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敏：六十年前两封信

我今年79岁。60年前，是长治太行中学高中三年级学生。正在紧锣密鼓地准备考大学，文革爆发，高考停止。让我与向往已久的大学生活失之交臂。后来虽然当了教授，但没有读过大学，成为一生的遗憾。和我同一代的许多老三届，也有同样的人生遗憾。中国大陆从废除高考，到恢复高考，长达十一年，是中国当代史上永远的痛。

六十年前停止高考，固然是国家的决策，中学生也不是完全被动的角色。最有影响的是北京两所中学的高三学生撰写的两封信。

第一封信，署名“北京女一中高三（四）班全体同学”，写于1966年6月6日，全文如下：

亲爱的党中央，亲爱的毛主席：

我们是北京女一中的高中毕业生。我们满怀革命的激情，给您写信，是想表示我们彻底闹革命，彻底砸烂一切旧教育制度的决心。

随着世界革命的发展，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逐步深入，我们越来越感到：我们这一代青年的的确确是中国革命、世界革命继往开来的极其关键的一代。

我们深刻认识到，现行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制度，是旧科举制度的延续，是为资本主义复辟服务、培养修正主义分子、资产阶级精神贵族的工具。它分数挂帅、政治靠边，引导青年钻书本、不问政治，走白专道路；它歧视工农、革命干部子女，维护重点学校特权；它阻碍青年与工农结合，破坏德智体全面革命化发展。

我们坚决要求：立即彻底废除旧高考升学制度！

高中毕业生先到工农兵群众中劳动锻炼，取得思想合格证书！

大学招生由党按照政治表现、阶级成分统一推荐选拔，学生无条件服从国家分配！

我们决心不走资产阶级升学老路，永远跟着毛主席，做无产阶级革命青年！”

第二封信署名“北京四中全体革命师生”，执笔者是北京四中高三（五）班学生，写于1966年6月10日，全文是：

我们热烈拥护北京女一中废除高考的革命倡议，这是伟大革命创举！

现行高考，是新科举枷锁，是滋生修正主义、精神贵族、高薪阶层温床：只看分数、不讲政治，助长个人奋斗、名利至上；背离阶级路线，排挤工农子弟，压制革命积极分子；束缚青年思想，阻碍教育革命与文化大革命。

我们庄严宣告：高考不作彻底改革，没有党中央、毛主席命令，我们坚决不进考场！誓做工农兵革命青年，决不当资产阶级大学生！

我们倡议全市师生：立即废除高等学校入学考试制度，毕业生下乡进厂劳动锻炼，以政治思想为先选拔升学；全面推行半工半读、半农半读，坚持教育为工农服务，优先选拔工农兵、革命积极分子进入大学！

我们打碎的不只是考试，更是几千年文化枷锁、修正主义根基！

永远紧跟毛主席，走与工农相结合道路！

 

数日后的1966年6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了《决定改革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办法，并决定将一九六六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推迟半年进行的通知》。

1966年6月18日“通知”和那两封信，在《人民日报》发表。高校招生不是推迟半年，而是停止四年以上。高考则停止11年之久。

对于这件事，当事人孔丹曾经回忆：“关于北京四中高三（5）班和女一中高三（4）班给中央写信要求废除高考的事儿，是文革初我经历的第一件大事。说起来，这又是高干子弟得风气之先的例子。四中高三（5）班就是我们班，是薄熙永先听到消息，知道了1966年的高考可能要停下来。当时，我们还都在积极准备高考。我们有个数学老师叫周长生，有天在他家里给我们补课。参加补课的人有我、薄熙永等几个干部子弟。周长生老师主要给我们讲一些历届高考题里的难题和刁题。补课当中，薄熙永把这个消息讲了出来。他说：‘现在中央有这个决心，咱们是不是也要表示一下、呼吁一下呀？咱们争取主动啊。干脆发起废除高考的倡议，中央一定会接纳的。’我也同意了。”

还有文章披露，四中这封信托初二学生刘源，送到了刘少奇的案头。当时刘少奇在北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孔丹表示，女一中那封信是怎么写出和送上去的，他“不清楚”。我也查不到当事人的相关回忆。

两封信的发起者和执笔者，都不是高中生里的平民子女。薄熙永和孔丹的父亲都是高级干部，女一中的情况可能差不多。他们近水楼台先得月，早于一般学生了解毛泽东与毛远新、王海容的谈话精神，知道高层要改变现行教育秩序的意向。于是主动出击，在汹涌的革命大潮中占得先机。或许，他们的学业也很优秀，参加高考也能顺利进入名牌大学。但是，争做革命接班人对他们来说，更为重要。于是，发出轰动舆论的两封信。和他们改造旧世界的气概相比，张铁生七年后的行为，不过是在考卷上发点小小的牢骚罢了。

当然，没有北京女一中和男四中这两封信，1966年的高考也会因另外的契机废止。废除高考11年，从根本改变了整整一代人的命运，在世界教育史上空前绝后，导致我国在一个相当长的阶段，出现了人才的断裂和缺失。历史的重责，当然不能压在几个写信的中学生头上。然而，不论受到某种貌似崇高的理想盅惑，还是为了迎合上意，出于实际的考虑，结果都是给一代人挖坑。已到垂暮之年的“老三届”，对这个历史教训，还是不应回避吧。

来源：丁冬小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