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 颐 ：技术·跨文化·权力：黑体字风雨录
据2026年3月10日新京报记者裴剑飞报道，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广播电视台融媒体中心首席主持人印海蓉建议推动制定“屏幕显示用汉字字体”的国家标准，并确立宋体作为屏幕显示的主流或推荐默认字体。她认为公众对目前电子设备上广泛使用的“等线黑体”认知度较高，严重的是“像黑体这类无衬线字体的设计源自西方，遵循的是西方的审美和文明标识。而真正能代表中国原生书法传统和文化精髓的字体，如宋体或楷体，在调查中的认知度和使用率却较低，尤其在年轻人中。”她告诉记者：“这个问题之所以几十年都没有被关注到，是因为它很隐蔽，但它对文化传承的侵蚀是渐进且深远的。汉字不仅是书写交流的工具，更是中华文明的精神标志，承载着丰富的审美内涵和教化功能。如果在数字时代，其地位和功能被源自西方的等线体主导甚至误导，将不利于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也不利于增强中华文明的传播力与影响力。”
一、黑体字产生
黑体字进入中国，确实只一百多年的历史，一直有美术、设计专业人士研究其准确的时间和传延过程。我国学者主要有两种主要不同说法，一些学者将中国印刷黑体字的起源直接或间接地归于西文无衬线体的影响。但湖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的李少波先生在《中国黑体字源流考》一文中经过详细资料爬梳整理和研究考证，提出不同意见。他认为在近代汉字印刷技术革新的领域，最为活跃的确是一批西方的传教士，直接参与到汉字活字的创制过程中，极大地推进了晚清印刷字体的技术发展，但为了便于中国人阅读、接受，他们创制活字形所使用的都是本土流通广泛、美学形式已然成熟的宋体，因此基本可以推断他们与印刷黑体字的创制没有关系。当然必须承认、肯定他们从技术层面上改造和推进了汉字铅字工艺，为印刷黑体字的产生做了技术上的准备。中国印刷黑体字源自日本哥特字体是学界存在的另一观点，这也是获得较多认同的一种观点。在 1981 年出版的《中国印刷年鉴》记载：从1869 年美国长老会传教教士姜别利（William Gamble）在日本向本木昌造传授电镀法生产汉字铜模之后，中日两国在近一百年的时间里，相互交流铜模和铅字，日本向中国出口明朝体和黑体，中国向日本出口楷书体（日本叫“清朝体”）和仿宋体；当然两国也自造进口的字种。20 世纪 50 年代的前期，《人民日报》用的宋体铅字铜模，仍然是中国印刷物资公司通过渠道进口日本的。直到中日两国分别实行了各自的简化字方案，才结束了多年来两国共用同一铅字字体的局面。“这段文献佐证了一个史实即：中国曾经进口过日本的哥特体铅字，并以此自创了黑体字。”哥特体最早出现的时间是明治十七年（1885 年），比商务印书馆黑体字出现的时间（1910 年）早了 20 多年。日本哥特字体以两种最为著名：一为筑地式，即筑地活版所所制；一为秀英式，即秀英舍所制。商务印书馆创办后不久即收购了修文书馆，此印馆正是东京筑地活版制造所在上海的分支机构，其主要职能是承接中国的印刷业务，同时销售筑地活版制造所的活字及其他的材料。故商务印书馆实际上是接受其完善的印刷机械设备和技术。日本著名印刷公司金港堂想在中国拓展事业，委托在上海三井商行在上海考察投资。后经人介绍，最终于1903年由金港堂出资 10 万与商务印书馆合股，商务印书馆的技术获得了迅速提升。在合资的这段时间中，商务印书馆除了多次从日本聘请印刷专家到中国传授技艺外，也派人到日本学习印刷技术。由在合资的这段时间中，商务印书馆除了多次从日本聘请印刷专家到中国传授技艺外，也派人到日本学习印刷技术。商务印书馆的领导者夏瑞芳、鲍咸恩、鲍咸昌、张元济等人甚至多次亲赴日考察及购买设备。1908 年，神田印刷所在东京印刷的《中国经济全书》在中国发行，中间就有使用到哥特字。在商务创制黑体字之前，日本的哥特字就已经在中国出现。
通过对清末民国期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各种书籍杂志的详尽比对，李少波发现：“印刷黑体字最早出现在该社 1910 年 12 月出版的《东方杂志》中，在‘东方杂志之大改良’这则以文字为主的整页广告中出现了从‘一’到‘五’的黑体中文数字，这也是中国最早的印刷黑体字。”次年，《东方杂志》广告页中出现了商务最早的美术黑体字。中华书局的出版物中，最早出现印刷黑体字的则是 1916 年出版的《清朝全史》一书，但仅应用于标示章节数。商务印书馆与日本印刷界如此频繁而紧密的交往，工它的印刷黑体字明显受到日本哥特体的影响和启发。
为了确定商务印书馆的印刷黑体字受日本哥特体的影响究竟有多大？李少波从商务出版的书刊中提取了部分印刷黑体活字字样，并将其与筑地明治三十六年（1903 年）的哥特体字样进行比对，发现两款字之间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一些细方面仍保留了中国书法的特点。这些差异说明商务印书馆的黑体字与哥特体之间虽有关联，但并非直接搬用，而是经过了自己的改良，使得印刷黑体字从一开始就具备了区别于日本字的“中国特性”。
作者认为黑体字的产生、传播过程说明：“当时整个中华民族深刻自省，虚心向日本及西方列强学习，以图自强，中外之间的技术与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在这个特定历史维度中，黑体字无疑可以看作是近代中国由封闭走向开放自新的一个缩影。”从技术上看，得益于 19 世纪传入的西方近现代活字技术，新技术逐渐融入汉字体系，在取代传统雕版印刷技术成为主流印刷技术的同时也将机器美学的特征带入到字体当中，为汉字的字体设计创新作了充分的准备。从形式上来看，主要受西文无衬线体与日本哥特体的影响，其中尤以日本哥特体的影响最为重要。当然，“除了异质文化的影响，黑体字的产生也受到传统字体美学的制约，具体而言是受到宋体字的影响。这些隐藏在黑体笔画之间的微小特质却精妙地传递出传统美感，让我们感受到传统字体美学的巨大力量。”
二、权威象征
谁也想不到，1910年商务印书馆的《东方杂志》首用黑体字半个世界后，“黑体字”在“那个年代”的十年之中，突然金光四射气焰万丈，成为最高权威的象征。
黑体字为何几乎在一夜之间突然具有如此“神圣”的非凡地位？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的研究人员赵鹏、王永魁在《“文化大革命”时期领袖语录专用字体的演变》揭开了这个秘密。
1967年1月1日，这一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同时刊登社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二者虽然选用了不同的字体来排正文，《人民日报》用楷体，《红旗》杂志用宋体，但在引用毛泽东的语录时，都用了黑体字。同一天的《解放军报》也刊登了《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群众运动推向新阶段使我军真正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社论，其中“语录”同样用黑体字。《解放军报》大约从1967年1月5日起，《人民日报》从1月24日起，《红旗》杂志从第 2期起，凡出现毛泽东语录必用黑体字。此后十年之久，在各种出版物上，这种字体却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等领袖人物的语录所独享。有时为避讳，将带有贬义的“黑”字而将这种字体称为“粗体字”。黑体字所特有的粗直笔画与宋体字相比更具力量感，更引人注目，于是从原来主要是标题用字向正文用字扩延，独享字体权威。著名杂文家牧惠当时在《红旗》杂志社当编辑，他回忆说编辑对文章经常会有所删节：“当编辑的，同样存在一个‘感情问题’，谁也不愿意在这个最最敏锐的领域里获罪，于是，宁可删去那本来不多的作者的几段话，也不敢删掉哪怕一条与说明的问题其实无关的语录，那时又正好时兴凡经典作家的语录都排成黑体字，那结果，就是版面上黑压压的一大片。样子是颇为壮观的。”
为了规范领袖语录的引用，《解放军报通讯》1970年第6期刊载的《关于如何准确地引用毛主席语录和林副主席指示的几点意见》指出：由于毛泽东语录是排黑体字的，所以可以不加“毛主席教导我们”之类的话，“但引用马、恩、列、斯的语录，一定要加上‘马克思说’或‘恩格斯说’……以免与前后都不加‘毛主席教导’等字样的毛主席语录相混同”。黑体字几乎成了“最高指示”的代名词。
三、回归寻常
“文革”结束，《人民日报社》多次上交把报纸上领袖语录的黑体字改成普通字体请示报告，但字体问题依然是一个敏感的政治问题，均未获准。
1978年3月18日，邓小平出席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并讲话，讲话中引用了毛泽东“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等领袖语录。会间休息时，邓小平对国务院副总理方毅说：在这次会议上的讲话和报告中引用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主席的语录，在报纸上发表时不要再用黑体字。在场的新华社记者随即请示方毅：其他文章中的语录是否也照此办理？方毅说：此事由新华社报告中宣部再请示邓副主席后执行。19日，在新华社总编室就这一问题给中共中央宣传部写的报告上，邓小平在报告上批示：“我赞成”。
3月21日的《人民日报》尚有黑体字语录存在，但22日全文刊登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时，便按照邓的要求，十数年来领袖语录第一次没有使用黑体，同一天刊登的其他文章、报道，领袖语录也都“辞别”了黑体字。当天《解放军报》刊登的邓小平讲话同样没有将语录变成黑体字。但与《人民日报》不同的是，该报其他文章中领袖语录仍是黑体字。1978年3月23 日，中宣部发出了“中央宣传部关于今后报纸、刊物、图书文件引用马、恩、列、斯和毛主席语录不再用黑体字的通知”。从23日开始，《解放军报》也不再使用黑体字语录了。1978年4月，教育部下达了“关于教材中引用马恩列斯和毛泽东语录字体问题的通知”，不再要求用黑体字把这些语录特别标识出来。
至此，十余年“语录黑体”终于回归寻常，不再是权威的象征。百余年间，黑体字的产生传延、跌宕起伏和荣辱升沉，与技术引进、跨文化交流、政治走向紧密相连。字体背后，是一部丰富生动的文化史、经济史、社会史和政治史。
来源：雷颐穿越古今
