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伟国：“中央文革小组”的兴与衰

文化大革命中出了个很特殊、很恶劣的机构，那就是“中央文革小组”。

01

“中央文革”的出现

到了1966年的5月，伟大领袖挥动了巨手，“文化革命”的纲领“五一六通知”也已颁布，那谁来具体地操作、执行呢？能指望刘少奇他们那一大批当权派么？当然不行。于是，五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刚结束，又一项重大措施出台了，那就是设立“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简称“中央文革小组”或“中央文革”。这个小组名义上是隶属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下，实际上除了最高领袖之外，谁也管不着他们。相反，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的倒台，都是由他们来具体操作的。

1966年5月28日，中共中央下达《关于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名单的通知》（中发[66]281号），全文如下：“中央决定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领导之下。现将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名单通知你们。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副组长：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组员：谢镗忠、尹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姚文元。华北、东北、西北、西南四大区参加的成员(四人)确定后，另外通知。”

对这些成员，具体介绍一下（按1966年8月的职务）：

组长：陈伯达（中央政治局常委）

顾问：康生（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

副组长：江青、王任重（中南局湖北省委第一书记）、刘志坚（解放军总政治部第一副主任）、张春桥（上海市委文教书记）

成员：谢镗忠（总政治部文化部长）、姚文元（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王力（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红旗》杂志副主编）、关锋（《红旗》杂志编委）、戚本禹（《红旗》杂志历史组组长）、尹达（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考古所副所长、历史研究所第一副所长）、穆欣（《光明日报》总编）。

“中央文革”开始的组成人员是以原《五·一六通知》起草小组为基础，去掉了吴冷西，把陈亚丁（总政文化部副部长）换成了谢镗忠，因为谢镗忠是部长。同时把组员里的康生列为顾问，江青、张春桥提为副组长。此外，增加王任重(湖北省委书记)、刘志坚（总政治部副主任）为副组长。

随后公布的四大区参加人员是：郭影秋（北京市委文教书记、人民大学党委书记）、郑季翘（东北局吉林省委文教书记）、杨植霖（西北局青海省委第一书记）、刘文珍（西南局宣传部部长）。

8月2日又增补陶铸（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宣传部部长）为顾问。

5月28日也就作为“中央文革小组”成立的日子。“中央文革”下辖有办事组、接待站、宣传组、文艺组、理论组等，办公地点在钓鱼台14号楼。

02

“中央文革”的起源

“中央文革”的起源，是原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它是在１９６４年７月，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意见成立的，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负责处理有关文化革命方面日常的事情。组长为彭真，副组长为陆定一，成员有中央书记处书记康生、中宣部副部长周扬、新华通讯社社长吴冷西。当时毛泽东对中宣部、文化部的工作已经不满，叫彭真、陆定一、周扬成立三人小组，来加强领导。后来又加上康生和吴冷西，成了五人小组。

但是这个组的组长彭真对毛泽东搞的文化革命不够理解，有抵触。２月３日，彭真在人民大会堂西大厅主持五人小组会议。会后，他指定许立群、姚溱根据会上的意见，整理出一份报告，即《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简称“二月提纲”）。

“二月提纲”提出，在学术讨论中“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这些是和毛泽东谈《海瑞罢官》的要害，以及毛泽东要以此为契机发动一场“文化大革命”思路是不一致的。

这当然引起了毛泽东的强烈不满。３月２８日至３０日，毛泽东接连和康生等人谈了三次话，激烈批评“二月提纲”是在混淆阶级界限，不分是非；中宣部、彭真、北京市委包庇坏人。并说，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组要解散。

4月9日—12日，中央召开书记处会议。会议决定：撤销“二月提纲”，并以中共中央名义另行起草通知，为此重新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起草小组由陈伯达任组长，江青、刘志坚任副组长，康生任顾问，成员有尹达、张春桥、陈亚丁、关锋、戚本禹、吴冷西、王力、穆欣、杨永直。会后报毛泽东和政治局常委批准。在五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后，就在这起草小组的基础上进一步改组成中央文革小组。当然，两者的功能和作用就完全不一样了。

03

“中央文革”的上升期

“中央文革”紧跟毛泽东，几乎是具有带着尚方宝剑那样的至高无上的权力，但在“文革”那样的狂风暴雨中也只存活了三年。这短短的三年中也是起伏颠簸，没过上一天好日子。它的过程大体上可以分为上升和败落两个时期。

在上升时期中，又可分为三个小阶段。

起步阶段。用个不恰当的比喻，可以叫做“创业期”。一开始，在1966年8月初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前，它主要是分管文化教育那方面的事务（又称五界，即：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他们虽然也算是一些高级干部，但也要天天忙于大大小小的具体事务，不停地奔波于各单位之间，甚至可以说是日夜不息。连我们这样的普通学生，有次跑到康生家里说要见他，深更半夜他也得爬起来见我们。由于各级管理机构还在不同程度地发挥着作用，应该说，为了推动极左浪潮，他们的压力也是蛮大的。他们也真是使出浑身解数，出了大力，豁出去拼了。

成熟阶段。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后，它有了“十六条”赋予的权力，小组全体成员列席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逐步取代了中央书记处，成为“文革”的实际指挥机构，披挂上阵站在了“文革”风浪的第一线。十月的中央工作会议，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又使“中央文革”与“刘邓司令部”进行直接的全面的决死对抗。1967年1月12日发出的《给上海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是由“中央文革”起草，而且和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并列联合署名。这就进一步明确了“中央文革”已经是中央的一个组成部分。“毛主席和中央文革”成了无产阶级司令部和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代名词。

当然，斗争是十分激烈、十分尖锐的。不但要和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斗。另一方面，即使在“中央文革”内部，也同样是狂风暴雨。还是在1966年的当年，不到半年的时间，不属于左倾势力的各大区代表，像我们人民大学的郭影秋校长，还有郑季翘、杨植霖、刘文珍，和根底不深的尹达，就被打倒了。到1967年初，连担任顾问的陶铸、担任副组长的王任重、刘志坚，也都相继被打倒。穆欣也在“中央文革”的内部斗争中，从1967年初起逐步失势。

鼎盛阶段。1967年春季极左势力掀起“反击二月逆流”，使“四个老帅”、“四个副总理”陈毅、谭震林、李富春、李先念等，不说被打倒，也是大权旁落、靠边站了。政治局里，委员和候补委员只剩下了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中央文革”不但代替了中央书记处，实际上还代替了中央政治局，完成了以毛泽东的秘书班子取代常规国家权力机构的过程。按照江青的说法，这是“新文革”与“旧政府”的矛盾，而且这个矛盾似乎是“新文革”获得了胜利。他们已经可以到处呼风唤雨，那个戚本禹就两次跑到人民大学来，开大会作报告，指挥和掌控人民大学的“文革”进程。

“反击二月逆流”开始后，中央政治局停止活动。原来在1966年10月“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后出现的由周恩来主持、有国务院副总理及有关负责人参加、处理党和国家大事的中央碰头会，被新出来的中央文革碰头会所取代。其参与人员包括当时中央文革小组全体成员，即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加上中央军委办事组成员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温玉成等列席。碰头会由周恩来主持，中央文革碰头会成为中央文革小组取代中央书记处、中央政治局的特殊形式，也常常成了“中央文革”与周恩来、与林彪系直接对抗的场所。

1967年7月爆发武汉“七二零”事件，王力被“百万雄师”抓去并打伤，算是立了一功。7月25日，为欢迎王力回京，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我们也都去了的百万人集会。此次大会盛况空前，堪比毛泽东接见红卫兵，使“中央文革”的气势达到了顶点。

04

“中央文革”的败落期

有时候，人算真不如天算。就在“中央文革”达到最鼎盛的时候，突然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中央文革”翻车了。毛泽东为了稳住因武汉事件受到冲击的军方势力，在枪杆子和笔杆子之间选择了枪杆子。才一个月的时间，就突如其来抛出了“王关戚”。真的是让我们亲眼看见了清代孔尚任写的《桃花扇》里的那句诗；“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

这之后，“中央文革”的成员只剩了江康陈张姚，尽管还在拼命地上蹿下跳，但显然已力不从心，也很少有专门的单独活动。

没查到以“中央文革”名义进行的最后一次会议。1968年下半年起，他们的工作主要转向“九大”的准备工作，包括撰写政治报告、修改党章等，几乎成了九大的筹备机构。

1969年4月，“九大”召开，“中央文革”的五名成员全部进入了政治局。由此，中央文革小组及中央文革碰头会实际上停止活动。尽管在这之后，还有过几次中央文件的联合署名上留有“中央文革”的名字。在那年7月，中央政治局商议的中央国家机构精简方案中，还保留有“中央文革”，毛泽东也批示“原则同意”。但在随后的实际设置中，并没有“中央文革”的机构名称。这也还是毛泽东的意思，他在那时觉得文化大革命眼看就取得了胜利，“中央文革”的作用已经完成，可以不需要了。1969年3月，在讨论九大文件时毛泽东就说了：“‘中央文革’不要了，是管文化革命的。文化革命快要结束了，用常委。”

可“中央文革”的厄运，并没有到此结束。抛出“王关戚”，并没能稳住林彪一伙，反而使“中央文革”一伙同林彪一伙发生直接碰撞。在林彪没倒之前，倒是不堪忍受江青欺压而倒向林彪的陈伯达，在1970年8月的九届二中全会上被毛泽东点名批评先垮了台。

林彪的垮台，也没能给“中央文革”打上强心针，“中央文革”依然往下坡路滑去。这时，康生已深陷重病，无法参加活动。江青也说：“九大以后，我就是个闲人”。“中央文革”已是名不存、实也亡。

“文革”结束时，盛极一时的“中央文革”成员在台上的只剩了三个：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之后也都被判了刑。死了的康生，倒了的陈伯达，也都受到了严厉的批判。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里说：“对党中央领导机构进行了错误的改组，成立了所谓‘中央文革小组’并让它掌握了中央的很大部分权力。……林彪、江青、康生、张春桥等人主要利用所谓‘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乘机煽动‘打倒一切、全面内战’。”

“中央文革”就是极左势力的打手、鹰犬和走狗，最终落得这个下场是必然的。从“中央文革”的经历和结局，就可以看到文化大革命的经历和结局。

05

“中央文革”的内部斗争

毛泽东为推动文化大革命，起用了江青。却是成也江青，败也江青，成事不足而败事有余。“中央文革”成了她的御用指挥部。她以主席夫人的特殊身份，具有无可比拟的号召力，有一帮走狗打手前呼后拥，为她冲锋陷阵。然而，她却没有起码的修养和素质，心胸狭窄，狂傲无比，动不动就跳脚尖叫，甚至当众动手打人。她打过的最高级别的领导人，这儿就不说了。她对任何人都看不起、容不下。哪怕是对自己忠心耿耿的走狗，也是如此。

就以陈伯达为例。陈伯达从延安时期起，当了毛泽东31年的秘书，跟江青的联系往来也很多。但是江青就看不上陈伯达，觉得他不过是个迂腐的书生。尤其是，他们本来有可能成为儿女亲家的，却反而成了仇家。陈伯达的儿子陈小达，在苏联留学期间就和毛泽东的女儿李敏谈起了恋爱。1958年从苏联归国后，更是到了热恋的程度。陈伯达对这事也是非常的满意。但在最后一刻，由于江青的阻挠，出现了断崖式的破裂。陈小达受到很大的精神打击，工作也受到影响而出了个事故（他是在核工业部）。1960年，陈小达在西便门卧轨自杀，年仅26岁。20多年后，陈小达的生母、陈伯达的第一任妻子诸有仁还在一遍遍地对别人说：“是江青害死了我的儿子”。

就是到了“文革”，对于他们那么关键的时候，江青还在极为放肆地欺负陈伯达，硬是把他逼到了林彪那一边。以至于林彪还没倒，陈伯达在1971年9月13日深夜，就被关进秦城监狱。

再说戚本禹。按说戚本禹在他们几个人里面，对江青是最忠心耿耿、甘当马前卒的了，跟江青的关系算是最好的了。但是，据吴法宪的回忆录里说：“到了十一月，毛泽东本来还想‘争取’的戚本禹也被打倒了。江青本来非常器重和喜欢戚本禹，经常把戚本禹带在自己身边，一起进进出出，还要戚本禹学会游泳、学会骑马、学会打枪等等。戚本禹也把江青当作自己母亲一样看待。可能就因为如此，让戚本禹有点忘乎所以，居然送了一套《红楼梦》给李讷，以至江青怀疑戚本禹对李讷有非份之想。于是，江青就向毛泽东反映，说戚本禹这个人改造不了，也要把他拿掉。毛泽东同意了。”在1968年初，也把戚本禹关进了监狱。

江青和康生是山东老乡，江青的母亲是康生家的女佣，江青的童年是随母亲住在康生家的。到延安之后，康生可以说是成了她的导师，很多政治上的阴谋诡计是从康生那学来的。但就是这样，康生也是憋了一肚子气，到临死，还是举报江青历史上被捕过，有叛变行为。当然，在1981年对江青量刑时，没有算上这一条。

至于张春桥，他的城府很深，对“中央文革”的作为和前景，已经完全失望，却什么也不想说了。林彪事件后，最高领导考虑过由他来替补接班人，但他无意于此，只好去找了那个扶不起来的王洪文。之后，尤其是到了他们的最后一年，他连话也不想说了，非常的消极和颓废。在徐景贤最后一次去北京看他时，张春桥对他说：“有时候，我一整天就说六个字。早晨服务员送来早餐，我说‘谢谢’，中午又是‘谢谢’，晚上也是‘谢谢’。这样，一整天，三句话，六个字，就过去了。”

他和江青之间也已经不和睦了，只是一直隐忍着，没有公开表露而已。

连毛泽东也看不下去了。1974年7月17日，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批评了江青。说：“江青同志，你要注意呢，别人对你有意见，又不好当面说，你也不知道。”“动不动就给别人戴大帽子，不好呢！要注意呢！”这之后，江青也是进退失据，不知怎么弄好。到了“中央文革”的最后时刻，也是毫不作为、一事无成，就知道搞她的样板戏、小靳庄，还多次跑到大寨去。毛泽东病重了，还不肯回来。直到毛病危了，中央紧急通知之下，她才回北京。

像这样的摊子，不用说一打就倒，已经是一碰就倒了。以至于毛泽东还没去世，有人就想对“四人帮”动手了。还是另有人说，再等几天吧，等他不在了，有些话就好说了，也没有几天了。

所谓“四人帮”，也就是“中央文革”最后剩的三个人，和他们的那个马崽。

1981年1月，“中央文革”的实际负责人江青被判处死刑，缓刑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1983年1月减为无期徒刑，后获保外就医。1991年5月14日，她在北京居住地自杀。这就是一个死心踏地又极为猖狂的反革命分子的下场。

来源：新三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