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的民间“彭德怀上书”（下）
在劫难逃的“小彭德怀”
和彭德怀同时上书的张治水是个青年团员，参加过抗美援朝,复员后考上大学。他身处底层，“看见大跃进带来的萧条景象以及各种议论”感到忧心忡忡。他暑假回家时,在火车上遇到一位抱着小孩的妇女,含泪述说他们农村粮食已经没有了，她几天未吃饱,乳汁断了,孩子饿得哇哇直哭。张治水见她向邻座乞讨饼食的情景,“我的心酸了,为什么会造成这样呢?其根源在于中央的指导思想和政策出了问题,在于左的思想在统治着一切”。
于是他“抱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国家有难,匹夫有责的心情”,给毛泽东写了一封长信直寄党中央,另外抄了一份交党支部转送上级党组织。他很清楚此举的可怕后果。“我也知道,这篇文章是很难为人所理解的,触及的都是党的一些根本方针政策问题,连党中央和毛主席都批评起来了。"但他还是下了决心,哪怕“这样做可能给我自己带来更大的不利”,“但对于党和社会主义的祖国总多少会有一点好处的，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庐山会议后,在席卷全国的"反右倾"高潮中,张治水遭到了沉重的打击。他作为“小彭德怀”,成为武汉地区一个重点对象。湖北省委秘书长亲自到华中工学院去召开全院批判大会。自此大大小小的批判会和“辩论会”,不知进行了多少场,特别是反复追问他受了谁的指使,哪些人与他合谋。他说独自写的,但是没人相信。同时各种议论对他也形成巨大的压力，什么“漏网大右派”,“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暗藏很深的资产阶级反革命分子"等等,使他感到无法再活下去。有一天晚饭后走在马路上,他一头撞向一辆大卡车企图自杀。多亏司机及时刹车,才幸免于难。司机大喝一声:“你想找死啊!”强行把他拖开。这时他才清醒过来:“我为什么要去死?我死了不如一条狗，死了只能是一个反革命分子畏罪自杀,成为说不清道不白的冤死鬼。”
他后来回忆说:“这是一次生与死的决斗。此后他决心活下去:“我有老母有妻子有儿子,为了他们我应该活下去,否则他们都会成为反革命的家属，我不能害他们。”而且他“相信历史会做出正确的判断”,所以终于挺过来了。
这一“挺”就是 20年。不但他自己因为背着“政治问题”的黑锅,被打人“另册”,到处遭歧视连他的儿女也都受到株连,想参军或人团都不可能。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张治水的冤案才得到平反,重见天日。
张治水在大学是学机械的。平反后,在一个机械厂担任总工程师和厂长,得以发挥所长。只可惜由于长年在政治高压下备受屈辱,又在十分恶劣的条件下生活和劳动,他的身休已经受到严重的伤害,平反后能施展才华的时间,只有十几年,不久就疾病缠身,如今已经瘫痪在病床上失去意识很久了。
从他给毛泽东的信来看,这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杰出人才。他虽然身处基层,学的是工程技术,但是眼界开阔,对不少现实问题都能提出独到见解,有些看法还很深刻,而且对弱势群体和底层苦难的关怀溢于言表,应该说具有"智者"的眼光和“仁者"的心怀。更加可贵的是,他在反右派运动之后,明知批评共产党将给自己带来多么可怕的后果,但还是把信送出去了，充分说明他具有“勇者”的骨气。智、仁、勇是中华民族传统的“三大德”，在张治水身上可以说集中体现出来了。比如,他当时就断定:人民公社是个“怪胎”应该早日解散。这是多么犀利的眼光,多么大胆的结论!那个时候的中国,有几个人能有这种眼光?又有谁敢说出这样的话?
一个青年学生和许多中央委员的对比
在智、仁、勇这“三达德"里面,论起智力来,中国人绝不比别人差,过去和现在都是这样。但是谈到仁和勇，就另当别论了。
“仁者爱人”。“爱人”是仁的基本要求。可是毛泽东的“斗争哲学"训导了中国几十年,社会通行的美德已经不是“爱人”,而是“整人”、“斗人和“坑人”了。
至于作为“三达德”之一的“勇者不惧”,在当代中国就更稀罕了。按理说,共产党既然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党员就是中国人里最先进的分子,中央委员更应该是先进分子中的精英,足以成为全中国人民的榜样。能够当上中央委员,说明他们的智商绝不会低,张治水所看到的“三面红旗”的问题和社会的惨象,这些"当朝公卿"和“封疆大吏”一定都能看到。然而除了彭德怀等个别人外,居然没人敢向毛泽东反映,更不要说当面诤谏了。本来许多人看到彭德怀的信时,大体都是同意的。但是毛泽东一发话,他们立刻变脸,众口一词批判起彭德怀来了。当时在庐山上的那些中央委员,如果和青年团员张治水比一比,就可以看出谁更具有“勇者不惧"的“达德”。
悲剧能避免吗?
今天的政治舞台上,毛泽东式拥有绝对权威能够独断专行的人,已经没有了。中国的命运已经不会取决于某一个人的生死了。那么,彭德怀或张治水式的悲剧能够避免吗?整个国家因为不能及时纠正错误而陷入危机的局面能够避免吗?回答是不能,因为造成这种悲剧或危机的制度还在。
这种高度集中的权力即垄断的权力,不但能制造悲剧,而且会孕育出制造悲剧的独裁者。至于这个权力的运用者是一个人还是一个集体,并不影响它的性质。
在这种制度下，“官大一级压死人"，有权就有一切,滥权不可避免。德高望重如彭德怀也好，默默无闻如张治水也好，哪怕有再好的建议,都可以被掌权者扔到纸篓里变成垃圾,因为没有一种机制来逼迫掌权者必须接受逆耳忠言,必须接受人民的选择。在这种制度下,某个建议被扔进纸篓还算是好下场,如果被认为对权力构成“挑战”，那就“危害国家安全”了。因为这种制度的掌权者本身“国家”,所以把逆耳忠言看作“危害国家安全”,不但顺理成章,而且易如反掌。
由此可知,产生这类悲剧的根源不在个人而在于制度。
据邓小平说，毛泽东曾清醒地提到这一点，而且说过，独裁者无法无天这种事情,在英、法美这些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
邓小平在1980年曾经专门对这个问题做了一次著名的讲话，并且表示一定要改革这种制度,可惜终其一生也未能实现。转眼间,被称头“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已经去世十多年了,但他生前“设计”的政治体制改革还未提上日程。
不是“挑战”,而是“机遇”
拜改革开放之赐,三十年来中国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是由于政治体制改革停滞不前,腐败已经扩散到整个机体，成为制度性的不治之症。这一点,高层内部有识之士已经有所认识。党内呼吁政治体制改革的声音也一直不绝于耳。不应把这种看作是“挑战”,而应该把它当作难得的“机遇”。抓紧时机,切实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这不是“应天顺人"的“最上上策"吗?
然而人们看到的是什么呢?为了“加强社会管理”,对内的“维稳"经费已经超过对外的国防开支。作为执政者,当然要维护社会稳定。但是用高压来“维稳”,恰恰是加剧矛盾,可以说是“抱薪救火”,在给更猛烈的爆发制造条件。
“殷鉴不远”,就在庐山会议。彭德怀和张治水的信,给执政者提供了一次扭转“左倾"错误的良机,可惜在专断体制下,两人的呼声不能和广大群众见面,不能形成公众舆论,无法通过民主机制变成逼迫执政者必须接受的制度性压力,结果这次能够挽救那场大饥荒的良机,就被毛泽东7月23日的一篇讲话弹到九霄云外去了。
如今,历史又到了一个转折点。“只改经济不改政治”的“中国模式”,已经快要走到尽头。积极稳妥地实现和平转型,走上人类共同趋向的宪政民主的大道,符合全社会的利益,也符合执政党的利益。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声,不管是否被看成“挑战”,实际上都是难得的“机遇"。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清醒的当政者应该是明白的。
(全文完)
来源：九号院时刻，原载《炎黄春秋》2012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