革命需要面对严峻的生死考验，而年轻人富于理想和激情，且大多没有家庭负担，参加革命顾虑较少。1927年4月蒋介石叛变革命，中共在武汉号召500名党员参军，以期扩大在军队中的实力，对抗反革命军队，但很多工人党员年纪相对较大，有家庭负担，顾虑很多，计划没有完成。共青团的年轻人则顾虑较少，超额完成指标，参军人数达1000人。这在当时引发了一部分团组织“先锋主义”的倾向，有些年轻的共青团员看不起年纪大的党员。另外，革命战争初期，在战术上主要是游击战和运动战，经常需要翻山越岭、长途奔袭，因此革命军队的主体是年轻小伙子。斯诺1936年访问陕北时，杨尚昆向他介绍了红军的基本情况：“普通士兵的平均年龄是十九岁。”“许多红军士兵已经作战七、八年甚至十年，但大量还只是十多岁的青年。甚至大多数‘老布尔什维克’，那些身经百战的老战士，现在也只有二十刚出头。他们大多数是作为少年先锋队员参加红军的，或者是在十五岁或十六岁时入伍。”

湖南籍高级别开国将军参加革命时有着学生、农民、工人、店员、军人等不同身份，但他们大多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即使是后来土改中成分定为富农、中农，其实也过着艰苦的生活，小孩子从五六岁开始就要参加农业劳动。彭德怀在自述中说：“家有茅房数间，荒土山地八、九亩。”“八岁时母死、父病，家贫如洗”。“三个弟弟无人照管，四弟半岁，母死后不到一月即饿死。家中无以为生，先卖山林树木，后典押荒土，最后留下不到三分地。家中一切用具，床板门户，一概卖光。”黄克诚在回忆录中说：“家中有水田三亩多点，旱土二三亩。”“半年吃粗米，半年吃红薯、杂粮。”“我刚满五岁，天不亮就得爬起来去拾粪，起晚了一点儿就要挨打。”“到我六岁时，每天除了拾粪以外，还要割草、砍柴、看牛。”彭德怀和黄克诚的家庭大致属于中农，在湖南并不是最贫穷的，他们的童年生活与大多数农家孩子别无二致。

这些贫穷的农家子弟经过艰苦奋斗拥有了不同的身份，其中青年学生是参加革命最早的群体。青年学生乐于接受新思想，成为革命的先行者。萧劲光1920年参加革命，不仅在湖南籍高级别开国将军中最早，在全国1614位开国将军中也是最早的，当时中共还没有成立，他参加了上海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然后和刘少奇、任弼时等一起到苏联学习。萧劲光走上革命道路有一定机缘巧合的成分，1920年夏天，他和长沙长郡中学同学任弼时商量好暑假不回家，因为还有几个月就要毕业了，需要尽快谋个职业。任弼时偶然听说毛泽东、何叔衡等正在组织俄罗斯研究会，准备送一些学生去苏俄勤工俭学。据萧劲光回忆：“那天中午，天气很热，我们躺在宿舍的床上，辗转反侧，兴奋得睡不着。去不去？还有几个月就要毕业了，文凭还要不要？商量来商量去，两人都横下一条心，去！文凭不要了。”就这样，萧劲光和任弼时经俄罗斯研究会介绍，到上海入杨明斋主持的外国语学社学习俄语，进入了正积极谋划建党的小群体。他们在外国语学社不仅学习俄语，还学习《共产党宣言》等革命书籍，到年底就加入了刚刚创建的社会主义青年团，成为最早参加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一批青年学生。

青年学生走上革命道路，大多经过了一个阅读革命书籍的过程。黄克诚来自较为偏远的湖南永兴县，接触革命思想比长沙的萧劲光更晚。他家境贫寒，读书过程比较坎坷，18岁才考取县立高小，20岁考取衡阳省立第三师范。当时，师范学校由于不收学费和膳食费，成为贫家子弟聚集的地方，有利于共产主义思想传播，长沙第一师范、常德第二师范、衡阳第三师范都是湖南革命思想的传播中心。黄克诚到衡阳后，感觉“衡阳比永兴县城远为繁华、开通，在这里可以看到许多报刊杂志，环境使我耳目一新，眼界大大开阔”。1921年至1922年，毛泽东两次到衡阳，发展了蒋先云、夏明翰等党员，但黄克诚不善交际，和这些活跃分子接触不多。从1924年开始，他才“认真地阅读了《向导》、《新青年》等革命刊物”。其中，“引起我最大兴趣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因此，我读得最认真”。经过严肃的阅读和思考，“我最后选定了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道路，并决心去寻找中国共产党”。1925年秋，黄克诚通过同乡好友黄庭芳找到中共组织，经过申请正式入党。粟裕也是在常德第二师范“废寝忘食地阅读革命书刊中，建立起共产主义信仰的”，他印象最深的是布哈林的《共产主义ABC》和《向导》《中国青年》等杂志。1926年11月，粟裕经两位同学介绍，“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庄严地举行了入团宣誓仪式”。

在湖南，更多的知识青年、农民、工人、店员等是在北伐时期的群众运动中参加革命的。湖南是受北伐影响最早、农民运动规模最大的省份，因此在20位开国元帅和大将中有9位是湖南籍，占45%；在57位开国上将中有21位，占36.8%，其中浏阳一个县就出了5位开国上将。北伐战争爆发时，浏阳的宋任穷只有17岁，刚刚高小毕业，在家乡冲和区当小学教师，在革命浪潮影响下加入了共青团。北伐军打到浏阳后，宋任穷投身迅猛兴起的农民运动，当选冲和区农民协会委员长，“辞去了教书的职务，全力从事农民协会的工作”，由此成为一位职业革命者。浏阳的另一位上将杨勇1912年出生，北伐战争开始时只有14岁，他的父亲在文家市租种三亩地，同时开一间小饭铺。北伐军打到文家市后，中共领导成立了很多群众组织，发动大规模群众运动，杨勇当上了儿童团团长，第二年加入共青团。

浏阳籍开国上将李志民出生于普通的山区客家农民家庭，由于家里人口多，1岁时就被过继到堂伯父家。养父家人口少，生活要好一点儿，但也是“除正月初一和早稻开镰的时候能吃上一顿大米饭外，一年四季都是红薯饭”。山区很难娶到媳妇，按当地习惯，家里在李志民5岁时给他抱养了一个童养媳，等到16岁结婚。他和绝大多数农家孩子一样，“六岁就开始放牛，每天拉着牛到山上放牧，有时还同童养媳一起上山采猪草、拾柴禾”。初小毕业后，本来养父不打算让李志民升学，只是由于他学习成绩好，才在家族帮助下得到读高小的机会。高小毕业后，家庭无力支持他升学，因此他和宋任穷一样当了小学教师。1926年2月，在当地中共党员推动下，浏阳高坪区国民党党部成立，20岁的李志民积极投身农民运动，当选区农民协会副委员长，第二年加入中共，走上了革命道路。

职业军人参加革命的时间还要更晚一些，一方面因为军人一般缺少读书机会，接触新思想晚于青年学生，另一方面中共在1927年以前并没有明确的建立军队的计划，甚至一度为维持国共合作拒绝一些军人的入党申请。彭德怀在北伐时期是唐生智国民革命军第八军第一师的营长。第八军按苏联经验建立政工体制后，中共党员段德昌来到第一师担任政治部秘书长。在段德昌影响下，彭德怀逐渐接受中共的主张，几次请求段德昌介绍其入党，但段德昌说：“党中央决定不在第八军中发展共产党员，所以你的请求得不到批准。”一直到1928年2月，彭德怀已经升任团长，唐生智也早已叛变革命，段德昌才指示湖南省南县地方党组织吸收彭德怀入党。入党仪式给彭德怀留下深刻印象，他多年后回忆道：“黄昏后举行入党宣誓，仪式是庄严的，墙上挂着马克思、恩格斯的画像（邓萍画的）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为共产主义社会而奋斗’。张匡同志代表特委出席，坐在我对面，邓萍、张荣生坐在桌的两端，没有其他人参加。”“我表示了愿为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牺牲一切，必要时献出自己的生命。”当年7月，彭德怀在白色恐怖最为严重的时期，勇敢率领所部发动平江起义，为红军增加了一支劲旅。

彭德怀部下班长李聚奎参加革命的情况更加简单，他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基本没读过书。“八岁开始从事体力劳动，掌上打满了茧，肩头磨出了厚厚的硬皮。”“十三四岁时，已长得虎虎实实，力气很大，扛犁、耙，播种插秧，样样能干，成了村里的种地能手。”1926年李聚奎22岁的时候，北伐军打到湖南，在他的家乡招兵。他和几个伙伴并不懂什么革命道理，只是觉得“国民革命军中待遇高，士兵每月有七八元薪饷，除维持个人生活外，还能寄点钱回家”，于是背着家人偷偷跑去参军，参加的正是彭德怀所属的部队。1928年7月彭德怀发动平江起义时，部队中只有几个秘密党员，起义是以“闹饷”的名义发动的。李聚奎当时已升任班长，跟着参加了起义，并由于表现勇敢坚决被贺国中介绍入党。一天晚上，在火柴的微光下，李聚奎跟着贺国中宣读了“服从组织，严守秘密，遵守纪律，革命到底，永不叛党”的入党誓词。李聚奎多年后回忆道：“仪式结束后，贺国中同志紧紧地握住我的手说：‘好！我们走到一起来了！’顿时，我的心里热乎乎的，这是我有生以来最为高兴的时刻。”

贺龙是红军建军初期参加革命的军职最高的职业军人，他在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的时候已经是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因此被推选为起义总指挥，但他当时还不是中共党员。贺龙出身湘西贫苦家庭，从小就跟着父亲赶骡马在湘鄂川黔四省贩运土产，没有机会读书上学，后在1916年护国战争中拉起自己的队伍。贺龙在1926年曾说，“我是一个不识字的人，出身贫苦，没有上过学，只会写个名字。我对部下下命令，都是‘手令’，就是在副官的手上写上‘贺龙’二字，口授命令，叫副官照传”。八一南昌起义的第二天，他才在周逸群激励之下开始认真学文化。贺龙早就多次向周逸群提出加入中共，但都没有被接受。周逸群说：“共产党是不关门的，只要够条件，一定有人找你。”后来贺龙回忆说：“有的材料写着我七十次找党，算上历次的要求，我也记不清楚了，没有七十次，恐怕也有几十次吧。”南昌起义之前，还不是中共党员的贺龙对周恩来表示：“我完全听共产党的命令，要我怎样干就怎样干。”贺龙在南昌起义中的坚定态度赢得了中共的信任，周恩来随即介绍他入党。

贺龙、彭德怀、李聚奎这样的职业军人在中共建军初期是非常稀缺的人才，发挥了关键作用。在1927年之前，中共党内知识分子占比较大，对政权和武装问题的重要性认识不足。从1927年开始，中共逐渐走上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党组织有了深刻转型。贺龙和彭德怀出身贫寒，靠着个人奋斗当上团长、军长，但他们不满足于自己摆脱贫穷生活，而是受到共产主义理想吸引，在白色恐怖最严重的时期毅然参加革命，把军事经验传授给革命知识分子和农民，帮助中共建立军队，最终成为开国元帅。

元帅、大将、上将是革命军队的高层，他们虽然多数出身贫寒，但多少受了一些教育，或者在军旅生涯中开阔了眼界。开国将军中人数更多的中将、少将群体参加革命时大多是更普通的贫苦青年农民，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很难接触到共产主义思想，主要是被革命战争中兴起的农民运动卷入革命浪潮的，随后又成为革命浪潮的推动者。贫苦青年农民在中国各地普遍存在，哪里的革命浪潮更汹涌，哪里就有可能出现更多的开国将军。十个重点省份、十大将军县都是受革命浪潮影响最深的地区。在总体上敌强我弱的艰险环境中，各地敌我力量对比的差异对革命浪潮走向产生了重要影响。

四、结语

计量史学研究一般不会颠覆既有的定性结论，但可以让历史研究提高到更为精确的定量水平。计量史学也是一个难度较大的研究方向，因为通常来说，自然科学能够在可控的实验室里反复实验，获取精确数据，而历史是过去发生的，既不可控，也无法重复，这给计量史学获取可靠数据带来很大挑战。中国革命的历史过程不仅曲折艰险，而且主要发生于偏远落后的农村，较少留下准确可靠的数据记录，用计量史学方法研究中国革命可以说是难上加难。

如何为研究中国革命找到合适的计量史学视角？笔者认为，鉴于中国革命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而1614位开国将军是武装斗争的典型代表和具体领导者，对这一群体参加革命时间和籍贯的统计分析，或可显示出中共革命浪潮的时空演变过程，进而帮助我们更加精确、深刻地理解中国革命的历史。

第一，北伐战争期间的农民运动对聚集革命力量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毛泽东在调查研究中发现，农民运动蕴含着决定革命胜负的巨大潜力。他兴奋地写道：“目前农民运动的兴起是一个极大的问题。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中国革命史最终证实了毛泽东的看法，中共高级将领很大比例来源于两湖农民运动，其中湖南贡献了204位开国将军，湖北贡献了235位开国将军，湖南平江、浏阳和湖北黄安等“将军县”的贡献尤为突出。这些开国将军参加革命的时间大致就是两湖农民运动兴盛的1926年至1930年。

第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革命运动经历了大范围空间转移和显著波动。由于两湖地区国民党军事力量较强，毛泽东不得不带领秋收起义余部向湘赣边界撤退，后逐步发展到赣南、闽西地区；湖北黄麻起义余部也不得不向鄂豫皖交界地带发展，鄂豫皖红军后来又辗转突围到四川北部。于是，江西（325人）、福建（83人）、安徽（127人）、河南（108人）、四川（99人）成为贡献较多开国将军的省份。不过，这些省份革命兴起的时间晚于湖南、湖北，因此在高级别开国将军中占比较小，大多是少将。各地红军利用国民党各派军队连续混战的机会，在1930年前后快速发展，当年参加革命的开国将军达到最高点329人。但接下来在国民党重兵反复围攻和中共党内“左”倾错误严重危害下，红军在整个南方地区难以立足，1934年革命陷入低潮，当年参加革命的开国将军下降到27人。红军不得不通过长征到北方寻找生存和发展机会，情况特殊的陕甘根据地在危急时期提供了关键的落脚点。

第三，全民族抗战爆发为革命力量发展壮大提供了重要契机。1937年参加革命的开国将军回升到105人，华北地区特别是山东、河北对中共军队贡献很大。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国，这给长期处于劣势的革命力量提供了巨大的回旋空间。北方各省中，山东（88人）、河北（80人）、陕西（63人）的开国将军相对较多，进入十个重点省份之列；山西（45人）略少，排在第十一位。实际上，开国将军统计只能反映华北地区革命贡献的冰山一角。长征到达北方的南方红军只有3万多人，抗日战争胜利时中共的100多万军队主要是在华北发展起来的，在1955年至1965年授衔的中下级军官中，来自华北者应该占比颇高。

综上，中共革命浪潮的时空演变轨迹大致是在“胡焕庸线”以东的人口密集省份迂回画圈。1926年北伐战争起，革命从最南方的广东开始，向北扩展到长江流域，声势浩大的湖南、湖北农民运动是中共创建军队的基础。在优势敌军压迫下，红军转移到江西、福建、安徽、河南等省，并利用国民党派系战争使革命走向复兴。但在敌军反复围攻和“左”倾错误影响下，红军又不得不向西突围到四川等西部省份，最终于1935年至1936年通过长征北上到达陕北，再次找到立足点。全民族抗战期间，中共在华北快速发展，解放战争时期又扩展到东北三省，然后大军南下作战解放了南方地区。新中国成立初期，解放军高级将领多出身南方，中下级干部多出身北方，这是中共革命浪潮先从南向北、再从北向南时空演变的结果。对1614位开国将军参加革命时间与籍贯的统计分析更为精确地展示了这一历史图景。

（原载《中共党史研究》2025年第4期，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