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我为什么要反复谈论文革

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中国五千年的历史上一场空前的大灾难，这一点现在几乎没有人敢反对了。我个人认为，我们眼前的首要任务，不是追究哪一个人或哪一些人的责任或者罪行，而是不要放过这个千载难遇的机会，研究一下它产生的原因，真实公正地记录下它发展的过程，给我们后世子孙留下一点难得的经验和教训，使我们这个伟大的民族不要再蹈覆辙，不要再演出这样骇人听闻的悲剧。我认为，这是我们这些亲身陷入这场浩劫的人们的不可推卸的责任。

我现在痛苦地发现，浩劫结束才不过二十来年，今天再同年轻人谈到浩劫中的一些真实的情况，他们竟瞪大了迷惑的双眼，认为我们是谈“天方夜谭”，是“海客谈瀛州”，他们决不相信的。在另一方面，许多真正蹲过牛棚，受过迫害的人们，由于自然规律的作用，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他们记忆中那些极可宝贵的经历，特别是受迫害的经历，随着他们的消逝而永远消逝了。这是我们民族的损失，绝不是个人的问题。

照这样下去，随着时间的推移，走的人越来越多，消逝的记忆也越来越多，再过上十年八年，这一场空前的悲剧真会变成了“天方夜谭”。我们许多人的血白流了，性命白丧失了，应得的教训白白放过了。说不定到了什么时候，气候和环境一旦适合，这一场惨绝人寰的悲剧又会在我们神州大地上重演。

就是由于这个原因，出于这样的考虑，我出版了我写的《牛棚杂忆》。我的主要论点是：不管是打、砸、抢者，还是被打、砸、抢者，我们基本上都是受害者。前者是糊涂油蒙了心，做出了伤天害理的恶事。后者是在劫难逃，受了皮肉之苦，甚至丢掉了性命。我自己属于后者，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是自己跳出来的，结果一下子就跳进了牛棚，险些把小命丢掉。然而我却一直到1976年“四人帮”垮台，还在拥护“文化大革命”。这不也是糊涂油蒙了心吗？

一个人，一个团体或组织，甚至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犯点错误，是不可避免的。关键是犯了以后怎样对待。对待之方，不出两途：一是掩盖，一是坦率承认。前者文过饰非，讳疾忌医，结果往往是自食其果。到了以后某一个时候，旧病复发。轻则病魔缠身，不能自脱；重则呜呼哀哉，终天抱恨。我个人认为，聪明人，还有点良心的人，或组织或国家民族，应采取后者的态度。中国古人说：“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蚀，人皆见之。”蚀过之后，天日重明，决无损于日月之光辉。

“文化大革命”既然已经发生了，就无法不承认这个事实。在这里，有两类人至关重要：一类是害人者，一类是被害人，那一群广大的旁观者是怎么想的，怎么看的，就应该排在次要的位置上了。对那些害人者也应该区别对待。绝大部分是由于糊涂油蒙了心而害人的，在某种意义上来讲，他们也是受害者，这一点我在上面已经说过。对这种人，我只期望他们反躬自省，这对于他们今后的做人会有极大的好处的。但在害人者之中有一小撮人则应另当别论。这种人挖空心思，采用一些极其残酷的匪夷所思的手段折磨别人，比医学上所谓“迫害狂”还要厉害百倍千倍，说他是畜生，是抬高了他们，他们应当位居畜生之下。

当年我在德国曾参观一个法西斯集中营，一位当年的“犯人”而今天是幸存者的告诉我们说：“一位法西斯看守人员，每天晚上必须亲手枪毙一个‘犯人’，陈尸床下，他才能在醉醺醺中睡去，否则就睡不着觉。”中国十年浩劫中那一小撮折磨人的人，同这个法西斯有何区别？畜生能干得出这样的事来吗？

然而，这一小撮人，虽然当年被划为“三类分子”，而今却一变而飞黄腾达，有的竟官居要津了。难道说，这些人不是我们社会主义社会潜伏的癌细胞吗？要这些人拿出良心来写一点当年折磨人迫害人的实际行动和心理状态，如果他们写了，会给我们子孙后代留点极其宝贵的遗产；然而，这是与虎谋皮、戛戛乎难矣哉！

现在，我们只能寄希望于那些受害者了。这些人是“童子何知，躬逢胜饯。”他们有幸成为这一场空前的、千载难遇的悲剧的参与者。其中有一些“自绝于人民”者，无从追踪了。我们这一些厚着脸皮活下来的人，绝不应当错失良机，无所作为，否则就对不起这个上天的恩赐。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应当像在本文开头时所说的那样，真实、公正、平允、客观地写下我们当年的遭遇，给后世子孙留一点极可宝贵的、千金万金难买的教训，杜绝这样悲剧的再发生。

前不久，我发表了我的《牛棚杂忆》。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在极短期间竟成了一部畅销书，同一些明星、名主持人、名演员的书共同陈列在街头、巷尾、地铁、车站的小书摊上，“世间多少伤心事，到处听人说牛棚。”找我签字者络绎不绝。我舞笔弄墨一辈子，原来我并没有特别垂青于《牛棚杂忆》，写的时候也是颇为随便的。可是最近听人说，我写到《牛棚杂忆》，就达到了光辉的顶点，今后大概不会再有了。

我曾苦口婆心地劝说我的“棚友”们写下自己的经历，然而言者谆谆，听者藐藐，我感到极大的失望。现在“棚友”马识途同志的《沧桑十年》就要问世了。马识途“棚友”的经历同我是不同的，他是老革命，是著名作家。他在牛棚中的经历，同我大同而小异，殊途而同归。他肯写出来，对我来说，实如空谷足音。我翻看了他的原稿，觉得他的写法同我不完全一样，他写得更详尽，更质直。但是我们的目的却完全一样，是我们留给后代的最佳礼品：它带去的不是仇恨和报复而是一面镜子，从中可以照见善和恶，美和丑，照见绝望和希望。它带去的是对我们伟大祖国和人民的一片赤诚。是为序。

                                                                                                                         1998.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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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文至此，不妨让我们一起回顾一下季先生关于文革的四大天问，看看有没有震聋发馈的功效。

01 文革结束，吸取教训没有？没有，一点都没有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十六七年以来，我一直在思考有关这一次所谓“革命”的一些问题。首先是：吸取了教训没有？

世人都认为，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既无“文化”，也无“革命”，是一场不折不扣的货真价实的“十年浩劫”。这是全中国人民的共识，决没有再争论的必要。在这一场空前绝后（我但愿如此）的浩劫中，我们人民在精神和物质两个方面所受的损失可谓大矣。这一笔账实在没有法子算了。不算也罢。我们不是常说，寻求知识，得到经验或教训，都要付出学费吗？我完全同意这个看法。可是，我们付出的学费已经大到不能再大的程度，我们求得的知识，得到的经验或教训在哪里呢？

我的回答是：没有，一点也没有。

我个人一向认为，“十年浩劫”是总结教训的千载一时的好机会，是亿金难买的“反面教员”。从这一个“教员”那里，我们能够获得非常非常多的反面的教训；把教训一转化，就能成为正面的经验。无论是教训还是经验，对我们进一步建设我们伟大的祖国，都是非常有用的。

可是，我们没有这样干，空空错过了这一个恐怕难以再来的绝好机会。

02 “文革”过去了没有？“文革”并没过去！

有些人说：“文革”已经过去了，可以不必再管它了。因此，我思考的其次一个问题是：“文革”过去了没有？

我们是唯物主义者，唯物主义的真髓是实事求是。如果真想实事求是的话，那就必须承认，“文革”并没有过去。虽然。从表面上来看，似乎已经过去了。但是，如果细致地观察一下，情况恰恰相反。你问一问参加过“文革”，特别是在“文革”中受过迫害的中老年知识分子，如要他们肯而且敢讲实话的话，你就会知道，他们还有一肚子气没有发泄出来。

今天的青年人。情况可能不同。他们对“文革”不了解，听讲“文革”，如听海外奇谈。我觉得值得忧虑的正是这一点。他们昧于前车之鉴，谁能保证，他们将来不会干出类似的事情来呢？

至于中老年受过迫害的知识分子，一提“文革”，无不余怒未息，牢骚满腹。我不可能会见百分之百的这样的知识分子。但我敢保证，至少绝大部分人是这样子。至于为创建新中国立过功而在“文革”中遭受迫害的老干部，他们觉悟高，又能宽洪大度，可能同知识分子不同。我接触的老干部不多，不敢乱说。但是，我想起了一件小而含义深远的事儿，不妨说上一说。“文革证明了‘士可杀亦可辱。’”

记得是在1978年，全国政协恢复活动后，我在友谊宾馆碰到一位参加革命很久的、在文艺界极负盛名的老干部，“文革”前，我们同是全国政协社会科学组的成员，十多年不见，他见了我劈头第一句话就是：“古人说:‘士可杀，不可辱。’文革证明了:‘士可杀亦可辱。’”说罢，哈哈大笑。他是笑呢，还是哭？

我却一点也笑不起来。在这位老干部心中，有多少郁积的痛苦，不是一清二楚了吗？有这种想法的，决不止这个老干部一人。我个人就有这样的想法。而且，我相信，中国的知识分子，也就是古代的所谓“士”，绝大部分人都会有这种想法。“士可杀，不可辱”，这一句话表明了中国自古以来就有这种传统。我们比起外国知识分子来，在这方面更为敏感……

领袖崇拜。我从前是坚决反对的。我在国内时，看到国民党人对他们的“领袖”的崇拜，我总是嗤之以鼻。这位“领袖”，“九一八”事件后我作为清华大学的学生到南京请愿时见过，他满口谎言，欺骗了我们。后来越想越不是味儿。

我的老师陈寅恪先生对此公也不感兴趣。他的诗句“看花愁近最高楼”，可以为证。后来到了德国，正是法西斯猖獗之日。我看到德国人，至少是一部分人，见面时竟对喊：“希特勒万岁！” 觉得异常可笑，难以理解。我认识的一位不到二十岁的德国姑娘，美貌非凡。有一次她竟对我说：“如果我能同希特勒生一个孩子，那将是我毕生最大的光荣！”我听了真是大吃一惊，觉得实在是匪夷所思。我有一个潜台词：我们中国人聪明，决不会干这样的蠢事。

03 受害者们，舒愤懑了没有？回答：没有！

这个问题十分容易回答。根据我上面的叙述，回答只有两个字：没有！

要谈清楚这个问题，还要从回顾过去谈起。远居海外的华侨，亲身感受到解放前后自己处境的剧烈变化。爱国的华侨，现在爱国热情蓬勃激荡，为此前所未有。华侨中青年人纷纷冒万难回到了祖国。然而，曾几何时，情况变了，极“左”思潮笼罩一切，而“海外关系”竟成诬陷罗织的主要借口。

海外归来的人，哪里能没有“海外关系”呢？这是三岁小儿都明白的常识。然而我们的一群“左老爷”，却抓住这一点不放，什么特务，什么间谍，这种极为可怕的帽子满天飞舞。弄得人人自危，个个心惊。到了“文化大革命”，更是恶性发展。多少爱国善良的人遭受了不白之冤！

被迫害而死的不必说了。活着的也争先恐后地出走。前一个争先恐后地回国，后一个争先恐后地离开。对比何等地鲜明！留在国内的知识分子和被迫离开的知识分子，哪一个人舒过愤懑呀？不把自己的愤懑舒发出来。我认为，这不是一个正常的现象。其中蕴含着一些危险的东西，不利于我们祖国的胜利前进。

04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什么能发生？

兹事体大，我没有能力回答。有没有能回答的人呢？我认为，有的。可，他们又偏偏不回答，好像也不喜欢别人回答。窃以为，这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应抱的态度。

如果。把这个至关紧要的问题坦诚地、实事求是地回答出来，全国人民，其中当然包括知识分子，会衷心地感谢，他们会放下心中的包袱，轻装前进，表现出真正的安定团结，同心一志，共同戮力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岂不猗欤休哉！

我们既不研究，“礼失而求诸野”，外国人就来研究。其中有善意的，抱着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说一些真话。不管是否说到点子上，反正真话总比谎话强。其中有恶意的，怀着其他的目的，歪曲事实，造谣诬蔑，把一池清水搅混。虽然说“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但是毕竟不是好事。何去何从？我认为是非常清楚的。

来源：九号院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