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勋祥：张闻天三场调查研究的背后

中共中央一贯重视调查研究，并在苏区、延安时期、新中国成立后多次号召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中国共产党的重要领导人张闻天，可谓是调查研究的行家里手，一向重视并善于调查研究。

延安时期晋陕调查：“冲破了教条的囚笼”

1941年8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大力倡导调查研究，并设中央调查研究局、中央调查分局、调查研究室等相关机构。

为弥补缺乏实际工作经验的缺陷，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书记处书记的张闻天积极响应中央号召，主动要求到农村去“补课”。他说：“过去（共产）国际把我们一批没有做过实际工作的干部提到中央机关来，是一个很大的损失。过去没有做实际工作，缺乏实际经验，现在要补课。过去的老账，必须要还。”为此，他化名“张晋西”，从1942年1月到1943年3月，率领“延安农村工作调查团”到陕北、晋西北，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调查为主线，进行了一年零两个月的“向着接触实际、联系群众的方向不断努力”的调查研究，史称“晋陕调查”。

张闻天和中央各部门抽调的干部，即张闻天夫人、中央秘书处处长刘英，中央党务研究室雍文涛、薛光军，中央政治研究室曾彦修，中央财委尚明、徐羽，中央研究院马洪、许大远、薛一平等，共10人，组成“延安农村工作调查团”，选择陕北神府县、晋西北兴县、陕北米脂县、陕北绥德县相对具有普遍意义的代表性典型村镇为调查对象，调查抗日根据地农村经济。

1942年1月26日，调查团从杨家岭出发，经延川、清涧，于2月2日到达绥德。2月14日，是农历除夕，张闻天一行到达黄河岸边的彩林村渡口。原打算由此东渡黄河进入晋西北地区，但由于敌人的冬季“扫荡”仍在继续进行，调查团只得返回陕甘宁边区，来到中共神府分委和县政府所在地贺家川，从这里开始了调查研究工作。

2月18日至4月12日，调查团对神府县直属乡贺家川等8个自然村的生产力、生产关系展开了调查。调查团采用分析的方法，将生产力分为土地、劳动力等14个方面，将生产关系分为土地分配、租佃关系等24个方面，进行详细的调查。调查发现，当地生产力水平很低，农民的生活很差，主要吃窝窝、炒面、黑豆糊糊等。贫农在青黄不接的时候还要挨饿，这导致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又将分得的土地典卖。这种情况不利于巩固土地革命的成果。

4月初，张闻天综合调查研究后执笔写成约5万字的《陕甘宁边区神府县直属乡八个自然村的调查》，用翔实材料叙述分析了贺家川等8个自然村的基本情况、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状况等，并在此基础上对农村经济发展的趋势作出了估计。5月18日印就，随后送给在延安的毛泽东以及中共中央书记处、中央党务研究室等。1943年10月，该调查报告公开出版。

4月13日，张闻天带领调查团东渡黄河到达山西兴县开展调查研究。到达兴县调查不久，敌人就对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发动大规模“扫荡”。在紧张激烈的反“扫荡”战斗中，调查团与晋西北党政机关部分人员随敌情变化，自5月中旬至8月中旬，3次疏散到黄河西边神府县境内，在黄河两岸来回奔波。因敌情关系，调查团未能深入晋西北内地，只好入住晋西北区党委驻地碧村对面的任家湾，在碧村及其周围黄河岸边的村庄作调查。

从1942年4月22日至9月10日，调查团深入自然村按户调查，调查了碧村、任家湾、黑峪口、唐家吉、桑蛾、中庄、高家村、西坪、赵家川口、冯家庄、花园沟、柳叶村、碾子村、高家沟等14个自然村的土地问题，重点调查土地租佃情况。张闻天亲自调查了任家湾和碧村，整理出《碧村调查》。7月、8月，张闻天连续召开座谈会，将研究工作引向深入，在阶级关系问题、土地问题、租佃关系问题、村政权工作问题等座谈会上，作了多次重要发言。7月27日至30日作了《晋西北兴县二区十四个村的关于土地问题研究报告》。8月30日至31日作了《村政权及其他》的报告。在报告中，他结合整风运动，指出晋西北同样存在着主观主义、党八股的问题，领导方式也存在三风不正的情况。在此期间他给毛泽东去信，指出了调查中发现的上述问题，毛泽东回电说“对我们工作很有益处”。

调查团离开兴县后转回黄河西岸的陕甘宁边区，从9月26日起开始以陕北米脂县杨家沟村为中心进行调查，米脂县杨家沟是全国罕见的一个地主经济集中的村庄。这个村的地主在山上建有“扶风寨”，大部分地主的宅院都在寨内，共居住了马姓55户大、中、小地主。土地革命时期，这个村的地主正是凭借这个寨子维持了其土地所有制，土地没有被平分。调查团从9月26日至11月21日，调查米脂县杨家沟地主经济。张闻天采用典型调查的方法，对最大的一家殷实地主马维新进行了重点调查。马维新时年57岁，共有土地208块、3524亩。他从18岁开始管理家庭经济，是当地地主集团的代表人物，保存了自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以来近百年的买地、佃地、收租、放债、雇工、经商和日常生活收支等各种账簿。张闻天知道后，如获至宝，让人前去商借。马维新比较开明，把这些账簿全拿出来任凭张闻天他们研究。在算账、调查和访问的基础上，张闻天带领马洪、刘英等进行了更加深入的研究，然后由马洪执笔写出调查报告初稿，交给张闻天反复修改定稿，最终形成了《杨家沟地主调查》报告。报告详尽地分析了马维新兼并土地的活动，包括租佃关系、借贷关系、雇佣关系以及商号经营情况，以翔实可靠的材料说明地租、高利贷、商业盘剥相结合，致农民失地及大地主对中小地主进行弱肉强食的土地兼并的情形。后来，中国、日本、美国学者先后在《杨家沟地主调查》基础上撰写了多本专著、发表了多篇文章。1977年《杨家沟地主调查》还被翻译成日文。

1942年11月21日，张闻天离开杨家沟到米脂、绥德，从1942年12月10日至1943年2月24日，在米脂、绥德作了短期商业调查，并在绥德西郊河川地区和双湖峪地区进行了盐滩、煤窑等工业调查，材料大多未及整理完毕。就在这时，张闻天接到通知要求他立即返回延安，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于是，他和刘英即中断调查，于1943年3月3日返回延安，其他成员继续调查至4月底。会议结束后，张闻天集中精力总结了一年多来调查研究的体会，写成了《出发归来记》。《出发归来记》集中反映了张闻天的调查研究思想。张闻天认为，调查中要诚心诚意抱定当群众小学生的态度，一切不懂的事情都应好好向群众请教。毛泽东看到后，评价说写得很好，并批示中央各位同志都要读一读。

通过晋陕调查，张闻天深刻认识到调查研究的重要性，提出了“调查研究是从实际出发的中心一环”的论断。张闻天写到调查收获时说，自己“冲破了教条的囚笼，到广阔的、生动的、充满了光和热的、自由的天地中翱翔”，“接触实际，联系群众，这是一个共产党（员）的终身事业”。

东北调查研究：为贯彻中央战略方针和适应党的工作重心转移

1945年至1950年在东北工作期间，张闻天为贯彻党中央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和适应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就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的情况展开了一系列调查。

大致以1948年东北全境解放为界，张闻天东北调查可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1945—1948），调查的立足点在于放手发动群众，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为此，张闻天着眼于最大限度地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进行土地改革调查、进行知识分子调查和阶级调查，确立了团结教育知识分子的方针，纠正了土改运动中的偏差，坚持了依靠贫雇农、紧密团结中农的阶级路线。第二个时期（1948—1950），调查主要围绕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包括城市工商业调查、农业合作化调查和经济调查等。

日本投降以后，张闻天主动要求到东北做地方工作，担任中共合江省委书记、北满分局委员。张闻天认为，要实现中央夺取东北的战略决策，必须与东北的实际相结合。他围绕党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和任务开展调查研究。

宁安县（今宁安市）蹲点：“对东北的基本情况做到心中有数”

宁安县位于我国东北边陲，是北满东部一个政治、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和军事要地。日伪统治时期，宁安县是典型的殖民地。日本投降后，宁安县又成了国共双方争夺的焦点。张闻天认为，通过解剖宁安这个“麻雀”，不仅可以解决一个县的问题，还可以透视整个东北，为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打开局面。他说：“有了第一手材料，工作起来就不难了。”1946年，整整一个春天，张闻天蹲点宁安县调查研究，不仅摸清了当地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情况，还了解到不少历史、地理和民俗。

要想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必须解决好农民的土地问题。土地问题解决好了，才能发动广大农民群众，为中心工作服务。张闻天紧扣这个关键，对宁安县的土地关系作了重点调查。调查中，张闻天了解到东北“满拓地”“开拓地”特殊的土地占有状况。这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日本侵占东北期间，先后通过“东亚劝业会社”和“满洲拓殖株式会社”，以低价强行“收买”和无偿没收等形式夺占大量土地。其中，分给日本移民团和日本移民的叫“开拓地”，暂时租给中国农民以待分给日本移民的叫“满拓地”。这种日伪侵占的土地应按规定予以没收，问题在于没收以后归谁所有。根据实际情况，“满拓地”“开拓地”不少是从中国地主手中夺取的，许多地主在土地被夺后又成了土地经理人，继续进行租佃。日本投降以后，他们提出“物归原主”的口号，希图维持和恢复他们的土地占有权。如何看待和处理这种状况，是一个新问题，比较复杂。当时仍执行减租减息政策，只对日伪土地采取没收的办法。基于此，党内有人不主张分配“满拓地”和“开拓地”，认为地主不是特务、汉奸，分他们的地没有根据。张闻天认为，宁安的“满拓地”“开拓地”占全县可耕地的比例较大，从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的大局出发，减租减息的政策对于这里的情况不完全适用，地主提出的“物归原主”更是同党的土地政策和反奸清算政策完全对立。因此，他提出以人口为标准，把“满拓地”“开拓地”分给无地、少地的农民。通过这种办法，宁安县60%的农民分到了土地。宁安县的做法，为东北乃至全国的解放区分配土地提供了经验，得到了中共中央的充分肯定。

张闻天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发动群众，领导反奸清算、清剿土匪、分配土地、建党建政等一系列工作，不仅将宁安县建成了一个初具规模的根据地，而且“对东北的基本情况做到心中有数”，“形成了比较切合东北实际的一套办法”。

知识分子调查：争取东北知识分子参加革命

东北知识分子的政治趋向如何，对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至关重要。当时东北知识分子的情况比较特殊，他们长期受日本的奴化教育和国民党反动宣传的影响，对时局持怀疑和观望态度。不少人还在伪政权或其经济、文化等机构中当过差。如何看待、对待他们，是必须回答的问题。通过大量的调查研究，张闻天认为，东北知识分子虽然受过日本侵略者10多年的奴化教育，有的甚至对国民党有盲目的正统观念，但绝大多数是爱国的。根据这个判断，他对东北知识分子采取了团结教育的政策。实践证明，这个政策符合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方针和东北知识分子的实际状况，对于争取东北知识分子参加革命起到了重要作用。

一是解决了干部严重不足的问题。以合江为例，在张闻天任省委书记以前，全省仅有300名地方干部，且多为县以上领导干部，基层干部奇缺，远远不能适应实际工作需要。张闻天到合江后，挑选了一大批中小学教员、高中生、旧职员等青年知识分子，并通过开办各种学校和训练班，大量培养干部，基本解决了各县基层干部短缺的问题。

二是有利于克服党内对待知识分子的“左”的倾向，更好地保护、团结和争取广大知识分子。当时，在知识分子问题上，东北地区出现了简单地根据知识分子的出身成分来对待知识分子的“左”的错误：不敢使用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的知识分子参加土改工作，拒收地主富农子弟入学，简单地根据知识分子的出身成分在土改和整党过程中无区别地加以洗刷。张闻天在调查研究中纠正了这些偏差。

三是有利于改造日伪技术人员，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张闻天对段宝坤的处理就是其中一个典型。段宝坤是矿业专家，当过几个月佳木斯市的伪市长，但没有血债。对他该如何处理，党内争论很大。张闻天经过调查研究，认为段宝坤的问题属敌我性质矛盾，应从严处理，但从严处理不等于要枪毙，可让其戴罪立功，造福于民。段宝坤深受感动，在双鸭山煤矿工作期间，他既做普通工人，又搞技术工作。在他的带动下，双鸭山煤矿的煤采量大大超过省政府的要求。由于张闻天的正确处理，段宝坤不仅改造了自己，摘掉了汉奸的帽子，还带出一批技术人员。

城市工商业调查：适应党的工作重心转移

1948年6月，张闻天担任东北局组织部部长，同时兼管城市工作。1948年中国革命进入了夺取中心城市、争取全国胜利的阶段，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转向城市。张闻天为适应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展开了调查研究。

张闻天认为，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转向城市的实质是搞经济建设，特别是城市经济建设。要搞好城市经济建设，就必须制定正确的经济政策。而要制定正确的经济政策，就必须首先了解城市的经济状况，特别是经济成分。为此，张闻天首先进行了大量关于城市工商业的调查研究。

1948年，张闻天组织东北局领导下的一大批党政干部和专家参加巡视团，对以城市为重点的东北解放区进行全面调查。通过调查研究，张闻天关于东北多种经济成分的思想逐渐成熟，形成了《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

《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经东北局讨论通过上报中央后，受到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高度重视，并被转发全党，“作为各解放区经济建设的方针”。不久，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报告中对新民主主义经济结构作了如下的概括：“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加上私人资本主义，加上个体经济，加上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些就是人民共和国的几种主要的经济成分，这些就构成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

经济调查：总结先进经验，以指导经济建设

1949年5月，张闻天担任辽东省委书记。随着党的工作重心转移，他更加重视经济调查，常常从大量的典型材料中，总结先进经验，用以指导经济建设。

张闻天实地调查后，要求各县秋收以后要将副业生产作为冬季农村工作的中心。1949年，营口县（今营口市）委发动农民生产自救，大搞副业。经过一冬的奋战，营口县终于战胜了连续三年的灾荒，人民生活得到明显改善。张闻天从营口县的经验中得到启发，亲自到宽甸、营口、桓仁、海龙、凤城等县调查，以拓展地区经济特产的发展空间。他指出，农民经济上升的有80%是依靠副业，应重视副业生产。他还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出路和社会分工的高度指明副业生产的方向。他说，“副业，对于一部分人是可以变成专业的。副业是农村分工分业的开始……这对提高社会生产力作用很大”，表现出对农村经济发展的前瞻性思考。

张闻天还联系东北地区经济建设的特点提出，发展东北地区经济必须发展商品流通，扩大与国内其他地区的经济联系，同时开展对外贸易，打开东北的出海通道。为此，他同辽东省政府主席刘澜波一起，带领省级机关主管经济工作的干部，到营口市鲅鱼圈实地考察建港问题。张闻天认为，营口过去是东方贸易大港，鲅鱼圈又有建立港口的天然条件，这是辽东发展经济的优势。不久，他又在一次长篇讲话中，特别谈到了将来同资本主义国家交往的必要性和必然性，阐述了内地与香港地区打交道的原则。这表明，张闻天已把对外贸易当作发展东北经济的一个战略目标。

张闻天蹲点调查研究后特别重视城市经济建设。他亲自到安东市（今丹东市）蹲点调查研究，根据安东市的实际情况，他指导安东市委制定1949年工作计划时，把领导城市生产建设作为中心任务，特别注意加强对工业生产及财政、金融、贸易的领导。同时，他还强调要贯彻“依靠工人阶级来发展生产”的总方针，把工作重点由街道转向工厂企业部门。张闻天及时总结安东市的经验，用来推动全省城市工作的转变。

张闻天提出要加强科学管理。在对工矿企业的调查中，他发现浪费相当惊人。为了扭转这种状况，他和辽东省委发起了反浪费检查运动。在运动中，他发扬民主，搜集工人的意见。通过对这些意见的分析，他认为造成浪费的原因是领导的盲目自满，其根本原因是缺乏“科学的管理知识”。张闻天将加强科学管理提上议事日程。这些都得到了东北局的高度评价。1949年10月，东北局在批复中肯定辽东省委反浪费检查运动“抓住了公营企业建立经济核算的首要环节”，“给今后企业化的工作打下了基础”。

结合实际进行前瞻性和战略性调查研究。东北作为全国首先解放的地区，最早碰到如何进行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的问题。张闻天根据列宁关于农村合作化道路的基本思想，借鉴苏联和东欧一些人民民主国家建设的经验，对东北地区的各种经济成分和农村合作化的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调查研究，提出了一系列适合国情的理论、观点。这些理论、观点，不仅为新中国成立后制定过渡时期总路线提供了理论依据，而且对提高党内认识、明确革命前途，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张闻天曾语重心长地说：“我党历史上吃过教条主义的大苦头，那时不是从调查研究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入手，制定党的路线、政策和策略，而是拿马列主义的条文来套中国革命的实践，结果跌了跤子；延安整风总结了经验教训，认识了理论结合实际的重要性。所以必须注重调查研究，一切从实际出发。”在他的一再倡导和身体力行的影响下，当时及后来一个时期，调查研究蔚然成风。县以上领导机关几乎形成了一项不成文的制度，即担任领导工作的同志，每年都要抽出一定时间到基层搞社会调查或其他专题调查，以了解情况，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从而使中国共产党的每项政策、措施都比较适合客观的情况，得到群众拥护。

张闻天东北调查的目的明确且集中，即紧紧围绕并服务于党的中心工作。前期基本立足点是放手发动群众， 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后期是为适应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前后目的虽然不同，调查内容也各有侧重，但都是围绕党的中心工作展开。正因为围绕党的中心工作展开，才能结合东北实际，创造性地贯彻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工作中有所建树。

通过这些调查，张闻天揭示了东北经济成分的构成，提出了东北经济建设的基本方针，促进了农业合作化运动和工农业经济的发展。

肇庆调查：从理论上探求治国安邦的规律

1969年10月底，张闻天与夫人刘英一起战备疏散到广东肇庆。在战备疏散期间，他写下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政治和经济》《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内的公私关系》等几篇共8万多字的文稿，这些文稿被学界统称为“肇庆文稿”。

在《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一文中，张闻天写道：“党最容易犯的错误、错误中最危险的和最致命的错误，是脱离群众。这种情况，在党成为执政党以前，固然容易发生；但在党成为执政党以后，更容易发生，其危险性也更大。”在这篇文章中他还指出：“对党和国家机关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经常进行群众路线的教育，民主原则、民主作风的教育，同时要他们经常联系群众，面向基层。”张闻天认为，让领导干部经常下基层，不搞特殊化，才能使党和国家机关的干部不至于高高在上，脱离群众。

1974年2月，张闻天到肇庆市委找到主管工业的领导进行座谈，了解肇庆市工农业的情况。3月至4月，他和刘英一起到广东仪表厂，肇庆通用机械厂、工艺厂、玻璃厂、工农机械厂、塑料厂、木器家具厂、标准件厂调查研究，详细地了解工厂的产值、利润、工人福利等情况。在通用机械厂，张闻天看到办公室门口几张批判厂领导班子搞“物质刺激”“奖金挂帅”等问题的大字报，便把大字报的内容都记在笔记本上。3月9日，张闻天再一次来到肇庆通用机械厂。他告诉厂长，对职工适当进行精神和物质奖励还是必要的，发点奖金符合社会主义分配原则，这是允许的。这极大启发、鼓励了当时的工厂领导。在调查过程中，他记下每一个数字，还要来各种资料阅读分析，向有关人员诚恳请教，询问他们提供的资料是否属实，提出的意见和建议是否切合实际。

调查回来后，张闻天亲自汇总整理搜集到的调查资料。5月，在极端艰难的条件下，论文《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内的公私关系》脱稿。在文中他指出，分配领域应该实行按劳分配原则，反对绝对平均主义。“社会主义的公私关系的基本一致性，在它的按劳分配的原则中表现得非常清楚。你为公劳动得多些，你个人所得也就多些……这种分配原则最能调动最大多数人民群众生产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这已具有了人民群众通过劳动可以先富起来的思想的萌芽。同时，针对当时只关心个人利益与只关心集体利益两种相对立的错误宣传，他在论文中强调，在现阶段，要宣传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的一致性，“个人集中力量为了集体，使集体的力量不断壮大，集体也切实关心个人，使个人生活不断改进，这是社会主义社会高速度发展的一条重要规律”。工人领到工资、农民得到工分之后，政府部门还要做好生活必需品的供应，要解决好交通、住房、文教和医疗卫生等问题，以及考虑“如何实行社会保险和社会保障等问题”。他先后三次到通用机械厂调研，他的主张使厂领导班子顶住压力，根据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重新制定奖金制度，点燃了全厂干部职工的工作热情，产量和经济效益不断提高。在当时情境下，观点鲜明地支持按劳分配，体现了他的卓越远见。

6月至7月，张闻天参观调查肇庆钢铁厂、火柴厂、纺织厂、新华印刷厂等。10月，张闻天参观了肇庆无线电厂、酒厂、饼干厂、甘蔗化工厂、木器综合厂等。他在肇庆参观考察了20多个企业和单位，有些企业他甚至多次去了解情况。每到一个企业，他都对工厂经营管理、经济效益、干部生活、产品供销及工人生活等情况进行详细了解。在市区工厂调查后，张闻天撰写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内的公私关系》，充实了他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研究的资料，其主要观点为后来全党进行的拨乱反正以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方面来起到了先导作用。

在肇庆西区考察时，西区委员会有关领导向张闻天汇报辖区很多居委会都办有多种多样的工业、企业和服务行业，如以家庭为单位的手工业，有加工端砚盒、织草席、编竹篮等。他给予了积极评价，认为这种家庭手工业，既发展了集体经济，减轻了国家负担，又能增加居民收入，解决了一些困难户的生活问题，家务繁忙的居民不用出门也可以工作，方便了居民。他鼓励西区委员会的同志，“要有规划地发展这类家庭工业，做到利国利厂又利家”。当了解到相当一部分人尚未能就业，致使社会上个别闲散人员有盗窃行为，影响到社会治安时，他鼓励说，“你们要大胆地工作，多办些小企业才能解决居民的就业问题，大家生活好了，社会就会安定团结，人民才能感谢我们”。他分析调查得来的素材，指出，单纯把按劳分配这一原则当作物质刺激是不对的，当然，把按劳分配当作资本主义来否定也是不对的。因此，要坚持按劳分配原则而不能背离，否则就不能很好地发展社会主义。

通过肇庆调查，张闻天更坚信只有贯彻按劳分配原则才能改善群众生活。他力图从个别看到一般，从根本上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试图从经济、社会、历史等方面去寻找问题产生的原因，从偶然中寻找必然，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试图从理论上探求治国安邦的规律，这些表现了他作为理论家的远见和胆略。

张闻天的调查研究，为中国共产党一些方针、政策的制定提供了切实可靠的依据，有力地推动了各方面工作的顺利开展。其中的一些观点对于我们今天的改革开放，仍然具有借鉴意义，特别是他注重调查研究的优良作风和调查研究的方法，极具现实启发作用。

 

来源《党史博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